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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201112·1704 |
| 作者：【德】雅克·德里达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9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当当13.20元 | |
| ISBN：9787100173261 | |
| 页数：310页 |
发生问题既是胡塞尔思想的基本动机，又是困境时刻，他似乎不间断地摈弃或隐匿此动机和时刻，“对此，我们在这里将仅限于简略地预告。从意向心理学至上论出发，胡塞尔早在其学术生涯之初便认为，本质的客观性与一切知识的有效性都建基于经验发生，经验在此意为心理。经验的概念与涵义曾经正是从心理主体性的自然活动出发而形成。”1953至1954年间，德里达考察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揭示了胡塞尔发生概念中的内在张力，在德里达看来，发生问题对于胡塞尔哲学来说意味着，时间性和意义必须由先验主体在先的行为所产生，而先验主体性自身又必须由发生的行为所构成。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张力，也是胡塞尔思想的困境所在，由此，他提出，主体活动所假定的原初明见的主题与心理学至上论构造论的交织在一起，重新阐述意向性势在必行。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德里达要离开现象学，发展自己著名的解构主义方法的端倪。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最广泛的还原尚未创立
尽管胡塞尔兴起了一场哲学大革命，他仍然是古典大传统的囚徒：这个传统将人类的有限性还原为历史偶然与“人的本质”，它在可能或实在的永恒的基础上理解它曾经或可能参与其中的时间性。
——《引论》
胡塞尔把发生问题看成是思想的基本动机，却又陷入了“困境时刻”；胡塞尔用存在与时间的验前综合拯救“现象学相型论”的纯粹，但是却没有打开真正的先验还原；胡塞尔描述了综合和发生验前，却又不承认哲学与意义的所有起点就是验前综合……当德里达把胡塞尔看成是“哲学大革命”的哥伦布，却又将其定位为“古典大传统的囚徒”，在革命与自我囚禁之间，胡塞尔在无法超越的困境中，就像把人类的有限性还原为历史偶然和“人的本质”，胡塞尔自己也成为了自身思想的有限性存在，甚至拒绝使哲学于存在中诞生，把存在的有限性显现给了自身。
人类的有限性，存在的有限性，现象学的有限性，胡塞尔的有限性，德里达正是在这种有限性中为自己的超越找到了一条路——即使这篇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德里达写就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后，德里达依然听到了从有限性的批判中听到的超越的声音，他在《致读者》中说：“人们听从自己的欲望的确如，并且仍然在听，人们至少愿意重新听见文中言说声在某段时间内发出的鸣响。”这种鸣响听起来是“自听自话”的声音，有时候给人一种确定的感觉，有时却是“可怕不已”，因为它就是在经验意义上得到的自听，甚至是“陈旧而几乎致命的声音”，但是很明显，从经验开始，通过哲学的、修辞的、战略的转变的回忆，却能达到一种必然意义，而这种必然意义就在于从胡塞尔的批判中找到超越的全部激情。
对胡塞尔全部著作“以扫描仪那样冷静而冒失的方式”进行全景式地解读，在德里达看来，依据的是一种法律，“这种法律就一直地在支配着我曾试图证明的一切，就好像是一种特性已经以自身方式议定一种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总是超越特性，并且必须被不断地重新占有。”德里达就是在这种趋向于必然性的法律之下绘制出对胡塞尔思想的超越，在他看来，必然性的超越涉及的是“起源的原初”复杂而简单的“初始污染”和“发端偏差”，这个污染和偏差可以归结为这样两个问题：“基础的原初性如何能够是验前综合？所有的东西怎么能够都始于复杂？”胡塞尔当初也正是沿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他的现象学之旅，当现象学论说构建了其上的一切边界，所检验的正是“污染”的致命性，但是这种检验却未能察觉到一些隐匿的污染，它们存在于两大对立性边缘之间：它们是先验的／“物界的”、本相的／经验的、意向的／非意向的、主动的／被动的、在场的／不在场的、局部的／非局部的、原初的／派生的、纯粹的／不纯粹的……也正是这种未能察觉，使得辩证法，或者“原初辩证法”几乎被放弃——而德里达从消失的辩证法中指示出另外的东西，它们是延异，是起源增补，是踪迹，而当这些东西被重新思考，或者在德里达的世界里成为“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德里达就已经走向了超越的一步——在四十年后，德里达对于当时的自己怀有的雄心给予了一种非经验的自听自话式的肯定：“这也许正是一种信号：在哲学的与政治的版图上，在50年代的法国，一个哲学大学生力图选定其志业方向。”
