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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3·2160313·1272 |
|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 |
| 定价：23.00元亚马逊9.60元 | |
| ISBN：9787532762903 | |
| 页数：96页 |
小说集，收《刀疤》、《死亡与指南针》、《秘密的奇迹》、《南方》等短篇小说九篇，1944年与《小径分岔的花园》合为《虚构集》出版，延续虚构的传奇故事题材。其中作者声称“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的《南方》，被视作博尔赫斯写作的革命性转折点，从此，彻底取消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成为博尔赫斯最惯常的写作手法。1938年圣诞前夕，博尔赫斯在上楼时头部撞上窗户，伤口感染，发展成败血症，遭受高烧、幻觉、失语折磨，一个多月后才康复，他自己这次在生死之间徘徊的经历成为《南方》的故事原型。高烧不已，噩梦不断的达尔曼在病情好转后他决定回祖辈留下的南方庄园休养，路上却卷入一场决斗，死在对手刀下。这个故事在博尔赫斯的语言迷宫里，又有另外的读法：达尔曼没有死，回南方庄园的旅程其实是他躺在病床上做的梦，他在梦中死于决斗，一个庸常生活中的人在梦中选择了他所向往的轰轰烈烈的死亡方式。
《杜撰集》：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
他结束了剧本：只缺一个性质形容词了。终于找到了那个词；雨滴在他面颊上流下来。他发狂似的喊了一声，扭过脸，四倍的枪弹把他打倒在地。
——《秘密的奇迹》
唯一的形容词，唯一的剧本，唯一的喊声，在唯一的作者唯一一次醒来之后，却变成了一次“重复”——那枪弹为什么有四倍之多？四倍的枪弹仿佛扑面而来，令人猝不及防中把那个名叫亚罗米尔·赫拉迪克的作者打倒在地，那么当这一种结局降临的时候，死亡是不是变成了一次重复，变成了一个四倍的处罚？
“亚罗米尔·赫拉迪克死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零二分”，这是清清楚楚写在末尾的句子，从月日到时分，精确到唯一的时间，曾经他以“煽动人心”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执行的日期定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九时和九时零二分，这多出来的二分钟，是不是一次重复的时间，是不是指向四倍的枪弹？但是赫拉迪克曾经说过：“人们可能遭遇的经历不是无限的，只要有一次‘重复’就足以证明时间是个假象……”所以看上去，当他被四倍的枪弹打倒在地的时候，似乎在假象的时间里，似乎经历了假象的死亡。是的，当枪口朝向他的时候，当时间指向被执行的九时的时候，那些杀他的士兵们一动不动，那个举起手臂的军士长保持着没有完成的姿势，那一只蜜蜂在后院地砖上投下的影子一动不动，还有那风也停住了，而且赫拉迪克试图喊叫时，声音也静止了，扭动的手臂也凝固了——一切的东西就在那里动弹不得，而时间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假象。
是谁赋予了这个世界凝固和动弹不得的权力？是谁阻止了时间在九时抵达一种必然的死亡？是谁制造了被抽离出去的“重复”？《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六十一节上说：“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一百年，然后使他复活。”当他被问及“你逗留了多久？”他的回答是：“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不是最后的“零二分”的时间，也不是最后一个性质形容词的寻找，而是把“一日或不到一日”变成了一百年，变成了在神的意义下的复活。
母姓是亚罗斯拉夫斯基，有着犹太血统，对贝姆的研究时兴奋犹太教的证据，以及在抗议德国兼并奥地利的生命书上签字，这是赫拉迪克罪名的由来，似乎也让他无比接近那个上帝，所以当接近上帝甚至在上帝的梦中看见重复一百年的时间，那么时间的假象就是一个可能，“只要今晚的时间在持续，我就不会死，谁都奈何不了我。”时间的持续在一个名为《仇敌》的剧本里，《仇敌》而为诗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忘记艺术的现实，所以《仇敌》的剧本变成了对于“煽动人心”罪名的消解，对于九时执行时间的消解，对于“死亡的纯粹和总体行为”的消解。
一个剧本，就仿佛是一个梦，“他想起人们做的梦是属于上帝的，迈蒙尼德斯说过，梦中的话语如果清晰可辨，并且看不见说话的人，那些话就是神圣的。”他祈求上帝，给他一年的时间完成剧本，因为“那部剧本可以成为我和您的证明”。于是他进入到了剧本里，进入到上帝的身边，进入到重复的一年时间里，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阅览室向他开放，他为寻找上帝而来，他为神圣的证明而来，就如图书馆管理员所说：“上帝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
四十万册藏书是一个无限的集合，就像一百年和一年一样，成为唯一之外可以重复的存在，而在复数的世界里寻找的只是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唯一性存在于重复性之中，所以德国人的枪弹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间隔了整整一年，所以赫拉迪克在“煽动人心”的罪名和靠近上帝的《仇敌》作者之间也间隔了整整一年，所以在一只蜜蜂在后院砖地上留下的影子和雨滴落在他面颊上的间隔时间也是整整一年——上帝恩准了他一年，其实是作为作者的自己在《仇敌》的虚构中制造了假象的一年，所以在那个梦里，在那个剧本里，在那个图书馆里，他是他创造的另一个自己，他是自己创造之后隐匿的自己。
