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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54·2211217·1803 |
| 作者：【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20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86.00元当当34.40元 | |
| ISBN：9787532785179 | |
| 页数：464页 |
“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小于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散文集，以长文为主，夹以若干短文，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文体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书。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解读，完成了他对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人的致敬，对个人价值的有力捍卫，还有对独裁者罪行的揭露和控诉。这样的控诉使用的不是公共语言和措辞，而是站在“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又源自他的一个信念：语言高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诗歌则是语言的至高形式。不可避免，《小于一》中也谈到了政治。这些散文是对历史和当今时代的深刻沉思。用作书名的散文《小于一》和压卷之作《一个半房间》，是布罗茨基为自己的故乡城市和双亲谱写的颂歌——或者说哀歌。
《小于一》：每首诗就是一部语言学法典
这是他们看见我和看见美国的唯一机会。这是我看见他们和我们的房间的唯一途径。
——《一个半房间》
看见而且唯一，是全知全能的父母看见布罗茨基坐在公寓的厨房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写作，是怀旧中的布罗茨基看见他们包括自己在内“当时的生活”，看见连接起作为“当时”的过去和作为此时的现在，看见连接起了曾经是自己语言的俄语和现在语言的英语，当这个机会成为唯一的存在，它构成了从历史到现在，甚至趋向未来的“一个”，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怀想，因为布罗茨基已被驱逐出苏联，因为两个老人想要去外国探望儿子的愿望变成“无意义”，更因为：“如今他们死了”——看见而且唯一，已经变成了完全的虚构。
当唯一只是存在于某种美好的愿望中，当唯一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这个现实真的变成了“小于一”的存在，而这“小于一”的现实对于布罗茨基曾经生活过的彼得堡那个家来说，就是“一个半房间”。一个半房间，是一个完整的房间加上半个被隔出来的房间，一种数量意义上的称谓在精神意义上，还可以称之为“一个家庭”，因为这里有父亲，有母亲，有我——一个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对于战后的俄罗斯人来说，能负担得起超过一个孩子的确是难能可贵的，那个制度，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的贫困，他们任性的儿子，但是他们对这一切却淡然置之，因为对于生活本身而言，他们尽力而为：“确保桌上有食物——并且不管是什么食物，都把它变成一小份一小份；量入为出——而虽然我们总是勉强从发薪日维持到发薪日，他们还是尽可能省下几个卢布供孩子看电影、去博物馆、买书、买美味食物。”
还有餐具室、五斗柜和墙壁上，父亲从中国得来的一些艺术品，它们是裱在软木木板上的水彩画，是武士剑，是小丝网印刷品，是微醉渔夫陶雕，当然还有送给母亲的那件中国绉纱连衣裙，当母亲踩着高跟鞋穿上它，嘴里发出的是用她童年时代在拉脱维亚学会的语言和现在的德语混合而说出的那句话：“啊呀，妙极了！”大约这都是属于“当时的生活”中精彩的瞬间，三个人，一个家，以及一个半房间，组成了布罗茨基的怀旧部分，但是无论是单数还是复数，记忆总是容易被某种现实解构，当从苏联来到美国，在东和西之间隔着的是“太多的水”：“一个真正的深坑，甚至足以使死亡也感到困惑。”这种死是父母没能最后和唯一的儿子团聚的“家庭”之死，两个老人在无数的国家机关和部门穿梭，希望在死前获准去外国探望儿子，但是一次次都无功而返；这种死是把“语言和国家”等同起来的死，那些国家机关和部门的工作人员用俄语“连续十二年间”一遍遍告诉他们，这样的探访是“无意义”的，语言在重复，语言本身就是“无意义”，“即使我用俄语把这一切写下来，这些文字在俄罗斯也将不见天日。”这种死当然是“一个半房间”在最后死去，父母死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地看着儿子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看见而且唯一的机会，也伴随着语言的“无意义”而成为一种泡影。
死亡在生命中发生，在语言中发生，在历史中发生，而经历过战争的父亲对死亡曾经有过最痛彻的理解，当布罗茨基问他：“那种集中营更可怕：纳粹的还是我们的？”父亲回答说：“我宁愿在火刑柱上一下子就烧死，也不想慢慢死去并在那过程中发现什么意义。”那时的布罗茨基二十岁或者十九岁，离三十二岁离开苏联还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一种死亡已经变成了可怕的预言：十多年后，他们看见我和看见美国的唯一机会将不复存在，我看见他们和我们房间的唯一途径也必须使用英语——一个房间，以及半间，如何变成了布罗茨基“小于一”的不完整记忆？
