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是在按捺不住的狂热和创作冲动中，仅仅用七周时间就完成了这部篇幅比《少年维特的烦恼》多一倍的小说。写作的动因，同样是为了克服一场无望的爱情在作者心中造成的巨大痛苦：1807年冬天，年已五十八岁的歌德对十六岁的少女米娜·赫尔茨丽卜一见倾心，但自知年龄悬殊，好事难成，只得强忍伤痛不辞而别。小说的故事围绕夏洛蒂、爱德华和上尉和奥狄莉四人展开。夏洛蒂和爱德华是一对夫妻,他们过着平静和谐的生活,但自从上尉和奥狄莉先后来到他们的庄园后,一切发生了改变……与理性相一致，小说《亲和力》在表述上是冷静的、克制的，然而，究其爱情描写的精神实质，却表现出一定的与理性不相协调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种非理性的意味。本书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译者为高中甫，译自汉堡版《歌德文集》第六卷，并参考柏林版《歌德选集》第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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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6·2151022·1220 |
| 作者：【德】歌德 著 朱光潜 译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26.00元亚马逊15.60元 | |
| ISBN：9787532761845 | |
| 页数：336页 |
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
老年的歌德站在生命的末端，对于他来说，时代仿佛正处在一种倒退和前进，衰亡和上升的拉锯状态，向上的力量引导着他走向更高的山峰，让他看见革命的行动和胜利的曙光，甚至自己也站在前面，以领导的方式凝聚一种不断突围不断创造的神奇力量，但是，却总有相反的力，又让他从仰视的状态中回到现实，这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冲突，这是人生最后的挣扎，仿佛是西西弗斯，“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七十五岁的西西弗斯，是关于命运的一个象征，这是1824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歌德听见了1789年从法国传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炮声，听见了打碎封建桎梏开创新天地的搏斗声，听见了拿破仑“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怒吼声，那是前进和上升的时代发出的声音，而在歌德的自我时代，他也听见了内心澎湃的呼喊——就在《浮士德》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他塑造的精灵正在以一种神的救赎方式表达时代的前进方向：
精神界这个生灵
已从孽海中超生。
谁肯不倦地奋斗，
我们就使他得救。
上界的爱也向他照临，
翩翩飞舞的仙童
结队对他热烈欢迎。
精灵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彼得大帝，是战神拿破仑，它们是神的精灵，而当浮士德死后，神灵们抬着他的尸体歌唱时，这个向恶魔出卖灵魂的学究终于听到了上帝的箴言，终于看到了神的召唤，从孽海中超生，从凡世中解脱，他获得的是上帝之爱，而这种上帝之爱又让他成为一个如精灵一般具有超越一切，压倒一切的力量。“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
从向撒旦出卖自己的灵魂，到得到上帝的宠爱，这是浮士德的转变，而对于年老的哥的来说，他也像浮士德一样，充满了变革和向上的力量，从1823年到1832年，这是爱克曼拜访歌德的时间，也是歌德完成《浮士德》的时间，在“浮士德化”的这个不朽时代，歌德从精灵的歌声和舞蹈里，感受到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巨大骚动，感受到了自己不断向上前进的动力，感受了那一颗崇尚实践和行动的种子的蓬勃力量，从“太初有文词”到“太初有行动”，从苦思冥想到为人类谋取福利，另一个伟大的歌德时代似乎也在形成，也在发芽。
但是，对于歌德来说，这个前进上升、符合客观倾向的时代毕竟更多在《浮士德》里，他身处的德国却还没有统一，工商业还未发达，政治和经济还很落后，一些封建割据的小邦为权力而斗争，所以这是现实的时代却像那从山顶滚落下来的巨石，又将向上的西西弗斯拉回到起点。所以在这个主观时代，歌德是痛苦的，“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当歌德把时代分为主观和客观，实际上是分为了现实和理想，分为了前进和倒退，分为了上升和衰亡，为什么在一个主观的时代，一切都是腐朽的，都是软弱的，因为这样的时代不具有“客观性格”，不符合“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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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克曼和歌德：这里所显示的是我的歌德 |
