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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2·1961005·0333 |
作者:(德)尼采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 |
定价:22.80元 | |
页数:712页 |
尼采的经历证明敢于藐视权威的伟大,同时也证明否定权威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权力意志”这个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心概念”使尼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不能超越的高度,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这一伟大尝试的牺牲品,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却在另一处为自己树碑立传,力图“重估一切价值”,尽管那碑只是一个墓碑。尼采毕竟只有一个,在一个“偶像的黄昏”, 尼采死在连自己都说不出痛苦的19世纪末,手里握着的是一根自负的稻草。
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
–《为什么我是命运》
命运是兴衰,命运是敏感,1879年,36岁的尼采已经看到了生命力降到低点的颓废,仿佛36岁父亲的重影,文弱可亲而又多病的父亲在命运还未抵达意义的时候就已经从衰老走向了死亡,而同样36岁的尼采已经看不见三步以外的东西,辞去了巴塞尔教授职务的他看见了生命中“最最黯淡无光的日子”–“整个夏天象幽灵一样住在圣摩里茨,象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下一个冬天”。把自己看成幽灵,是身上极度的心理衰弱,是三天三夜的头痛和痰阻,以及神经病的治疗,像是苏格拉底因发烧而进入的半昏迷状态。但是在这只有后果而没有原因的颓废中,命运也在生命阶梯上创造了仍然活着时的没落和新生,那是敏感的触觉,那是对健全人的观察,那是独到的经验,“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对于尼采来说,是可以俯视颓废本能的银币活动,从而在得心应手中获得那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获得“重估一切价值”的动力。
“总而言之,我既是个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明证之一就是,我对逆境总是本能地择优而适,而本来的颓废者却总是采取于己不利的办法。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在看得见的过去,尼采已经开始了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美好的情操和女性化的艺术;在《朝霞》里他开始了反对道德的进军,也“为人类准备一个最高自决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日午”;在《善与恶的彼岸》中,他发现了高等人具有的任性背叛的本能,在《偶像的黄昏》中,他用锤子开始了哲学阐述,将陈旧的真理埋入历史……而这一切的悲剧激情,这一切重估价值,这一切的颠覆和放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达到了作为文本最完美的展现,酒神狄俄尼索斯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俯视生命,在悲剧激情中发现了“永恒轮回思想”,作为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形式,它写在1881年的那张纸上,这是宣言,这是命令,“距人和时间的彼岸6000呎”,而当经历了1879年36岁时如遗传一样的没落之后,6000呎的彼岸终于在生命阶梯的“新生”中开始了。这“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也是无人能读的书”里,尼采找到了酒神,找到了悲剧,找到了“伟大的肯定”,但是查拉图斯特拉不是偶像,不是上帝,“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当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查拉图斯特拉寻找真理,其实就是毁灭那种顶礼膜拜的仪式,让人丢开偶像,去发现自身,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启示,这样的启示在1888年的时候就是那句“看哪这人!”取自《圣经》的这句话是耶稣被钉死时马帝国驻巴勒斯坦总督彼拉多说的话,那是死亡的蔑视,那是生命的毁灭,但是当这句话在1888年的时候再次成为尼采文本的标题时,它已经从宗教的典籍和仪式中挣脱出来了,返回自身,就是返回人性,就是在“看哪这人!”中找到另一个耶稣,受苦受难却是伟大的灵魂和思想的缔造者,这是打碎那个偶像之后的新生:“我冒然允诺的最后一件大事也许就是‘改良’人类了。我没有塑造任何新的偶像;但愿老的偶像会认清,用泥土塑造的双腿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偶像(这是我以前称谓“理想”的用语)打翻在地–这样说更切近我的工作。”打翻偶像,变成被钉死的新生者,意味着新的轮回和救赎,意味着重估一切价值的真正开始,“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这是尼采的宣言,“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而这个开始也就意味着将高高在上的那个“上帝”打碎–“’上帝’的概念包含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了一个可怕的统一体!”而在这个“上帝”的对面,是那个人,是苦难者和新生者的耶稣,“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看来我宁愿做萨蹄尔,也不愿做圣徒。”尼采从来不想进入上帝的系统,从来不想成为宗教的庸众,“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就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必须让那些人丢开他,否定它,而去发现自身,发现生命–“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
