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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210423·1747 |
| 作者：【法】贝尔纳·亨利·列维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79.00元当当26.30元 | |
| ISBN：9787100170468 | |
| 页数：828页 |
“什么是时尚”、“与加缪的是是非非”、“反对戴高乐”……这些篇章构成了“萨特的世纪”中的萨特，由爱和恨、佩服和怀疑混合在一起的，让人很难说清楚的情感，也有其好处，那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萨特就好比是一个展开的时代。透过萨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万花筒：人们如何走过二十世纪，如何在这个世纪迷失方向，如何消除这个世纪可悲的趋势——现在又如何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人走进暧昧，总会使暧昧更加深重。贝尔纳·亨利·列维引用萨特那句“知道如何让自由符合自己的愿望的人”来评价萨特。作为二十世纪极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萨特对当代思想和政治都有极深远的影响，列维这本书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深入地探计了萨特思想的形成，他所受的影响，以及他发挥的作用，是一本有深度的萨特研究专著。
《萨特的世纪》：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人死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谁而写；回答：为今天而写。
——《司汤达和斯宾诺莎》
为什么而写，转变为更直接的问题是：为谁而写，萨特的回答是：为今天而写——今天成为谁，今天就是目标，今天就是对象。这是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说到的三件事，第二个问题之前是第一个问题：写什么？萨特在书中的回答是：写今天；第二个问题之后是第三个问题：写给谁看？萨特的回答则是：给多数人。
第一、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是微妙的存在，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萨特在书中的回答形成了一种同一性：写什么，写今天；为谁而写，为今天而写；写给谁看，写给多少人看。写的是今天，为今天而写，写出来给多数人看，今天是目标和对象，大多数人也是目标和对象，今天和多数人何在一起，或者说，今天就意味着多数人。萨萨特显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站在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度，当他为今天发声，为大多数人寻找答案，他俯视着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今天和大多数人成为他所俯视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仿佛他不是因为有问题在回答，而是把回答安置在了问题前面，或者更形象的说法，他比问者更迫切地想要告诉世界自己的答案，不是因问而答，而是想回答而设问，甚至这完全是一种自问自答。
萨特在提问，萨特在回答，萨特急于想建立问题的封闭体系，萨特急于要阐述“什么是文学”，并不是只是针对文学本身，而是他要在这本书里传递他对“今天”和“大多数人”的介入。贝尔纳-亨利·列维认为，萨特提出的介入理论的深刻含义是：话语的力量，不管是文学写什么，或者为谁而写，还是写给谁看，萨特都是想通过文学的介入产生“话语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仅是为了“社会斗争”，更在精神层面、人道主义方向、政治生活、对群体的影响上“介入”——但是列维在此处所说的介入理论指的是他早期的介入，“这与后期像讽刺漫画一样的理论没有多少关系”——一种介入和另一种介入，一种力量和另一种力量，一种文学和另一种文学，以及一种“今天”和另一种“今天”，一种“多数人”和另一种“多数人”，是不同的，当被分成了一种和另一种，列维的言下之意是：一个萨特和另一个萨特。
萨特是谁？这几乎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列维来说，在涉及一个萨特和另一个萨特的分野来说，必须重新梳理“萨特是谁”这个问题。萨特是青年人的偶像和导师，青年人从他的作品中汲取格言、信念和兴趣，打破了禁忌和习俗，怀着新鲜感看待事物、世界和人；萨特取得了“绝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他连续发表了《存在与虚无》《自由之路》，在德国人占领的巴黎以及解放后的巴黎成为异乎寻常的权威，他更是安然无恙地从“民族阵线”的时代走到了“后奥斯维辛”时代，“而且他这样做，不仅没有因两岸的差别而感到痛苦，不仅没有失去阵地，反而更加扩大了两岸的差别，树立了自己卓越的地位”；萨特实践着爱和自由，他和“海狸”西蒙娜·德·波伏娃之间不受道德和法律制约的爱情颠覆了一切，他们不向自己的欲望妥协，他们的写作都是为了对方，但是在亲密无间中他们又给了对方足够的自由，“有各种各样的女人，有种种用途的女人。