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红楼梦

	编号：C29·2160227·1269
	作者：周汝昌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8年04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06342599
	页数：287页

只因要读懂《红楼梦》，特别是那其中之须先研究破解“荒唐言”、“辛酸泪”各各何指，而又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了一件事的“反正面”。这就是“红学”。
——《骥尾篇——说说“红学”的热闹》

反正面，却是正反事，先是那“一把辛酸泪”，再是“满纸荒唐言”，辛酸泪是实录，荒唐言才是创作，这一前一后，一实一虚构成了《红楼梦》真正的意义，是调和两方的矛盾才形成了“红学”，所以红学不是因红楼为“梦”而成为虚幻，周汝昌说，这其实是“古语的反词，名为梦幻，正是真实，而这种真实就是“真事隐去”的真实，而真事才是“辛酸泪”的全部构架——“‘红学’者，目的就在力图弄清曹雪芹用‘荒唐言’写出的‘辛酸泪’，既见其外形，又晓其内在，合起来方能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懂了的同时也就领受了那个难以言传的‘味’。”

周汝昌说自己研究红楼整整六十年，也标识“说我是个‘考证派’，无容置疑”，这“无容置疑”的背后就是把“满纸荒唐言”以逆构的方式考证“一把辛酸泪”的实录意义，不是一种关于谜面和谜底的互文关系，而是从梦幻的文本中寻找历史的证据。所以首先是这“伟大”的作品，然后才是和曹雪芹有关的证据，是谓“别样红”，就是在与众不同中找到其个性，而这种个性在周汝昌看来是无所倚无所待的，“一生爱好是天然”，是内在而外照的，是不乞灵于自身以外去物色的。

但是，很明显，“别样红”的红学在周汝昌那里是唯一的，所以在曹雪芹所做前八十回之后的《红楼梦》，已经预兆了最后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并非是最固化为高鹗后四十回的那种家族衰落末路，爱情分崩离析的结局，甚至在周汝昌看来，高鹗的续作乃是“伪作”，那无非是令人作呕的“扭捏”和“堆砌”——“总以为高续伪书是‘对’的，一部书除了林黛玉就什么思想艺术都不存在了。这个错觉很难难解脱匡救。”也就是说，这根本就违反了“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学脉络。

一生爱好是天然，“扭捏”和“堆砌”当然是造作，而在否定之中，天然的“别样红”到底红在哪里？周汝昌最坚持的一个观点是，红楼梦的归宿应该是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最后相会，也就是说不管是兴衰说，还是爱情说，真正的女主角应该是湘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成见和偏爱，而在周汝昌看来，却正是一把辛酸泪的真事和满纸荒唐言的审美的结合。为什么主角是湘云，传统所认为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又去了哪里？周汝昌也说，在很多人看来，史湘云是和薛宝钗被划为一党，与林黛玉“旗鼓相当”，甚至“排营对垒”，而实际上这种分类自然是走向了高鹗式的布局陷阱里。周汝昌认为宝玉对宝钗和黛玉的态度是“平起平坐”的，“一无扬张抑李，二不贬瘦褒肥”，最明确的便是那一句：“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玉带林中挂”即写黛玉，“金簪雪乡里埋”便将的是宝钗，所以部分先后，都在宝玉的世界里成为可叹可怜的过客而已。

周汝昌：解得鸿蒙原蕴水，深情似水水如天

那么，史湘云为何会成为主角？在周汝昌的观点里，有缘分论，有情感论，有预言论，有线索论，有文字论，也有突兀论。缘分论是从那一句“都道是金玉姻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而来，周汝昌认为，金玉奇缘是表象，是一个高鹗式的陷阱而已，而真正的缘分是“木石前缘”，前缘便是旧盟，谁和宝玉有旧盟？当然是湘云，“原来，宝玉是自幼与湘云最亲厚的，因为这表妹是祖母的内孙女，她随祖姑常住贾府，故二人才真是‘青梅竹马’之深情至戚。”而当黛玉出现，并非是新的情感的起点，而只不过是宝玉失落了湘云之后的一种心理填补，也就是说，在宝玉和宝钗、黛玉相见之前，就已经和湘云相处很久，而且缘分早就定了，宝钗和黛玉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情缘，和旧盟比起来，“深浅亲疏厚薄太不一样”，甚至没办法比较。宝玉在续《庄》中说：“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在周汝昌看来，把钗、玉、花、麝者放在一起，而界定为一种“迷眩缠陷天下”的东西，就其实把湘云单独列了开来，具有不一样的分量。而这种处理，其实就是更为深层次的“书前书”和“书外书”——“此即构成它所以成为‘自传’性小说的重要标志与‘体例’”。