那么，当剧本结束，当形容词被找到，当雨滴留下来，当他喊了一声，被四倍的枪弹打到在地的人是谁？或者说被历史记述的“死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零二分”的人是谁？“他是谁”构成的是关于上帝和自己的“秘密的奇迹”，“煽动人心”的罪名就写在自己的履历上，“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的执行时间也写在历史之中，但是当“秘密的奇迹”出现之后，他在哪里成为一个秘密？他在哪里成为一个梦境？他又在哪里经历一种死亡？《刀疤》里的约翰·文森特·穆恩也是如此，那条“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就在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上，这是明确的符号，连同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出生，连同差劲得像巴西人的西班牙语，连同策划过爱尔兰独立的经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成为明确而唯一的自己，但是在那个约翰·文森特·穆恩讲述的故事里，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的人，一个被子弹擦伤左肩的人，一个在小松林里抽抽搭搭哭泣的人，一个怯懦到不可救药的人，甚至最后成了一个告密而且逃跑的人，最后，在故事里，“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
他的脸上留下了永不消退的刀疤，但是，把他放进这个故事的是“我”，是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叙述者，“我”说这是真相，意味着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约翰·文森特·穆恩的故事里成为一个带着刀疤的人，一个懦弱的告密者，但是这不是一个被叙述的他，他就是我，“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尾。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他成为乐我，毋宁说是我用他把自己藏匿在一个故事里，藏在一条永不消退的刀疤里，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被叙述的替换中，我才逃离了刀疤的宿命，才以另一个“神秘的奇迹”制造一个他者。
《叛徒和英雄的主题》里，这样的替换和隐匿似乎更为“神秘”，也是爱尔兰，也是确定的一八二四年的时间，当秘密会议会员里出现叛徒，身为领导的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委派詹姆斯·诺兰挖出那个叛徒，而最后以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密谋者就是领袖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一个被爱尔兰人崇拜的英雄，一个正在策划起义的首领，以及一个签署处死告密者方案的领导者。当叛徒和英雄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当“领袖签署了自己的判决书”的时候，其实不是身份的合一，而是故意的隔离：“建议被判死刑的人死于一个身份不明的刺客手下，情节要富于戏剧性，给人们印象深刻，从而推动起义。”这是一种赎罪，也是一次隐匿，为了革命，为了起义，为了历史，基尔帕特里克必须成为另一个人，另一个被刺杀的人，于是在模仿林肯总统遇刺的剧院包厢里，于是在一八二四年被写进历史的时间里，“一颗盼望已久的子弹射进了叛徒和英雄的胸膛，他两次口喷鲜血，几乎来不及说出预先准备的话。”
这是另一个人的“结局”：当雷卡巴伦看见黑人和外地人对决的时候，他听到黑人说：“我们交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这次格斗中拿出所有的勇气和奸计，正如七年前你杀我弟弟的那次一样。”于是他在对歌中完成了报仇的任务，而当这个任务完成，“他成了另一个人：他杀了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他容身之地。”这是另一个人的“南方”：当落魄庄园的达尔曼带着《一千零一夜》在楼梯上被刮伤而患上败血症，他被送往疗养院的八天像是经历了八个世纪，在如梦中的车厢里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到自己的南方，“他想，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
“一身为二人”的南方是不是另一种重复的假象？“叛徒和英雄”是不是被叙述的悖论？那个能够准确报出时间，能够记住每一片叶子的形态，能够学会各种语言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是不是在记忆的世界里可以忘记现实？数字超过了两万四千，梦境可以再现一整天，回忆编号成七万个，背诵《自然史》留下的一句话是“耳闻之事皆成文章”，当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当他成为世界上有权利把“记得”变成神圣的动词，富内斯成为无限的象征，成为神秘的奇迹，他把自己分成了无数个人，但是这种奇迹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这种无限带来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记忆，而他拥有这样的权利却是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而且再无站起来的可能，没康复的希望。
其实无限和重复的记忆，取消了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属性，甚至自己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存在”的传奇里隐匿而成为一种悲剧的象征。“堕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那么当尼尔斯·吕内贝格领导诺斯替小教派出版《基督与犹大》和《神秘的救世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隐匿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个替身，一个他者？《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里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到底是谁？德·昆西的猜测是：犹大出卖耶稣是为了“迫使他宣布他的神性”，以激起反抗罗马压迫的起义，吕内贝格提出的形而上学辩护是：犹大的背叛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安排好的，“圣子成为肉身之后，便从无处不在到了有形的空间，从永恒到了历史，从无限幸福到了生老病死苦；为了同这样的牺牲相匹配，一个代表全体人类的人必须作出应有的牺牲。”有形的空间、真实的历史、生老病死，其实都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圣子是一个拥有肉身的凡人，而圣子的门徒犹大当然可以降格为一个告密者，“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对应；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