德里达找到了自己的志业方向，某种程度上是对古典大传统的摒弃，是对有限性的批判，但是对胡塞尔的态度，德里达当然是继承中的批判，是吸收中的超越，所以站在胡塞尔现象学这一“哲学大革命”的高山之上，德里达首先的态度当然是不断地攀登，由此也构成了“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的探讨，其“前言”就构成了对胡塞尔发生问题的整体性解读。“发生问题既是胡塞尔思想的基本动机，又是困境时刻。他似乎不间断地摈弃或隐匿此动机和时刻。”基于发生问题的发生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哲学基础上的，而胡塞尔的著作也在这里发现了存在之所。但是从历史哲学到发生哲学，胡塞尔如何实现一种转变？发生问题涉及的是生成的形成和明现，是构成现象学意识或先验意识的源泉，而“先验还原”在通畅意义上或者在“物界”意义上，就是历史发生，它不是全面还原，它主宰历史的哲学回复，调和现象学与“物界”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建立的就是“物界”科学，他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种综合要求，但是问题是，先验发生如果在时刻明现，如果是为了理解和建立经验发生主题，而经验发生主题在自然时间上却先于先验发生主题，那么，先验发生何以可能？
先验何以发生，其实就是从先验到经验的进化意义，德里达认为，我们所要证明的是它不属于哲学的纯粹历史，而是“在其历史独特性中，极其明确地求助于所有发生的涵义”。历史的独特性中具有先验发生的主题，它反过来在明现中建立经验发生主题，这就是一种二元性的辩证法，而实际上在胡塞尔的观念中，辩证法不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观点，不是一种实践，而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它不僵化辩证法，并且允许我们既在原初的绝对的意指方面忠实于胡塞尔又超越现象学解释，现象学解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决定了辩证法，不论是物论辩证法或相型论辩证法。”而对于德里达的超越来说，这种辩证法即使不能重生，它也应该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论中被建立、被证实、被实现。所以发生问题的存在意义本身就具有一种张力，那就是超验和内在之间的张力，辩证逻辑是一种被构成的形式逻辑，但是这种形式逻辑求助的是“先验逻辑”的发生，毋宁说，辩证法在构成先验逻辑水准上，它是一个具有类比意义的词。而辩证法的另一个意义在“起源”问题上，起源当然是对“原初性”而言是次要的存在，当划分了主要和次要，原初和派生，是不是先验和物界的区别将瓦解，是不是整个哲学根基的可能性会崩溃？
这就涉及到胡塞尔所说的这种辩证法，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把这种带有辩证法的非辩证之辩证视为形式的和‘空洞的’涵义、派生的假设、不诉求任何本质和任何原初存在的概念，视为不真实的意向。”抛弃不真实的意向，就是抛弃心理学的意识，因为对于发生来说，意义“已经在场”，意识只有把一切的意义领会为“自为”的意义，领悟为先验而非心理主体性的自为，它才能成为“已经在场”，其发生的意义才能如此表述：“一切革新都是证实；一切创造都是实现；一切涌现都是传统。”而这个发生的意义都是现象意义，而现象意义具有的先验性就是建立在验前综合之上，而意义的在场使得发生是“生成”同时也是“生成着”。
生成和“生成着”的发生具有两种解释，而这种两种解释，在胡塞尔那里就变成了两种发生还原：一种是胡塞尔发生概念从经验出发到先验发生的国度，发生主题就被还原为一系列不连续的激变，一系列绝对时刻；同时，为了维护发生品的特殊纯粹性和纯粹现象学意义，发生概念又与其历史的过去隔绝开来，使其成为一种否定，而否定就是“遗忘”。两种发生还原，一种是“实际发生向其现象学意义的还原”，另一种则是“历史而特殊的存在向所谓普遍本质的还原”，在还原中，胡塞尔以“暂搁”的方式使其中立化，但是，德里达认为，胡塞尔是从外部进行了还原的设定，而这种设定是由纯粹事实的偶然性所设定的，使得原始比原初本身还原初，那么，“在其最纯粹形式即时间与它者之下，被先验发生所揭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不在还原行为中建立矛盾呢？”“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胡塞尔接受这种表面上不可还原的辩证法吗？”
