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城

编号:W44·1960614·0292
作者:(意)康帕内拉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0年5月第二版
定价:6.30元
页数:148页

《太阳城》系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康帕内拉于狱中秘密完成,体制仿《理想国》,以对话方式表达了他对人人必须劳动、由社会分配和生产的理想社会。康帕内拉的思想明显受到神学的影响,对太阳进行神的崇拜,这其实是他对自身命运遭遇的一种精神解放。


《太阳城》:按照自然法,一切都公有

既然一切生物有由于无力、无知和仇恨而产生的客观现实,既然与不存在有关系,所以,形而上学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威力,智慧和爱组成的。

客观现实由无力、无知和仇恨而产生,产生并不是全部,而是需要再创造,再创造所对应的是三种元素:威力、智慧和爱–当无力、无知和仇恨在所对应的威力、智慧和爱中被改变,那么这个导致了生物存在的世界,就不是一种客观,而是一个理想国,一种乌托邦,在17世纪空想主义者康帕内拉那里,就是被命名为“太阳城”的理想世界。

一个在印度洋某岛屿上的国度,一个位于赤道广阔平原的世界,一个以公有制为代表的社会,康帕内拉在30年的监狱生活中构筑的这样一个“理想国”,其实并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安排,而是隐含着他的哲学价值。威力、智慧和爱在“太阳城”里是三位领导人,“威力”掌管着有关和平和战争的一切事务,他懂军事艺术,是战时的最高统帅;“智慧”管理着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和科学部门,领导着相应的职员和科学家;“爱”则掌管着有关生育是事务,监督两性的结合,“以便日后成为最优秀的人物”。但是三位领导人体现的是“三位一体”的统治格局,或者说,他们的统治最终是为了“一体”这个最高统治者服务的,所以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有一位至上的领导者,就如这个国家的名字一样,她就是“太阳”。

“太阳”的性质决定了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属性,也体现了康帕内拉的哲学主张。“太阳”是一位司祭,他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一切问题和争端由他作出最后的决定,而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是“形而上学者”–正如威力、智慧和爱组成的一切生物,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中,太阳城实际上就是以形而上学为最高法则的一个国度,作为这一哲学思想的代表,“太阳”就行驶了统治的职能。在康帕内拉看来,形而上学包含有两个元素:一个是存在,即最高统治者的上帝,在太阳城里就是“太阳”,另外一个则是“缺乏存在性和任何物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存在”,这个比较拗口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回到了那一句话:“一切生物是由无力、物质和仇恨而产生的客观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太阳城里的公民,康帕内拉借用那个到达了这个小岛的热那亚航海家的口,说这个民族原先来自印度,“他们是在祖国遭受蒙古的掠夺者和暴徒的破坏后逃出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过严肃的公社生活。”这似乎只是讲述了一种经历,这些“缺乏存在性和任何物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存在”并不只是经历了蹂躏和迫害,而是他们代表了无力、无知和仇恨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就指向了缺乏形而上学指引的道德生活,或者说,其根源就在于私有制。“他们得出结论说,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人类已产生极端的混乱。”人类的极端混乱是如何造成的,那就是存在着渎神行为和虚荣心,这是信仰的迷失,这是哲学的无知,这是道德的沦丧,所以拯救这一切,改变着一切,就需要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威力、智慧和爱。

形而上学的两个因素,其实已经明确了康帕内拉哲学体系的结构,他认为存在和“不存在”就具备了这个太阳城的“公有制”的基础,“因为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不能有开始;因而一切开始产生的东西,是从前所没有的。”上帝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形而上学是创造世界的东西,所以上帝和“太阳”是不能有开始,他们就是一种永远的存在,所以作为上帝的形而上学是全能的,是主宰一切的,是无所不爱的,而这也为康帕内拉构建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不能有开始”的存在存在,所以对于不存在的东西,就有了“开始”,亦即可以让他们成为“以前没有的”生物,也就是说,当需要开始的东西消除了前历史,意味着消除私有制的共有社会可以在威力、智慧和爱中建立起来,可以在上帝和形而上学中组织起来。