但令人叹服的是，这些女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能让他放弃对海狸的超越时间的忠诚，就连他在美国的至爱多洛雷丝也包括在内。”萨特享受了国家元首的待遇，他在世界各国的旅行中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他的活动范围，他的演出舞台是全世界一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国家，一个观念组成的梵蒂冈”；他是另一个戴高乐，他们是法国二十世纪一对真正的作家和政治家搭档；他拥护圣伯夫，他在文学和政治的冒险中支配着不同的节奏，而且作品和生活从来没有明确的界限；他引领了关于爱的时尚，他拒绝受领诺贝尔文学奖，他喊出了模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声音：“全世界悲观的人们，四分五裂吧！
这是自我神化和被神化的萨特，但是，在“萨特的光荣”之外，萨特又是耻辱的萨特：有人指责他败坏了德国腐蚀了年轻人；他的作品《肮脏的手》和《间隔》遭到禁演；有人批评他是伪作家，有人说他不是严肃的作家；有人在香榭舍丽大街上高喊“枪毙萨特”的口号……“萨特是谁”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答案的多元性甚至冲突对立性让萨特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符号。“这就是漫长的萨特的世纪之谜，是这个世纪最大的谜。”当列维试图在“世纪名人”萨特身上寻找答案，他必须设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他？从“伟大”的知识分子的界定出发，列维认为有几种解释：最基本的解释是，萨特是个天才，萨特的欲望，萨特的抱负，萨特永无餍足的好奇心让他永远向前，正是萨特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让他尝试“绝对的作品”，“在他之后，任何其他人都不曾作过这种尝试。”第二种解释，萨特将小说和哲学混合在一起，使得两种范畴相互促进，“几乎是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小说中的萨特哲学，是一种奇观，“我们可以试着想像，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启发之下写成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写进小说里会怎么样！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或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沉思》经过文学的验证，或者在文学中剥离了其粉饰之后会是什么样！”
小说的哲学化，或者哲学的小说化，对于萨特来说并不仅仅是文采超凡的证明，列维认为，萨特自觉站在了“斯宾诺莎-伏尔泰”这一条轴线中，“这几个招人痛恨的人组成了一个封闭的俱乐部，这些真实的伟人，被同类恨之入骨。”而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对萨特的过人之处有过定义：“当我认识你时，你对我说过，你既要当斯宾诺莎，也要当司汤达……”斯宾诺莎和司汤达，是萨特哲学和文学的源头，他正是沿着这两条殊途同归的路，开始了自己“伟大”的知识分子的塑造之路——而这在列维看来，就是萨特早期介入理论的实践，就是发挥话语的力量进行斗争。
在文学上，列维认为萨特接过了纪德的火炬从而主宰了时代。曾经，纪德是这个时代的象征，“纪德是一座纪念的丰碑。纪德是思想和语言上一场巨大、复杂、黑白分明的冒险。马尔罗有一天对萨切斯说，纪德是地铁的出入口。地铁里所有的人都要从那儿经过。”在这个纪德化的时代，年轻的萨特、早期的萨特不断地从纪德思想中汲取营养，但是他又开始“清算纪德”，《存在与虚无》是他抛开纪德思想的证明，而摆脱了纪德的萨特更以现代派的姿态成为另一种知识分子：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结构主义的对手，他与弗洛伊德唱对台戏，将福克纳引入法国，他见证了中国和古巴的革命，“他是最后的人文主义者，是最初的后人文主义者。”而在哲学上，他也有自己的纪德，那就是伯格森，萨特的“存在”概念最初就来自与伯格森，而他的“本真”“自欺”概念，从伯格森的“时间”和“绵延”的对立中得来。伯格森曾是萨特的理想，但是和对待纪德一样，萨特想要打破的是伯格森的幽灵存在，“他的哲学命运也可以归结为一系列进攻性的突袭，一系列的特别行动，以打破柏格森这个哲学上的纪德所形成的钳制。”清算伯格森，他从海德格尔、尼采、胡塞尔身上找到了目标，而当“海德格尔问题”成为萨特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在列维看来，也是萨特从早期的介入过度到后期介入的开始。
从文学、哲学对前辈的清算到尝试“绝对的作品”，“萨特是谁”依然是一个有着巨大阐释空间的问题，列维于是开始了“公平地对待让-保罗·萨特”的历程。他认为，早期的萨特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二元论，有人甚至把写作了《恶心》和《存在与虚无》的萨特看成是“唯灵论”或“人道主义”的楷模，这当然是误解，萨特看上去把心灵放在指挥一切的位置上，看上去是对意识、主观性、人着魔的怪物，但其实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提出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是成为人道主义的楷模，而是一个“反人道主义者”。早期的萨特的确给了人的存在一种意义，“任何一个人都是由所有的人构成的，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所有的人也都和他一样。”和纪德一样，萨特认为一切生命都有其伟大和尊严，这是一种人性的普遍意义，所以他抨击把“做人的荣誉”看成是一切事物中心的人道主义。
