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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56·2151117·1246 |
| 作者：庄俞 张元济 编 | |
|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
| 版本：2011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25.00元 现8.00元 | |
| ISBN：9787561354612 | |
| 页数：345页 |
《商务国语教科书》是庄俞、张元济等教育家编写校订的优秀作品集，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开创者的绝佳之作，更是二十世纪最富生命力的语文读物经典。本书自1917年初版问世，十年中共发行七八千万册，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语文教科书。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从居家、处世方面取材，以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立义，注意农业、工业商业等实用知识和上学应用知识，穿插了不少聪明孩子的故事。虽然文白交加的语言会让今天的学生感到陌生，但精美的图画和精炼的语句还是让人爱不释手。考虑到今天学生的阅读习惯，在保留原书风貌的风同时，同删去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原课文下附有简体字说明。
《商务国语教科书》：轴承纸轮，置火其下
鸠曰：汝能改其声，西方仍可居也。若不改，东方之人，亦将恶汝矣。
——《下册·枭逢鸠》
“百年老课本”印在封面上，作为一种时间概念，在没有前言后记，没有序跋的图书世界里，时间是模糊的，甚至像是悬置在那里的一个空泛符号，只是从“庄俞编写 张元济校订”的文字里能读到一点历史的气息。但是这种空泛更多是人为的一种编订疏忽，而在这疏忽的背后，却并非是冷寂，而是“百年老课本”这个符号后面的喧闹和热炒，《商务国语教科书》作为“老课本”的一个系列，在几年前的出版前界刮起过一阵狂风，这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版本，而除此之外，还有武汉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版本，而从其他出版社版本获取的信息是：“本书自1917年初版问世，十年中共发行七八千万册，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语文教科书。”
1917年初版，距今也差不多是一百年，所以当“百年老课本”最终在时间上有一个清晰的对应，其历史的可能风貌也便凸显出来。1917年，距离清王朝覆灭6年，而新文化运动也正在酝酿之中，所以在这变革的时代，对于一本针对孩子的语文教科书，其实也担负这某种知识体系的建设和传播作用。在一个西学东渐、除旧革新的时代，什么是孩子需要的知识，什么是适合时代的文化，几乎都是在一种建构状态中。借用来的介绍上写着：“《商务国语教科书》是庄俞、张元济等教育家编写校订的优秀作品集，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开创者的绝佳之作，更是二十世纪最富生命力的语文读物经典。”
“本书特点是从居家、处世方面取材，以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立义，注意农业、工业商业等实用知识和上学应用知识，穿插了不少聪明孩子的故事。”应用知识的传授是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商务国语教科书》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播知识，“鸟兽共逐之”的蝙蝠、“学舌自救”的鹦鹉、“振翅发声”的蟋蟀、“割其房取蜜”的蜜蜂，以及松树、采桑、樱桃、荷、藕粉，各种动物和植物的介绍言简意赅，而生活用品大多以绘图的方式进行介绍，比如衣帽的介绍中，就配有裤、常礼服、大礼服、女子礼服、褂、裙、袍等各式衣服，能够让学习的人容易记住。