“我们这老一辈子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点恶劣，我们的情况太矫揉造作、太复杂了，我们的营养和生活方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的社交生活也缺乏真正的友爱和良好的祝愿。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但没有人有勇气做个温厚而真诚的人，所以一个按照自然的思想和情感行事的老实人就处在很不利的地位。”老一辈的欧洲人，就像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身上带着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让这个时代接近世界末日，让一代接着一代积累起来，让时代的痛苦与日俱增，“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罪孽去贻祸后代。”这样的时代脱离了客观规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阻力让一切后退和衰亡。“所有这些人情况都很糟。那些学者和官僚有三分之一都捆在书桌上，身体糟踏了，愁眉苦脸。”这是时代的图像，颓废的精神状态已经远离了向上的力量，而在这样的时代里，包括政治、宗教、文学，都以衰败和倒退的方式让现实变得无力，让生活变得黑暗。
“一部分人吃苦而另一部分人享乐；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总会作怪，党派斗争也不会有止境。”这是歌德看见的政治，在这里，每个人都想掌握政权，每个人都想要权力，每个人都在违反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葬波吕涅克斯，不仅使腐化的死尸污染空气，而且让鹰犬之类把尸体上撕下来的骨肉碎片衔着到处跑，以致污染祭坛。这样一种人共嫉的行动决不是一种政治德行，而是一种政治罪行。”在这种政治罪行里，便有了暴力，而不管是招致暴力颠覆的人，还是进行暴力颠覆的人，都是不符合自然，所以在歌德那里，都是憎恶的对象。
而宗教呢？“教会规章中有许多是荒谬的。但是教会要想统治，就要有一批目光短浅的群众向它鞠躬，甘心受它统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折射的也是暴力的权力观，1832年3月，在歌德临死前的十天的谈话中，他对基督教和教会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在自然科学日趋繁荣的时代，在启蒙运动日渐盛行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阻力，甚至变成了愚民的工具，““听到一般人的言论，我们几乎会相信：从远古以来，上帝早已退位，寂然无声了，人们现在仿佛都要立在自己的脚跟上，要考虑自己在上帝寂然无声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下去了。”在宗教和道德领域承认神的作用，但是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神已经变成了智力的结果，变成了新的精灵，甚至变成了一种天才，只有这种新的神才代表着人类向前迈进的欲望，才能认识到人类自己的伟大和自由，所以，临终前的宗教观实际上是歌德对人文主义的一种发扬，是对于文艺复兴的一种继承，甚至那个上帝并不是真正宗教里的神，而是理性和自然的化身。单纯的宗教蜕变为一种题材，而在文艺领域，这种理性和自然的化身变成了意志和力量：“让每个人都凭人的意志和力量，去创造比得上用莫扎特、拉斐尔和莎士比亚来题名的那种作品吧！”
上帝已经退位，人类重新站上自己的神殿，所以歌德的客观性格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一向憎恨超出时代的虚幻作品，歌德强调的时代性就是客观性，就是自然规律，而具有这种时代性和客观性的作品，才具有永恒性，“我只劝你坚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现实生活。每一种情况，乃至每一顷刻，都有无限的价值，都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所以在创作观上，歌德鄙视那些好高骛远、“不懂得限制自己范围”的作者，反对“在许多不属于我本行的事物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的创作，否定那些赚取报酬作为创作目的的世俗作品。在歌德看来，真正的创作的是在时代中把握“个别特殊事物”，是描绘内心的感受，是用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在这里，歌德强调的是自然，而艺术和自然的关系，他界定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奴隶”，因为通过世间的材料来加工，是不能超越自然的，而另一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的材料所服务的是一种“较高的旨意”，而这种较高的旨意就是理性，就是意志，就是精神，“振作起来的与其说是精神，无宁说是意志；与其说是艺术精神，无宁说是政治精神。”
现实主义是时代的特色，自然规律是作品的精神，所以歌德的文艺观自然设计到主宰自然的那部分，就是作者，作者要成为一件作品的伟大创造者，要成为一种精神的领导者，要成为现实主义的推动者，就必须具有伟大的人格，“在惊赞这种作品时，我们不要认为这些艺术家是按照比现在更完美的自然马雕刻成的，事实是，随着时代和艺术的进展，艺术家们自己的人格已陶冶得很伟大，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对待自然的。”为什么莱辛的作品是伟大的，因为他的人格具有坚定性，为什么伏尔泰的作品被根里斯夫人指责为是在放纵自由，是在亵渎神圣，因为伏尔泰的人格就是如此，““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而作者的人格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无非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用自己的人格去对待自然，去创作作品，实际上也是反映着时代的客观性，他在谈及拜伦的时候，就说：“拜伦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这种人。”