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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44·1960614·0292 |
作者:(意)康帕内拉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版本:1980年5月第二版 | |
定价:6.30元 | |
页数:148页 |
《太阳城》系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康帕内拉于狱中秘密完成,体制仿《理想国》,以对话方式表达了他对人人必须劳动、由社会分配和生产的理想社会。康帕内拉的思想明显受到神学的影响,对太阳进行神的崇拜,这其实是他对自身命运遭遇的一种精神解放。
既然一切生物有由于无力、无知和仇恨而产生的客观现实,既然与不存在有关系,所以,形而上学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威力,智慧和爱组成的。
客观现实由无力、无知和仇恨而产生,产生并不是全部,而是需要再创造,再创造所对应的是三种元素:威力、智慧和爱–当无力、无知和仇恨在所对应的威力、智慧和爱中被改变,那么这个导致了生物存在的世界,就不是一种客观,而是一个理想国,一种乌托邦,在17世纪空想主义者康帕内拉那里,就是被命名为“太阳城”的理想世界。
一个在印度洋某岛屿上的国度,一个位于赤道广阔平原的世界,一个以公有制为代表的社会,康帕内拉在30年的监狱生活中构筑的这样一个“理想国”,其实并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安排,而是隐含着他的哲学价值。威力、智慧和爱在“太阳城”里是三位领导人,“威力”掌管着有关和平和战争的一切事务,他懂军事艺术,是战时的最高统帅;“智慧”管理着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和科学部门,领导着相应的职员和科学家;“爱”则掌管着有关生育是事务,监督两性的结合,“以便日后成为最优秀的人物”。但是三位领导人体现的是“三位一体”的统治格局,或者说,他们的统治最终是为了“一体”这个最高统治者服务的,所以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有一位至上的领导者,就如这个国家的名字一样,她就是“太阳”。
“太阳”的性质决定了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属性,也体现了康帕内拉的哲学主张。“太阳”是一位司祭,他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一切问题和争端由他作出最后的决定,而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是“形而上学者”–正如威力、智慧和爱组成的一切生物,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中,太阳城实际上就是以形而上学为最高法则的一个国度,作为这一哲学思想的代表,“太阳”就行驶了统治的职能。在康帕内拉看来,形而上学包含有两个元素:一个是存在,即最高统治者的上帝,在太阳城里就是“太阳”,另外一个则是“缺乏存在性和任何物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存在”,这个比较拗口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回到了那一句话:“一切生物是由无力、物质和仇恨而产生的客观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太阳城里的公民,康帕内拉借用那个到达了这个小岛的热那亚航海家的口,说这个民族原先来自印度,“他们是在祖国遭受蒙古的掠夺者和暴徒的破坏后逃出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过严肃的公社生活。”这似乎只是讲述了一种经历,这些“缺乏存在性和任何物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存在”并不只是经历了蹂躏和迫害,而是他们代表了无力、无知和仇恨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就指向了缺乏形而上学指引的道德生活,或者说,其根源就在于私有制。“他们得出结论说,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人类已产生极端的混乱。”人类的极端混乱是如何造成的,那就是存在着渎神行为和虚荣心,这是信仰的迷失,这是哲学的无知,这是道德的沦丧,所以拯救这一切,改变着一切,就需要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威力、智慧和爱。
形而上学的两个因素,其实已经明确了康帕内拉哲学体系的结构,他认为存在和“不存在”就具备了这个太阳城的“公有制”的基础,“因为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不能有开始;因而一切开始产生的东西,是从前所没有的。”上帝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形而上学是创造世界的东西,所以上帝和“太阳”是不能有开始,他们就是一种永远的存在,所以作为上帝的形而上学是全能的,是主宰一切的,是无所不爱的,而这也为康帕内拉构建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不能有开始”的存在存在,所以对于不存在的东西,就有了“开始”,亦即可以让他们成为“以前没有的”生物,也就是说,当需要开始的东西消除了前历史,意味着消除私有制的共有社会可以在威力、智慧和爱中建立起来,可以在上帝和形而上学中组织起来。