而要使教科书变成作品集，除了文白交加的语言，除了精美的插图和精炼的语句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以成文的故事形式构建一个传统文化的体系，三册图书一共222篇课文，很多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朱儿事亲孝。每得食物，必以奉母。一日，至姑家。姑给以果饵，儿不食，姑问故，对曰：将携归奉母也。”是一种孝亲行为，“韩康入山采药，卖之于市，三十余年，口不二价。”是一种正直，“门外客来，迎入室中，正立客前，对客行礼。”是一种礼貌，“母在厨房，制糕已成，命儿捧糕，送往邻家。”进的是睦邻文化，“与人共饭，不可争食，与人同行，不可争先。”是去争的态度，“女出门，见贫妇，衣服不完，入门告母，母取旧衣赠之。”是济贫的故事，“李生有地图，张生借阅之，约日曜，送还，及期，张生如约送还李生。”是一种守信。不管是年十四而拒盗贼的勇敢，还是七岁王戎不惧虎吼的镇定，不管是徐湛先让路人救弟的友爱，还是童子拾柑不受的诚实，不管是司马光砸缸的机智，还是孔融让你的谦让，其实都是以故事的形式传递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
用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述道理，是教科书的一大特色，“杜儿持纸，向火为戏。母见之，曰：火能燃物。偶不慎，小则灼肌肤，大则焚房屋，不可戏也。儿自是不复戏火。”《勿戏火》是一种安全教育；“瓶中有果。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拳不能出。手痛心急，大哭。母曰：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勿贪多》是一种警示教育；“魏文侯与虞人约期而猎。及期，天雨饮酒乐，命驾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岂可失约哉。乃自往罢之。”《魏文侯》是一种信用教育；“人初生时，饥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父母乳哺之，怀抱之，子有疾，则父母忧之，加意调护，居不安，食不饱。诸生思之，父母育子，劳苦如此，岂可忘其恩乎。”《父母之恩》是一种恩情教育。而在故事之外，很多道理的阐述浅显易懂，“烹茶煮饭，宜用清水。”“渴则饮，饥则食，多饮多食，皆能伤身。”“用物宜爱惜，不可妄费。”而在很多道理的阐述中，也通过一种形象的比喻，《口》中说：“耳能闻，目能见，手足能劳动，口能言语，又能饮食。人之耳目手足，各有其二，惟口则一，故见闻宜多于言语，劳动宜多于饮食也。”《读书》一篇则说：“飞禽走兽，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为休息之所。其奇异者，能为人言。惟不知书，故终不如人。人不读书，则与禽兽何异？”
读书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一个标记，这其实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观点，所以在1917年这个变革的时代，教材更突出其人文性和科学性，“李儿夜读，书灯结花，告其父曰，今夜灯结花，我家当有大喜。父曰，此妄语也。火烧灯心，偶未尽，故结为花，与人何涉，儿毋信之。”李儿看见书灯结花，是以传统文化的方式来解读，是一种吉兆，但是身为父亲，却对他讲述了科学的观点，“火烧灯心，偶未尽，故结为花”，吉兆只不过是一种妄欲，故不可信。“有鸦集庭树，引颈而鸣。儿叱之。父曰：是何害？儿曰：常闻人言，鹊鸣吉，鸦鸣凶。今鸣者，鸦也，故叱之。父曰：人之智识，远胜于鸟。尚不能预知吉凶，而况鸟乎？”这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所谓“鹊鸣吉，鸦鸣凶”都只是一种不科学的观点，而人“尚不能预知凶吉”并非是一种保守，而是一种谨慎，甚至是对于传统的凶吉观的弃绝。
而在弃绝的反面，一定是一种建设，《走马灯》里，讲述的是元宵佳节父子同游灯市的情形，“儿曰：灯中人影，何以能行动乎？”父亲的回答是：“剪纸为人物，黏于竹环，环中竖小轴，以铁丝系之。轴承纸轮，置火其下。则灯中空气，受热而为风，上激纸轮，故能旋转不息。”也就是因为燃烧加热空气，故而能产生动力，形成旋转的人物，这是科学的解释，所以弃绝一种观念的同时，必定是要建构一种知识，而在革故鼎新的时代，这种科学精神其实是非常必要和可贵的。“辫发为满洲制度。我国古时无有也，世界万国亦无有也。民国成立之初，即下令剪发。既便于作事，又合于卫生，有百利，无一弊。凡我国民，勿固守陋习也。”在《剪发》一篇中，就对准了满清遗留的辫子文化，而新时代剪发行为并不只是生活习惯的一种改变，而是为了去除陋习，甚至是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精神是国民的一种精神体现。