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作家阿尔罗伊·基尔要为已故的著名作家德利菲尔德写传记，但他对年轻时的德利菲尔德了解甚少，于是向德利菲尔德的好友——另一位作家阿申登求助。在基尔的死缠硬磨下，阿申登回忆了自己与德利菲尔德及其前妻罗西的早年交往。《寻欢作乐》又名《家丑》，出版于 1930 年，是毛姆自己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在《寻欢作乐》中，毛姆的讽刺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英国文学界当时的追慕虚荣、玩弄社交手腕、相互吹捧、讨伐异己、论资排辈、扼杀创造性的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在他敏锐、犀利的笔锋下，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本书中过去与现实可谓是交织、穿插得天衣无缝，比之于《月亮和六便士》，作者的创作技巧更为娴熟。毛姆在这部小说中一改以往作品中对女性的偏见，从现实文艺圈中取材，以爱慕者的身份追忆一个美丽女人的一生，并充满讥讽地点缀以文艺圈的趣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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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1210·1436 |
| 作者：【英】毛姆 | |
|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45.00元 | |
| ISBN：9787544284950 | |
| 页数：418页 |
“可你想想，所谓我，不光包括我的灵魂，还包括我的肉体，谁能决定，我的肉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如果不是生了一只畸形的脚，那拜伦还是拜伦吗？如果不是得了癫痫症，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第六章》
我之存在，由肉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当拜伦是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成为最表象特征里的自己就在于肉体，一只畸形的脚和身患的癫痫症，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肉体的残疾和疾病，如何影响灵魂？那一种悲剧人生不仅是肉体世界里的痛苦，也是灵魂意义上的挣扎，而化为文字，化为作品，更在于灵魂世界的态度，所以我成为自己，不只是灵魂这一种属性，它是肉体之果，是灵魂之因，更是一种衍化成作品的寄托。
如此成为我自己，却在拉里的世界里，成为一种分离，在他看来，肉体提供了一个驱壳，在那里只有自我主义，只有外在的个性，而要真正成为自己，则必须让灵魂摆脱自我主义——肉体站在了灵魂的对立面，个人主义站在了绝对和无限的对立面，所以在这种分裂的自我世界里，必须驱逐肉体的欲望，必须赶走物质的需求，必须去除表象的自我， “当我坐在木屋里抽烟斗时，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活力，我感觉有种力量要从我的身体里进发出来。到修道院里避世隐居并不适合我，我要居于繁华的世界里，爱这世上的一切，这不是为了它们，而是为了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无限。”印度的五年求索，让拉里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自我的价值，那种 “它们身上的无限”是绝对的存在，是冷静，忍耐，是同情，无私，是自由，禁欲，而无限多抵达的那个高度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更高一层。
印度五年修炼的感悟，是从发现自己身上的无限开始，而无限之发现，必然是看见了有限，看见了有限，必看见了被束缚的激情，被破坏的自由，被驾驭的欲望，甚至是肉体有关的创伤。这一切可以归结为拉里的疑问： “你没办法不问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是你压根儿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到头来只会沦为稀里糊涂的悲剧。”所以拉里是从命运，甚至从宿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而在印度之前，是离开巴黎从比利时到德国，再沿着莱茵河去那个农场和煤矿；再往前，是他他离开芝加哥离开已经订婚的伊莎贝尔到巴黎 “游荡”；再往前，是他参加了战争成为飞行员，然后两次受伤……
