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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2120320·0869 |
|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4月 | |
| 定价：39.80元亚马逊26.30元 | |
| ISBN：9787020083633 | |
| 页数：566页 |
反独裁是略萨大部分作品中一个雷打不动的主题，极右和极左都是他批判的对象，略萨坚信，“小说需要介入政治”，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在《酒吧长谈》里，就反映了1948—1956 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一个是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另一个是“一生倒霉”的人，他们偶然相遇在酒吧，在饮酒忆旧中，那些被席卷的日常生活、爱情和梦想一一浮现出来。“对话波”、“通管法”、“质的跳跃”、“戏剧旁白”，这些现代新小说技巧的运用，在制造悬念上都有新的发展。这部作品也被视作是作者写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的标志。封面上是大江健三郎的一段评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高峰的标志”，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我看到那一个圣地亚哥，是切实走在街上的某个拐角处，没有光着屁股，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漠然，在我的眼睛看到的范围内，他在路口寻找方向，“灰濛濛的中午”，最后却是一只狗和出租车。圣地亚哥没有喝酒，他一定是想起了卡利托斯，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其实他只是听说，圣地亚哥不在现场，听说是一个容易出错的词，圣地亚哥却当成了真实的现实一种：
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的蚂蚁和蝎子。
蟑螂和蜘蛛，蚂蚁和蝎子，总是成对出现，在床上，在心里。那个夜晚只有卡利托斯的影子，那种恐惧感最后钻进了圣地亚哥的脑子里，成了他无法摆脱的虫子，每每出现吞噬着脑子里的想法，甚至幻觉，最后是毒蛇似的蠕虫，扭曲地爬行，最后是尖刀，扎进去了，却看不到血。圣地亚哥在自己的恐怖世界里，看到的却是卡利托斯的影子，隐隐的，虫子进入了别人的身体，光着屁股跑到街上有什么用？还大喊大叫，对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来说，逃避有时候真的变成一个幻影。
只是这个幻影对于卡利托斯来说，从“借酒浇愁”的小资活法，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惩罚，“木桶般的房子”像是封闭的秘鲁，在这里，或许可以用麻醉的方式让身体遗忘，“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在卡利托斯那里，当“黏渍渍的清晨”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被沾染在那里了，即使光着屁股，即使大喊大叫，也一样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属于秘鲁的身体，“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对于圣地亚哥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嗜酒的行为艺术，那些虫子会结队而来，没有酒，倒霉也会降临，“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某个时候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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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不可逃避的秘鲁，是无法避开的地理和历史，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圣地亚哥在小虫一些的现实面前，被侵袭，即使喝酒也只是在开启某种幻觉。街的拐角是那个叫“大教堂”的酒吧，诺尔文说：“酒能给人带来灵感”，其实只是借口，是圣地亚哥从街角拐向另一个目的地的托词，他一闪而去，狗和出租车还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这个“灰濛濛的中午”不喝酒，我也不写关于反狂犬病的社论，我只是很平常地回家，怀里夹着一本厚度达566页的书，《酒吧长谈》。红色的封面里成长着一个酒醉的故事，以及黑色的封底，都来源于那个”黏渍渍的清晨“，之前的黑暗都在那里，仿佛入睡的梦境，横跨历史，横跨南半球和北半球。而他，身体斜转过去的一个角度，眼睛里是不安，甚至恐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是秘鲁“高峰的标志”，结构现实主义著作，散发着拉美文学特有的魅力——就这样被我夹着穿过街区。在南中国的春季，一个文本的悲欢离合，于我来说，完全变成“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的行为艺术。
