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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1218·1445 |
|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亚马逊24.30元 | |
| ISBN：9787544769440 | |
| 页数：257页 |
“肖斯塔科维奇死于1975年8月9日，离下一个闰年还有五个月。”朱利安·巴恩斯在《后记》中说。1937年5月，列宁格勒某处公寓楼里，一位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在电梯门前等待着，腿边靠着一个小行李箱。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他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人。他把怯懦给了权力，把勇气给了音乐，朱利安·巴恩斯为自己的英雄写下了人生小传，不是为了发现真相，而是看见偏见和遗漏，他说： “我把它当作一本私人日记：虽然显得是要给出全部的真相，但通常是在一天的同一个时候，在同样的主导情绪中，用同样的偏见和遗漏所写成的。”
《时间的噪音》：通过让他活着杀死了他
当生活告诉你， “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就这样，他命中注定被称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此无能为力。
——《第一章 在电梯旁》
关闭窗户之前，是不是应该点头的？关闭窗户，是不是无能为力？就在近处，就在背后，不是时间制造的噪音，是不分时间的吵闹。我称之为工地，用俯视的方式，至少要从坐着阅读的状态中起身，至少要走到书房窗户的位置，至少要打开半扇窗户然后把目光放出去：挖掘机在隆隆作响，坚硬的钻头深入每一块石头，碰撞、敲击，碾碎，这是巨大的工具，即使它无法抵达目光的高度，但是在被看见的行动之前，之后，和之中，那种声音却是以没有空隙的方式覆盖过来。
甚至把时间也覆盖了，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日落黄昏，几乎没有从覆盖的噪音中抽身的机会，即使是那个需要片刻宁静的午休时间。这是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项目，这是官方开始实施的计划，当你点头的时候，记得把窗户关上，至少可以有限地隔开一点声音，在拟无能为力的时候，记得让自己听见一声叹息，至少可以证明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在巨大的工具面前，在巨大的噪音面前，在不分时间的时间面前，何处有历史的低语？
“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一种信念已经出现在几十年后了，已经从 “在电梯旁”等待审问甚至枪决到 “在汽车里”屈服了。一本书放在面前的时候，几十年显得很遥远，朱利安·巴恩斯，这个名字总是在我结束了一年开局的那些旧书阅读之后，出现在我面前，从前是《英格兰，英格兰》，现在是《时间的噪音》。一个新的开始，是以文本为标志的，是以名字为开端的，就像一个标签，分明是选择之后决定的，但是时间能选择吗？时代能选择吗？ “几十年后”能选择吗？那句话之前，他说的是： “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有些人将它转化成了真正的音乐。”对抗时间的噪音，时间是无时间的时间，时间是没有选择的时间？The noise of time，书名写在封面上，当那种时间成为无时间的状态，成为窗外不分时间的存在，是不是时间就是一个复数：times——当时间变成复数的时间，它就是一个时代，一个被噪音覆盖的时代，一个存在着权力、死亡、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着音乐，良心、自由以及 “历史的低语”的时代。
复数的时间变成时代，会有一个人的时代吗？可以发现 “历史的低语”吗？当那个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人站在1937年的那不升降电梯里等待权力把自己叫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低语，仅仅是叹息的另一种说法，和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声响起一样，它总是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打断声，那个声音也曾在他耳边出现， “我儿子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母亲的恐吓声，如此强大，强大到了甚至取代嘎吱声。父亲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不到五十死了，和战争有关，也和时代有关，而当他试着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个声音变成了一种屏障，让他无法面对和尸体有关的死亡。
这是一种命运， “就这样”地说着，却绝不是历史的低语，一个带给他生命的女人挡在面前，这就是命运，甚至是宿命，包括身体，包括名字，包括音乐，包括婚姻，哪一个不是在 “就这样”的状态中给他的 “times”留下了声音的标签？ “当时他以为是他自己挣脱的，但现在，他承认，是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滑脱的时候不是安全，而是恐惧，甚至不是自己想要的离开，于是自由就变成了调转屁股之后泪如泉涌的现实，跑回家的一切就是 “对此无能为力”的命运。还有妻子，妮塔，塔尼娅，以及职业妓女罗扎利娅，他的选择总是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自由，可是那不是聒噪而淫乱的吗？不是不合常情的吗？那一个和自由选择的话题可以拉出长长的一个句子：