往前往前再往前，是时间的逆行，却也是关于肉体世界的一次一次整理，当时间设定在1914年开始的那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外部的方式打开一种人生。成为飞行员去往法国参加战争，这是拉里变化的开始，因为战争他受伤，从肉体意义上留下了某种伤痕，而在灵魂意义上则是如监护人尼尔森所讲，是 “还没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那么是什么样的创伤？那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死亡，战友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才二十二岁， “本来准备打完仗后回爱尔兰跟一个姑娘结婚的。”当拉里对未婚妻伊莎贝尔说起这段伤痛的回忆时，他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生活的终结： “一个小时前还是活蹦乱跳、有说有笑的人，转眼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死了。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这样无情。”无情的死降临，生命走向了终点，那么这是一种意义还是无意义？
拉里说出这段记忆，其实并非是因为同伴救自己牺牲而让自己有了某种愧疚感，更让他思考的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死亡成为生命的终结如此残酷的降临，那么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体现价值？或者说命运如何在不死的时候找到灵魂的意义？当拉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1919年了，已经是回到了美国芝加哥，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不是淡忘了这个问题，而是更突显了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正是时空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冲击，对于拉里来说，反倒形成了一种束缚。因为他站着的这个世界是正在建设的美国，是正在发展的时代，有正充满欲求的人们。
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当然是拉里的对立面。当拉里在1919年战争结束时无法走出某种创伤，艾略特却在同样的时空里寻找机会。这是战争导致的两种走向，艾略特也经历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只不过从参加救护队到在巴黎红十字会谋得一职，在到加入巴黎高级俱乐部，最后成为贵妇人口中的 “亲爱的艾略特”，他从地面飞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所谓 “飞黄腾达”几乎就是以一种俯视的目光看待战争。 “我想这一切的根源定是狂热的浪漫主义情调，他能在那些孱弱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当年追随圣路易到圣地的十字军战士，在咋咋呼呼、猎捕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看到跟随亨利八世远赴金衣战场的祖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过去那种广阔、雄伟的天地里。”这个一生把 “社会交际”当成是最大志愿的人，这个用古董装饰生活的长者，这个在教父面前成为狂热天主教徒的有教养的人，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回到复古时代，那里有荣誉，有地位，有身份，有一切的名利。
所以当1919年艾略特和拉里相遇的时候，必是两种人生两个世界的碰撞，他对侄女伊莎贝尔说的是： “我觉得拉里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他一没钱，二没地位，格雷·马图林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祖上在爱尔兰就很有名望，家族中出过一位主教，一个戏剧家，还有好几个声名显赫的军人和学者。”不仅自己站在拉里的对面，他也让和拉里青梅竹马的伊莎贝尔站在对面，让追求伊莎贝尔却和拉里是好友的格雷站在对面，甚至整个芝加哥、整个美国都站在对面，在他看来，1919年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必须重建，而美国即将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是超越欧洲的机遇，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脚踏实地干下去，赚的盆满钵满，然后再买一套公寓买一个城堡，便是最富足的人生。他和政府搞好关系，地方长宫、教区主教和副主教都会经常光临他的宴会，在他的世界里，有价值不菲的古董，有妖艳的贵妇人，有政府官员，有教会首领，即使当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艾略特也凭借他的投资理念赚到了钱，而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宗教事务中，他建造了教堂，获得了教会封的一个爵位。而且，当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发展受阻，艾略特依然是一个 “最仁慈、最体贴、最大方”的人，他用自己的资产照顾伊莎贝尔和格雷夫妇，让他们度过困境。