为什么要重估?如何进行重估?当我站立起来,在颓废中新生的时候,必然要打碎那和上帝、偶像有关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必须重建和生命、力量和自身有关的体系。世界在尼采的面前,是未知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也是另一个世界,即使有那个X世界,对于存在的这个无聊世界来说,它也不具备另外的意义,所以世界其实被划分为“表面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也即是是哲学家虚构的理性世界、宗教家的“神性”世界以及道德家的自由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也是一个“非存在、非生命,非生命意愿的象征”,也是一种厌世本能的创造而非生命本能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物变成了幻想的组成部分,也解释了因果性,而这种物实际上最后走向一种腐败状态,这种腐败在基督教上表现为巴斯噶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共产主义,而在现实意义上,便成为腐败的彼岸。凡此种种,在这一个世界里,“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但是自在之物并不存在,对于自在之物,只不过是一种认识上的空谈,而在这种居于高位的“自在之物”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构想,一种等级制度下的产物,“现代社会不是什么’社会’,不是’身体’,而是一种由首陀罗组成的病态胶合物–这是一个连排泄力都不具备的社会。”
所以,在世界呈现的这种腐败状态和空谈状态中,对于生命,对于知识,对于道德,必定成为一种合目的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破坏了真正永恒的轮回,破坏了一切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世界的认识对应着哲学和宗教,在尼采看来,对于18世纪的哲学而言,完全走向了一种颓败,少有成见的哲学家却在毁灭他人,他们缺乏历史意义,缺乏生理学只是,缺乏对于未来的目的,而在“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的状态下,哲学家需要成为一个立法者,“即新的种类”。德国古典主义的叔本华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然后才是伟大政治的先驱,然后才是希腊人及其起源。但是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尼采看到的更多的是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虚无主义导致了荒谬性,在因果论、机械论中使规律成为过场,成为剩余物,而在政治上却“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而“风行欺诈,不时的奴颜婢膝”,在社会发展中成为无政府主义,再加上宿命论、艺术上的悲观主义,哲学只剩下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体系的重建就需要哲学家的塑造,“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人手里。”而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除了精神权力下降和没落的消极虚无主义,也还有一种对精神权力提高的积极虚无主义,积极虚无主义并不指向颓废、欺诈和无政府主义,而是发现其中的新生,在毁灭中再生,就像剁成碎块的狄俄倪索斯,完全是对生命的许诺,和受难的基督一样,指点人们从生命中拯救自身。
但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一直处在道德的统治之下。”而且演化成了对于宗教至善的皈依。“上帝乃是最高的权力–这样说就足够了!一切都来源于这个权力,由此产生了–‘世界’!”上帝创造了世界,是原因还是结果,在教会的教导中,神圣的上帝就是一个谎言,它们“捏造了一个赏与罚的上帝”,并且不折不扣地承认《圣经》,并把教士们作为他的喉舌和全权代表派到世上来;然后设置了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伟大的惩罚机器被认为是有效的:为此目的,就要有一个灵魂的不死性;”再者,就要求要有一颗“良心”:“充当确立善恶的意识&–即意识到在这里说话的是上帝本身,假如良心在劝说接受与教土法典等值的东西的话”;然后,便是要拥有作为否定一切自然过程的道德,“道德把一切现象都贬低为受道德决定的东西”,道德变成了唯一的力,变成“一切变幻的造物精神”;最后,形成了真理-—是“现成的、受了启示得出的、与教士学说一致”的真理。而这一系列的神圣的谎言中,宗教成为一种专制统治,而那些基督徒们则在“主们”的教导下走向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却是完全反基督教的–“因为,那些东西纯属人的私事,而非象征;纯属故事,而非永恒的事实;纯属公式、规范、教条,而非生命的实践。”也就是说,在禁欲主义、斋戒、“寺院”、宗教节日、以及用道德来装扮自己天性,走向了生命的反面,甚至在使人屈服于基督教中,使之变成了群畜宗教,而且在教诲人们服从中被统治:“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而这种“疯狂的谋杀”归根结底是让宗教成为道德劝善的工具:
取消了理性,把一切行动都简化为恐惧和希望(赏和罚);依赖于教士的监护,即一丝不苟的仪式,它要求表达神性意志;植入良心,以虚假的知识取代研究和和试验,就象已经确定了行为准则似的–这是对探索和奋斗精神的的阉割;–总而言之:这里人们所能设想的乃是对人的最恶毒的残害,即所谓要当“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就是道德的训诫,而种种训诫就是取消了生命的意义,成为“敌视生命的惯用语”。其实不光是宗教道德,尼采把一切敌视生命的道德都看成是对永恒价值的背叛,是一种伪善,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就如奴隶道德一样,在被统治的世界里成为敌视科学,敌视理性的工具,“从本质上说,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所以在这样的道德矫饰下,现代精神也变得无药可治,所谓的宽容,是对肯定和否定的无能,所谓的同情,只是病态的敏感,所谓的客观性,只是没有人格,没有意志以及爱的无能,所谓真理便陷入了自然主义,所谓科学性,就是在“人的文献”变成无聊小说和加法运算–代替了乱无章和过渡性的“激情”;“深邃”代替了混乱,代替了芜杂的特征。道德是一种有用处的错误,道德是兽栏,道德是我们最大的误解,道德是生命的对立,而道德最大的标签就是非道德:“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低贱的种类,因为他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按照一劳永逸的人的模式获得自身价值的。他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他可以用来比较,他有自己的同类,他不应单独存在。”