康帕内拉的两首十四行诗似乎就说明了这种“不能有开始”的存在和“从前所没有”的现在,“凡是崇敬上帝和信仰宗教的人,/他们的心情总是愉快的。/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康帕内拉如此赞美崇敬上帝的人,就是指明了必须废除自私自利,因为它就是无力、无知和仇恨,因为它产生了罪恶,因为它导致了极端的混乱,但是康帕内拉和基督教的明显不同是:上帝是全能的,但是它“不能有开始”,要让“从前所没有”的东西有一个开始,就不仅仅需要上帝,而是需要形而上学,需要形而上学之下的三位统治者,而这些所组成的就是知识,康帕内拉的另一首十四行诗里写道:“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存在和不存在,以及在存在启示下让不存在存在,这就是地球上的两种东西,一种是太阳,就像父亲,一种是大地,就像母亲–母亲的意义就是在太阳这个形而上学的照耀下,诞生人类,哺育孩子,创造文明。与基督教不同的是,这个上帝是形而上学,它是公有的,虽然康帕内拉在《论最好的国家]以讨论国家问题的方式来补充和完成政治学说是否恰当和有益》一文中提出,根据教会的说法,创世纪中就教导我们,上帝什么也没有分配,它是把一切留给了人类,使得人们共同所有,《路加福音》中也说:“让任何人都不要把任何东西称为自己的财产;一切都是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我的’和’你的’这两个字是虚伪的字。”在这方面他是同意宗教中的上帝“教会之父”的公有观念,因为只有公有才可以消除贫富对立,才能消除自私自利,才能消除一切恶习。但是这个“教会之父”的公有制度变成国家制度,却是有条件的,康帕内拉在回答那些反对意见时指出,“我们描绘的我们的这个国家,不是上帝所提供的国家制度,而是通过哲学家的推理所发现的国家,而且我们是从人类可能具有的智慧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这里就很明确指出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不是上帝提供的,而是人类从哲学家的推理中发现的,是从人类的智慧中认识的,也就是说,人类以威力、智慧和爱为代表的知识体系证明了上帝的真理。

这便是一种“天赋理智”,从这个方面来讲,康帕内拉所说的上帝以及上帝创造的公有制是根据人类的理智发现的,而不是神单纯的启示发现的,所以康帕内拉说存在的本源是上帝,但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种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他认为“上天精神”和“天体理智”,都是因为宇宙各个部分是有灵性的,一切生存着,一切组成了有生命的统一体。人类理智要发现这种公有制度的合理性和唯一性,就需要一种知识的建构,就需要威力、爱和智慧,就需要形而上学,所以康帕内拉说:“除了上帝外,我们之所以能存在只是为了自己和对我们人类而言,而不是为了上帝和对上帝而言。”对于人类而言,重要的便是创造和建设,在形而上学的指引下构建一个“太阳城”–上帝和知识结合成的“天赋理智”便成为康帕内拉所说的“自然法”:“按照自然法,一切都公有。”

所以,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一方面体现着“天赋”的观念,太阳主宰着一切,统治着一切,他具有所有的美德,他是勇敢,是宽大,是纯洁,是慷慨,是公正,是热心,是诚实,是慈善,是殷勤,是朝气,是节制;他也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懂得万物的同异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和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慧和爱、存在物的等级;他决定哪个男人和哪个女人性交,“在古雅典式的体育学校上课时,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要按古斯巴达人的风俗把衣服脱光。这样,领导人就能够根据他们体格的情况,来确定哪个男人最适合哪个女人性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命名他们的名字;他就是法官,可以对下属作出流放鞭打、训诫、禁止在公共食堂进餐、开除教籍、禁止与妇女会合等判决。

康帕内拉:我们应该永远颂扬上帝

“太阳”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正是在康帕内拉的体系里,他只代表“自然法”的一部分,即“天赋”这一部分,所以他也是有条件的存在,“未满三十五岁的人是不能获得这个称号的。这个职位是终身的,除非是发现另一个比自己的先驱者更贤明、更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才会更换。”而他之所以成为“太阳”,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启发人类的智慧,也就是“理智”–而在这个“太阳城”里,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成为“一切都公有”的自然法。在这里,一切产品和财富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没有私人财产,“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切东西为他们服务。”在这里,每个人都要从事义务劳动,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却是分配给大家承担,而且每人每天只做不超过四小时的工作,他们吃的东西没有顾及,“因而他们认为下等生物是为高级生物而创造的,所以他们现在食用任何一种食物。”在这里,没有犯罪行为,每个月举行“大会议”,所欲偶年满而是岁以上的公民全部出席,每个人都有权对共和国的缺点和对政府负责人员执行工作的好坏,提出自己的意见,国家只有很少的几条法律;在这里,生育不是个人的事,它在公有意义上服务于国家,妇女未满十九岁、男子二十一岁之前都不能沉溺于欲望而生育,违反自然秩序的鸡奸罪者要被惩处,国家指定男人和女人性交,如果女子初次和男子性交后不受孕便配给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合欢而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作为惩罚,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贪图欢乐而有意避孕……