而其实，宝玉和湘云的那种基于缘分的情感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一次湘云回家、恋恋不舍，宝玉送至门口，湘云回头向他叮嘱，那一个场景在周汝昌读来为之泫然心动，“觉得这比黛玉那天天流的泪要感人得多得多。”宝玉和湘云感情深厚，而在周汝昌看来，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更符合婚姻观，如果宝玉娶了黛玉，一个只会写葬花诗，只会落泪哀愁的人，到最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结局无非是饿死，而曹雪芹也不想写成那样的小说，而与宝钗，虽然她是会过日子，会理家，但是却失去了诗意生活，而只有湘云，“德、言、容、工，才貌情思，样样具备而且超群”，她身上有宝钗和黛玉不具备的英气、豪气、侠气、正义气、爽利气，也就是说，他才是宝玉真正的情感归宿。

当然，这种真正的“木石前盟”在红楼梦里早就有了文字的佐证，在太虚幻境十二钗的“曲文”中，《乐中悲》说：“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周汝昌的疑问是，谁配称“仙郎”？在他看来，整个红楼梦，除却宝玉，没有哪个男子配称“仙”字，湘云后来嫁给了卫若兰，但是卫若兰从来不带有“仙”的来历和气质。这里就涉及到宝玉的定位，周汝昌认为宝玉的性格里有“刚性”，因为其有立足之境，便是所谓的“原则性”，在刚性之外，又有柔性，而这柔性和刚性组合成的是一种“情”，他不懂自私，不博爱，不自由地“损人利益”，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唯人主义”，而这唯人主义便使得他成为“情圣”：“宝玉是个情痴情种的最高代表。他的情，至大，至广，至诚，至切，至滦，至厚，至痛，至真，至善，至美。这是一颗无可比喻的人类心田、心地、心境、心灵。”所以周汝昌提升他为“新型圣人”——“他的崭新的价值观已然超越了以往的社会人生的标准尺度，而达到了一个升华至美、至大无名的境界。”

宝玉是圣人，湘云又是完美女性代表，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似乎是天然注定的。但是这种旧盟式的爱情注解其实在红楼里是隐秘的，但是周汝昌却从字里行间找出证据里。宝玉入园后，曾有“四时即事”的诗歌，中其《春夜即事》中说：“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春色梦中人是谁，湘云曾有诗歌云“一场春梦日西斜”，所以入梦醒梦，就是一种悲欢离合。而当初警幻仙子警示宝玉的时候，那首歌里有“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周汝昌认为，上句专属湘云，下句才包括以黛钗为代表的众多群芳、千红、万艳。“春梦”专属于“云”，就是预示着湘云多经历坎坷漂泊分散，而她自称是“梦中人”，也是与宝玉诗句遥遥呼应。“梦中人”在何处相见？当然是“枕上轻寒窗外雨”的“枕上”，在《红楼梦》中，一书，群芳夜宴时写到枕，那时宝玉所倚的枕名曰“红香枕”，红香是芍药，皆特属湘云的象征丽色，而湘云的别号就是“枕霞旧友”。

“湘”在《九歌·湘君湘夫人》中找到注脚，“蜗翊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周汝昌看来，就是湘云的季节，而“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宝湘遭变的线索；“云”则是梦云，懂了云才能解梦，才胜了花，也是一个暗示；而在湘云之外，“史”姓也暗含天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周汝昌认为，史就是野，“既以史实为据，又有文学的胜境”，如果说“林”和“薛”这两个姓是关于“荒唐言”的，那么“史”就是“真事隐去”的真事——“一把辛酸泪”，在此不在彼。而在名字之外，史湘云的故事总和红楼中的新阶段有关联，第三十一回金麒麟，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第七十回柳絮词，以至第四十九回脂粉香娃，所以周汝昌说：“只有湘云才是后半部的主角，与宝玉为对者，这个布局大章法，还不清楚吗？”

缘分论、情感论、预言论、线索论、文字论，还有突兀论，为什么史湘云在红楼中前无介绍后不交待，不是到是谁，来自哪家，是何亲戚，什么相貌，何等衣妆，只是一句“史大姑娘来了！”，而来了之后，也无“笔法”。对此，周汝昌的解释是，因为湘云就是一个熟人，就是旧识，她出来何必要去介绍，而这也正是曹雪芹的一种心态的大自由、大真实的表现——“湘云的原型是他最深印于心、刻不能忘的亲人，他太熟悉了，以至潜意识中以为读者也如此，早就太熟悉了，你只说一句她来了，就足够了”。所以突兀并非突兀，而是太熟悉懒得铺陈，懒得介绍。

