送你一颗子弹

编号:E29·2120514·0884
作者:刘瑜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本:2010年1月
定价:25.00元 当当15.10元
ISBN:9787542631664
页数:339页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刘瑜,其实审视的一切都戴上了政治的标签,将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也许是要把政治消解在当下生活中,“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这本2005—2009年左右生活里点点滴滴中,刘瑜感受到了“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的人生百态,而这样的人生百态或许和知识无关,但一定是和智慧有关,在《渊博的人》中,她就“邪恶”地提出了“知识智慧负相关论”:“渊博的人往往不需要很讲逻辑就可以赢得一场辩论,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地通过例证来论证其观点,而大多数不那么渊博的人都因为无法举出相反的例子而哑口无言,以至于渊博的人的逻辑能力得不到磨练,但事实上,例证并不是一种严密的科学论证方法。”


《送你一颗子弹》:和现实隔着一个薄荷时刻

我认识一些渊博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生物。——《渊博的人》

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第一句,等于是刘瑜在书中的第一个宣言,《送你一颗子弹》的“你”是不是就是那些“渊博”的人?是不是就是“另一种生物”?或者是不是那些“对罗马史都很有研究,对每一种农作物的起源也如数家珍,经常探讨的问题包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只到底有多大’,以及‘下一场科技革命究竟会发生在什么领域’,对‘三国’‘水浒’‘红楼梦’里面的谁跟谁通奸,那搞得简直是一清二楚”的那些人?一颗子弹的作用在刘瑜看来,足可以射杀这个群体,对“另一种生物”的不解、疑惑,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生物间的仇恨。其实,对于刘瑜来说,对“渊博”的批判一定可以走向和自己身份的相反方向,因为,“我只是人类而已”。

生物和人类,这种指称划分本身就含着对于知识的人为的类别区分,作为政治学博士和剑桥大学讲师,刘瑜的身份本身就是构筑了一种知识的高度,这种高度是把她划分在普通人或者普通女人之外,或者叫做“女知识分子”,这种对身份的划定渗透着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作为一个‘女知识分子’,我当然要经常看非常高深的书,参加高深的回忆,跷着高深的二郎腿,皱高深的眉头。(《逃避自由》)”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身份的代表,为身份活着,也必须做和身份相符的事情:“人们指望我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还指望我对1492年这一年的历史意义侃侃而谈。(《渊博的人》)”也就是说,在他人的世界指称着一个自我的世界,用知识构筑起的身份帝国总是有着非人类的理性,而成为另一种“渊博”的生物。但是对于刘瑜来说,是否定的,也是在逃避中,对于刘瑜来说,自我界定反而变得宝贵,“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收银员,或者清洁工,或者餐厅服务生,或者大公司的前台接待员。”取消“女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就是取消知识的禁锢,取消理性取消应该的意义,“一个非体制内家庭里的乖乖女,一个愤青,一个为成功奋斗的留学生,一个坐冷板凳的学者”(《乱》),在这一系列身份属性的背后,却是一个“乱的角色”,也就是说,刘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七年之后》)”如果这是颠覆,那一定是刘瑜对于那种他人“指称体系”的颠覆,对于“知识体系”的否定,是自我的松绑,或者也可以理解她的八年留学生活就是一场“逃离行为”,还原自己,还原角色,还原身份,还原一个女人的喜怒哀乐。

在异国他乡,一定是文明的撞击,一定是观念的碰撞,也一定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的人生旅行,不管是哥大还是哈佛,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刘瑜的“自由之途”上也到处是“他人即地狱”的风景,在那里,有像“马克思一样的老头”,有“路灯下举着圣经高喊哈利路亚”的黑人,也有“对着我手淫的年轻男孩”。在知识渊博的生物之外,这些“他人”的到来则是完全打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类世界,那个叫查尔斯的人,会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而他“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的境况只为自己的某种信念;或者,还有“请在你的房间里,耐心地,等死”的斯蒂夫,他们呈现着那种几乎疯狂的举动,而对于“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的人生旅行来说,一定是触及了内心那根反传统的神经。

其实,对于刘瑜来说,她的骨子里就是挣扎着那种对于规则和潜规则的轻视和蔑视,喜欢摇滚并把崔健当成一种原则,坚持“干一行,恨一行”是为了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其实,刘瑜的某种否定和轻蔑,并不是轻而易举驾驭的,或者,“获得承认和选择自由”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刘瑜用一种走出去“他们”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审视自由,和某种现实其实隔着很长的距离。在纽约,这个世界城市里,刘瑜感受到了作为“纽约客”的世界性和公民性,“纽约就像一座跨寒温热带的森林,所有种类的昆虫、蘑菇,参天大树都可以在其中成长,只要你的生命力足够顽强。(《纽约客》)”这种共融的特性也使刘瑜提出了一个公共秩序的问题,纽约代表的城市文化是不是为一个理性、和谐、争议的公共秩序提供了可能?