这两个问题正是德里达对现象学还原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计划与纯粹辩证哲学及其结果是互相依赖的，但是胡塞尔又似乎怀疑这样的解释，德里达认为，发生的意义是一种辩证，并非是一种纯粹意义，而是“对我们来说”是辩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把自身理解为“真实”的问题，从这样的辩证法出发，德里达窃喜于：“我们也许会遇上哲学。”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而让发生问题在还原中变成一种辩证法，变成意义“已经在场”，就是哲学的使命——首先是从胡塞尔的“暂搁”和“中立化”为考察目标，阐述胡塞尔思想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先验发生，从而构建起触及前谓词存在的领域、“生活世界”的领域、原始时间的领域、先验相互主体性的领域，以及那些不是被赋予了来自“自我”的活动的意义的时刻，然后批判胡塞尔“拒不承认哲学与意义的所有起点都是验前综合”的思想，从而真正打开先验还原实现超越。
胡塞尔思想的“问题机缘”在何处？德里达认为，胡塞尔思想的根本动机就是发生问题，但是在他学术生涯之处，发生问题是从意向心理学至上论出发的，而这种意向心理学建立在经验基础至上的，“经验的概念与涵义曾经正是从心理主体性的自然活动出发而形成。”他在《算术哲学》中就之处，“通过一系列心理学研究和逻辑学研究来准备科学基础，以后人们在科学基础上建立数学与哲学。”从经验的主体性出发而不是从决定它的自然规律出发，尝试建立数学和哲学，因为胡塞尔认为，多、数和统一等概念，是“以现象的‘心理学’来描述其发生”，“此概念的抽象建立于现象之上”，而且，抽象行为是和意识的意向性本质相协调，在此基础上的全体就是“意向知觉的最初时刻起就被给予”。而且，胡塞尔在提出全体概念的起源问题之后，也对构成时间的心理学进行了定义，时间作为“必然的心理学因子”而出现。
而对于逻辑学，胡塞尔认为，其意义的概念必须与被实际经验的变化的心理内容概念区别开来。但是胡塞尔将哲学尝试的全部意义依赖于经验和现象学的验前可能性，那么验前综合将不再是“判断”的对象，而是直观的对象，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以必须在意向性中建立验前综合，建立数的发生，本质就同时是验前的和具体的，理解本质的行为既是充实的，也是必然的——胡塞尔必须解决的是，大量意识行为如何建立可感知、可理解的客观之验前统一？或者说，由意识的意向性构成的主体行为，如何调和构成主体的行为和逻辑意义的客观性？——胡塞尔正是在这种疑问中不满意心理学至上论，放弃了算术研究，而这被德里达看成是一种转变，“始于心理学主体性的本质发生，在解释逻辑学客观性上部分地失败了，他现在试图澄清的，正是心理学主体性与逻辑学客观性的不可还原性。”胡塞尔抛弃心理学至上论，就是开始拥抱“纯粹逻辑学”，从而使得先验逻辑学出现在原初经验的中心，而眼前综合变成了最初具体经验的眼前综合，“现象学的整个未来发展在这种拒绝中抢先出现了。”
这就是胡塞尔称之的“向实际主体性的回返”，实际主体性不是逻辑学的，也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现象学的，“它们应该被主体构成，它们在其客观性方面向主体明现。它们必须在具体生成中被产生——这一具体生成从自身明现——，并且必须验前地是此生成的意义。这将是现象学特有的主题。”1919年-1929年的《逻辑研究》是胡塞尔对于“中立化”的困难的思想运动，是对心理学至上论与逻辑学至上论之间不可还原的辩证法的超越，他在书中指出了建立“客观的时间和时间的主体意识”的超越，“……我们试图解释时间意识，在其真正关系中建立客观的时间和时间的主体意识，以及理解时间的客观性——作为一般个体的客观性一一如何能够在时间的主体意识中被构成，只要我们尝试分析时间的纯粹主体意识和实际体验的时间的现象学-逻辑学地位，我们便陷于最奇特的困难、矛盾和混乱中。”他“切断”了客观时间，通过现象学分析，人们已经不能遇上客观时间的最小碎片，遇上的是“原初时间场”，是通过自身所把握的实际体验的“现在”，而这种现在就是超验的客观时间，就是和客观时间相关的客观空间，就是和时间空间相关的客观世界。
客观时间被认识、被“主题化”，所以实际体验的内时间具有为我的意义，“主体性就是‘自身’时间化的时间。时间就是‘自身’完成的主体性。”但是内时间意识不是主体论假象，时间本质也不是概念，它是某一实际时间的意识和本质，“最初综合恰恰是被构成者和构成者的综合、现在和非现在的综合、原初时间性和客观时间性的综合。”所以为了达到原初性，胡塞尔“暂搁”了超验世界的存在和一般被构成者的存在，发生也同时被搁置，而现象学在这种“中立化”中开始寻找真正意义。从1905年开始，胡塞尔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了同一目标：确立最初的和具体的先验构成领域，他简单指出，“本质是被先验意识行为静态地构成的，不再是本相的而是现象学的还原现在将向我们揭示此意识行为。”原初的被动性构成了意识的现实性，而在原初的被动性里，实在客观“自身”被给予。