而宝玉和湘云之感情，并非只是一种“荒唐言”的虚构，在周汝昌看来，它最后的指向便是“生平论”，也就是说，宝玉之于学芹，正如脂砚之于湘云。红楼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条政治棋局明争暗斗的气象，从丫鬟茜雪的重现看出是曹雪芹祖父之海棠诗典，从薛宝琴的《西江月》中的“三春事业付东风”考证是弘皙谋策推翻乾隆“大逆案”，从贾珍为秦可卿寻棺木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引出康熙的“忠臣孝子”，从雪芹笔下的“北静王”联系到康熙第二十一皇子被封慎郡王……这一条政治线索便是红楼梦真正的“本事”：“康熙废太子胤扔，被雍正谋夺了帝位，而胤扔长子弘皙欲报此仇，秘策推翻乾隆，又遭失败。两番罹祸，到乾隆五年案破，此一条十分重大的‘贵势’伏脉承传，方告结束，而雪芹家族正是因这一逆案而再度抄没治罪——家亡人散。”

而从这一条政治线索落脚为情感线索，也正是宝玉和湘云的最后归宿，而在曹雪芹和脂砚中也看出端倪，脂砚称“石兄”，唤“玉兄”，石兄，作者也。玉兄，怡红也，“脂砚声口，亲切如闻”——“脂砚对雪芹的情，方是以身心以之，性命以之，无保留，无吝惜——亦无犹豫迟疑，只因她最理解玉兄，无所用其盘算思量也。呜呼，雪芹不朽，脂砚永存。同其伟大，岂虚夸可得而侥幸者哉。”也正是这种关切、相守，才让周汝昌大卫感动：“她是是处处，如彼其关切玉兄，如彼其体贴玉兄，如彼其爱护玉兄——为之辩，为之解，为之筹，为之计，为之代言，为之调停……其无微不至，全是肺腑真情一片，略无渣滓。嗟嗟！人间哪得有此闺中知己，有此手法，有此大慈大悲菩萨，由此至仁至义侠士？雪芹有此，复何恨之有。”

而这种感动，无非是最后回到“唯人主义”的观点上来，所谓“千红一窟（哭）”，所谓“万艳同杯（悲）”，到最后也都是曹雪芹“大旨谈情”的情，宝玉之情，湘云之情，雪芹之情，脂砚之情，“这与干红万艳而同悲一哭的情，还不就是天地间万物所能具有的最广大、最崇高的‘仁’吗？”

	编号：C29·2160227·1268
	作者：王蒙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09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30211410
	页数：354页

《红楼梦》果然是百科全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可以在《红》中找到雏形、例证，至少是可以找到类似参照事物。例如夺权——秦显家的夺取柳嫂子的厨房管理权；智力引进——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小报告与特殊补贴——袭人向王夫人报告而获额外月例；扫黄打非——宝钗劝诫黛玉不要看“少女不宜”的书与绣春囊事件；大小字报——揭发贾芹胡作非为的揭帖，等等。而且《红》中有“包产到户”——著名的探春兴利除弊的新政：——《一四〇 探春搞包产到户》

雏形、例证或者并不需要苦心去寻找，甚至在文本编辑上是显而易见的，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在封面正中央，而这无非是对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本的一次新包装，而新包装对应的是旧酒，此前的版本书名为《不奴隶，毋宁死？》，副标题是：王蒙谈红说事。虽然这次新版版权页上标注着2011年9月为第一版，而翻过那如词牌的封面，里面的篇目却是一模一样，甚至每一单页的页眉上还赫然迎着“不奴隶，毋宁死？”这几个字，加上双页页眉的“王蒙谈红说事”，当单页双页合上的时候，无非又回归到历史——从2008年6月版本到2011年9月版本，从“不奴隶，毋宁死？”到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同样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样是354页，无非是一次简单的翻版。