但是对于艾略特来说，社交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反讽，当他年纪渐大，又得了不治之症，却依然对社交充满热情， “他就像一个濒死的演员，等到上了妆，登上舞台，就会暂时忘却病痛。”但实际上，他已经被社交界抛弃了，人们甚至不愿再邀请他，艾略特都蒙在鼓里，当他临死之前还在想着没有回艾德娜的邀请，可以说，他的生命最后一刻还活在自我编织的社交舞台上，信奉 “天堂里没有平等一说”的他在现实中期望创造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金钱、地位、名誉组合起来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不平等。艾略特之存在，就是一种自我主义，甚至这种自我主义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 “美国即将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甚至要超越欧洲，不是高瞻远瞩，而是自我封闭，当1929年那场危机到来的时候，梦想便成为了碎影。
“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的直接介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事情来回报上帝。”这是艾略特建造教堂时说的话，上帝让他在危机时不死，上帝就是一种救赎，而这无非是人造的上帝，是物质化的上帝。艾略特所代表的是一种 “社交”生活，他所影响的便是伊莎贝尔的婚姻，所以他反对伊莎贝尔和没有钱财没有地位的拉里结婚，却对祖上有着名望，家族中出过主教、戏剧家、军人、学者，现在有身份财富的格雷心有独钟，在他看来，伊莎贝尔嫁给格雷就是走向如美国一样的繁荣时代，未来尽在自我掌握中。艾略特以及姐姐布拉德利太太的价值观对伊莎贝尔产生了影响，虽然伊莎贝尔爱着拉里，但是她对于拉里的举动无法理解，也无法猜透他要去巴黎 “游荡”的意义，当她终于答应拉里去往巴黎，终于在巴黎见到了拉里，其实爱情已经再无挽回的余地，就像我曾经对伊莎贝尔所说的那样： “爱情好比一个蹩脚的水手，只要在海上航行，它立马就蔫了。到时候你和拉里之间隔着一个大西洋，你会吃惊地发现，起航之前再怎么无法忍受的痛苦，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当一个爱看书寻求知识、毫不顾忌自己生活、不工作的拉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不是隔着一个大西洋，而是隔着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伊莎贝尔带着艾略特的影子说： “我这么年轻，想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一样都不能少，我想去参加宴会，参加舞会。我想打高尔夫，骑马。我想穿漂亮的衣服，要是一个女孩子穿的衣服没有周围的人好，你能想象得到有多难堪吗？”而拉里却说： “我想弄明白世上有没有上帝，想弄明白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我想知道我的灵魂会不会不朽，是不是我死之后一切也就结束了。”当她让拉里重新回到美国，然后结婚生活，拉里依然坚持着说： “我做不到，亲爱的。这样回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死亡，等于出卖了我的灵魂。”
解除婚约，这便是两人那无法弥合距离的写照，物质和精神，名誉和信仰，金钱和上帝，他们完全走向了两个极端。而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拉里，到底在找寻什么？他想知道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上帝，想知道灵魂能不能不朽，就是回到了战争年代那一场发生在自己面前的死亡，在他看来，生命在肉体的寂灭中走向了终点，那时灵魂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肉体主宰着一切，而那些金钱、名誉、地位，甚至婚姻也都是肉体之一种，所以在他看来，肉体又走到了灵魂的反面，构筑了一种罪恶的欲望存在，所以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他所找寻的是知识，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发现永恒的东西，而金钱就成为 “一文不值”的东西，婚姻也成为了束缚，成为了羁绊，所以他把这一阶段的生活命名为 “游荡”——是将灵魂放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中。
但是，在拉里追逐自由的生活中，在放弃婚姻的 “游荡”故事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是农场里的埃莉和贝克尔太太，当时他和科斯提在欧洲旅行，离开法国，穿过比利时，沿着德国莱茵河往下，这是一种自由放逐灵魂的生活，但是拉里无可避免地陷入到肉体的渴求中，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困境，所以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只能找活干，于是遇到了在农场里的两个女人， “我可不是什么农夫的妻子，而是农夫的寡妇，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的寡妇。”当寡妇埃莉在那个晚上以一种占有的方式接近他的肉体时，一种悖论似乎形成了：他是男人，却被女人占有；他鄙视肉体，却陷在肉体的困境中，而且埃莉是寡妇，丈夫 “为了祖国现出生命”，是不是就像那个在战场上死在拉里面前的二十二岁的战友？同样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同样是肉体造成了死亡，拉里为什么在那个夜晚面对埃莉的欲望时，最后选择逃离？