被选去宣扬天国已经临近，去医治病人，叫长麻风的人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犹大只不过是在完成一种救世主给他的重任，所以把罪恶归于他只是“满足于找一个卑鄙的动机”，而这个动机在吕内贝格那里是一种无限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为了把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犹大则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精神。”而这样一种动机论直接把耶稣变成了一个犯人，“是声名狼藉的、遭到谴责的、永劫不复的凡人”，为了拯救我们，他把自己当成了凡人，而犹大的存在，就是他自我命名的一个结果：“他选择了最坏的命运：他成了犹大。”
耶稣成了犹大，他成了他者，一身而为两人，古老的神性被解构，透彻的圣子概念里添加了邪恶和不幸，关于颠覆，关于改写，关于书写，似乎吕内贝克就是那个《仇敌》的作者，就是在一年时间里寻找唯一的形容词，但是当一年最后还是回到“九时零二分”的时候，死亡以四倍枪弹到达的时候，这种颠覆、改写和书写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制造了“他是另一个他”的作者还有什么价值？这是对于无限、重复的消解，这是对于神性、宗教的怀疑，这是对于时间、真实的审视，这是在死亡中寻找一个突破的“指南针”。
三个针对犹太教的谋杀案次第发生，第一个案件现场纸条上写着：“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第二个案件现场留下的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念出”，当然第三个案件的现场应该写着“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是警官特莱维拉努斯看到的结局，但是他的疑问是，还会不会有第四件谋杀案，“如果今晚的事只是一场演习呢？”而埃里克·伦罗特却用一封信的引用终结这个神秘案件：“谢谢你昨晚派人送来的等边三角形。它帮我解决了问题。明天星期五，罪犯们就能关进监狱，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三个案件的现场分别是在西面的油漆厂、土伦路的酒店和北方旅馆，他们构成了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但是三角形却不是最后的结局，系列案件其实指向的是一个菱形：第四宗谋杀案还会发生，而且正在发生。
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是菱形的最后一个点，埃里克·伦罗特终于还是走进了这个精确的顶点，当他在三层楼的最后一层看见无边无际的房子的时候，才发现“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红”夏拉赫捆住他的手，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句话宣布说一系列的罪案是三件。一般人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反复插进一些迹象，以便让你这位推理家，埃里克·伦罗特，知道罪案是四件。”四件案件，埃里克·伦罗特被引向了最后一个现场，成为夏拉赫迷局的牺牲品，成为“扣下扳机”的死者，但是当“名字的组以后一个字母已念出”，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可能？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死亡？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方向？
扩展是因为对称，是因为重复，是因为阴影，是因为时间，而实际上在第四宗案件发生之后，名字被念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我知道一种希腊迷宫只有一条直线。在那条线上多少哲学家迷失了方向，一个简单的侦探当然也会迷失方向。”从菱形到直线，是不是不会迷失？是不是再无对称？而其实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更是会把人带向一种神秘的现场，因为并非“无用的对称和怪僻的重复”制造了假象，而唯一性也通向最后的迷宫，“我觉得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尽管有的道路通向北方，有的通向南方，实际上都通向罗马。”
而通向最后终点的罗马才是绝对的终点，“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认为这个不全的数字是出于对偶数魔力的畏惧；哈西德教派则认为这个欠缺说明还有第一百个名字，也就是绝对名字。”当一切的化名，一切的替换，一切的他者，一切的犹大，都成为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之一，那么他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绝对的名字——不在历史中，不在剧本里，不在预言中，不在传说里，就如赫拉迪克“终于找到了那个词；雨滴在他面颊上流下来”，即使四倍的子弹把他打倒在地，在唯一的动词里，他就是那个绝对的名字，绝对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