雏形、例证，当被改头换面的时候，它像新的一样，而回到历史的时候，那页眉仿佛就如爬行的“现实主义”，让人有些不快。还好，这只不过是文本的一个陷阱，没有读过2008年6月的《不奴隶，毋宁死？》，翻开第一页，阅读第一篇，看到第一行，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而当忽视了页眉，抛却了虚无的“不奴隶，毋宁死？”，回到“王蒙谈红说事”，却也看见了里面的人生。算是一种弥补，那雏形和例证倒不必过度解读，在内在的世界里，翻阅到的果真是一个既有阔达终极，又有诗意灵动的现实世界。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王蒙的说法也是跳出《红楼梦》文本的一次经历，从书名开始，便寻找那关于现实意义的雏形好而例证，比如各种书名里，《石头记》是最好的，“石头云云，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也最哲学，同时又最令人唏嘘不已。”石头可以直击宇宙，又可以直通宝玉，既可以登高望远，又可以具体而微，登高望远的宇宙观指向的是哲学命题，具体而微的个体观，则是一个人生课题，所以由石而玉，也是找到了最原始的雏形，找到了最终极的例证。

那块玉，当变成宝玉身上的关键性部件的时候，它是一种重构，构筑的是一个符号，一条主线，一种哲学，一些情节，而最主要的是构建了另一个“自我”，在王蒙看来，宝玉生而衔之的那块玉，就是其物格化的标志，他的命运似乎就是玉的一种象征，而当宝玉戴着这块玉，它又在相反的过程中完成了人格化，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物件的玉和作为个体的贾宝玉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来源于石头，归宿于石头，“贾宝玉的平安祸福都反映到了那块玉上面”，无论是丢玉还是送玉，无论是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互为主体，也互为反射，看起来是一种象征主义，甚至魔幻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现实主义，“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爬行当然是呆板，甚至是静态，它总是缓慢地走上一个统一的路线，走向一种规定的结局，但是在王蒙看来，《红楼梦》的通灵宝玉的意义是开启了一种关于人生的哲学，它是发生学，它是未来学，它是终极关怀，而每一种发生、未来和终极关怀，都和人有关，它是具体而微的，它是平静本初的，它是有雏形有例证的，它也最令人唏嘘不已。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安排一个刘姥姥？进来而出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过客类型，实际上在家族兴亡的大历史中，刘姥姥其实是一个另类的段落，而这种另类在《红楼梦》的家族变迁中，扮演了一个“进步与可爱”的类型，在“越来越有本领、越来越不动声色、越来越尖刻——越来越讨嫌”的主体线索之外，刘姥姥是“越来越可爱”，而这种可爱在宿命的结局中，自然是一种“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在个体人物的分析中，王蒙着眼于那些另类的个体，比如他说妙玉带着极其明显是变态特点，她是排他的，孤独的，居高的和震慑性的，是一种“雅妙逼人”的态度，雅的反面自然是俗，所以她对于俗的痛恨变成了一种变态，“她的变态的特点是自己受虐后变本加厉地施虐于人，干脆仇视一切俗人尤其是劳动人。”而这种变态在王蒙看来，却也是令人同情的，两个世界彼此隔绝，彼此痛恨，到最后却像大家族一样换来宿命的悲剧结果。所以，无论是“宿命地不可理喻地疏离着他人、疏离着家族、疏离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体制的一个”的惜春，还是“过分强势为自己掘了坟墓”的晴雯，都映射着某种现实的宿命感，而殉主拒嫁的鸳鸯，被很多人认为是抗击封建婚姻观的精神体现，为她大唱赞歌，而其实，鸳鸯的拒绝是为了为主子服务，甚至要一身殉主，这何尝不是封建时代的最生动注解，其身上的荒唐和残酷对于那一个现实来说，则是一首无声的挽歌。