康帕内拉的两首十四行诗似乎就说明了这种“不能有开始”的存在和“从前所没有”的现在,“凡是崇敬上帝和信仰宗教的人,/他们的心情总是愉快的。/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康帕内拉如此赞美崇敬上帝的人,就是指明了必须废除自私自利,因为它就是无力、无知和仇恨,因为它产生了罪恶,因为它导致了极端的混乱,但是康帕内拉和基督教的明显不同是:上帝是全能的,但是它“不能有开始”,要让“从前所没有”的东西有一个开始,就不仅仅需要上帝,而是需要形而上学,需要形而上学之下的三位统治者,而这些所组成的就是知识,康帕内拉的另一首十四行诗里写道:“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存在和不存在,以及在存在启示下让不存在存在,这就是地球上的两种东西,一种是太阳,就像父亲,一种是大地,就像母亲–母亲的意义就是在太阳这个形而上学的照耀下,诞生人类,哺育孩子,创造文明。与基督教不同的是,这个上帝是形而上学,它是公有的,虽然康帕内拉在《论最好的国家]以讨论国家问题的方式来补充和完成政治学说是否恰当和有益》一文中提出,根据教会的说法,创世纪中就教导我们,上帝什么也没有分配,它是把一切留给了人类,使得人们共同所有,《路加福音》中也说:“让任何人都不要把任何东西称为自己的财产;一切都是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我的’和’你的’这两个字是虚伪的字。”在这方面他是同意宗教中的上帝“教会之父”的公有观念,因为只有公有才可以消除贫富对立,才能消除自私自利,才能消除一切恶习。但是这个“教会之父”的公有制度变成国家制度,却是有条件的,康帕内拉在回答那些反对意见时指出,“我们描绘的我们的这个国家,不是上帝所提供的国家制度,而是通过哲学家的推理所发现的国家,而且我们是从人类可能具有的智慧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这里就很明确指出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不是上帝提供的,而是人类从哲学家的推理中发现的,是从人类的智慧中认识的,也就是说,人类以威力、智慧和爱为代表的知识体系证明了上帝的真理。
这便是一种“天赋理智”,从这个方面来讲,康帕内拉所说的上帝以及上帝创造的公有制是根据人类的理智发现的,而不是神单纯的启示发现的,所以康帕内拉说存在的本源是上帝,但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种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他认为“上天精神”和“天体理智”,都是因为宇宙各个部分是有灵性的,一切生存着,一切组成了有生命的统一体。人类理智要发现这种公有制度的合理性和唯一性,就需要一种知识的建构,就需要威力、爱和智慧,就需要形而上学,所以康帕内拉说:“除了上帝外,我们之所以能存在只是为了自己和对我们人类而言,而不是为了上帝和对上帝而言。”对于人类而言,重要的便是创造和建设,在形而上学的指引下构建一个“太阳城”–上帝和知识结合成的“天赋理智”便成为康帕内拉所说的“自然法”:“按照自然法,一切都公有。”
所以,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一方面体现着“天赋”的观念,太阳主宰着一切,统治着一切,他具有所有的美德,他是勇敢,是宽大,是纯洁,是慷慨,是公正,是热心,是诚实,是慈善,是殷勤,是朝气,是节制;他也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懂得万物的同异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和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慧和爱、存在物的等级;他决定哪个男人和哪个女人性交,“在古雅典式的体育学校上课时,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要按古斯巴达人的风俗把衣服脱光。这样,领导人就能够根据他们体格的情况,来确定哪个男人最适合哪个女人性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命名他们的名字;他就是法官,可以对下属作出流放鞭打、训诫、禁止在公共食堂进餐、开除教籍、禁止与妇女会合等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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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帕内拉:我们应该永远颂扬上帝 |