其实他完全可以用满足埃莉欲望的方式补偿死去战友的遗憾，但是那一晚的 “被厮混”在他看来却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对于拉里来说，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对沉浸在肉体死亡的悲痛中的人，他已经把肉体看成了灵魂的对立面，所以欲望是肮脏的，是可耻的。这是拉里关于灵与肉的第二阶段，当他回到巴黎，遇到同样死了丈夫的苏珊时，却又进入了第三阶段，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印度呆了五年，学会了冥想，认识了生命轮回，抛弃了自我主义， “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这种自我即上帝的信仰，对于他来说，则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宿， “我很想知道，艺术能否为我指出宗教无法指出的路。”所以绘画的苏珊成为了拉里的情人，在拉里看来，苏珊就是一个艺术品， “他（拉里）还真是个奇怪的情人，非常亲切，充满热情，甚至非常温柔，刚猛却不激昂，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一点不下流……我关上门的时候，看到他拿起书，从他先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看下去。”苏珊这样评价拉里，情人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肉体，做爱就像艺术创作，而做完事好不妨碍地看书，艺术又回归到灵魂。而苏珊最后离开了拉里， “我自己就差点爱上他了，这还不如爱上水中的倒影，一缕阳光，或者天空中的一朵云呢，我总算没陷进去。即使现想起当时的险境，我还不寒而栗呢。”不是自己爱上了倒影，是因为拉里一直爱着苏珊的倒影，艺术的倒影，灵魂的倒影。
而爱上苏菲呢？同样是死了丈夫，苏菲的存在却走向了另一种堕落，她酗酒、吸毒，和男人上床，曾经生活在天堂里，当男人和孩子在车祸中遇难，她便失去了天堂，她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残酷的生活， “绝望之下，她一头扎进了地狱。我能想象，她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这样一个女人在伊莎贝尔世俗的眼光中，就是一种堕落，甚至是原罪思想造成的恶， “恶就是恶，一直都在。”但是拉里却爱上了她，甚至还和她结婚，拉里的解释是： “我想她是个能力卓绝的人。她并不傻，也不自作多情，而是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奇怪却高尚的灵魂。”一个堕落的女人，是肉体的堕落，但是她却在写诗，写优美的诗，写纯洁的诗，这就是她灵魂存在的意义，而拉里爱上她就是为了这一个灵魂。但是把自己当成上帝的拉里绝不仅仅是喜欢她的那种诗歌意义上的灵魂，而是要进一步拯救她，我对伊莎贝尔说： “他的欲望最重要，不不，不只是欲望，而是一种急切的在他心里呐喊的需要，他认识的一个天真女孩如今成了荡妇，他需要去拯救她的灵魂。”
在拉里的生命中出现了不同的女人，伊莎贝尔和他青梅竹马，几乎已经走入了婚礼的殿堂，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但其实是拉里远离了伊莎贝尔代表的世俗世界；他遇到的第二个女人是农场的埃莉，当他以逃离的方式拒绝肉体，就是在远离欲望生活；苏珊是画家，他爱上她就是爱上了艺术，艺术接近了灵魂，但仅仅是媒介，最后的离开就是离开艺术生活，而苏菲则代表着堕落的肉体和纯洁的灵魂的结合，拉里爱上他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上帝完成最后的救赎。四个女人，共同构筑了拉里追寻人生意义的不同阶段，而拉里似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他的终点，越来越成为上帝，但是最后的反转却是：苏菲在距婚礼还有三天的时候神秘失踪了，一年后苏菲告诉我当初逃婚的理由是： “亲爱的，到了紧急关头，我不能把我自己看成抹大拉的玛丽亚，把他当作耶稣，基督。这行不通。”
不想把他当成耶稣，就是不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救赎者，也就是说，苏菲依然喜欢那种堕落，甚至拉里所认为的灵魂的纯洁其实也是堕落之一种——苏菲无法像拉里一样活在冷静、忍耐、同情、无私、禁欲的世界里，无法忍受戒酒和不食毒品的生活中，即使在她死后房间里发现的所谓灵魂诗歌，也都是有着堕落的影子：波德莱尔、兰博和艾略特的诗集。 “她拥有可爱的灵魂，为人热诚，有理想，慷慨大方。她的理想很伟大，就算是她寻求毁灭的方式，也具有悲剧性的崇高意味。”这是拉里对她的评价。当没有了玛利亚，耶稣之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自己即上帝的另一个意义是：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所以最后的拉里还是回到了美国， “我明白。人们必须向环境妥协，我当然会去工作。等我回到美国，就去汽车修理厂找份工作。我是个不错的修理工，找份工作应该不难。”