但是列维认为，萨特从早期的人道主义逐渐走向了一种反人道主义，他解构了海德格尔系统中的人道主义，提出了主体只是“此在”，认为人不再代表大写的人却能为人的权利而承担责任——这个“解决了一个世纪的难题”的哲学思考，并没有让列维认为萨特具有人道主义，他认为，萨特内有内在性，没有秘密，所以他没有主体性，没有意识上的褶皱和曲折，“不需要有值得保护的阴暗和隐秘之处”。萨特说：“我没有任何事要隐瞒。我没有任何事要保存起来，所以也就没有任何事要隐瞒。”这句话在列维的解读中，正是一种反人道主义。当然，列维如此解读就是要揭露萨特后期在马克思主义之路上的迷失——一开始，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思考专制主义，从反人道主义的角度成为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的心灵深处有个想法，认为在人的社会上有着某种野蛮的、令人不安的东西，抵制着透明和纯洁的愿望。”
但是，这是一个萨特，还有另一个萨特，“确确实实的两个，分得清清楚楚的两个，各自服从于不同的原则。”一个萨特变成另一个萨特，是因为实践的世界发生了改变，那里到处是互相矛盾的符号，是深深浅浅的阴影，是真理的碎片，是交叉的直线，正确的思想会遇到各种阻碍；一个萨特之后是另一个萨特，是因为时代的“境况”发生了变易，这个时代的主体“盲目地，带着激愤、恐惧和热情”来经历这一切；从一个萨特变成另一个萨特，是介入的理论和方式发生了改写，革命成为了新的名词，成为了行动的目标，但是，“一场革命越是成功，就越是有害，越是罪行累累……”
列维说，这是“时代的疯狂”，灾难让人摸不着头脑，信仰普遍堕落，群众变得疯狂，在时代的疯狂和人群的疯狂中，萨特也疯狂了，他与共产党结盟，他赞成对阿尔及利亚实行镇压，他对左派失去了信心，“这就是他的迷雾。这就是他的夜，至少他当时是这样看的，他当时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并且倒了下来的。”在特里尔高地上，在斯塔拉格度过的七个月成为萨特的转折，他的剧作在全世界上演，他在圣诞之夜看到饥寒交迫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写的剧本里的话，感到很高兴，这是俘虏营，他发现了自己，于是他建立起了“群体价值观”：他“认为集体，集体的观念只能是一架可悲的机器，专门用来奴役人，或者打消人反叛的勇气”。在群体面前，他应该也是群体，但是他却是个体，是创作者，是高高在上看着的创作者——如果回到《什么是文学？》的三个问题，他的介入其实也完全是这一种个体高高在上俯视群体的姿态：写什么？写今天；为谁而写？为今天而写；写给谁？写给大多数人——大多数人是观众，是群体，一种复数的存在，必须有一个至高的人“写”，而三个问题都缺少一个主语，这个隐藏的主语似乎正是列维所认为没有主体性的萨特。
于是，萨特只为了得到承认而进行殊死斗争，萨特只是为了“天才的直觉”建立对话，“自为的存在只有通过他者才是自为的”——在列维看来，萨特在黑格尔面前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懂得真正的辩证法，他成了自己的影子，成了隐藏的主体，成了幽灵，像他说的那样，“作为知识分子，只能消灭自己”，全心全意地“做别人要求他做的一切政治上正义的事”，所以从积极、欢乐、赌徒式、肯定的哲学过渡到了虚无、阴森、赞成终结论的哲学，“所以他才变成了同路人，才变成了毛派分子，最后才变成了专制主义者。”而在文学上，1964年的《文字》成为了萨特的“坟墓”，因为这里的文学已经成为幻想，成为神经官能症，成为病态。
人文主义的萨特成为了反人文主义者，站在高处的萨特变成了幽灵，介入现实的萨特成了专制主义者，在文学上冒险的萨特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列维分析萨特专制主义的根源，“那就是对文学和对自我的恨。”当萨特的文学躺进了坟墓，1980年当他的生命也被送进坟墓，迎来的也是“人行道上零零散散的人群”的寂寥，写给“今天”的介入，写给“多数人”的文字，终于在萨特的死亡中变成了另一个历史的符号。但是列维并不是为萨特立传，“死亡丝毫无损于萨特最后的光荣，丝毫无损于他那凤凰般的优雅，丝毫无损于他身上随时准备喷薄而出的、新的、像奇迹一样的活力。萨特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人死了”，而参加萨特的葬礼的巴黎人则说：“这老头儿，他是我们的年轻人。”
他死了，他依然年轻，这或许是萨特对于这个时代最大的意义，而列维“萨特的世纪”也是希望从“充满年轻活力的人”身上看见这个世纪留下的印记，“萨特就好比是一个展开的时代。透过萨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万花筒：人们如何走过二十世纪，如何在这个世纪迷失方向，如何消除这个世纪可悲的趋势——现在又如何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什么是文学？文学试图介入而回答的就只有三个问题：写什么？写时代；为谁而写？为时代而写；写给谁？写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