如果可能，我还将细致地描写有关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比如封面上那句“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大江健三郎语。在酒杯的构图上面，也是黑色，和下面三分之一的红色，一起夹着那些东倒西歪的酒瓶，是葡萄酒，不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在“大教堂”的酒吧里喝的啤酒，也不是圣地亚哥的爸爸堂费尔民给安布罗修喝的加了药粉令人兴奋的酒，是简易画，没有商标和文字，显得散漫，看上去像是被大江健三郎冠以“暧昧的日本”的那种情愫混合物。把这个日本作家的评价放在最上面，也许是在强调“高峰的标志”，而这个“高峰”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应该是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成为拉丁美洲继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为1994年的诺奖得主，对新得主进行褒奖完全符合一次正常的出版计划。而这并不是全部，或许也是某种凑巧，书签被我抽出来，是赫塔·米勒的作品集书签，《心兽》有关，是关于仇恨、践踏、割爱等，作为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罗马尼亚“祖国”和之后的德国国籍给了这位女作家有关政治隐喻的一个身份标签，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更是身体背叛的一个标记，这种“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对于大江健三郎和略萨来说，或许是不存在的，大江健三郎的“变异的现实主义”是在强调自己那种“暧昧的日本”的民族情感，而对于略萨来说，秘鲁更是一个“暧昧”：“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和狂热。”疑惧、迷恋和狂热的感情像是封底的那种眼神，既有不安，也有不屑。
大江健三郎、赫塔·米勒和略萨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面前的相遇，完全是偶然，是对于“高峰的标志”的个人解读，也完全成为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瑞典皇家学院201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略萨，就是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而这种精致描写完全可以用《酒吧长谈》作为标记，这部再现1948-1956年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时期秘鲁社会现实的反独裁小说，完全是一次非诗意的解构，庞大、深邃和喋喋不休的酒吧“对话波”组成了小说的宏大图景，而夹在我的身体某处，那种厚度会让我感觉解读的劳累，我想如果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哄哄的大街上打开小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略萨的圈套中，那种对于圣地亚哥般被小虫、毒蛇和尖刀折磨的感觉，完全以文字的形式吞噬我，589千字的规模真的抵达了我阅读的“高峰”，是的，我必须在这样泛着红色光泽的时候，安全地从观察者的位置退出去，从略萨“暧昧的秘鲁”退出去，从“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的阿列基帕退出去，从“斗牛和军事独裁”的利马退出去。是的，在四个小时“借酒浇愁”的醉态里，圣地亚哥完全成为一个倒霉的无信仰主义者，那些虫子开始折磨没有力量的个人反抗，身体太软弱了，世界太广阔了，酒是戒不掉的迷药。
回到那里，一定是个强大的现实主义，结构只能抛在背后，所谓立体小说、全面体小说也是略萨寄予的那种复杂的“通奸关系”，交媾着肉体的迷恋和放弃的痛苦，如酒喝进嘴里，是幻觉，是逃避，是醉意，也是不可逃避的矛盾，“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这种特殊的祖国情结让略萨在面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情感，“寻找秘鲁”成为了这种情感表达的直接方式，圣地亚哥、安布罗修、卡利托斯、费尔民都在秘鲁的这个特殊时期发现了那些存在着的改革或者革命的暧昧，甚至贝尔穆德斯的个人生活转变，也完全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一次误读。而这种暧昧和误读，其实完全是一种信仰的缺失，从个人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没有那种归宿感和牢不可破的制度保证，所谓的迷失，也是一种“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作为资本家费尔民的儿子，圣地亚哥也曾有过理想，比如当律师，比如写作和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单纯”。所谓单纯，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冷漠的积极反应，作为新闻记者，他目睹了一些社会现实，但也只是灵光一现，单纯更多只是某种逃避，在大学期间，圣地亚哥参加反政府运动，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讨论大学体制改革，大学同学
阿伊达、哈柯沃等，也都积极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他们甚至提出了“要想彻底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哈柯沃“是个起来背叛自己的肤色和阶级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和秘鲁的人”；阿伊达则“连走向坟墓，到了竞技场投身于凶狮的爪牙之中，都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而圣地亚哥则在所谓的单纯面前，“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别人来踩，来割自己的头。”等待和冒险的“单纯”其实就是信仰的缺失，是撒谎的生活，最后变成了处处逃避的胆怯者：。
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而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