离开和回来，似乎是一个循环，但是当这一切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反倒变成了一种沦落， “拉里已经如愿以偿，融进了喧嚣的人世，在那个世界，不同的利益冲突纷扰，混乱得叫人迷失。渴望良善，表面上过分自信，内心中却畏首畏尾，如此友善，却又如此冷酷，如此真挚，却又如此戒备，如此卑鄙，却又如此慷慨，这就是美国人。”这像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喟叹，对于一个国家的感慨，而在这个宏大的时代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回到了肉体生存的意义上，所谓高尚的爱情，所谓纯洁的灵魂，所谓艺术，所谓宗教，都无法逃离最后的归宿：
毕竟，所有我关注的人都得偿所愿：艾略特拥有了显赫的社会地位；伊莎贝尔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居住在活跃而有教养的社会里；格雷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颇丰，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苏珊娜·鲁维埃得到了安稳的生活；苏菲告别了人世；拉里得到了满足。不管高傲且文化修养极高的人有多吹毛求疵，我们普通人在心里还是喜欢出色的故事。如此一来，我的故事结局或许倒也算令人满意。
拜伦是长着一只畸形脚的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患有癫痫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里是最后拥有一个肉体活着的拉里，那一切的追寻，探求，发现，冥想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最后都无法成为改变世界的那把锋利的剃刀，就像《羯陀奥义书》上所说： “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无不艰辛；是故圣者常言，救赎之道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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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41102·1119 |
| 作者：【英】毛姆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32.00元亚马逊23.10元 | |
| ISBN：9787532749003 | |
| 页数：347页 |
“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当证券经纪人离开财富去往那个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的时候，“我”所抛下的并非是一种具有共同价值的符号，而是孤独，是囚禁的铁塔，和岛上的土著人一起生活，是灵感的唤醒，也是自我的觉醒，而所谓抛弃和获得也只是生活和艺术两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的写照，但最后必定是：“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象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
他平日的生活方式很奇特，根本不注意身体的需求。但是有些时候他的肉体却好像要对他的精神进行一次可怕的报复。他内心深处的那个半人半兽的东西把他捉到手里，在这种具有大自然的原始力量的天性的掌心里他完全无能为力。他被牢牢地抓住，什么谨慎啊，感恩啊，在他的灵魂里都一点儿地位也没有了。
身材高大、壮硕，是热情狂放的象征，还是欲望横溢的外露，但是对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来说，他的人生中被注解了太多肉体之外的东西，邪恶、自私、冷漠，甚至最后的失明，也像是对精神的一次可怕报复，那魔鬼其实不站在他的对面，而是长进了他的肉体里，继而成为精神上的原始天性，要反抗一种压制和迫害，不是逃亡，而是要使自己成为半人半兽的怪物，不仅在世俗的生活中控制自己，也在艺术的追求上使自己没有半点退路，而在“伟大”的修饰语面前，一个人只有远离道德，远离爱情，远离动乱，只有将自己作为一种永恒的牺牲，才会抵达那个真实的自己，真实的人性。
