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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7·2001211·0541 |
| 作者：孙犁 | |
|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26.00元 | |
| 页数：535页 |
孙犁是“白洋淀派”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高峰，他的白洋淀小说以其清新、细腻的风格表现了战争年代河北平原人们的生活以及战斗风貌，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紧张的冲突，所展现的是如荷花般新鲜、清香的气息。本文集收录孙犁1939年至1950年间所写的大部分小说、散文，共计98篇。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荷花淀》
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像铜墙铁壁，女人们划着船进入了荷花淀，对于她们来说，这大荷叶像是一种隔阂，因为男人都去打仗了，他们离她们而去，在失望和伤心的时候，“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骂着，是一种无法见面的无奈和感伤，但更多是对于他们在前线杀敌的担心，小苇庄的游击组长水生在告诉女人明天要去大部队的时候，“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在他离开时，水生嘱咐她要挑起身上千斤的担子，说等他打完了鬼子回来谢她，“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是流着眼泪答应的。
为什么会被苇眉子划破了手？为什么会流着泪答应他？是因为女人感到了不安，是因为怕夺去了水生的命，这是一种对战争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于女人来说，用潮润润的苇眉子编席，是她们在家里主要的工作，而男人是要上战场杀鬼子的，这是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分野，这种分野代表着离别，更代表着生与死的分界，所以生死未卜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是最大的牵挂，当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如铜墙铁壁包围起来，无疑也是一种隔绝，即使他们闯进了荷花淀，男人依然没有一点消息，如何不失望，如何不伤心。但是荷花叶是在阳光下舒展开来的，铜墙铁壁不是隔绝，而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她们看见了各自丈夫的脸，“原来是他们”带来的是惊喜，而在惊喜之外，在相见之后，他们和她们一样，都成为了高高地挺立着的粉荷花箭，“像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
这是一种成长，从未见丈夫的不安中感到失望和伤心，到见到丈夫平安时的惊喜，最后她们也和男人一样成为了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她们是柔嫩的粉荷花，却像箭一样挺立着：“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虽然是配合子弟兵作战，但她们也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力量，不会被苇眉子滑破了手，不会流着泪答应，也不会心里骂着很心贼，在她们成为他们的过程中，荷花淀已经变成了前线和后方统一的大舞台。
在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在荷花淀和芦花荡里，男人是战斗的主要力量：这里有从小放牛干长工而长大的刑兰，在他“像有多年的痨症”中逐渐成长起来，在抗日中成长了村里代耕团和互助团的团长，有着“拼命三郎”外号的他成为了英勇的战士，“这英勇也不是天生的，反而看出来，他是克服了限多的困难，努力做到了这一点。”这里有曾经开肉铺的男人，后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士，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这里有治安员杨开泰，他排除了老婆的误会，在战斗的激情中挖出了第一个洞，从此“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对敌人开展了地洞战、地道战；这里有为村里人报仇的英华，他率领全村二十多个青年伙伴，参加革命袭击了敌人的炮楼，打死了那些无恶不作的鬼子，正是这些鬼子，“刀砍柳英华年老的父亲，枪挑死他七岁的孩子，推进那广场旁边的死水坑里，只剩下孩子的母亲整天在家里哭泣。”
当这一血海深仇被报，女人们在英华面前说起这些英勇举动，英华却说自己任务在身，“哪能离开队伍到家里？全是女人的见识！”他不能离开部队，因为他是杀敌的战士，但是当他说“全是女人的见识”，在显示了他战斗不息的精神之外，是不是还有某种大男人作风？或者说，这种本能的流露在小说《杀楼》里虽然不是一种对英雄的贬低，但是传递出一个关于革命者群体的问题：谁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鬼子在广场上杀死的是那些年老的父亲，七岁的孩子，最后村子里只剩下孩子的母亲在哭泣——孩子、老人和女人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柔弱的，更因为他们得不到男人的保护，而英华所在的十七团在前线作战，在战场上杀敌，当广场上的惨剧发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回来保护村子的安全，所以这里就有了一种现实的矛盾：战场是不是只在前线？后方的女人、孩子和老人如何保护自己，又如何进行战斗？