制度公有,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理智”就需要威力、智慧和爱,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消除无知,所以在“太阳城”力,知识成为这个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康帕内拉的这个知识体系结合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占星术。“太阳城”共分为七个同心圆的城区,它们是以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等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山顶的广场上有一座神殿,里面有祭坛,有巨大的地球仪,有地理圈,有七颗行星命名的金灯;在城里的男女老少共同学习科学,在共同进行了四个小时工作之后,他们能把其余时间用来愉快地研究各种科学、开座谈会、阅读、讲故事、写信、散步以及从事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活动;太阳城的人民对航海事业也非常重视,他们有既不借助于桨、也不借助于风力的一些特殊的船舶和帆桨并用的大船,它们靠一种非常精巧的机械行驶:但也有用桨或利用风力推动的船舶;星相家和医生决定男女性交的时刻:金星和水星处于太阳以东的吉室中,木星处于良好的方位,土星和火星也要处于良好的方位或处于它们的方位以外;他们每年要在太阳进入巨蟹宫、天称宫、摩羯官和白羊宫这四个转变点的时候,进行四次庆祝盛大的节日;他们计算时间是按照回归年,而不是按照恒星年进行的,但他们每年还是根据第一种计算方法推算出第二种计算方法的时间……

天赋理智,这便是“太阳城”的模式,一方面是上帝作为存在建立了这样一种天启的公有制,另一方面,人类则在知识的自我启发下建立了真正的自然法,而且几乎可以说,康帕内拉的信心在于这样的“天赋理智”可以促进人类永远的进步,借用热那亚航海家的话说,“我还应当告诉你:他们已经发明航空术(这好象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发明):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他们还希望能发明用来观察尚未发现的一些星球的望远镜,以及听取天空和声的助听器。”星相学已经具有了科学的影子,在康帕内拉那里就是“新的天文学”。

但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建立在基督教学说之上,这个“太阳城”当然是一个乌托邦,甚至把这样一种哲学拔高到神学的地位,其实也体现了康帕内拉的矛盾。但是在17世纪的时候,康帕内拉的立足点是为了抛弃柏拉图学说中的贵族性特点和“教会之父”虚与委蛇的应付行为,将社会的罪恶归因于私有制度,有其革命性意义,“我们研究的‘问题’,由于人们渎神的行为和普遍存在着极危险的虚荣心而引起争论,因而我们就根据自然规律和圣书的真理,手持武器来保卫我们理想的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某种模式意义,而他也成为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伊加利亚旅行记

编号:W45·1951219·0228
作者:(法)埃蒂耶纳·卡贝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6年7月第一版
定价:5.95元
页数:415页

当然,与所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一样,伊加利亚只是埃蒂耶纳··卡贝心目中的“理想国”。19世纪的这部著作明显存在对共产主义实现“富裕和平等”和“文化享受”的社会的盲目乐观,所以马克思把埃蒂耶纳·卡贝说成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伊加利亚中,生产资料公有,产品由国家无偿分配,领导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公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向往的。


《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制度是最完善的宗教?

但是我多么向往这个国家呀!…..我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这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
《第一章 旅行的目的 启程》

向往、体验、再返回,这是来自英国的威廉·加利斯达尔爵士规划好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三部曲,但这一定是一个从开始到结束封闭的圆环?向往是对于混乱和黑暗现状的逃离,而体验则是抵达之后的亲身感受,但是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当他看见的是一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是不是成为了一句空洞的承诺?而事实的确如此,当1835年12月22日,威廉和助手约翰离开伦敦,通过达加米利港口,乘船六小时后到达传说中的伊加利亚共和国,四个月后他却没有再回来–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一共三卷,在有限的阅读的第一卷结尾,威廉根本没有想回来的意思,那时的伊加利亚筹备召开协会的第一次大会,作为外国人,威廉希望在大会上能够庄严地宣称“在伊加利亚集会的外国人都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共产制度”,他把这个希望看到的结果称为“很大的胜利”,而且要更进一步,“努力争取那一大批在能否实行的问题上持否定意见的人改变态度。”