可是，身边的他们和她们，又如何在卑鄙和崇高、渺小于伟大中看清半人半兽的身体和灵魂？如何在远离和靠近，爱着或恨着的纠葛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思特里克兰德永远走在自己的路上，永远听着自己灵魂里的呼唤，永远把永恒的牺牲奉献给神明，伦敦之于生活，巴黎之于艺术，塔希提岛之于自然，是思特里克兰德的三个人生阶段，而在这三段论的生活里，妻子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勃朗什以及爱塔对应着三种符号：世俗符号、身体符号和原始符号，死去或者活着，欲望或者精神，对于思特里克兰德来说，都是他者，都是他走向永恒的牺牲的祭品，而被传说的人生就如一幅画，“既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
“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可是思特里克兰德不是英雄，即使有伟大的作品，也是把自己当做永恒的牺牲，在魔鬼和神明的双重控制下走向自己的终点。但是在想到迈出那只脚走向不朽境界之前，他是世俗的，“很清楚，他一点儿也没有社交的本领，他甚至没有什么奇行怪癖，使免于平凡庸俗之嫌。他只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索然无味的普通人。一个人可以钦佩他的为人，却不愿意同他待在一起。他是一个丝毫不引人注意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令人起敬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一个恪尽职责的丈夫和父亲，但是在他身上你没有任何必要浪费时间。”他在别人给他的位置上生活，作为证券交易所的普通员工，他像无数的其他人一样安分守己，忠于职守。而在婚姻生活里，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有自己的孩子，有安稳的家庭，“他是个十足的小市民。”这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他的评价，实际上前半句话是：“他一点儿也没有文学修养。”小市民和文学修养似乎变成了对立，而太太在家里举办的沙龙邀请的就是所谓的文艺界人士。皇家法律顾问、政府官员、上校、议员，组成了这个圈子，但是对于思特里克兰德来说，他无法融入，也不想融入，“文明社会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莫解。”借我之口，传递着思特里克兰德的厌烦，而其实这种厌烦也影响着他和太太的十七年婚姻。
作为思特里克兰德的太太，“她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她的纯真”，这种纯真让这个三十七岁的女人拥有一种朴素、自然的美，“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而她的这种自然朴素在沙龙世界里，也成为殷实富足、踌躇满志的象征，在所有人看来，思特里克兰德和妻子的婚姻是稳固的，“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以安详亲切之感。它使人想到一条平静的小河，蜿蜒流过绿茸茸的牧场，与郁郁的树荫交相掩映，直到最后泻人烟波浩渺的大海中。”一切都是按照人们想象的样子，从平静走向平静，从安详到达安详。
这是一种合乎秩序合乎规则的婚姻，似乎永远也不会有意外。但是当思特里克兰德只留下简短的十行留言，匆匆离开太太的时候，这样的秩序和规则瞬间解体，“你说，是不是太可怕了？他把他老婆扔了，跑掉了。”这是世俗的社会，甚至思特里克兰德的离开也被解读为和感情的背叛有关，“他逃跑了。他同一个女人跑到巴黎去了。他把阿美扔了，一个便士也没留下。”没有留下便士，就是把世俗生活的可能都去除了，可是所有的怀疑都让思特里克兰德变成了一个背叛者，十七年的婚姻最后就变成了一张单薄的纸条，变成了太太永远的宽恕和等待，但是，对于思特里克兰德来说，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我已决心同你分居另过，明晨我就去巴黎。这封信我等到巴黎后再发出。我不回来了。我的决定不能更改了。”署名是“永远是你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这样的一个“永远”对于失去丈夫的思特里克兰德来说，对于生活在世俗规则的女人来说，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可以解释的理由。而不能更改的决定在思特里克兰德那里就是一条永远没有回头的路，“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这不是理由，“真一点儿也不爱了。”这也不是理由，“那么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她的？”“我要画画儿。”这或许也不是理由。离开伦敦，离开家庭，去往人生地不熟的伦敦，看上去是为了自己艺术的理想，但是这并非是简单的寻找，也并非“纯粹是出于自私”，而是一种挣脱，一种反抗，一种彻底的自我改变。而我对痛苦等待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解释，似乎把那种为了理想而砸碎道德和秩序的离开看成是理想：“我不敢说。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为了一个女人离开你，你是可以宽恕他的；如果他为了一个理想离开你，你就不能，对不对？你认为你是前者的对手，可是同后者较量起来，就无能为力了，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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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姆：邪恶的觉醒总比堕落好 |