这或者就是孙犁创作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当他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并亲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变化，他的笔触所涉及的就是时代的风云变幻，但是战争前线的直接冲突和赤裸裸的生死考验，似乎并不多见，相反他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后方的孩子、老人和女人，这一类特殊的人群不仅是需要男人打胜仗来保护的柔弱群体，他们更是在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考验中成长起来的力量，他们不仅开始了自我保护，还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成为白洋淀里高高挺立的哨兵，甚至，在这个群体世界里，他们的勤劳、善良、聪明和勇敢，更展示着丰富多彩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世界——在谈笑从容中描摹风云变幻成为孙犁的一大特色。
“成长”是一个中心词，男人变成战士，是一种成长，刑兰从一个体弱的孩子变成互助团的团长是一种成长，开肉铺的男人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是一种成长，从普通青年到报仇杀死的英雄，英华身上也有着成长的经历。而男人之外，那些孩子、老人和女人，在经历了如水生女人从失望伤心到惊喜再到学会射击来回警戒的有生力量的转变，也成为从后方到前线的革命者。《白洋淀纪事》的第一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写了三个还没有真正成为士兵的孩子，他们以青抗先和儿童团成员的身份加入了搬运铁条的队伍中，“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他们出来工作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虽然是错过了路，但还是找到了那些大人，而且他们三个人和大人一样抬着铁条，这是一种断裂，更是成长路上必然的转变，“等到回到家里，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说三福很成，以后便可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三福就更高兴了。”那个十五岁从吉林到边区走完了流浪的旅程的顾林，他经历了偷马、当学徒之后，终于最后投入到冀中区的游击队里……
孩子本身就在成长中，他的革命意识、战斗激情就是在自身的经历中不断积累，而老人，在从后方到前线的转变中，也是一种成长，《芦花荡》里的老头每天总是划着船出入芦花荡，他的任务是里外交通，运输粮草，护送干部，“而且不带一枝枪。”所有他对那些负责苇塘的干部说：“你什么也靠给我，我什么也靠给水上的能耐，一切保险。”但是在一次护送两个女孩的过程中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最后一个女孩受伤了，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一次打击，因为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他没有完成这次任务，“自己平日夸下口，这一次带着挂花的人进去，怎么张嘴说话？这老脸呀！”于是他再次立下誓言：“谁叫我丢人现眼，打牙跌嘴呢！可是，等到天明，你们看吧！”独自一人闯入了敌人的视野，然后用自己生活在芦花荡多年的经验，成为了一名老战士，“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人从夸下海口到因为自己疏忽而使女人受伤，再到凭借经验杀敌报仇，这转变的过程也在进行着自我英雄化，所以女孩子在密密的苇叶掩护中“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而老英雄也成为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当然在孙犁的笔下，孩子和老人之外，更多的是那些从柔弱变得坚强的女人，她们也从被密密的苇叶掩护着的观者，逐渐变成挺立的哨兵。《女人们》里的三个女人都是前线战斗的支持者，一个把早上刚穿上的红棉袄给了上战场的士兵，一个则把自己种的西瓜免费会参加百团大战受伤的同志吃，而小翠在“子弟兵之家”里也成为后方的坚实保障“你呀！多打好仗呀！就骑大马呀！”就像《嘱咐》里的女人，对八年未归现在终于回来的水生说的是：“快去你的吧！我们不冷。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女人把男人等来不是为了享受家庭生活，而是又让他无牵无挂奔赴前线，这是一种最好的支持。而在这种基于女人自身的态度之外，更多的女人则从后方走向前线，开始成为和男人一样的战士。