对于圣地亚哥来说，“革命、书籍、博物馆，这些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所以在现实面前，圣地亚哥矛盾而无法摆脱，离开“亲政府”的父亲而选择独立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成长的选族，但也仅仅是对于某种单纯的追逐，也没有最后的归宿，“我笑我自己这幅知识分子面孔”成了圣地亚哥自我的嘲讽，内中的苦涩也只有自己能品味。在理想不断泯灭，现实又强加在自己身上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所谓的“倒霉”也成了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黑色幽默，就如卡利托斯对圣地亚哥所说：“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甚至被父亲讥笑成“浪荡哥儿”：“我倒宁可你加入共产党，而不是成为酒鬼，浪荡哥儿。”
没有信仰、撒谎的个体其实也折射出那个独裁时期秘鲁的现状，改革是死路的时候，革命会风起云涌，但是奥德里亚分子上台，清洗阿普腊分子，甚至奥德里亚失去总统宝座，也都是一种政权更替另一种政权，一种独裁转换成另一种独裁，“在秘鲁，只要拿出一千万索尔，就没有不成功的政变”，这便是现实，罢工、镇压、集会、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生活面前，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刚刚得宠的堂卡约成为内政部长，又顷刻在革命中“被赶下了台”，而已经被捕的埃斯皮纳，又在革命中成功翻身，被任命为大使……“有了国家机器和忠于政府的领导集团的支持，奥德利亚倒是可能再次当选。” 就如贝尔穆德斯自己所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变化的局势面前，谁还会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谁还会在诗歌中寻找伟大？作为喉舌的“报纸就像沼泽”，在意识形态面前，这样的现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讽喻。
没有信仰，是个体的现实，也是政治的讽喻，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残酷而无奈的生活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卡约·贝尔穆德斯最开始的妻子，是乡巴佬的罗莎，但随着他自己政治地位的节节攀升，他抛弃了所谓的爱情“自从卡约进了政府，夫妇俩就没在一起生活过，也不见面。”在所谓的“荒唐的婚姻”背后，是“会跳舞”的缪斯，是奥登希娅太太，是情妇，是性感，是放荡，是腐朽，也是生命的一次玩笑，缪斯最后却被安布罗修刺死，因为在卡约·贝尔穆德斯政治生活终结和堂费尔民“羞耻”的个人生活被曝光之后，必然的下场。而作为目睹种种丑行的安布罗修，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谁给他好处就给谁做事，他是司机，是打手，是酗酒者，也是凶手，在独裁政权中，他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在羞耻地被“同性恋”中不能反抗忍气吞声，甚至没能光明正大娶自己的女人，当阿玛莉娅怀孕难产而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钱付给医院：“人死没死都得付钱，可我拿什么付啊，少爷！“这种悲戚的反问是挣不脱的命运枷锁，而那个死去的阿玛莉娅，一生都是别人的佣人，在爱情中不断地被抛弃，最后死了的时候，是一种幻觉样的呼唤：“在下沉，她感到自己在往下陷，急剧地落了下去，她内心越来越痛苦，她明白，自己听到的事情将要留在上面，她明白，在她下沉、陷落之际，她带走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
还有被捕而因脑溢血死亡的特里尼达，有享受虚荣的妓女凯妲，有怒斥“本应做他仆人的女人结婚”的索伊拉太太，都是“被虐待”的百姓，都如阿玛莉娅，不断下沉，不断看到死。下沉是因为没有拯救的力量，是因为信仰等于零，当沉醉的幻觉可以自我欺骗地实现一种逃避的时候，酒实际上成为一种精神的鸦片，“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也是一种消灭那些毒虫的最好办法，如此，在沉醉中发现了生活的惬意，发现了存在的合理解构，所以在略萨的结构计谋中，“对话波”便成为他的一个标记，和通管法一样，实现着现实之外的虚拟对接，安布罗修父子、贝尔穆德斯和萨瓦拉、以及贯穿始终安布罗修和圣地亚哥“酒吧长谈”，三层关系的对话逐一展开，有时甚至是横冲直撞进来，一下子把结构摆在面前，不管是直接对话还是间接对话，斜体字里分明是一个弥漫着酒味的世界，那里有回忆，有叙述，有想象，也有虚构，但是在酒味中甚至呈现了现实以外的另一种真实，不断消融着“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而对于略萨来说，这个特殊时期的秘鲁现实活生生地展现了一幕悲喜剧：“转瞬之间，生活显得很惬意，充满醉态。”
醉却要醒来，却是逃避不了的无奈，是“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的发疯的现实，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阿列基帕还是利马，不管是和自己经历有关的圣马可大学、卡魏德活动、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闻记者等个人标签，略萨所要展现的就是自己“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巴尔扎克《夫妇纠纷》里的那段话明白地写在书页里，“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而对于秘鲁的爱恨情仇完全融进了略萨的血液里，“虽然我恨秘鲁，但是这种恨，正如塞萨尔·巴耶霍的诗句所说，总是浸透着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