现时代就是这一个客观的时代，这一个符合自然的时代，但是从人格出发，歌德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行动文学”，一种实践文学，也就是从文本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所以人格里的那种天才创造力变成歌德膜拜的对象，才能“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靠近另一个上帝甚至成为神，所以歌德对于“迈大步的半神”的拿破仑的崇拜远超过其他的一切革命者，“对呀，好朋友，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摹仿的人物啊。”这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体现的并非是自我的意志，在歌德那里，成为时代中那个主宰一切的上帝的创造物，“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实际上，这种对于天才的神化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它是符合客观倾向，符合自然规律，但是却又是上帝的礼物，又变成人力无法达到、超越一切的东西，是神的恩宠的结果。
解放神而变成理性与自然，却又将理性和自然升格为另一个神，从而影响时代，这是一种泛神论，实际上也是歌德生活时代内心的一种挣扎，要融入一个战斗的时代，就越发感觉和时代背道而驰，要不断寻找向上的力量，就越要体会那种被推下山去的无力感，当歌德说“我相信上帝，相信自然，相信善必战胜恶”的时候，浮士德也是在时代的拉锯中死去，而“太初有行动”看起来也只是隐喻的一幕，上界的爱向他照临，而天使们抬着的却是一具人世间生符合老必死自然规律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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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X37·1980307·0431 |
| 作者：（德）歌德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19.50元 | |
| 页数：531页 |
浮士德，拉丁文“Ｆａｕｓｔ”，即“幸福”之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知识分子，他追求知识，以及名利、爱情、政治生活，但浮士德对这一切幸福的追求却在魔鬼摩菲斯特的契约中变得一无所有。是虚无战胜了探索，还是恶战胜了美，“辉煌的歌德”似乎并不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诱惑面前，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美的，但等一切落幕之后，才发现自己看到的只是一出悲剧，而主角竟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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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1·1970101·0346 |
| 作者：[德]汉斯·尤尔根·格尔森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2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8.60元 | |
| 页数：231页 |
作为一名世界文豪，歌德最大的贡献时发现了德意志文学中最深的主题，并推动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自信心。歌德以伟大的《浮士德》奠定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使自己成为“文化上的浮士德”。汉斯·尤尔根·格尔森作为德意志民族共和国的传统作家，对歌德的评价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 在《歌德传》中，作者对歌德的创作活动与社会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本书出版于1977年。
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天才地完成的作品必须是未完成的！我们看到，如此清晰的一个浮土德形象出现在歌德的视界之中并冲破了个别一次巨大诗歌努力的范围。
—《遗产：<浮土德>》
从1768年开始创作，到1832年停笔，长达12111行的诗剧《浮士德》是一部完成的作品，这部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的诗剧几乎贯穿了歌德的一生，甚至在1832年3月15日患上感冒之前，他还以全力以赴的精神为《浮士德》做最后的修饰。但是，《浮士德》又是未完成的，当1832年的感冒使歌德一病不起，七天后他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在离开人世之前，他对儿媳欧蒂丽说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来，我的小女儿，把小手递给我……”他那只垂死的右手却依然停留在空中，做出了最后的动作，像是在书写着什么–仿佛歌德的思想还在活动，仿佛他还在书写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直到最后静静地死去。