实际上,威廉和来自法国的欧文已经着手开始将伊加利亚的共产制度进行宣传推广,他们的目标就是改善本国的现状,将这一制度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会议如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威廉会离开伊加利亚共和国,但是似乎并不是为了刚开始离开伦敦时的想法:回来结婚,因为在伊加利亚,他已经爱上了历史学家狄纳罗的妹妹狄纳薏丝,而狄纳薏丝也爱他,他们正筹划和欧文、瓦尔摩三个人在一起的三对新人的婚礼。不管是对于最初的规划,还是对于婚姻的态度,威廉的确都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当原处的计划被改变,当自己开始尽心尽力投身于共产制度的宣传和推广,那么这个目的在卡贝看来,明显是高于自己回来结婚这一私人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威廉不愿离开伊加利亚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最终目的为什么要成为共产制度的推广者?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卡贝自己的态度,他在“序言”中说,“不论牺牲将是多大,我都决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危难,庄严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实现及其不断完善而奋斗终身。”为共产制度的实现奋斗终生,已经从这部小说的主旨变成了现实的目标。做出这个决定,卡贝是基于自我经历而立下的誓言,这个曾经在波旁王朝是是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成员,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来因为反对七月王朝,被迫流亡英国,正是在自己流亡期间,受到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所以当他在1839年回到法国时,开始写作“伊加利亚旅行记”,在这部用民间小说的形式写成的著作中,卡贝就描述了一个他所设想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

“那里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在那里没有犯罪行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愉快和欢乐的幸福生活。”卡贝描述的这个“上帝所许诺的第二圣地”,“圣经上的伊甸乐园”,“神话中的仙境”,“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就是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的道路完善,运河四通八达,这里有美丽的田野,有诱人的公园,有可爱的农村,有宏伟的建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所有制度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而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共产。威廉准备乘船去往伊加利亚共和国的时候,在港口的工作人员说,缴纳的二百金币就是四个月的全部花费,只要进入伊加利亚,那么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交通工具都可以坐,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餐饮,什么样的住房,都不需要钱,因为伊加利亚没有商品,也不出售货物,“善良的伊加尔已经把我们从金钱这种瘟疫中解放出来,个人是禁止使用钱币的。”伊加尔是伊加利亚的领袖,他们称之为“独裁官”,是他带领伊加利亚人推翻了暴君通知,迎来了解放,是他建立了共产制度,是他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所以伊加尔做出规定,全国禁止使用钱币–只有消灭了钱币,消灭了商品,才可能消灭不平等,才可能建立共产制度。