在政治上六亲不认,这是纽约的最大特点,所以,纽约客的真正含义就是世界公民,刘瑜用纽约这个标本无非是要构筑一种公共化的秩序和私人化的自由,而相对而言的则是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的“江湖上的恩怨”,其实,纽约无非是一个标记而已,在刘瑜的留学生活中,一直就在进行着蜕变,关于理想,关于自由,关于政治,或者关于每个人都有的“薄荷时刻”:

忽然想起我生命之中也有很多“薄荷时刻”。开会的时候忽然想尖叫,走在街上忽然想裸奔。深夜突然想给某人打电话说不如你借我一个精子生一个孩子吧。突然想伪造自己的死亡然后跑到某个新疆小镇去隐姓埋名做个售货员,切菜的时候突然想切掉自己的一个手指头。还有此刻,突然想抢劫一个老太太的猫。

这是不是最接近自我的疯狂?“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而“忽然想起”这四个字,则把一个人拖向了严酷的现实,这是一个间歇性的情绪,里面一定隐含着现实的压抑,也一定深藏着疯狂的向往,它可以轻易抵达,也可以艰难获得,“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么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被搁置的生活》)”被推迟、被搁置,甚至被腐烂,美好的东西就只是意淫,而生活中原本很多的“薄荷时刻”,终究“屏住呼吸、向内生长”,只是一种“非正式疯狂”。

这里的无奈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一个人没有成为一支队伍,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矛盾和犹豫,每个人也都成为《麦田守望者》里的那个霍尔顿,逃跑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请别让我消失》)刘瑜也是霍尔顿,一方面想离开现实,回到疯狂、自由和个性,想成为一个“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的女人,一方面想“做个‘麦田守望者’”,用自己的行动来阻挡那些追求“薄荷时刻”的人的疯狂,“他人即地狱”,世界已经被一遍一遍的命名,哪里还有所谓的人生意义?“猪头肉的乡愁”就是一个悖论,逃避和回归,而在留学之后回到那个现实,对于刘瑜来说,则完成了“论自己作为他人”的蜕变,对她来说,一定是“既不可知又不可能”的一个社会。

抛弃成为一个贴上标签的“高深”的“女知识分子”,这是刘瑜对自我的定位,也是她走向真正自我,消除“焦虑”的努力。她说自己一般写两类文章:政论时评和生活随笔,而这本书的文章属于后者,作用当然是可以有“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其实除了“送你一颗子弹”系列的一些政论之外,整本书还是能感觉到一个女人的清新和自我,以及幽默,而在爱情世界里,虽然刘瑜阐述了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但是对于自己个人的近经历却很少提及,而在多年之后的这篇《后记》中,刘瑜托出了这生活中的变化,“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重要的隐性话题是:她结婚啦,“从剩女到结婚”揭开了刘瑜最重要的生活,所以在网络上,读后感中对于这个话题倒是讨论热闹,谁是刘瑜的老公?从书中的点点滴滴似乎推断出了那个叫蚊米的男人,《老张、亦文和蚊米》、《饭扫光》、《我想乘一艘慢船去》等等文章都提及了这个男人,而刘瑜在其中用很可观的笔调描述着这个男人,“蚊米多好啊,在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距离。 既可以去中国城扛东西,又可以从地平线上诗情画意地升起。(《老张、亦文和蚊米》)”保持距离又不做陌生人,这有点像刘瑜对待现实对待人生的态度,所以对于刘瑜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除了一些八卦性质的打听之外,还可以深究如下命题,刘瑜说:“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花园。(《园丁与花园》)”那么谁是虐待狂,谁是受虐狂?又或者他们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是谁先推倒的?他们如何“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他们的爱是不是“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

爱情被省略了,对于阅读来说也无非失去了一种对于内部生活的窥探而已,但是所谓的“稀薄的生活”,所谓的“形而下的乐趣”,所谓“自始至终的焦虑”,也都还存在,而且阅读完刘瑜的这本书之后,这种情绪反而越来越浓烈,所谓“他人即地狱”,也难逃阅读的禁锢,而当我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他们中的一个”的时候,正如刘瑜所说,或者我们心中的那个“薄荷时刻”真正到来了,只是,和疯狂永远只相隔喊出“薄荷”那一秒,所以在最后,一定会闭上嘴巴,拿出书签,缩回双手,书被合上,像一直没有人翻过一样平整、崭新。