“太阳”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正是在康帕内拉的体系里,他只代表“自然法”的一部分,即“天赋”这一部分,所以他也是有条件的存在,“未满三十五岁的人是不能获得这个称号的。这个职位是终身的,除非是发现另一个比自己的先驱者更贤明、更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才会更换。”而他之所以成为“太阳”,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启发人类的智慧,也就是“理智”–而在这个“太阳城”里,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成为“一切都公有”的自然法。在这里,一切产品和财富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没有私人财产,“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切东西为他们服务。”在这里,每个人都要从事义务劳动,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却是分配给大家承担,而且每人每天只做不超过四小时的工作,他们吃的东西没有顾及,“因而他们认为下等生物是为高级生物而创造的,所以他们现在食用任何一种食物。”在这里,没有犯罪行为,每个月举行“大会议”,所欲偶年满而是岁以上的公民全部出席,每个人都有权对共和国的缺点和对政府负责人员执行工作的好坏,提出自己的意见,国家只有很少的几条法律;在这里,生育不是个人的事,它在公有意义上服务于国家,妇女未满十九岁、男子二十一岁之前都不能沉溺于欲望而生育,违反自然秩序的鸡奸罪者要被惩处,国家指定男人和女人性交,如果女子初次和男子性交后不受孕便配给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合欢而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作为惩罚,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贪图欢乐而有意避孕……
制度公有,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理智”就需要威力、智慧和爱,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消除无知,所以在“太阳城”力,知识成为这个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康帕内拉的这个知识体系结合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占星术。“太阳城”共分为七个同心圆的城区,它们是以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等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山顶的广场上有一座神殿,里面有祭坛,有巨大的地球仪,有地理圈,有七颗行星命名的金灯;在城里的男女老少共同学习科学,在共同进行了四个小时工作之后,他们能把其余时间用来愉快地研究各种科学、开座谈会、阅读、讲故事、写信、散步以及从事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活动;太阳城的人民对航海事业也非常重视,他们有既不借助于桨、也不借助于风力的一些特殊的船舶和帆桨并用的大船,它们靠一种非常精巧的机械行驶:但也有用桨或利用风力推动的船舶;星相家和医生决定男女性交的时刻:金星和水星处于太阳以东的吉室中,木星处于良好的方位,土星和火星也要处于良好的方位或处于它们的方位以外;他们每年要在太阳进入巨蟹宫、天称宫、摩羯官和白羊宫这四个转变点的时候,进行四次庆祝盛大的节日;他们计算时间是按照回归年,而不是按照恒星年进行的,但他们每年还是根据第一种计算方法推算出第二种计算方法的时间……
天赋理智,这便是“太阳城”的模式,一方面是上帝作为存在建立了这样一种天启的公有制,另一方面,人类则在知识的自我启发下建立了真正的自然法,而且几乎可以说,康帕内拉的信心在于这样的“天赋理智”可以促进人类永远的进步,借用热那亚航海家的话说,“我还应当告诉你:他们已经发明航空术(这好象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发明):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他们还希望能发明用来观察尚未发现的一些星球的望远镜,以及听取天空和声的助听器。”星相学已经具有了科学的影子,在康帕内拉那里就是“新的天文学”。
但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建立在基督教学说之上,这个“太阳城”当然是一个乌托邦,甚至把这样一种哲学拔高到神学的地位,其实也体现了康帕内拉的矛盾。但是在17世纪的时候,康帕内拉的立足点是为了抛弃柏拉图学说中的贵族性特点和“教会之父”虚与委蛇的应付行为,将社会的罪恶归因于私有制度,有其革命性意义,“我们研究的‘问题’,由于人们渎神的行为和普遍存在着极危险的虚荣心而引起争论,因而我们就根据自然规律和圣书的真理,手持武器来保卫我们理想的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某种模式意义,而他也成为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