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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418·1560 |
|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9.00元当当27.10元 | |
| ISBN：9787208128798 | |
| 页数：388页 |
恩斯特·格雷贝尔是一名德国士兵，在1944年的苏联战场上，部队却遭遇了寒冷与失败。在苏联前线待了多年的格雷贝尔终于幸运地获得了三周假期，在后方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无辜者带来的灾难。他重识了童年时代的旧友伊丽莎白，两个孤独无依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慰藉，随即陷入爱河并迅速登记结婚，除了时常被空袭打扰之外，两人的生活也算幸福。很快，带着牵挂与慰藉的格雷贝尔重新回到前线，战况依旧令人绝望，德军还在不断后撤，经历了爱情洗礼的格雷贝尔更加痛恨纳粹蛊惑人心的残酷的统治，厌倦了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战争，厌倦了自己像野兽一样活着，麻木地杀人，麻木地被仇恨。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鼓起勇气开枪打死了笃信德国必胜的党卫队员施丹勃雷纳，放走了苏联俘虏，而他自己也静悄悄地死在了苏联游击队员枪口之下。
《爱与死的年代》：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这棵植物摆动着，随即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映衬着他那沉下去的脑袋所感知到的缩小了的视野，沉寂而且分明，带着微小事物那种整洁样子所能给予的安慰和所有的宁静。它越来越大，直到它充塞了整个的天空，于是他的眼睛闭上了。
——《27》
如果不闭上眼睛，也许可以看见更广阔的天空，可以看见更宽厚的大地，可以看见所谓的和平，看见已经告别的妻子，甚至看见失去联系的父母，但是，闭上了眼睛，一切都闭合了，仅凭着最后的想象——而这是最后的生，想象也在那闭上眼睛的一刻停止。
想象在停止之前却成为最后的希望，是一株草，一株被踩到一半的草，一株留着淡红色草梗和纤细狭长叶片的草，一株带着整洁样子没有死去的草。就像自己，被踩到了一半却还支撑着立起来，随风摆动却孤零零立在那儿，但最后，沉寂而分明，安慰而宁静，微小事物便充塞了整个天空，是生之死，是死之生，在没有边际的世界里最后成为一种意象：渴望成长，渴望被看见，渴望最后迎来那一丝的和平。
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最后的死亡。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当死亡在最后一刻降临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了恐惧和不安，而是在一株草的闪现中得到了安慰和宁静。是谁制造了死亡？苏联人，他没有完全撤退，身前已经站着那些敌人，但是，当那一把步枪对准他的时候，他除了看见枪口的黑洞，他还听见了内心的呼唤，“他有很多的话要迅速地、大声地说出来……”他想对他们说，他想对自己说，而之前，他已经对他们说出了他最后一句话：“走吧，走吧。”因为没有想到是自己最后一句话，所以他面对枪口的时候还想说更多的话，但是子弹终止了他的话，枪声覆盖了他的声音。
死在面对面的敌人之手，死在不眨眼睛的枪口之下，这是格雷贝尔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战场上必然的命运，但是当他扔掉了步枪，当他说出“走吧，走吧”的时候，他是制造了和平的曙光，放弃武器，友好地放走她们，这是他想要结束战争的做法，但似乎只是一种个体的努力，终于他没有换来苏联人的理解，一把枪放下就意味着另一把枪拿起。而在之前，他却射出了子弹，当战友施泰因布伦纳准备摸出枪的时候，格雷贝尔甚至没有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作为战友的施泰因布伦纳在他的枪口下倒下了，作为敌人的苏联人却得到了让他们走的机会，格雷贝尔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杀死该杀的，放走该活的。
一种战争的伦理观被颠覆了，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格雷贝尔做出如此的选择是为了什么？在撤退之前，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生只希望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救世主，那样做，罪孽就比杀人更大了。”一生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但是在战场这个泾渭分明的地带，个人从来不属于自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国家有关，但是当自己违心去杀人，是不是变成另一种罪孽：忠诚于国家却违逆于个人？当自己为命运做出最后的抉择，是不是变成另一种解脱，像一株草一样最后充塞了整片天空？