这是最现实性的一种体现，所以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雏形和例证所对应的就是一个放大的社会，在事件上，有夺权之争，有智力输出，有特殊补贴，有扫黄打非，有大字报，有包产到户的新政，无不是现实的一种反映，而在情节的演进中，既有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非一日之寒，露出了下世的光景”的长期性结局，也有如金钏投井自尽这种天有不测风云的突发性事件，更有自四十回起“不祥之风渐渐起于青苹之未”的渐进性发展，所谓人情世情，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没有大决战，没有高潮，没有全景的世界里，却依然有命运和现实的大转折，王蒙认为，《红楼梦》真正具有现实主义悲剧意义是从七十四回开始的，傻大姐捡到了一个涉嫌淫秽的荷包，于是便有了搜检大观园，晴雯遂死、司棋自杀、宝钗迁出、芳官等人全部被逐，“这是一次扑杀青春的歼灭战”，当青春不再，便在铙钹齐鸣、鼓号皆响、天翻地覆、雷电交加中开始了大转折，“由吉而凶，由福而祸，由开端与发展而走向结束，由制高点而降落，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而走向下世、没落、分崩离析。”而到了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一个乐极生悲、盛极而衰的过程便已经有了最终的结局，“你甚至会想起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王蒙按照黄金分割点的美学理论，将七十四回放在了分界点上，虽然有些对于数字的过度解读，但也明晰了《红楼梦》大结构的衰败没落。一个家族的盛衰，是现实的折射，而王蒙认为，真正折射的是关于青春自由和放诞的终结。青春和爱情有关，和自由有关，甚至和诗意有关，而青春的代表自然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生活在女性世界里的贾宝玉说出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实际上是将青春做了一次定义，这里是平等，是交合，但是宝玉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虽然他对于封建主流价值体系和教育体系有一种逆反心理，甚至率真、任性、贪玩、笃情，但并非如评论家所说，他是反封建的斗士，“宝玉的反抗性有限，大多以孩子淘气、刁钻、撒娇的形式出现，似不能评价太高了。”实际上这种性格正是青春的典型，唯美主义、同性恋倾向，甚至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淫偶像”，都使他具有了某种自由和放诞的特点，而在这种自由之外，宝玉的“兼容性”也体现得很明显：“他可以规规矩矩地去谒见北静王；他可以乖乖地作贾母的好孙子王夫人的好儿子；他可以与花袭人或不止是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同时乖乖地听袭人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训，像对待自己的姐姐；他可以与黛玉互为知己，心心相印并张扬另类叛逆情愫；他可以与秦钟一见如故，发展准同性恋的关系；他可以与晴雯共同任性而为，胡闹一番；他可以与茗烟一起大闹书房；他可以与众姐妹一起结社吟诗；他也可以与薛蟠、冯紫英、伶人蒋玉菡和妓女云儿等为伍去吃酒鬼混，与蒋玉菡交换贴身汗巾，与他们一起唱艳曲。”

而黛玉，有着强烈的个性，重感情、轻功名，一方面显示其清高，孤独、痴情是其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却恃才、多疑，而这正是将她列入了弱者的范畴，她脖子上没有所谓的玉，她总是和诗歌、泪水、哀愁相伴，她是众姐妹里最单薄的人，正是这种弱者的形象，她“对于某某人出现、居住、享用于这里的合法性问题、资格与身份问题最为敏感，最为在乎”，说刘姥姥是“母蝗虫”便是一个例证。在这种弱势中，她唯有抓住那根爱情的稻草，“她一爱上宝玉就只能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了。”但是，在《红楼梦》里，爱情似乎并非都和青春的自由有关，在黛玉葬花之后，宝玉欲与黛玉交谈，黛玉不理他，而后来宝玉对她说的话却不像是青春的宣言，看起来更像是生活的叹息，什么陪着顽笑啊，好吃的千干净净留下来呀，亲不亲谁谁是外路呀，“完全是低水平语言：无诗情画意，无浪漫情怀，无激情浪花，无火焰喷射。”而这“不像宝玉说的”的表达在王蒙看来，却是爱情世俗化的注解：“呜呼，爱情使人超凡脱俗，使人如人仙界，飘飘然，飒飒然，云里雾里，乘扶摇而上九天，逐星月而迷五色；但爱情也使人变得现实，变得想过好日子，想过董永的而不是七仙女的生活，一句话，爱情使人如此地热爱生活，平凡的生活。”

而最后爱情在惊天动地之外，终落得悲剧下场，其实在彼岸世界里就注明了这种非世俗性的宿命性，子啊太虚幻境中，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之泪的奇绝故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所以黛玉在婚姻问题上深感痛苦，对环境与自己的运气总是唉声叹气，从个性意义上，就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主义，就是弱势者的最无力挣扎。但是在黛玉的孤独和痴情之外，在某些诗作里却有着关于政治的见解，元妃省亲时，代宝玉题诗中说：“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如果说，在王蒙看来，这是黛玉的应景文学代表，那么在“幽淑女悲题五美吟”中，却以古代政治风云中的女性为题，表达了另一种见解，《西施》中说：“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白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这是对于效颦东施的理解与同情，《虞姬》中说：“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把虞姬与汉室被诛功臣的命运放在一起比较，流露的是一种胜败得失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明妃》《绿珠》《红拂》里，也都有关于哲学、政治的观点，所以王蒙发问：“林黛玉怎么了？《红楼梦》怎么了？曹雪芹怎么了？”

或者并非是反抗，只是哀叹，或者并非是政治，只是人生，女人，悲剧，何不是历史在自我身上的投影？何不是情感最终缺失的悲剧预见？何不是青春被歼灭的宿命表达？而在诗歌中寄托情怀终究无法逃脱所谓的现实主义，雏形也罢，例证也好，现实就在那里，绝非爬行，也在伤心、疑惑、悲哀中一步步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