就这样，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恋人，但侄他还在努力将塔尼娅从她丈夫那里赢过来，然后塔尼娅怀孕了，然后他和妮娜敲定了他们结婚的日子，但在最后一刻，他无法面对，于是没有出现，逃婚了，躲了起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妮娜有了一个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们决定分手并离婚，之后，他也有了一个情人，他们就分手了，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但当离婚成真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六个星期后，他们复婚了，但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母亲是女人，妻子是女人，女儿是女人，当一个男人的父亲去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被命运带来的另一个男人来说，时代就变成了充满噪音的个体时间——它是单数的。在单数里，关于生命，关于家庭，关于婚姻，关于音乐，也都变成了单数，变成了唯一，就像时间，无论是1936年，1948年，1960年，它们组成了复数而迷信的闰年，但是每一个闰年，都和上一个十二年没有相同之处，它在表面被贴上了符号，它在心里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而其实它们不组合成唯一的时间，因为， “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那一天，他抽完了烟，那一天，他站在嘎吱响的电梯旁，那一天，他无能为力地等待权力的决定，当1929年他的音乐被说成 “偏离了苏维埃艺术的大道”而被学校开除，当献给他《第一交响曲》的作者米沙·卡瓦德里成为第一个被逮捕和枪毙的人，当1936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音乐还没有停歇那个防弹包厢里的斯大林已经离去，当听说了一个作曲家因为管弦乐队的席位排列而遭到枪决，当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汗珠从发际线滚落下来，似乎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甚至他想到进入电梯之后再也不出来，他想到自己一岁的女儿会被人送到收养人民公敌孩子的特别疗养院，还要什么是 “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还有什么能识破权力的边界？还有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
站在对面的是当权者，当问他关于和元帅的交往中有没有谈过政治，有没有 “譬如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他说话了吗？是的，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在说话，只是在低语，被噪音覆盖的低语，和自由无关，和抗争无关，甚至和逃避也无关，他说了，只是说了，他知道， “从此以后，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但是说了和不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1937年的时间里，噪音又被噪音覆盖了， “在周六到周一之间，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怀疑。他的审讯员被审讯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审讯而被审讯，逮捕而被逮捕，当在他面前代表权力的人消失在权力世界里，当元帅和红军高层一起被枪决，时间之外，他反而意外、偶然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于是，命运这样表述他本应该死去的时间：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音乐厅首演。”
从1936年闰年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到1937年的《第五交响曲》，音乐没有随着那个包厢变得空荡荡而消失，而当它再次回来，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事：1948年，又是一个闰年；1948年，斯大林又观看演出，1948年，又有当权者和他对话，而1948年，他依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不在电梯旁抽完了一根又一根烟，而是在飞机上以艺术团的名义从苏联飞往美国，又从纽约飞回莫斯科。机翼和转动的螺旋桨，颓废的西方发明 “安非他命吸入器”， “他本人在起飞和降落时，忍受着非资本主义的恐惧。”于是时间在空间的改变中转向了，参加纽约国际和平会议，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并公开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百般质问……他没有犯错误，没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那第九句写着：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没有像来自格鲁吉亚的穆拉杰利在《伟大的友谊》中犯了政治和音乐的双重错误；没有被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门口的示威者的那句话诱惑： “肖斯塔科维奇！从窗户跳出去！”
