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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181228·1529 |
| 作者：【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著 | |
|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09796726 | |
| 页数：480页 |
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之年，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一年。对日作战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最终的和平，内战的阴影开始在中国上空笼罩，原本就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更因美国和苏联的介入而增加了更多变数。理查德·伯恩斯坦描述了这个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转折之年，同时讨论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复杂的中国时局美国的政策抉择。理查德·伯恩斯坦认为，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
《中国1945》：骑墙是不行的
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随后中国又很快地丢掉了。
——《第一章 一场罕见的胜仗》
敌人和盟友，既得利益和长远目标，战术安排和战略定位，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关系都构成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而1945年绝对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年份，当伯恩斯坦把中国1945阐释为“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他其实已经明显表露了一种意图：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最主要力量，而在这个力量的日益增长中，美国无论是战略布局还是战术安排，都走上了一条“fateful”的抉择之路：它对未来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毛的革命和美国的选择，看起来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控，取决于两种主要力量的角逐：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伯恩斯坦在引言中说：“对于中美两国而言，1945年是个转折点，在未来的岁月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两国之间的关系都要多得多。”从1945年的转折到“未来岁月”，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是“对抗的起源”，当1945年的关系走向恶化，曾经的宴会、祝酒词和友好的声明被武装冲突、相互指责，甚至被伯恩斯坦所认为的“来自共产党人愤怒表达的永久且不可避免的敌意所取代”，双方的关系就像反复发作的疾病，在受到困扰中恢复，在恢复中仇恨，并超出了两国本身的关系，成为国际事务中重要的两极。
那么，194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为什么会做出伯恩斯坦所说的负面选择？当伯恩斯坦把“中国革命”归为一种选择，把“美国选择”归为另一类力量，并非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在中国历史的棋盘中放下那粒棋子，1945年的中国面临更多力量的角逐：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实际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在二战欧洲战场上赢得主动权并最终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除了日本成为各方力量“同仇敌忾”的法西斯之外，共产党和国民党，美国和国民党，苏联和共产党，以及美国和苏联，苏联和国民党，各力量之间也在合作和疏离、结盟与分化等关系中不断演绎。
如果按照单纯历史事件来列出1945年的大事，一方面是日本的节节败退：1月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打通了中印缅公路，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发动对日军的全面大反攻；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5月开始大规模袭击日本本土，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4月苏联通告废止苏日中立条约，8月正式向日本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所有这一切，都是伯恩斯坦所说“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是在对日本反攻、宣战、空袭中，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美国和苏联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四种力量，书写了曲折而多变的“1945纪事”。
而在多方力量的角逐中，1945年本身也并非只是一个孤立的年份，历史是一种沉淀，是一种爆发，是一种呈现，在1945年之前，博弈早就开始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之后所有的发展脉络都和抗日战争有关，伯恩斯坦把被日本侵略的中国称作“满目疮痍的国家”，他认为，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八年来，它在整个中国横行肆虐，所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损失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和物质毁害的损失，而且还有共性上的损失，中国人自己之间的人文关系中的损失，为了求生而苦苦挣扎压垮了国家对于同情、互助和同胞情谊的承载能力。”与欧洲战场不同，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四年“中国完全是孤身作战”，在既无盟友也无支持的情况下，一方面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了灾难式的毁灭，是“降临在无名的、可替代的广大民众身上的严峻不幸”，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伯恩斯坦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另一方面，当国家利益遭受灭顶之灾，必有起来反抗的力量，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共产党在开辟敌后战场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是在国内是在国外，蒋介石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个英雄般的斗士，而共产党军队则越来越被认为能征善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力。”伯恩斯坦的这一句话似乎含有某种对舆论的质疑，但是不管如何，在日本还没有彻底走向失败的时候，主宰中国命运的已经不单单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力量，美国在1941年卷入战争之后，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考虑中国的未来。“美国在中国的长期目标—一把中国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一旦实现后，要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大国似乎伸手可及。”1945年初的畹町之战是美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表现，《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场在“世界上最艰难的战场上，云南省内的峡谷、云雾笼罩着的关卡和高耸人云的山峰”间发生的“野蛮的、毫不留情的战斗”，并把这个胜利称作“中国在战争期间第一个真正的攻势中的杰出高潮”。