其实，格雷贝尔的选择和死亡，都在寻找战争之外的一些东西，可是他的悲剧在于：他永远活在你死我活的战场里，即使休假回到家乡，即使未了保护而去爱，他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法则——战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立场来划分，战争也不是用自己的爱来化解，所以在最后必然的死亡中，“各式各样的救世主”让人分不清罪恶和救赎，那个“爱与死的年代”永远交错在一起——而他的死早就是无数死亡中的一个，在别人的经验里演绎，最后成为了自己的归宿。
“死的味道在苏联跟在非洲不一样。”死亡从最初就开始了，那时的雪在融化，那时的大地一片沉寂，在苏联的土地上，他们看见的是不分彼此的死亡，“他转过身。死尸，那真是太多了。起初是别人，主要是别人。可是后来，死神逐渐侵犯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别人是苏联人，他们的尸体露出来之后直接扔到了露天的围场上，而德国人的尸体却要被埋葬起来，不同的处理方法，明显是一种敌我的分界，但是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许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格雷贝尔那时已经看见了眼睛闭上的那些死亡，“有些尸体一搁到阳光里，眼睛总是先烂。它们会失去玻璃似的光辉，眼珠子会变成胶冻，里头的冰融化了，慢慢地从眼睛里淌下来——好像在哭泣。”他们也再也看不见天空和大地，腐烂的肉体对于死者来说，不管是被埋葬还是被扔掉，其实都没有了尊严。
所以死亡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所传递的是战争的非人性。而对于看见了闭着眼睛且腐烂地“好像在哭泣”的死者的生者来说，战争的残酷性才是瓦解生命意义的终极所在。格雷贝尔看见了死去的德国人，也看见了死去的苏联人，听见队友们在说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也听见了党卫队的残酷，而在那个冬天，他不仅看见了已经腐烂的死者，也看见了活生生的战俘变成了死者——那四个苏联战俘被处决的时候，他们说到了家里的孩子，他们发出了哭泣的声音，但是一阵枪响之后，所有的声音和故事，和尸体一起被掩埋了——“把他们放进去，埋好。”或许是最后体现的人道主义。
当死神从他们侵犯到我们，仅有被埋葬的人道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当伊默曼说：“到那边去弄一个石头的十字架来，立在这儿。那么，你这个卑贱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了。”有人的质疑是：“一个苏联人的十字架？”伊默曼说，因为上帝是国际的。但那只不过是谎言，何来国际的的上帝，何来普遍的人道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苏联人就是背信弃义的，德国人就该高喊“希特勒万岁！”但是，对于苏联人的指责，其实是回到了战争的本性问题，弗雷堡说的那句话几乎可以定义这个“爱与死的年代”真正的罪恶：“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仅仅为了他们，我们才继续在打仗。这样，他们可以再当一年的权。为了这个，绝不是为了别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为了他们”，是为了那个指挥战争的权力体系，是为了一种帝国统治，所以奔赴在一线的那些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都只是工具而已，他们的悲哀更在于被“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所控制，而在现场，施泰因布伦纳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金质徽章获得者，他在连队里的角色就是情报员和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在战场上监视着那些直接面对敌人和面对死亡的战士，而当格雷贝尔休假回到家乡，那一双双眼睛也没有从他的身上移除，所以当死亡处处发生的时候，罪恶也渗透到各个地方，而战争也成为这个年代的常态。
两年里第一次休假，对于格雷贝尔来说，也是幸运的，而当他乘坐火车，他的内心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在他看来，离开战场就意味着去往一个和平之地：“它们通往家庭、安全、温暖与和平，通往那唯一留剩下来的东西。”一路上的确不再有弹坑，不再有破坏，不再有战壕和防空洞，“完整的屋面，没有毁坏的房子，枝枝丫丫的树木，像像样样的街道，正在上学的孩子。”但是当他回到哈肯街，家所在的十八号却变成了废墟，昨晚遭到了空袭，像是战争的延伸，而这一切和没有休假之前的战场上有何不同：“他父母一定倒在这堆废墟底下，他们一定还活着，在封闭在黑暗里，而且他们一定在用一双绝望的、脱了皮的手抓着，为他而呜咽着……”
父母已经找不到了，而曾经的邻居、同学和朋友，似乎也零落在各处，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回家休假的意义，一方面是离开了直接的战场，距离死亡远了一些，另一方面则是在这里他发现了爱，一种是和伊丽莎白在患难中看见的爱情，另一种则是在老师波尔曼那里理解的上帝之爱。伊丽莎白是格雷贝尔父亲朋友的女儿，当格雷贝尔在父母杳无音讯的时候去找齐格勒的时候，看见了伊丽莎白，但是伊丽莎白告诉他，父亲被抓进了集中营，而这一命运的降临，是因为家里有一个情报员，“外面那个女人在偷听，她是一个情报员，我开留声机就是这个原因。”