所以实际上，百年之前的教科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产物，当时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对传统文化有科学的态度，而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也成为一种教育上的课题，《枭逢鸠》像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寓言，鸠问枭：“汝将安适？”枭的回答是：“我将徙于东方。”枭的理由是：“西方之人，皆恶我鸣，故东徙。”西方因为厌恶枭的叫声，所以要到东方来，而鸠的观点是：“汝能改其声，西方仍可居也。若不改，东方之人，亦将恶汝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重要的不是地理的不同，不是听的习惯区别，而是自己能否适应环境，是否改变自身。东和西其实也代表着相异的文化，《衣服》中说：“人之衣服，所以护身。我国衣服，长而大，故舒泰。外国衣服，短而小，故轻便。今学堂体操，衣服短小亦取其轻便也。”就直接指出了我国衣服和西方衣服的区别，在这一点上，体现的也是适应性，也就是在学堂做操的时候，西方衣服因其轻便短小更容易穿着运动。
《车》中说：“古时行车，或用人力，或用兽力。近百年中，新制叠出。有用汽力者，曰汽车。有用电力者，曰电车。亦有仍用力。而行驶最轻便者，则为脚踏车。”这是对西方文化的介绍，汽车、电车，甚至脚踏车，都是对于人力、兽力车的一种改进，这种改进体现的是对与时代的适应，《兵器》中说：“强国之道，以兵为本。用兵之道，以器为先。今日制造精巧，战斗用枪炮，猛烈无比。陆有炮台，海有战舰。攻守之具，日益坚利。古之城郭弓矢，至今日皆无用矣。”则将器物的实用主义提升到“强国之道”，也就是说，要强国，必定要强兵，要强兵，则要强器，古代的弓矢已经落后于时代，所以必须有更坚利的攻守之具。
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却也渗透着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影响，而对于时代变革态度最生动的例子则是《时辰钟》：“时辰钟之制，创自英国。我国人亦用之，然徒以为饰观之具，初未知时之可贵也。吾闻英人最重时刻，凡一举一动，莫不严守规定之时刻。故成功既多，而精力不疲。我国则不然，饮食卧起，率无定时，而家事乱矣。操业就职，作辍无常，而生计荒矣。他如游譙会集，以及亲朋之相过从，又不如期而至，使人因于久待。积习相沿，若几不知时刻为何用者？呜呼！时辰钟一小器耳，观于用器之人，可以觇文化之高下矣。”中国传统也有时间概念，但是这种时间概念却是模糊性的，积习相沿，倒是滋长了坏习惯，而创自英国的时钟，从一开始就发挥其实用性，在严守规定之时刻中取得成功。虽然将成功归之于守时的规划，失之偏颇，但是在课文里，提出“时钟”这个话题绝不仅仅在钟表的本来意义上，而是对于人们的习惯，做事的态度，以及文明的发展上：“于是乎，竖表以测日影，制漏以记时刻，而人乃得按时作事，规则亦稍稍具矣。自时辰钟出，其制益精，其时益准。分每日为二十四点钟，钟有六十分，分有六十秒。盖文明之世，人事愈繁，故分时亦愈细也。”
文明之世，当然需要文明的器物，需要文明的观念，需要文明的行为，“环游地球者，如向东而行，方向不变，久之，必回原处。此皆地圆之证也。”是对于世界的新认识，“人之言语，轻者达数尺，重者达数丈。数丈以外，不复可闻。自有电话，则虽相去千里，而无语不可以达矣。电话之制，略如电报，而以受语送语二机传达声音，故所隔虽远，对语自若，便孰大焉。”是对于科技改变生活的态度，而在新时代，对于人自身的发展则有很多变革思想。《妆饰》中说：“周氏之女，好妆饰，不事女工。母诲之曰：人生于世，无论男女，皆贵自立。今裁缝纺织，汝皆不能，是无用之人也，虽衣服丽，都妆饰炫耀，有识者且轻汝矣。”母亲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人生于世，无论男女，皆贵自立。”而提出自立观的背后却是男女平等的观点，《女子宜求学》一篇中说：“我国旧俗，重男轻女。凡为女子者，幽居深闺。不事学问，非特古今大事，未之闻知，即作书信，理帐目，亦多倚赖他人。今女学渐兴，旧俗渐改，少年女子，亟宜求学以图自立，庶不为人所轻视也。”直接针对旧俗重男轻女的错误观点，而提出女子“求学以图自立”，这样才能“不为人所轻视也”。而这种平等观念在《职业》也有充分的体现：“立身，须有职业。读书者为士，耕田者为农，造货物者为工，贩货物者为商，守护国家者为兵。土农工商，皆宜当兵。农工商兵，皆宜读书。”
男女平等需要女子自立，自立需有职业，而职业平等需要读书，也就是用知识武装自己，才能去除旧俗思想，才能与时俱进，才能适应发展，也才能不再出现枭的那种寓言结局，所以这种东西文化的共融和开放态度，在百年之前就编进教材，广而教育，的确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一种智慧的启迪，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