完成而未完成，当汉斯·尤尔根·格尔茨做出这个评价的时候，他指的不仅是作为文本的《浮士德》，更是赞誉歌德这位人道主义者具有的遗产意义。创作了64年的《浮士德》是歌德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这不诗剧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分析了三千年的历史，是为了探索人类历史的真正走向，而历史的走向是为了看见未来，所以格尔茨说：“它用各种概括的形象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表达了一种孕育着未来的，带有预测性质的思想内容，而只有在今天，由于我们能以实现这一思想内容，这内容才完全展现了它的丰富内涵。”预测一种未来，站在现实的位置上，则一定是完成而未完成的，而这个“冲破了个别一次巨大诗歌努力的范围”的剧作，在格尔茨看来，却是歌德实现解放之梦的序曲和前奏。
这种解放之梦是对于知识和充实生活的追求，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解放，从单一的文本到整体的时代，歌德就是把浮士德带入了人类学的框架里，“他想考虑完全放弃一个永恒的历史循环的概念；相反的，在他的理想中，他表述了可能摆脱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的对立的出路。”寻找出路，当然要指向那个未来，实现梦想，也必须突破历史的循环论创造一个时代，但是当格尔茨如此定义作为遗产的《浮士德》和歌德，作为当时东德的传记作者，他必然要把这份遗产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单纯作为一个人，美菲斯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其实代表着一种否定进步的力量，在没有神启的时代里，任何魔鬼不可能有自己的地位，只有将浮士德和这段悲剧的历史、这片自由的土地结合起来，才能摆脱历史的循环论，才能指向人道主义的未来，所以将歌德置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下，格尔茨认为，他的著作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而存在的，当社会主义还在继续前行，这份遗产就必然通向未来，引用歌德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任何过去的东西人们会对之产生怀念之情，有的只是万古常新的东西，它在过去广泛的要素的基础上形成，而具正的幢憬必须永远是有生产作用的，必须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东西。”
而这正是格尔茨撰写歌德传略的目的所在，在他看来，海尔曼·格林和海因里希·顿策的作品注意了歌德的人道主义目标，贡道尔夫的作品则突出的是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E．路德维希在作品中推崇歌德的人格，E．施泰格和R．弗里登泰尔的作品则注重心理分析，这些关于歌德的传记和专论似乎都是资产阶级在这一领域里做出的成绩，所以明显带着他们的阶级属性，而只有将歌德的存在意义归结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传统，同时让作品体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学成就，才能真正继承这份遗产，才能如歌德所说具有生产作用。撇除了资产阶级的属性而贴上社会主义标签，无疑这也具有一种浓厚的阶级观点，在这本书中，格尔茨一直在强调歌德的人道主义意义，一直在阐释如何将作品放置在更广阔的民族和人民层面：当歌德在1731年出版了由历史人物葛兹的自传改编的戏剧《铁手戈特弗里登·冯·伯利欣根传》，格尔茨认为，葛兹是一个不幸的骑士，他与王室联盟的魏斯林根斗争中，成为了反对君主制度的斗士，从而完成了在野蛮乱世中的自救，但是这个粗野而善良的自救者，他所书写的历史依然是一部悲剧，因为歌德没有将他的斗争和农民结合起来，没有形成真正的社会动力，他只是一个自救者，这部戏剧也一定是悲剧；在撰写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格尔茨认为歌德继承了莱辛把浮士德看成是一个为追求知识卖身魔鬼的反抗者形象，并加以深化为一个探索者，而这种探索便是将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和甘泪卿所代表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在格尔茨看来，歌德是真正的“天才”，他是一个为了实现才华而充分展开自己的社会和艺术活动的人，是一个反对陈腐的唯理主义观点的人，是一个反对把现实美化得神乎其神的人，是一个走到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去的爱国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歌德才是名符其实的天才，因为格尔茨认为，天才具有的自我解放意义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平民的联合，要在克服个别人物的“特殊天才”主观主义，和民族的、爱国的信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艺术实践高度。
《浮士德》是一部天才的作品，歌德是真正的天才，格尔茨的评价站在社会主义的文艺美学体系里，自然是有其阶级属性，但是对于歌德“天才”的定义，对于人道主义者的论述，当突破历史循环论，指向对于未来的预测和探索，指向自我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宏大视角，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而这也是“完成而未完成”的真正使命所在，而从歌德一生的经历和追求来说，他似乎都是在一种完成而未完成的“天才”实践中挣扎、探索和解放，从作为自救者开始，从而最终走上他救之路。天才的挣扎、探索和解放，一定是要寻找到那个天才的范本，歌德似乎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天才范本，一生都走在天才实践的道路上。
