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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32·2020419·0624 |
| 作者：[梁]刘勰 | |
|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12.00元 | |
| 页数：285页 |
《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南北朝时期刘勰撰。《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每篇25篇。全书大体可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四个主要部分。《文心雕龙》的理论基础的核心是原道、征圣和宗经，形成了系统的文学批评观点，对唐以后历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征圣第二》
文章或有详或有略，或有隐或有显，这是不同的表现手法，而在写文章的时候，或压缩，或加详，可以虽不同的时机而定，可以适应不同的要求，但是不论其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唯一的一点，便是“征之周孔”，以周公、孔子的文章为标准，那么在写作上就找到了老师，“故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这是刘勰的方法论，而其实更是本体论，为什么文章只要向儒家圣人学习，就能成为好文？为什么依据经文进行写作，就能达到文章的功用？
什么是文章之道？在刘勰看来，文章是一种表达，但是它却是为了符合“自然之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是什么？“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世界的一切，都是有其形有其色，不管是日月山川，还是龙凤虎豹，不论是云霞草木，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形成了自然之美，这种自然之美就是“道之文”，而文章呢，“言之文，天地之心哉！”所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文，就是抵达天地之心，就是表达自然之道，所以它是客观的，非人为的，是自然的表达，“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只要有心，难道就会没有“文”？引用《易》上的话来说，就是“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也就是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有文采的文章能“鼓天下”，这就是文章的功用，而在自然之道的阐述之后，刘勰却将“原道”的重点放在了圣人身上，“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这是从自然变为文章的一个路径，而且是唯一的路径，那就是圣人和经典，他认为，圣人就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书立说，就是通过精深的道理来教化众人，“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所以在“原道”之后，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圣人的意义，此谓“征圣”：“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何为圣明，就是作者和述者，而刘勰将作者和述者只归结为圣人，因为在他看来，文章的政化功能、事绩功能和修身功能，都可以在圣人的著作中得到印证，也就是从分体现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特点，这是写文章的金科玉律，而唯有圣人达到了这样的标准。
“征圣”之后，当然就是要从具体的文本来制定标准呢，此谓“宗经”，也就是要以经书为宗，刘勰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它们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就在于说出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宗经”的意义便是：“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也就是说，经书是“群言之祖”，是圣人对于自然之道的完美表达，是学习的一切范本，而在刘勰看来，经典作用不外乎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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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不以官显，却以文彰 |
实际上，在这“六义”里，刘勰看见了两种方法论，情可深可诡，风可情可杂，事可信可诞，义可贞可回，体可约克芜，文可丽可淫，刘勰取前者而反后者，就是因为经典具有这样的意义，而其实刘勰提出征圣宗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反对当时的文风，在《序志第五十》里，刘勰就指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章和文风，无非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文坛“去圣久远，文体解散”，所以那些文人们“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而这种风气只能“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所以刘勰提出征圣宗经，就是为了扭转这种不良文风，而走回到圣人的道路上来，从而更符合“自然之道”，更能达到“树德建言”的目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而在征圣宗经之外，刘勰也对当时的纬书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纬书当然是相对于经书而出现的衍化作品，它是一种假托经义以宣扬符瑞的迷信著作，所以刘勰的“正纬”就是一种拯救，是对于经汉儒用阴阳五行加以神化的作品的否定，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回到经典的轨道上来：“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但实际上，刘勰对于儒家思想也有进行了神化，只要在经典中讲过的东西，如河图、洛书等唯心主义的传说，他不仅不敢反对，而且相信，这是他盲目征圣、宗经思想带来的局限。另外，刘勰对于经书之外的骚体也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骚体文学和儒家经典是有相同点的，“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而在相同之外，也有很大的区别：“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在他看来，那些神化传说，那些夸张的表达，那种情绪的流露，都是“异乎经典者”。所以在“辨骚”中，刘勰采取的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不仅仅是和经典加以区分，而且也指出了骚体特别是《楚辞》中的可取之处，那就是：“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虽然是“雅颂之博徒”，但也是“词赋之英杰”，而在文采上，他甚至给出了另一个高度：“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所以他对于骚体之辨，给出了辩证的观点：“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是刘勰对于文章之道的总论，而这个总论也建立了他文章学的“枢纽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而在这纲领之下，“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关于不同风格的文章之论，关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也都是按照这个枢纽进行了阐述，“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在《明诗》中，他指出诗歌的作用就是“顺美匡恶”，而优秀的诗歌则是“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乐府》里，刘勰认为“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也就是说，乐的意义就是祈祷“情感七始，化动八风”的教育作用，所以“岂惟观乐，于焉识礼”。而在具体文论的阐述中，他也把君主作为一种“圣”而加以颂扬，比如《诏策》中，他指出：“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所以皇帝的“诏策”其意义便是“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而祭天祭地的“封禅”之文，本身是歌功颂德的作品，但是刘勰不仅不作理性的分析，反而加以尊崇：“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而在这样一种盲目尊崇里，却对管仲的“空谈非征”、扬雄的“兼包神怪”，都持否定态度。