灵魂中埋藏着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暂时被生活所掩盖？离开是因为被邪恶控制？“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甘心为它效劳，结果沦为这个主子的奴隶。他把他高举到荣誉的宝座上。最后，正如同宫廷里的弄臣赞颂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他也为自己有着敏感的良心而异常骄傲。”可是异常骄傲的思特里克兰德却在巴黎遭遇到了另一种可怕的世俗，即使五年的时间，对于他来说，还是那个饮苦艾酒的地方，还是那身衣服，或者还是那种永不回去的决心。他不想念曾经的家庭生活，不想念妻子和孩子，“我不想过去。对我说来，最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而在永恒的现在，在艺术的巴黎，他也从来没有恋爱，“我没有时间干这种无聊的事。生命太短促了，没有时间既闹恋爱又搞艺术。”
但是在短促的生命里，艺术却被生存的压力挡在了外面，他没有名气，也没有买过画，在生存的压力面前，肉体的改变触目惊心，颧骨突出，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穿着破烂的衣服，而且还向我借五十法郎。而在思特里克兰德对面的戴尔克·施特略夫，却用幸福的爱情和生活对应：“他们的生活从某一方面看像是一曲牧歌，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施特略夫是“巧克力糖盒子的大画师”，尽管是一个很蹩脚的画家，“衷心拜倒在平凡庸俗的脚下”，但是“他的灵魂由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悸动着”，而且也有妻子勃朗什的帮助和呵护。这是一种对应，所以当思特里克兰德两天没吃没喝濒临死亡的时候，他毅然不顾妻子反对，将思特里克兰德接到自己的家中，给他照顾。当妻子反对的时候，他的解释是：“但是我求你让我把他带来，并不只因为他是个天才。我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个人，是因为他害着病，因为他一个钱也没有。”
思特里克兰德却丝毫没有感谢，在被拯救之后却反而让施特略夫品尝到了失去一切的痛苦。“我的妻子离开我了。”把病重的思特里克兰德接回自己的家，劝说妻子一起照顾他，还给他自己的画室，却不想让自己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妻子，“你不了解。她爱上思特里克兰德了。”生活的转折太快了，一场被看做是幸福的爱情就这样走向了终结。勃朗什离开施特略夫似乎是自身的一种解脱，她原来是罗马一个贵族家里的家庭教师，因为少爷勾引了她，又将她踢出了家门，快临产的勃朗什想要自杀，却被施特略夫发现她，于是救下了她，并且同她结了婚。勃朗什是爱情的牺牲品，所以和施特略夫结婚可以看做是一种对于生存的无奈妥协，“只是男人的爱抚和生活的安适在女人身上引起的自然反应。”而这样的自然反应被解读为一种爱情，“因为这种感情可以叫一个女孩子嫁给任何一个需要她的男人，相信日久天长便对这个人产生爱情，所以世俗的见解便断定了它的力量。”可是在充满欲望的思特里克兰德面前，这样的力量便被消解了，她背叛了丈夫，投入了一个自己曾经讨厌的男人的怀抱。
可是用这样的方式解读勃朗什的欲望之爱，无非为她最后的自杀寻找一种解释，而实际上思特里克兰德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背叛，也没有这样的欲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那“宇宙初辟时的那些半人半兽的生物”，对于女人，对于爱情，他从来没有过主动的找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激发起她的感情来，不是爱就是恨，二者必居其一。”没有正常的逻辑，没有正常的欲望，实际上，勃朗什只是作为画布上的身体而出现，她不真实，而一旦走进画布，她就是一种永恒。那裸体的画上，她躺在长沙发上，“一只胳臂枕在头底下，另一只顺着身躯平摆着，屈着一条腿，另一条伸直。”无限的身体欲望变成了画布语言，只有在施特略夫的眼里，这是摆着古典姿势的裸体女人才是勃朗什。当他发疯地拿着刮刀要将画上的女人刮掉的时候，他看见了一种美，一种令人恐惧的美，“美就像虔诚教徒心目中的上帝—样；一旦他见到真正美的事物，他变得恐惧万分。”而其实这样的美，在施特略夫眼里永远是世俗的一种象征，它代表着爱着的妻子，代表曾经的家庭。但是仅仅也只剩下了美的恐惧，勃朗什已经在思特里克兰德世界里走向了一个悲惨的无底深渊，她自杀了。
“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我对她们提出什么事业的助手、生活的侣伴这些要求非常讨厌。”这是思特里克兰德对爱情的解读，也是对于勃朗什之死的解读，“她的身体非常美，我正需要画一幅裸体画。等我把画画完了以后，我对她也就没有兴趣了。”在思特里克兰德眼里，勃朗什只是身体的符号，只有躺在画布前的长沙发上，只有裸体面对的时候，才是一种永恒的价值，他沉溺的自己的世界，当这个世界关上门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模特，而不是情妇，而勃朗什献身给思特里克兰德，在他看来，又带有了某种“向戴尔克·施特略夫报复的感情”——“思特里克兰德泄露的这个秘密为许多玄妙的臆想打开了门户。”