他没有从窗口跳下去，他没有自杀，当然也没有被权力杀死——他在权力中间，说着当权者的话，他自己变成了时间的噪音，覆盖了历史的低语。这是乐观主义？ “成为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成为苏联人，就是成为乐观的人。权力永远不明白这个。它认为，把宣传喂给剩下的人，就能得到乐观主义。”他在那个时间和这个时间之间，他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他爱妮塔，这是乐观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是一个好丈夫，这是悲观的；他爱孩子们，这也是乐观的，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父亲，这也是悲观的；而对于音乐，他为这个国家说话，他是乐观的，但是音乐到底属于谁，这便成了一个悲观的问题。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音乐不是为了艺术而生，是为了人民而生，人民或者就是乐观的妮塔，就是孩子，就是家人，就是自己， “如果你保住了自己，你也可以保住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既然你会做任何事来保住你爱的人，那么你也会做任何事来保住自己。”而自己不自杀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 “他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故事”，哪怕最后变成无望，变成歇斯底里。
悲观而乐观，俄罗斯而苏联，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就是跨越了时间，跨越了同为闰年的1936年和1948年，跨越了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和资本主义的纽约，而在另一个时代开启的时候，他一样以妥协的方式来跨越时间的噪音。 “斯大林认为他懂得也欣赏音乐。赫鲁晓夫轻视音乐。哪种情况对作曲家来说最糟糕？”这是他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床头柜上的明信片是提香的《现金》，读到的一句话是契诃夫的 “你应该写下一切——除了揭发信。”写下的是描绘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森林之歌》，他的脖子上挂着三枚列宁勋章和六个斯大林奖，他的妻子死了，他二次婚姻结束了， “身边需要一个妻子”成就了他第三次婚姻——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不是完全平静的，矛盾在那里，当权者在那里，音乐在那里，人民在那里，他自己在那里，他无法绕开1960年这个又是闰年的时间。
“这么说吧，你不入党，就不能当协会主席。”当权者的第三次对话，是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权力顶峰，入党，成为协会主席，这些都是标签，但是在1960年他必须被贴上这些标签，甚至最后变成他自己贴上标签， “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个主席”的拒绝显得有些苍白，于是他屈服了，于是他变成了共产党员，变成了社会主义英雄，于是他有了司机和相见别墅，有了仆人，于是他参加各种会议， “他任思绪流转，只在别人鼓掌的时候也鼓一下掌。”于是他签署了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 “他还认识了人类灵魂的毁灭。”
没有悲观和乐观，只有悲剧和闹剧，而且也再无分别：悲剧就像闹剧，历史的低语就是时间的噪音，活着就是死去—— “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他们是谁？他又是谁？他们是复数的，是主动的，是权力，是时代，而他，是一个人，一个作曲家，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活着寻找音乐的人。活着才能杀死他，这便是他一生的反讽：
他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于反讽。反讽让你可以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煞有介事地痛悔你的书房里没有斯大林的肖像，而在半掩的门后，你的妻子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你欢迎新任命的文化部长，发表评论，说在音乐圈会出现非常可喜的进步，他们一直对他怀有最大的希望。你为你的《第五交响曲》写了最后一个乐章，相当于描绘一个小丑在对着一具尸体咧嘴傻笑，然后换上一张严肃的面孔倾听权力的反应： “瞧，你看他快乐地死去了，肯定是因为知道革命是正义的，必然取得胜利。”你内心部分相信，只要能依赖反讽，就能活下来。
他活着，他的家人活着，他的时间活着，是因为有些东西死去了他才活着？还是因为他活着而有些东西已经死去了？卑微、妥协、攻击、出卖，不同的闰年，他都有过不一样的态度， “在电梯旁”的时候他是准备死去而活着， “在飞机上”的时候，他是活着而继续活着， “汽车里”的时候，他是活着而走向死亡——到底谁真正死去了？到底谁还一直活着？生命？个体？音乐？自由？权力？
三种状态，三个时代，三次活着，以及三种音乐， “一个听，一个记，一个饮”，在那列火车停下的时候，三个不认识的人在伏特加的酒杯面前， “所有男人都会变成各种生存技术。”对羞辱无动于衷，对伤残的身体无动于衷，对失去的自由无动于衷，当三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时，有人说： “一个三和弦。”叮的一声，酒在荡漾，弥漫着一种醇厚的味道，三个人，三个杯子里的酒，三个喝酒的嘴巴，三和弦的世界里也许真的没有那些时间的噪音，时代的噪音：
战争会结束，这毫无疑问，除非它从未发生过。恐惧会延续，而毫无来由的死亡、贫困、污秽——也许它们也会永远延续下去，谁知道呢。然而，三只不太干净的伏特加酒杯和杯中酒所碰撞出来的那个三和弦，清除了时间的噪音，会比所有人所有事都活得更长。而最终，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