起初的一切都像是完整的，1940年5月24日出生于列宁格勒的那条大街，住在那“一个半房间”的家里，父亲和母亲，尽力而为的生活。但是当上学时图书馆借书证第五个空栏里的“民族”变成空白，7岁的布罗茨基已经吻到了死亡的气息，犹太人，在俄语里念作“耶夫雷”，一个词的内涵成为羞于表达的部分，甚至最后变成某种谎言，它其实就是在诠释“语言和国家”等同的象征意义。语言是那个城市从“彼得堡”变成列宁格勒的称谓，语言是生活中充满了必须鄙视自己且要绕着制度行走的谎言，语言是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工厂变成“军械库”的命名，以及维持某种准军事纪律的“671邮箱”的代号……当然，在语言的一系列变化中，最突出的还是同一化，“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我们校长的办公室，完全是我约五年后开始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门，是紧闭的门，是半掩的门，但是不管何种方式，门里面的房间都是一样的，灰与白，中间是一道蓝纹，“再加上一幅列宁画像和一张世界地图”。终于，在这个语言被异化，门保持着同一性的时代，15岁的布罗茨基选择了辍学，成为了任性的儿子，“不管是什么——谎言、真理，或最有可能的，两者的混杂——导致我作出这个决定，我都对它无比感激，因为这似乎是我的第一个自由行动。”
谎言和真理两者的混合，导致采取第一个自由行动，布罗茨基的大胆是对于那些相同的门，相同的房间，以及被异化的语言的排斥和反抗，而当站在英语写作的“大西洋海滨”，他对那个“小于一”的过去的解读是：“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小于一，是不完整的一，15岁辍学，32岁被驱逐，都不再完整意义上成为“一个”，而真正的“不足”并非数量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大成人，发现你正在应付被假设要由成年人处理的任务时，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惊骇。”这种惊骇就在于借书证上的空白，就在于办公室是审讯室地问翻版，就在于谎言混杂着真理，就在于这个国家只有通奸、看电影和艺术是仅有的“自由活动形式”，于是，“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老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把钢笔和笔记本摆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小男孩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当他打开公文包准备胡说八道，他或许是这个国家中的“等于一”的那一个，但是布罗茨基不是，不管是主动行动还是被动接受，总之他和一个半房间“隔着太多的水”。但是，当这些经历变成生活的经验，当语言逃离了经验，意味着在进入记忆之后“小于一”变成了“另一个”，那个国家是另一个，那些记忆是另一个，那种语言是另一个，在“隔着太多的水”的大西洋海滨，布罗茨基自己也成为了“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绝不是一系列清晰标记的转折，而是滚雪球，愈滚，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候）就愈像另一个。”从“小于一”到另一个，就是从基于经验的语言和重复自身的历史中走出来，就是让准备胡说八道的小男孩退出生物的统治，就是在非线性和非返祖性的回想中开始迁徙，“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它指引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
运动和迁徙，是从记忆走向另一个现实，是将经验化的语言变成诗意的语言，而诗意语言之存在，就在于必须有一个诗人。诗人是以五个开音“a”命名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她以催人姓名的方式“牢固地占据俄罗斯诗歌字母的首位”，名字成为她“第一行成功的诗”，这种成功在布罗茨基看来就是“得到历史的赞助”。她是带着独特感受力来到世界而“发生”的诗人，她是实践着“风格即自我”敏锐性的诗人，她是因袭了事物多样性本身的诗人，当然，和布罗茨基一样在“民族”一栏里填写着“犹太人”的诗人，“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中彼得堡传统的地道产物，该传统的奠基者们本身都有欧洲古典主义及其罗马和希腊源头作后盾。此外，他们也都是贵族。”所以当阿和阿玛托娃用诗歌处理现实，把它压缩成可把握的东西，就是变成了被心灵保存的东西，“它们能留存下来是因为语言比国家古老，也因为作诗法永远比历史更长久。事实上，它根本不需要历史，而只需要一个诗人，而阿赫玛托娃正是这样一个诗人。”不管是爱情诗，还是哀悼诗，“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都在用语言替这个民族说话，“诗人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不只是因为他。民族服务，并使用其语言。悲剧亦然，因此两者才会如此暗合。”
诗人是用心灵寻觅肉体但更是找到了俄语的词语的曼德尔施塔姆，“他在俄语诗歌脉络中是一个极其孤独的人物，而恰恰是他的焦点的强度形成了他的孤立。”布罗茨基认为，诗歌是整个俄语的最高成就，而曼德尔施塔姆则用他被激活的俄语，让每一个读他诗歌的人“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因为曼德尔施塔姆让时间在诗歌中在场，让文明成为一个整体，“对一种世界文化的乡愁。”这种有关一种世界文化的概念，是俄罗斯独有的。这种独有的乡愁让曼德尔施塔姆成为“文明化”的诗人，而“文明化”的意义就在于他死于权力却反抗权力，“权力是可恶的，如同理发师的手指…。”一首诗歌就是对语言抗命的一种形式，是对整个生存秩序的质疑，诗人和现实格格不入，它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态度和美学决定，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文明的结果，“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以秩序和牺牲这些原则为基础的文明的孩子，并成为两者的化身”。不仅如此，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身上，“文明化”更体现在逃亡的她以“不存在的人”的身份，以背诵丈夫诗行的方式让诗歌成为她的血肉，而回忆录则成为了“最高形式的附笔”，“她的身份是由文化、由文化最好的产物塑造的：她丈夫的诗作。她试图保存的，并不是关于他的记忆，而是这些诗作。她在四十二年间成为的，并不是他的寡妇，而是这些诗的寡妇。”