而来到伊加利亚之后,历史学家狄纳罗详细介绍了伊加利亚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历史概况,曾经的伊加利亚曾经被凶残的征服者占领和蹂躏,只有又被凶恶的国王和贵族们压迫和统治,那时候工人们痛苦万分,妇女们不幸之际,“和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命运一样,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曾经遭受过这种生活的瓦尔摩祖父的回忆里更是有着不堪回首的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参加你们一位大贵族的盛大宴会以后出门的时候,竟然看见两具几乎光着身的尸体,是冻饿而死的母子俩。”所以在穷苦的马车夫的儿子伊加尔的带领下,伊加利亚人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了暴君统治,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的一切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所有的人都是成员,都是公民,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负担和利盆都是平等的。也可以说,所有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它的成员是以博爱的精种结合起来的。”在这里,所有社会成员都一律平等;在这里,每个人都从事一种生产,并且每天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在这里,劳动工具和原材料都取自社会资产,而所有的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都储存在公共仓库;在这里,食品、服装、住宅和加剧,都是社会资产供给;在这里,儿童的教育平等,“就如平等地供给食品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是人民的一份子和民卫队的成员;在这里,人民是主权者,主权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或委托別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各种法律;在这里,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受委托人,都由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向选民负责并且可以被把面;在这里,人民代表大会由两千名代表组成,他们同堂讨论议案,而重要的法律,例如宪法,则需要提交全体人民批准……按照狄纳罗的说法,“我们的政治结构是一种民主共和政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共和政体?因为伊加利亚人受尽了曾经不平等的苦,他们深切了解到,如果不实行平等的制度,就不可能有幸福,所以全体人平等地组成一个社会,当权利和义务都平等,当社会分配的负担和利益都平等,就不会有贫富差距,就不会有权力大小,就不会有阶级对立,所以伊加利亚没有穷人,没有犯罪,人人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当卡贝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展开了一个共产社会的美好画卷,并不是回到原始状态,在他看来,这种共产制度在工业不断发展的阶段同样适应。在刚进入伊加利亚的时候,他听瓦尔摩说起有人要发明一种比蒸汽汽车还有强大的动力,它是由一种蕴藏量比煤炭还要丰富的能源产生,这种能源叫“索鲁伯”,通过这种能源产生的动力“将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而这将使得铁路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当然是对于现实中英国工业革命而言的,伊加利亚在工业革命上可以不断升级,而在现阶段,发展程度也超越了英国的现状,“这个国家的工业超过英国,艺术高于法国;任何別的国家都看不到那么多的巨型机器;那里的人乘坐汽球旅行,他们的空中节庆,使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节日盛会也黯然失色。”威廉参观了城市和农村,进入工厂,亲眼目睹伊加利亚的工业化水平,在一家国营印刷厂里,他看到种类齐全的机器,“几乎全部工序都机械化了”,这些机器代替了将近五万个工人的工作。所以伊加利亚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原始的乌托邦,它在工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方面大步前进,显示了卡贝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

但是,在伊加利亚实现共产制度,是不是真的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是不是可以消除不平等?用理性、正义和智慧建立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是不是可以维持真正的平等?在“序言”中卡贝就指出了目前社会的丑恶和不幸产生的根源,不是大自然的意志,而是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最根本的弊病不正是那作为它基础的不平等制度吗?”所以卡贝说自己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越来越深信,“不平等制度乃是人们划分为贫穷与富裕的根源,是包括来自贫富两方面的各种弊害的根源,是贪欲与野心、嫉妒与仇恨以及各种纠纷与战争的根源;一句话,不平等制度是任何个人和民族所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找到了根源,也就可以从根源入手,所以他认为,“只有实行财产共有才能出现这样的社会。”为此他把这部《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篇论文,而且在他眼里,这不是一种可不可试验的可行性分析,而是一种“真理”:“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地采纳了共产原则,就不难使共产社会成为现实。”所以他把“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一部经过自己长期劳动、浩繁研究和不断思考而写成的“道德学、哲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论著”。

把社会问题只归结为不平等制度,将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设置了建立共产制度,这当然是一种幼稚论,通过威廉见闻和体验的一切甚至都只是一种表象的东西,暂且不论马克思做出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仅仅从这部哲学和社会小说中,其实完全可以看见卡贝的空想论。第一个问题是: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员,为什么领袖伊加尔独享有各种权力?当每个人被平均分配食物时,他们在饭前都要为伊加尔干杯;学生的德育内容之一,是每天早晨要唱歌颂伊加尔的歌曲;每年的国庆节、革命周年纪念日,都要举行独裁仪式,人群会在六十个乐队奏起的乐声中高声呼喊:“伊加尔独裁官万岁!伊加尔独裁官万岁!”

这些感恩的仪式,这些纪念的方式,是不是使得伊加尔享有了更高的荣耀和权力?被称为“独裁官”是不是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独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耶稣–伊加尔从以前是木匠的儿子,尝过工人和穷人的种种苦难,所以他要解放伊加利亚人,而他走上革命道路就像是一种救赎,他从基督教的祷文开始那句“我们在天之父”里得到启发,认为一切人都是兄弟,都是平等的,而组成大家庭就应该像兄弟一样相爱相助,所以即使之后脱离了教会,开始了革命事业,以及最后推翻了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身后的一切似乎又超越了作为杰出英才的存在,在伊加利亚人眼里,它是善良而勇敢的领袖,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物,是工人、农民和公民的恩人–这一切似乎都无可厚非,但是当他被当成了神,是不是就在无形之中反而建立了一种不平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伊加尔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全国代表大会废除了本民族的旧名称,而改为以伊加尔命名,同时国家称为伊加利亚国,民族是伊加利亚族,首都叫伊加拉,居民一律叫伊加利亚人。