这是一场“罕见的胜仗”，美国以盟军的身份帮助中国取得了胜利，在这个目标面前前进了一步，但是很明显，美国无论是在支持国民党还是和共产党的接触中，都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亚洲的战略地位，但是伯恩斯坦认为，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使得“共同的敌人”消失，在战略和战术上，美国都显得摇摆不定，“敌人的消失会剥夺双方合作的动机，留下的是许多可让其中每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死敌的动因。”伯恩斯坦认为蒋介石“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曾经消灭了军阀割据局面，他“把他的国家带入现代世界”，在抗战中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也是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风范，但是蒋介石也暴露了他想要的独裁统治，甚至他的形象越来越虚假，“也正因为这点使得罗斯福想摆脱他，史迪威也对此愤恨不已。”。另一方面，力量不断壮大的共产党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44年7月22日，八名美国外交官、军人和特工在战时首都重庆登上美国空军C-47货机飞往共产党人总部所在地延安，可以认为是美国布局的一次试探，首先是在抗战中争取共产党的支持，符合当时的美国政策，同时美国“鼓励国共两党捐弃分歧”，朝着联合的方向发展，为的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国家，而这一政策在伯恩斯坦看来，甚至也符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利益需求，“1944年中期，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取得胜利之时，中国的对立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再把击败共同的外敌作为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双方都知道，这个任务将由美国来完成。”
但是这一符合各方利益的“如意算盘”似乎在另一个力量出现之后消失殆尽，“随着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被一一揭开，中国却渐渐落入了与一个新的敌人结盟的人手中，这个敌人的理想、价值观和行动方式与美国的截然相反。”那就是苏联的介入。首先是西安事变成为各方角力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蒋介石来说，如果不发生扣押事件，他就已经完成了打败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战役”，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斯大林的想法改变了最后的结局，“斯大林视针对蒋介石个人生命的这一威胁为鲁莽和危险之举。”因为他认为蒋介石被消灭意味着国民党的亲日派会谋取权力，最终会使得日本侵入苏联的西伯利亚——也正是苏联考虑到自身的亚洲利益，它比美国更坚决地贯彻自己的主导思想，而这也使得美国走上负面选择的错误道路。
这种错误一方面是“错误的人选”，伯恩斯坦已经把蒋介石称为是“独裁者”，而美国政府既认为不与共产党合作是个错误，也认为应该给予蒋介石更多支持是一个错误，所有的错误都在于美国想要“根据美国的标准由美国来塑造世界”的理念，他们想要重建一个现代化的自由社会只是一种愿景，所以赫尔利提出的五点计划中就包含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这个计划无论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不讨好的，在共产党看来，政党是合法了，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将军对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下”，所以毛泽东认为，“如果你的双手被绑在背后，一只脚迈进门槛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就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外交部长宋子文就表示：“国民政府绝不会承认共产党的要求。”
而在双方僵持甚至美国政策搁浅的时候，被伯恩斯坦称为“道德妥协”的苏联开始实施它的战略，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中，苏联释放了一个信号：他们将加入亚洲的战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遏制国民党和美国联盟的机会，尤其在力量壮大之后，“毛泽东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中国的全部权力并促进世界革命，而这些目标决定了他与苏联结盟的态度。”而苏联一直以来的道德妥协其实隐藏着他们的野心，“作为加入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斯大林要复活被日本据为己有的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特权，还有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享有的通商口岸，尽管他们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一年左右就已经放弃了这些特权。”伯恩斯坦把斯大林称为“残忍、不道德的现实政治大师”，在他看来，斯大林的所有计划都是为了在东亚扩大势力，“苏联的进攻是一项加以掩饰的侵略政策的主体部分，这项政策大胆且非常成功。”
但是和斯大林的野心不一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目标是“结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友好的国家”，所以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认为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对华政策的最高目标，这一点伯恩斯坦认为是他的盲目、脆弱和一厢情愿，也正是这一政策的失误，使得苏联占得了先机：当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控制了大连、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以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而这只不过是“欺骗美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以便对苏联的意图保持满足的状态”，当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责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命令中国东部的主力部队“集中主要力量占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当一个被日本控制的中国被“苏联左右的中国”所取代，对于美国来说，出现的僵尸“亚太地区战后的残局”，它将直接导致中国的分裂和“自相残杀”，而当时的“既成事实”甚至比美国所预想的还要被动，美国发现自己已经在中国的内战中越陷越深了，“除非承诺投入更多、时间更长，否则将不会起作用。”但是无论是放弃盟友还是投入大量美国军队，又都不符合美国的政策，最后年底时马歇尔斡旋也证明是一个失败，而中国的战局也不可遏制地从希望变成了对抗。
“假如美国是供给国民党更多的帮助；假如美国当时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更明晰；假如美国不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在日本占领期间消灭共产党的战斗；假如美国在1946年年初蒋介石初步得了几乎是成功的攻势期间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师团去东北；如史迪威和中国通们没有在蒋介石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重拳打击之际去玷污他的声誉——那么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可能被防止的。”在《尾声》里，伯恩斯坦排列了这些“假如”，在他看来，美国“丧失”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对中国有效的主导权，而且当中国崛起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和苏联结盟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形成的革命运动，对于美国来说，是亚太利益无可辩驳的损失。战略不够明确，态度不够强硬，政策不够统一，无非想要在“中间立场”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这无非是天方夜谭，而伯恩斯坦在认识到美国的“Fateful Choice”之后，引用毛在1949年说的一句话给美国政府的整个战略部署提出了批评：“骑墙是不行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