“诗歌在本质上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布罗茨基在关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讣闻”中这样说，相似的句子出现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诗歌是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所以诗人也是将诗学语言的动力转移到散文上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丢弃多余的东西本身是诗歌的第一声叫喊——声音优于现实、本质优于存在的开始：悲剧意识的源头。沿着这条道路，茨维塔耶娃走得比俄罗斯文学中，甚至看来也比世界文学中的任何人都要远。”茨维塔耶娃之所以走得那么远，是因为她走向的是诗歌本身的最高存在，她打破了诗人高于散文家的等级制，同时打破了国家和语言等同的权力体制，在保持道德评估的绝对独立性中，她用她的寓言和伦理原则进行着斗争，1932年的随笔《诗人与时间》就是展现了“一次无人被杀且双方都是胜利者的决斗”，文学语言在稀薄的空气中呼吸，赋予了抽象概念语音学和道德的血肉。
诗人也是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在“贫乏”中制造了意料不到效果的卡瓦菲斯，“他读的是人，更是诗人。在这方面，卡瓦菲斯是一座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尤其是普塞洛斯）的图书馆。”诗人也是“对极端浓缩的意象有明显偏好”的形而上学现实主义者蒙塔莱，他在“隐逸派”的意大利是个运动中，让诗歌发展出与那个权力压力强度成正比的密度，布罗茨基将之命名为“语言自治”；诗人也是在战争中辨识出了镜子中自己面孔的W.H.奥登，以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命名的《1939年9月1日》，“充满着绝望的清醒”，他用诗歌向“祖国的和眼前的”群众说话；而诗人，或者也是把奥登当做一个影子并“取悦”他的布罗茨基自己，“我知道在性情和其他方面，我是一个不同的人，而在可能最好的情况下，我会被视为他的模仿者。”《取悦一个影子》的意义在于奥登竖立起了一面语言的旗帜，“至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应彻底了解至少一位诗人：即使不是作为在这世界上的向导，也可作为语言的尺码。”
诗人是俄罗斯的诗人，也是俄罗斯之外的诗人，是犹太人的诗人，是死去的诗人，是成为寡妇的诗人，但是所有的诗人都有共同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让诗歌成为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逃离经验却又能力处理现实，在有限中完成对无限的乡愁，在观念的融合、精神的自治中形成自卫。所以实际上，布罗茨基在诗人身上去除的是“小于一”的现实，寻找的是“另一个”的力量，“一个韵脚会把一个理念变成法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每首诗就是一部语言学法典。”这部语言学的法典收录的是反抗、智慧、爱，以及历史记忆中的自我认同。被迫离开埃及的卡瓦菲斯，唱起的是“进行中的时间”的《钟摆之歌》，蒙塔莱摆脱“但丁的阴影”，书写的是“灵魂的编年史”，而离开英国和布罗茨基一样前往美国的奥登，就是拒绝自己成为事件中“集体人”的同谋，而“取悦一个影子”的布罗茨基在自我牺牲和同化中以英语写作的方式让有限变成无限，“那么可以说，他活得够长，使诗歌变成仅仅是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才有了他的自主，清醒，平衡、反讽、超脱——简言之，智慧。”
用英语写作，是从俄语世界中退出，这当然不是逃避，而是从“小于一”的历史走向“另一个”的现在，但是在这种语言的出走中，布罗茨基隔着“太多的水”，望见的却是悲伤的“空中灾难”：“上世纪俄罗斯伟大散文给本世纪留下的空白，似乎并未得到填补。随着一年年过去，这空白愈变愈大，现在随着本世纪逐渐走向终点，人们也愈来愈怀疑俄罗斯可能就这样离开20世纪，而没有留下什么伟大的散文。”伟大的散文，伟大的诗歌，伟大的文学，似乎都变成了那个“小于一”的故土之现实，他用“急降”来表征这一变化，一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同的托尔斯泰主义主宰了文学，“这种人一旦变成作家，便会巨细靡遗地复制现实；他会给你一段卧室里的谈话，一个战争场面，家具垫衬物的质地、味道和气息，其精确度足以匹比你的五官和你相机的镜头；也许还足以匹比现实本身。”文学变成了现实可悲的经验，而托尔斯泰主义之所以成为主流，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它是以警察国家为全身装甲的代理，使得文学、语言变成了专制主义过去和极权主义现在的产物，变成了社会人类学的水平，所以布罗茨基认为，今日俄罗斯散文的现状就是政治导致的恶性循环，“因为政治填补的，恰恰是艺术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留下的那个真空。”
语言要逃离经验，语言要激活现实，语言要与观念融合，语言的最高存在是诗歌，布罗茨基的语言观并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有着精神上的自治需要，有着自我牺牲的蜕变，有着有限对无限的乡愁，更有着对于人类母题超越语言的阐述，小于一而成为另一个，一个半房间而成为人类整体记忆，语言和诗歌，乃至文学，都是自足的存在，“它最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连上帝、人、现实、罪责、死亡、无限、拯救、空气、土壤，水、火、金钱也无法满足它；于是它扑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