裸体是绘画，女人是工具，所以勃朗什在思特里克兰德眼前，书写的是一个身体符号，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书写的世俗符号一样，根本不是思特里克兰德想要的永恒，而在那个塔希提岛上，这一切世俗和身体的符号都被解构了，尽管还有生存的困境，尽管还有不被理解甚至讥讽揶揄的评价，但是这里的世界打开了思特里克兰德身上的那种永恒的欲望，那种半人半兽的邪恶力量，那种皈依于神灵的牺牲，第三个女人爱塔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时候，其实依然不是爱情，思特里克兰德对爱塔说：“我可是要揍你的。”而爱塔的回答是：“你要是不打我，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奇怪的爱，闪现着某种暴力的美，而这种充满暴力的婚姻却让思特里克兰德拥有了三年的幸福时光，他面对着大自然的一切作画，按照“龙谷号船长”勒内·布吕诺的话说：“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却是另一种美，好像是生活在伊甸园里。他就住在那里，不关心世界上的事，世界也把他完全遗忘。”远离尘嚣，远离世俗，甚至远离所谓的艺术，在没有功利的世界里，思特里克兰德成为自己的朝圣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而那“盘踞在他心头的魔鬼对他毫无怜悯之情”，这是他灵魂的归宿，也成为他生命的最后终点。在岛上，他患上了人见人怕的麻风病，但是爱塔却依然守在他身边，“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你到哪儿去我也到哪儿去。”在一个人人恐慌的现实里，只有他们还在自己的伊甸园里，所以隔离和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永远不是恐惧的东西，甚至在失明的一年时间里，他依然在这样的纯净世界里，“他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东西，是不属于人世尘寰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却是对于人性的解读，“男性和女性的形体一的一首赞美诗，是对大自然的颂歌；大自然，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它使你感到空间的无限和时间的永恒，叫你产生一种畏惧的感觉。”库特拉斯医生可以治疗麻风病，但是却无法治愈自己的恐惧，它们是神灵，也是魔鬼，“那些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他们既都是尘寰的、是他们揉捏而成的尘土，又都是神灵。人的最原始的天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眼前，你看到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恐惧，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
从伦敦的家庭，到巴黎的艺术，再到塔希提岛的死亡，思特里克兰德用三段论的人生注解了灵魂，艺术和爱情，注解了生命、信仰和欲望，而世俗的那些规则、制度和秩序全部变成了一种邪恶的标准，只有他自己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完成了从魔鬼到神明的转变，而这个被叙述的“伟大”的艺术家，只是作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个反向标本，而其实，无法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脱身的是“我”，我一直旁观者思特里克兰德的人生，听说着他的传奇，“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遇。”而这一切又为生活在其中的我带来了某种启示，“但是我这个人生来还有苦行主义的性格，我还一直叫我的肉体每个星期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这是我的性格：“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是我的理想；“我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了。我仍然要写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写作除了自娱以外还抱有其他目的，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这是我的坚守，所以在一个战争、变革和动乱的社会，在一个年青一代喧闹的社会，思特里克兰德完全是一个破坏者，一个半神半兽的怪物，一个令人恐惧的魔鬼，而这一切这不过是踩着那脚底下的六便士，被月亮照见的微弱之光，“有一种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作为永恒的牺牲似地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