“1749年8月28日中午，时钟敲了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降生了。”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中写下了自己生命诞生的那一刻，作为官员阶层和手工业者的后代，歌德在这个特权家族里过着体面的大资产阶级生活，但是在法兰克福这个出生地，一方面是商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对于歌德来说，他身上有着一种“道德病”，那就是把祖父虚构为贵族，而自己则表现为自命不凡，但是目睹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后，少年歌德心中滋生了寻找“德意志英雄”的想法，这种英雄主义几乎伴随了歌德的一生：从葛兹到浮士德。出现在歌德面前的第一个英雄形象是1759年的皇家少尉多兰，那时的德国和法国结盟，少尉多兰身上具有的那种气质正符合九岁歌德自命不凡的性格。但是这种英雄主义也是脆弱的，结盟的背后其实是战争，包括面对自然灾害，法兰克福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惶恐，而这种情绪也影响了歌德，“德意志英雄”是模糊的，歌德的英雄主义是脆弱的，所以当他不断接触知识，不断在启蒙和理性思想影响下面对现实，他开始了独立而批判性地探索，从现实进入神话，诗歌的英雄主义的一个转变轨迹，“当传说和历史的混合物，神话学和宗教的混合物使我有陷入迷惘的危险时，我总是乐于躲到东方的国家去，我沉浸在摩西最早的经书里，在那儿我置身于散居在广大地区之上的游牧民族中，置身于最伟大的孤独和最伟大的社会之中。”
父亲安排他去莱比锡学习法律，年少的歌德开始向外探索另一个世界，“城市是迷人的：我心爱的莱比锡，一它是小巴黎，它造就了它自己的人。”在莱比锡，歌德看到了这个时代新的东西，一方面是贸易活动带来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遇到了莱辛之后开启了他关于民族文学的启蒙，虽然含着孤芳自赏的骄矜性格，虽然他依然自命不凡，但是莱辛、莫里哀的戏剧，让他开始了新的寻找–包括遇到了令他狂热追求的女孩小安尼。那时的歌德是狂放不羁的，“他急不可耐地利用每个机会表明他的举止自然而别致，这样对正派作风的挑战就是明显的了。”一种挑战，是因为在格尔茨看来，歌德感觉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每个人都过着刻板的生活。装饰和举止上的反叛是明显的，而当歌德不断接触文献和经书，对宗教和上帝也产生了怀疑，在苏珊·冯·克菜顿贝格的影响下，结合自己多病的体质，歌德认识到了宗教中被忽视的那一个叛逆者：魔鬼。在他看来，魔鬼一定是第一个反对上帝的人，如果追随魔鬼而诞生生命，那一定是和万物本原想对立，生命也必定被分离，而矛盾不可避免产生–魔鬼的出现，其实是歌德想出了新的创世说，他认为，魔鬼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人是物质，所以人也是他所创造的，“因此虽然人和上帝相似，同时人也象魔鬼一样用他的分离来背叛上帝，如同魔鬼和天使所做的那样。”
魔鬼的叛逆是消极的，而且在分离中变成了背叛，歌德在斯宾诺莎的影响下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寻找到了另一个叛逆者，却是积极的，那就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代替了背弃上帝的魔鬼，是因为歌德认为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是人类，他在和上帝之间的冲突中创立了有火的人类，普罗米修斯身上带有人的意识，或者说，人和叛逆者是同一的，这种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在格尔茨看来，就是歌德人文主义的萌芽，“创世说首先对歌德美学观点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后来第一次认真地推动他去掌握那些伟大的人类形象，而这形象的能动本质结果也就决定了他诗歌的人道主义的古典的基本内容。”这是歌德思想的一次转折，当他从严重的抑郁症中恢复，当他度过了“医生中最暗淡、最不幸的一年”，终于在斯特拉斯堡喊出了“我心目中的大自然是多么绚丽多彩”。
他面对的是一个生气勃勃而自由自在的社交环境，他卷起了美丽的头发并戴上了假发，他兴致勃勃练习跳舞并且爱上了舞蹈老师的女儿，他餐馆了炼铁厂、玻璃厂，目睹了刚刚兴起的手工业，渐渐的，歌德身上的贵族气逐渐消失，他更多的走向民间，并且在“手工业者、农民及雇佣工人和以他的朋友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人的思想和诗歌之间”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哲学家和平民之间的联合，受到了赫尔德的影响，歌德开始转向了狂飙突进运动，格尔茨认为，这一阶段是歌德真正向外的开始，是歌德人文主义逐渐成熟的标志，“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不但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附属于它，而且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主人：在他看来，积极的创造活动体现在这样—些个人身上，他们挣脱了教会信仰的僵死教条，挣脱了臣民精神，挣脱了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道德。”
从目睹“德意志苦难”开始，歌德寻找“德意志英雄”，一方面，歌德心中的英雄主义需要一种范本，从九岁时的多兰少尉，到对宗教怀疑而看见的魔鬼，再到人和叛逆者同一的普罗米修斯，歌德一直在丰富自己的英雄主义，而《铁手戈特弗里登·冯·伯利欣根传》里的葛兹是歌德自我塑造的一个英雄，当葛兹反对君主制度成为自救者，自然也引起了争议，而歌德处在这种争议的漩涡中，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普罗米修斯，在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下，天才时代的英雄们住在和奥林帕斯山对立的“小屋”里，这所小屋是由劳动者自己建造的，“人的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由他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歌德的信念。”