从国名、民族名、首都名,到居民的统称,一切都被打上了“伊加尔”这个独裁官的烙印,这是一种纪念,但是这种纪念方式就是不平等的象征,也就是没有把伊加尔当成是一个普通人,更不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也就是从这个神化的象征出发,当伊加利亚建立了理性、正义和智慧的制度,也就把制度本身当成了宗教,按照瓦尔摩的说法:“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吗?你不是也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吗?信仰不是也应该象人们的爱好一样受到尊重吗?”所以这里的宗教就是一种平等的道德观:“它除了促使人们彼此友爱,亲如手足之外,別无其他的作用;它教人用以律己的,不外是下面三个信条,就是: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必施于人。”

一方面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这个独一无二的神,否定有“物之主,宇宙始祖!宇宙万物的建筑师”,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性,伊加利亚的宗教会议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明,不相信圣经来源于神明,不相信给摩西启示的神明,也不相信存在一位具有人的形象、能够赏善罚恶,接受祈祷的上帝,而另一方面则把伊加尔奉为神明,把他所创立的一切制度等同于圣经,将他的道德学说视为宗教,“共产制度本身不就是哲学的最完善的概括,不就是见诸行动的最纯洁的道德吗?它不是已经最彻底地实现博爱原则了吗?它本身不就体现着最高尚的品德吗?一切宗教不都是标榜它们的目标是为人类缔造幸福,但是却又从来沒有做到吗?共产制度不是已经事实俱在地实现这个目标了吗?”

所以当推翻一种不平等社会,建立的却是另一种不平等。而在伊加利亚对制度的执行中,似乎和现实之间也是脱节的,威廉所看见所体会到的是它的平等意义和先进水平,但是当瓦尔摩、威廉都为情感问题发愁时,这一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威廉甚至将失恋视作是人间的苦难,而威廉更是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在这样一种内心痛苦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极端事件,威廉当时就想三天之后永远离开伊加利亚。最后他没有做出极端的事情,似乎就是因为伊加利亚对人的道德教育起到了作用,在失恋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瓦尔摩说在伊加利亚没有犯罪,威廉当时反问了一句:“难道不会由于別的原因,譬如说由于恋爱或者嫉妒而发生谋杀、决斗和自杀等事件吗?……”而瓦尔摩说,因为这里的教育被人培养成了真正的人,每个人都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意志,并根据理性和正义来行事。所以人人都抑制了自己的欲望。

把犯罪看成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悲剧,所以通过理性和正义教育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但是当威廉的情感发生变化之后,这种说法似乎又站不住脚,他在昏迷了七天之后醒来,知道了狄纳薏丝也爱上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威廉当然没有选择极端方式,更没有走上犯罪道路,但是当知道狄纳薏丝和自己深深相爱,他们曾经做出的诺言在爱情到来之后都彻底废除了,而威廉本来就是在一年之后回到伦敦结婚,而现在当他决定和狄纳薏丝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为了另一种欲望,而在自己的未婚妻面前,是不是也是一个背叛者?这似乎又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而在伊加尔和感情问题上具有不平等之外,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制度:对外殖民。伊加利亚实施了规模庞大的教化计划,就是在一块几乎荒无人烟的肥沃土地上开辟殖民地,和邻近的盟邦协商共同建立殖民地,然后把一些家庭移民过去,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所有这一切的出发点只有一个:给落后地方带去先进文明,“我们传播了文化,并且要让它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让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建立新的伊加利亚,这种文化殖民透露出的就是优劣自明的观念,把那些原住民当成是野蛮人,把自己当成是解放人类的拯救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伊加利亚中心论”,难道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放弃自己的生活面对殖民还兴高采烈?

冲突和欺骗、混乱和纠纷、压迫和灾难,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把这一切归结为不平等这唯一的原因,卡贝显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共产制度是先进的,是平等的,是可以消除一切的问题,是可以构建幸福的生活,这便是卡贝追求的真理,这就是卡贝想要的理想国,只是在表象意义上,在宛如空中楼阁的存在中,他无非是建立了思想上的殖民地,“我们的善行使我们能够和平地获得一个新的伊加利亚,使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为人类继续征服世界上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地区做好准备。”殖民需要的是征服,征服是占有,所以这一切又是不平等的另一个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