依然是被监视的生活，这就是另一种战争。在和伊莉莎白相处的时间里，格雷贝尔看见了生活的希望，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保护一个女人不受侵害，而这正是战争带来的一种自救行为：“家庭、安全、躲避、舒适吗？也许是。可是希望的岛屿好久以来就已经悄悄地沉没在毫无意义的死亡的孤寂底下了，前线已经崩溃，到处都是战争，到处，甚至在头脑里和心坎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审视战争的罪恶，“我是说，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别人做的，自然就不是了。我们轰炸一个城市，那是战略上的需要；别人轰炸了，那就是一种可怕的罪恶。”并非是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而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的规则，“什么是真理？”当他面对波尔曼的时候，他提出的是这个关于人类的信仰问题。谎言、压迫、不义、使用暴力引起了战争，当战争出现，是不是在其中的人会成为同谋？而另一部人则成为殉教者？
“一般人所说的英雄主义，什么时候才变成凶杀呢？什么时候你才不再相信它的道理或是它的目的呢？它们的分界线在哪里？”这也许就是格雷贝尔的疑惑，为什么苏联人起先是同盟者后来就成为了敌人？为什么没有“国际”的上帝？为什么轰炸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有时候又成为了罪恶？它们是不是在扭曲的战争中都不再有唯一的真理？而波尔曼对引用的那句话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暴力和爱是界限分明的，它在心中。所以在波尔曼的真理观面前，格雷贝尔看见了废墟中的那株菩提树，看到了火光中伊丽莎白的眼神。“作为士兵的妻子，你会受到保护的。”于是，他向伊丽莎白表达了结婚的意愿。
为什么结婚？是抵抗孤独？是消除恐惧？是一起保护彼此？是不再被监视？但其实，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爱情以及婚姻都是脆弱的，就连为了结婚要各种证明以及需要证婚人，都变成了一种障碍，甚至一种危险，“我还一心以为结婚对她是一种保护，而现在却反而成了一种危险。”因为伊丽莎白的身份里隐藏着父亲关在集中营的事实，而这一切都会引发怀疑。而这或许也不是最主要的，“说也奇怪，恐惧的基础多么薄弱哪。”这才是真正无法逃避的现实，总是有各种爆炸，总是有门外的监听，总是会被分散，而当结婚五天，格雷贝尔看着身边的伊丽莎白感觉到一种幸福，“他想到有时候在战场上，人们谈起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有一间房、一张床、一个女人和一个幽静的夜。”却谈到想要孩子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战争却又变成新的梦魇：“一个孩子！等他长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战争，正如我们逢上这战争一样。想想看，他生下以后会遭到的那种种苦难！”
或许和这个国家一样，总是让人看不到希望，这正是泛化的战争所引起的真正恐慌：在不是直接战场的后方，伊丽莎白被监视，波尔曼被逮捕，宾丁被炸死，这和战场上有什么区别？而休假结束，格雷贝尔必须回去，仅仅是因为不回去就可能被枪毙。怕被枪毙对于格雷贝尔来说意味着还保存着一种生的死亡：从战场上必须活着回来。但是火车站看见远处的伊丽莎白，没有说完那些话就分隔，似乎就是格雷贝尔命运的一种写照：他的爱留在未知的世界里，而他回去可能意味着真正的死。
“米勒阵亡了，迈内克和施罗德住在医院里。米克腹部中了一枪。他们说他已经在华沙死了。那批老伙伴谁还在这儿呢？对了，贝尔宁——他被打断了右腿，出血死了。”休假两周，那些熟悉的面孔都变成了死亡的符号，希施兰是幸运的，因为情报部门给他母亲的信里说他已经阵亡了，但是格雷贝尔却看见他还活着，也许下次可以写给母亲的信里报告自己还活着的——但是当苏联人开始进攻，一场战役打响的时候，子弹把希施兰的胸部都炸开了，“现在，再也没有必要写信告诉他母亲说他还活着了。”生死总是充满意外，却也总是脆弱，也许在那一刻，格雷贝尔体味到了什么是生命的超脱：不执著于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不执著于和平终会降临，也不执着于死亡总是痛苦的。
所以，他又回到了自己做出判断的“爱与死的年代”：口袋里是伊丽莎白的信，带给他的是温暖；面前的是进攻的苏联人，他可以趁机杀死他们却放下了枪；命令他的是党卫队情报人员施泰因布伦纳，他先下手仿佛扼杀了罪恶——可是，这依然是战场，从战场回到家乡，是让他体味到了爱的珍贵，而从家乡又回到战场，死亡是直接的，赤裸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弗雷堡的声音在他那里变成了最后的告别：倒下，却带着某种安慰和宁静，“生活——不会死——只是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