而对于歌德来说，“德意志英雄”在另一个层面上成长起来，那就是歌德自己，反对陈腐唯理主义，反对对现实的美化，走向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去，格尔茨认为，歌德突破了“特殊天才”的个人主义，在和平民的联合中具有了民族的爱国的倾向，所以格尔茨认为歌德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力图根据经验，透过感觉来把握本质，并通过综观和比较各种现象而概括一切。”离开，隐姓埋名，歌德在自由的解放之路上成为了一个“游客”也正是这种自我定义的身份，使得歌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786-1788年的意大利之行，歌德找到了“精神复活”的意义，他研究解剖学，绘制人体图，制作模型，也把精力投身于芭蕾舞、音乐和歌剧的研究中，他认为罗马风格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而艺术的真正追求就是发现这种本质，而此期间写作的《塔索》、《伊菲格尼》揭示了典型的人道主义，他更在研究荷兰十六世纪的斗争史中，发现哀格蒙特身上具有“同人民有联系的英雄的可能性”。
回到魏玛，进入公爵的宫廷里，歌德担任了剧院、魏玛美术院和耶拿大学的总监，在这一阶段，歌德研究了色彩学、光学、骨学、矿物学、植物学，甚至电学，他从思想转向实践，目的也是为了发现事物的本质。1789年的法国革命爆发，震撼了欧洲，对于歌德来说，一个新时代也到来了，“出类拔苹的民族作家，人们只能求之于本民族。”那时他遇到了之后成为“堪称无与伦比的精神伴侣和战友”的席勒，他们具有年龄上的差异，出身和经历也差距巨大，甚至美学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繁荣民族文化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和席勒不同，歌德更注重塑造“日益突出对抗性的封建社会中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的普遍形像”，《威廉·迈斯特》和《赫尔曼与罗特亚》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而当1808年发表的《浮士德》，更是将目光投向那个伟大的探索者和反抗者。
席勒的逝世，身体的疾病，以及拿破仑兵临魏玛，这些都构成了歌德之后的生活危机，而他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反对浪漫派，并在《亲和力》中提出了“精灵”概念，“精灵的事物是有双方参加的一种较量，在它的冲突当中，令人喜爱的一方垮掉，而受憎恨的一方却取得胜利，跟着又出现这样的前景，即从中将有符合于全人类愿望的第三者出现……”与其说精灵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毋宁说是歌德克服危机的努力，而在这种克服中，歌德的“天才”实践也成为了其人格的一部分，“要认识自己，需要他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变；要认识时代，需要它带动，确定和培养一切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以致人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只有他早生或晚生十年，在涉及他自己的教养和对外的影响时，才能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格尔茨把这一时期的歌德生活看成是“海吉拉”式的转变，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伊斯兰教徒把这一年定为回历的纪元，称为海吉拉，而对于歌德来说，他自觉地通过一次“海吉拉”，就是在文学和思想的国土上完成一次旅行，而这样的旅行是完全人道主义的，甚至是世界主义的–从西方到东方，从普罗米修斯到哈菲兹，歌德需要为德国古典戏剧树立一个典型，“正如歌德所说，现在开始了一个大同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便促进全人类的福利。”
他对欧洲的现实做出判断，他了解东方文化，他对中国诗歌发生兴趣，不仅如此，他还做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笔记，研究他的叶子理论–东方和西方的结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歌德注重了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将其变成了文本–《浮士德》第二部中吸收了欧洲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的遗产，“它自身最深刻地并且极为多样化地把各民族的遗产同观代的文学动力结合到一起。”而在晚年，他把时间都倾注在《浮士德》第二部的写作中，“歌德直到他一生最后一刻，都在积极地观察自然过程，整理他搜集的材料，进行研究。”直到1832年3月的那一次感冒，直到五天后最终病倒，直到七天后走向生命终点–歌德寻找英雄，寻找天才，寻找叛逆者，寻找探索者，实际上，在不断书写和实践中，歌德自己就是这一英雄的化身，他是葛兹，他是普罗米修斯，他是浮士德–自救而他救，解放而自由，永无止境的创造力，便是歌德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一种完成未完成的状态，“具正的幢憬必须永远是有生产作用的，必须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