《走出以后》的王振中，在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十七岁投学离开婆家开始了革命，接触婚约对当时的女孩子来说，可谓是对旧制度旧礼俗的挑战，“可不是我自己解决，我已经向县政府告了状，和他们离婚；不是离婚，是解除婚约。”让自己一干二净没有了束缚之后才能让自己投身到革命事业中。《老胡的事》中的梅作为一个少女逐渐长大，“她的走动很敏捷，近于一种潇洒，脚步迈出去，不像平常走路，里面有过多的愉快、希望。”这是一种青春的鼓动，这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在一举一动中成长为一种希望，“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麦收》里的二梅从小死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到十五岁。”后来八路军来了，她便改变了曾经奶奶和母亲走过的老路，成为了新时代的女性，“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在她眼前打开了。”慧秀曾经受到了地主豪绅的伤害和侮辱，曾经被汉奸鬼子打骂，身上还留着刀痕，但是她之后加入了青年游击队，又和大秋结婚，她的革命故事成为了村里那口永远鸣响的大钟，“不管在平严原秋天的夜晚，还是在冬天的早晨，春季的风，夏季的雨里，它清脆洪亮的响声，成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号令，是鼓励和追念，是在祝贺一个女人，她从旧社会火坑里跳出来，坚决顽强，战胜了村里和村外的仇敌。”
小说之外，孙犁还在一系列散文中写下了这些特殊群体的革命故事，《看护》是他完整再现看护女同志的文章，1943年冬季，在日本鬼子对晋察冀“扫荡”的三个月里，看护同志刘兰从曾经的童养媳变成了革命者，她有着倔强的性格，“咱们是工作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护，谁也不能压迫谁！”当大队转移时，刘兰依然顶风冒雪，“她拄着一根棍子，背着我们全部的东西，头上包着一块手巾，护住耳朵和脸，在冰雪擦滑的路上，穿着一双硬底山鞋，一步一个响声，迎着大风大雪跟在我的担架后面……”《她从天津来》讲的是一个从天津来的“小姐”，在革命区的元宵节，度过了自己蜕变而成长的一晚，“X小姐最后说，在这里生活得自由舒服，我是早就想到了，可是没想到这里这样从容，还有电话、自行车等东西。我们说，岂只这些，我们什么都有，不然，开个留声机给你听。”而在《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中，讲起了一个少女的故事，“这个少女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她和那些男战士一样成为了游击区的英雄。
不管是受到欺压而成长起来的战士，也不管是挣脱家的束缚而走向前线的男人，不管是小孩、老人为革命贡献力量，还是女人成为白洋淀的哨兵，孙犁在呈现这一富有生命气息的集体画卷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精神，在他集子众多小说中，写于1947年3月的《新安游记》是最为特殊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他没有写正面战场上杀敌的士兵，也没有写从后方到前线成长起来的战士，却写了一名自杀的英雄。在这个“熊氏三杰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里，这个英雄爬上了城墙，却被敌人打中，当他翻身跌下来的时候，有人说他受伤了要背他回去，他却一摆手，“不用！我是没用的人了。这样也就够本了！”接着有些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他举起了枪打死了自己。
他被敌人打中只是打折了左腿，这样的伤被伙伴背回去还可以在伤养好之后重新再来，但是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是“没用的人”而举枪自杀？自杀的他为什么会成为熊氏三杰中的英雄？孙犁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用了一个比喻：“有一只鹰，非常勇猛，损坏了一根羽翎，它就自己碰死在岩石上。”为什么勇猛的鹰要碰死自己？答案是：“冰连地结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英雄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他身上具有一种悲壮的气质，因为悲壮所以不会苟活，因为悲壮所以英勇，打死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对于小我之消灭的大义，而这种大义正是这片土地上不断涌现英雄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妇女劳动模范刘法文的事迹，还是白洋淀的渔民生活，不管是蠡县、高阳的纺线织布故事，还是安平耿官屯抗属李大娘的事迹，其实在平凡中都有一种大义精神，悲壮却让人铭记，在“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中，孙犁以塔为标志抒发了这里的人民如何在平原上，在大洼里，在秋夏的青纱帐里，奔走、呼号、战斗和牺牲，“这塔是结合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人民和他们的子弟的意志和力量来立起高耸在云霄的。塔也结合着人民所受的苦难，所经历的事变，所铸成的希望。和这希望将永远存在。”
孙犁集子的一些篇章主要关注的是解放前夕的互助平分和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已经慢慢沦落了一种口号式的宣传，但是在整个集子里，孙犁用无邪的文字勾画战争年代民众对幸福和安宁的向往，用抒情的散文笔法描写了白洋淀人民的生活和战斗，用亲切轻柔的笔调表现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这种平实的风格的确具有特殊性，或者正如那些英雄一样，他们其实就是普通大众，就是平凡百姓，“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