但是，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中立化”依然停留在已经被构成的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关系层面，停留在先验现象学之内，而且这一努力显示除了悖论，“如果意向性是惟一绝对最初的，它就应该仍然封闭于主体之内。人们又达至了主体论相型论，它本质上不与意向心理学相区别。”但是德里达认为，尽管胡塞尔没有谈及先验发生，但是他也暗示了“时间的原始意识的初发综合”这一崭新领域，它将带领我们重新考虑实在和实际体验的差别，“经验与先验好像都抵拒严格区分。新的现象学努力应该试图更加深远地重新发现此区分。”这就是胡塞尔对发生的现象学主题的探索，即对先验的发生与“物界的”发生，在《观念Ⅰ》之后，胡塞尔强调的就是“主题”观念，他认为，这与现象学意向本身和谐一致，从这里他开始讨论存在者的最初明见问题。
先验、纯粹、具体与时间的“自我”，是直接通向如是存在者，而存在者总是“被预先给予”，它必须在“自身被给予”的明见中，而不是在想象或回忆的简单“再现”中被给予，这就是胡塞尔的先验发生，从而构建起触及前谓词存在的领域、“生活世界”的领域、原始时间的领域、先验相互主体性的领域，以及那些不是被赋予了来自“自我”的活动的意义的时刻，“绝对时间处境才被给予被知觉客体，因为被知觉客体‘自身’被给予，因为完全实现了的意向行为通向作为客体存在的存在；想象的客体不拥有同样特权。”德里达认为，胡赛尔的思想在这里具有进步性，发生的意义因发生而产生，然而，只有人们从其意义原初性出发，发生的存在才可达至，发生的明现才有可能。而在这里，胡塞尔的哲学目的论也第一次明现，这也是德里达在继承和批判胡塞尔哲学的过程中希望建立的属于哲学本身的目的论，“我们正是应该检视哲学目的学，并思考将把先验现象学体系带向完成的历史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同时认可了胡塞尔发生哲学的不可超越性深度和不可消除性缺点，从而得出结论。”
德里达提出哲学目的论，其实就是借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来考察哲学的危机，从而提出哲学的任务。“被动发生，暗中将被构成世界引入先验领域，同时使历史学澄清成为必要。”德里达认为胡塞尔把历史学问题视为经验科学领域，而经验科学讨论的是因果性和“物界”事件，提出哲学的目的学一方面可以拯救现象学，另一方面，德里达认为，本质不是通过本相还原而获得，而是与验前综合建立相联，从而形成真理相型，这就是哲学的纯粹相型，“哲学的纯粹相型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与一个民族或一群人的命运和存在联结了起来。”无疑，德里达的这个哲学首要任务，就是从先验的共同体出发，通过彻底回到主体性而获得活力——胡塞尔正是因为没有从存在学而非现象学的验前出发，没有综合而辩证地连接起存在和时间，从而将经验论和形而上学混杂在一起，而这就是哲学本身的内在困难。
回到先验共同体，回到主体性，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相型，德里达说：“只要哲学是一种无限任务，作为先验动机的哲学的具体相型，就不应该已经被构成为意识对象。”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哲学相型看成是一种意向运动，“此意向运动的统一，通过连续的异化和‘产生意识’，没完没了地构成。”这样的构成时刻是哲学的使命，胡塞尔正是将心理学至上论的开端、始于自然态度的还原、本相且先验的还原、静态构成、发生本相、历史的意识对象的统这些本属于次要的时刻确定为批判的时刻，“在哲学的终点，最广泛的还原尚未创立。”所以从继承到批判，从批判到探求，德里达选择了这个从“先验原发性的回归中”开始的时刻，开始了以目的学本相的“存在学发生”，开始了另一种“还原”，“新的彻底解释，新的开端成为必然的。正是始于此未定的必然，发生才当辩证地被体验被理解。”而德里达的这种新的开端，所继承的也是胡塞尔一生不懈的追求精神：胡塞尔最后一次病重期间与姐姐阿德尔贡迪斯·雅格尔施密特谈话时所说的话便是：“就在此时此刻，我必须停止并搁下我未竟的任务。正是在我达至终点，正是一切于我都结束了的现在，我深知我必须重新开始。”——或者这才是德里达从胡塞尔思想中看见真正关于哲学的“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