道德世界意味着防卫,意味着防御,也意味着训育,意味着奴役,而这种对生命的背叛会将人带向无意志的世界里,而善与恶的彼岸并不是道德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使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恶的屈从形式。”因为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也就是说,单靠道德本身,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单靠道德本身,就会放弃权力,丧失权力意志。那么尼采在否定道德的论述中,也就开始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一个关键词便是: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从何而来?如果再从宗教和道德批判入手,宗教容易产生驯育,道德会放弃权力,实际上就是在一种平等观和自由意志下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抹杀了等级。在尼采看来,等级制意味着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最高本性的人站在等级制的最高点,于是在俯视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中,让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也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法国的普选制就是因为卢梭这个骗子的平等思想造成了劣等人的统治,任何人有权批评任何人,在尼采看来,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不能产生伟人,也不能产生真正的统治者,所以只有对立的存在,才能产生对立的情感,才能产生伟人,而对立表现的等级制“就是权力制”–“因为战争和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因为有对立,有等级制,才会有那个在等级最上面的强者,“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当然,尼采的强者是去除劣等精神,去除群畜的软弱,去除“美德带来幸福”的谎言,而是要在“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所以在人自身的设置上,要从“你应”这一个等级变成有英雄人物的“我要”,再从“我要”变成有着古希腊诸神的“我是”,强化强者,就是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就是成为“地球的主人”,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而提高人力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超人–“’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所谓强者,所谓超人,就是拥有权力意志的人,“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权力意志就是“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就是“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就是把“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的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精力”达成统一。“一切意义都是权力意志”,这是一种崭新的、巨大的、建筑在严酷的自我立法基础上的贵族政体,在这里,哲学强人和艺术家的暴君将意志变成高等的人类,“他们靠了自己的意愿、知识、财富和影响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掌握地球的命运,为了按照人本身来塑造艺术家而把民主主义的欧洲当成他们最驯服、最灵活的工具。无须多说,重新学习政治的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权力到来的时代,是“解释”用于主宰和手段的时代,是对于人格、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超越的狄俄倪索斯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意义是将生命置于最高的顶端,“什么叫生命?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当人成为最高的权力,人就是上帝,就是永恒的轮回,“要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一个坚实固定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消耗自身,而只是改变面目……就是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俄索斯的世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它就是我的’善与恶的彼岸’……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在尼采的德意志精神里,权力意志表现了拿破仑的夺权斗争,表现了歌德构想的欧洲中心。但是这“善与恶的彼岸”使用强力去抵达,尼采不树立偶像却设置了标准,尼采摧毁宗教的上帝,“必须洗手”,但是却成为自己颓废者对立面的上帝,他是孤独的,他是敏感的,而这样没落之后的心生却也终于敌不过那一个虚弱的身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毕竟只是一种努力,散乱的片段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份遗稿–1889年1月的未竟之书却提前让尼采看见了另一个无法超越的彼岸–不仅,尼采神经崩溃,一年后,逝世于魏玛。“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里的那句话“因为我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有几篇东西会作为遗著出版”不幸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