刘勰征圣宗经思想，是对于儒家经典的肯定和尊崇，但是也明显带有神化色彩，一方面他反对用“纬书”这样的作品来假托经义宣扬符瑞，但是自己却对于经典有了另一种迷信，只要在经书中出现的东西，他也一概加以肯定：“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河图洛书，无非也是唯心主义的神话传说，刘勰却不敢反对，而这正是他盲目征圣、宗经思想带来的局限。另外一方面，由于刘勰过分拘守征圣宗经的观点，所以在《史传》中，他不仅反对为女后立纪，还提出“尊贤隐讳”的主张，这就和他自己一再强调的“实录无隐”等相矛盾，而他提出的编史的方法便是：“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而对于《诸子》的评述中，他正是从宗经的思想出发，不理解那些富有浪漫主义的神话和寓言，在他看来，那些“入道见志之书”好坏只有一个标准，“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无论作品如何阐述道理或议论政事，都需要从经书发展下来，内容纯正的，便是符合经书的规则，而内容杂乱的，便是违背经书的法度。
时代的发展，文章的变革，对于刘勰来说，其实是一个历史使命，所以在征圣宗经思想的束缚中，刘勰其实是矛盾的，他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而他对于文章的美学阐述，也提出了辩证的思想，“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在《通变》中，他就指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也就是说，只有变通才能恒久，“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但是在变通的方法论之上，刘勰却又奇怪地戴上了“宗经”的帽子，“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在他看来，变革不是“从质及讹”、不是“竞今疏古”，所有的变革都是为了使“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都是要达到“还宗经诰”的目的。
“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树德建言”，这是刘勰阐述“自然之道”的文章的意义，其实也是他的人生理想，但是一生只做过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的刘勰还是未能展现自己的政治宏图，没有在征圣宗经的思想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定林寺出家，也像是一个以自己之力无法摆脱的宿命。
《文心雕龙》摘录
【原道第一】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言之文，天地之心哉！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都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钻研精深的道理来从事教育。）
【征圣第二】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
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
故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宗经第三】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若禀经以制式，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故文能宗经，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正纬第四】
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
【辨骚第五】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明诗第六】
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顺美匡恶 匡谏之义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乐府第七】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诠赋第八】
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
【颂赞第九】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
赞者，明也，助也。
【铭箴第十一】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
【诔碑第十二】
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
【哀吊第十三】讲哀辞的主要写作特点，强调“情主于伤痛”，反对“虽丽不哀”。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
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杂文第十四】
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谐隐第十五】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史传第十六】
《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
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
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诸子第十七】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
立德何隐，含道必授。
【论说第十八】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
【诏策第十九】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
【封禅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
【章表第二十二】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
【奏启第二十三】
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书记第二十五】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神思第二十六】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心貌求，心以理应。
【体性第二十七】
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
【风骨第二十八】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通变第二十九】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定势第三十】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不同文体的势：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情采第三十一】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熔裁第三十二】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
【声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
【章句第三十四】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丽辞第三十五】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比兴第三十六】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夸饰第三十七】
文辞所被，夸饰恒存。
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事类第三十八】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
【练字第四十】
夫文爻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隐秀第四十一】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
【指瑕第四十二】
斯言一玷，千载弗化。
【养气第四十三】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
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
【附会第四十四】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攡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此已然之验也。
【总术第四十四】
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
【时序第四十五】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乱世，造成“梗概而多气”的建安文学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物色第四十六】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迂，辞以情发。
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
【知音四十八】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