国家与革命

编号:W53·1951219·0226
作者:(苏俄)列宁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4年9月第一版
定价:0.27元
页数:113页

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时代发展为列宁主义;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为苏俄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源泉;也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以一个革命家的胆略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国家理论”,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法宝。本书共六章,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经验》未按计划写成。


《国家与革命》: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1899年,他们说:“我仍然坚持革命的观点”;1902年,他们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9年,他们说:“我承认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1912年,他们说:“既然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那末我还是要反对马克思在1848年说过的话而倒退”……从1899年到1912年,他们一直在说,而且都说到了“革命”,但是当所有的声音变成一种声音,在1917年的拉兹里夫湖畔,秘密状态的列宁,却听不见“革命”,它仿佛消失在烟雾弥漫中,只是成为马克思著作中的那一个词。

当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写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当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写下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将矛头对准了机会主义者;当考茨基和“左翼激进”派的潘涅库克开始了争论,似乎马克思主义者正高举大旗,用自己的声音回答关于国家、政权、革命的意义,但是当经历了二月革命、遭遇了七月事变,当反革命势力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力量进行镇压,当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1917年的列宁不仅听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软弱,不仅看到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妥协,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变成了另一种机会主义者,他们抹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甚至完全忘记和歪曲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使得“革命”不仅只是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中,还被搁置起来,“他们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了无数空隙。”

正是“无数的空隙”成为一种反动的机会主义,列宁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说“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说“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庸俗化了”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扯起革命的大旗,重新定义国家,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在《初版序言》中,列宁列出了“口头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的长长名单,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对“国家与革命”的错误观点中,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正是因为是迎合,所以“自己”被放在了括号里,成为一种非自我、拱手相让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和实践,使得革命面临危险:“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国家应该是自己的国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在秘密状态中的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一个是革命。什么是国家?列宁为了“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他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入手,重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阐述国家的时说到“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当社会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无力摆脱对立面,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力量包括拥有监狱等特殊的队伍。这个关于国家的定义却受到了另方面的歪曲,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认为只有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并且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却忽视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而且必须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国家不仅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且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才能使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所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恩格斯论述道:“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这其实是另一个阶段,那就是国家的消亡,恩格斯说:“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自行消亡”看成是一种和革命无关的过程,从而来抹杀革命,甚至否认革命,但是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自行停止”是“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是先有革命才有国家的消亡,恩格斯甚至把革命直接称颂为“暴力革命”,暴力除了作恶以外,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所以总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关于国家的学说主要是两点: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为了阐述这两个观点,列宁按照历史的顺序分三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而当1848年革命发生之后就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革命经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国家不是小资产阶级空想者所认为的是超阶级的组织,它是一种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而无产阶级就是通过国家力量来镇压资产阶级,所以在革命意义上,无产阶级就必须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1848年-1851年的革命经验中,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而当1871年的巴黎公社建立之后,革命经验就变成了实践,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修改”,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简单地夺取政权,而是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1871年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为马克思提供了审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依据。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对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了极仔细的分析,得出了“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结论。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过72天,但它的伟大革命实践充分地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在1848–1851年革命期间提出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他认为,1971年的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唯有巴黎公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进行革命,也成为一次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所以从1871年的公社经验中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希望,列宁认为,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那样取得“辉煌”成绩,但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国家观点的第一层阐述,而恩格斯说在革命之后,国家还会“自行消亡”,列宁认为,国家消亡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是暴力革命结束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就开始消亡了,而是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还必须有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还必须有特殊机器即“国家”,这个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没有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所以按照产品按劳分配来说,依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卫劳动的鹏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这一阶段过后,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学会了管理国家,当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恶心不需要监督,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当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消失,也就意味着国家愈民主,“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这个时候,国家便开始“自行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就走向了高级阶段,就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得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镇压自己的敌人,只有当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列宁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中建立了“国家与革命”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就是根除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对于国家的误读,所以革命不是让步,不是妥协,不是调和,而是暴力,是摧毁,是打碎,虽然过程崎岖,坎坷,漫长,但是“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所以站在1917年革命风暴中的列宁,已经挥动了拳头站在了革命的最前列——当原计划的第七章只留下详细提纲的时候,并不是文本的阙如,而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书写了最具革命意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