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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29·2010606·0580 |
| 作者：蓝英年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9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7.00元 | |
| 页数：298页 |
现实在我们的面前，却是生命消逝的原因，在俄罗斯文坛，被政治迫害的作家其实并不少，蓝英年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曾多次到俄罗斯。苏联解体后蓝先生查阅了大量的前苏联历史档案，很多被尘封起来的事情令人触目惊心，他就是想在自己的片言只字中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要想如实地道出茨维塔耶娃悲剧的原因，尚待时日——起码我这样想。
——《性格的悲剧》
茨维塔耶娃自杀了，1941年8月31日，在孤立而极端痛苦中，她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49岁的生命，一场永远令人感伤的悲剧也被画上了句号。她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布罗茨基甚至认为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代的爱伦堡评价她是：“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当茨维塔耶娃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活困难和没有保护、没有同情的孤独，继续在诗歌创作上寻找一生的寄托，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爽朗的笑声，但是为什么这个曾经说过“我乐意生活地毫无瑕疵，又简单”的诗人，最终还是难以逃离命运的折磨，以死亡的方式书写了自己最悲情的诗歌？
这个问题同样是蓝英年在关照茨维塔耶娃悲剧时提出来的，当然，她试图自己寻找答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她为什么要返回苏联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同另一个问题相关：她为什么离开苏联？”在蓝英年看来，不管是离开苏联还是最后返回苏联，都和爱情有关，而茨维塔耶娃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灵魂之爱，从和埃夫伦的婚姻到一年半的同性恋生活，茨维塔耶娃的这两段恋爱都是轰轰烈烈，但都渗透着悲剧因素，正是因为轰烈而绝望，使得茨维塔耶娃陷入到自己编织的神话中而无法走出。同性恋已经惊骇世俗，茨维塔耶娃在经历了同性恋之后，似乎对于爱情已经没有了禁忌，于是在不受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她不再害怕情欲的折磨，不再害怕“罪恶”，而是固执地走了下去，甚至走向了绝望的深渊——她和艾弗伦之间脆弱的婚姻关系就这样遭到了破坏，并未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而来种子。
“她一生多次追求心灵的知己，但眼睛往往被幻想蒙敝，知己很快变成异己，使自己陷入绝望，惟一解脱的办法便是将心中的痛苦倾吐于诗中。”蓝英年如此解读茨维塔耶娃的爱情和现实，在她看来，茨维塔耶娃对于知己之爱的追求，不仅变成了一首首绝妙而悲情的诗，而且还付诸实践：从埃夫伦到帕尔诺克，从曼德尔施塔姆到维什尼亚克，从安德烈·别雷到罗泽维奇，从帕斯捷尔纳克到马耶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一次次寻找知己，一次次陷入幻象，也一次次遭受绝望，也正是在这种追求和绝望之中，她最后把自己沉浸在诗歌之中，《暴风雪》、《奇遇》、《不死鸟》和《命运》四部诗句，就是她表达自我的一种文本，她的诗歌成为她的另一种爱情，“绝望的爱情的苦水一旦化为晶莹的诗篇，她便随之解脱。”但是这样的解脱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新的绝望，在循环不止中，最后的茨维塔耶娃似乎只能用自杀的方式终止这无休止的绝望。
蓝英年从茨维塔耶娃的现实和诗歌两种维度中理解她的悲剧，看起来两者应该完美结合在一起，茨维塔耶娃也渴望达到灵与肉的统一，她甚至想和他们生儿子维系纯粹的灵魂爱情，无论是罗泽维奇还是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茨维塔耶娃都渴望同他们有一个儿子，这种灵魂的肉体性在现实中却成为不幸婚姻的源头，它甚至重新让茨维塔耶娃进入到情欲和罪恶的牢笼里。在考察茨维塔耶娃爱情的幻灭之后，面对她最后的悲剧，蓝英年找到了一个答案，“茨维塔耶娃所以这样而不那样，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性格。”在她看来，茨维塔耶娃自从十四岁时母亲去世，她和妹妹就处在无人管束的生活中，而正是因为这种任其自由发展的环境，最后造成了茨维塔耶娃“极端任性、为所欲为”的性格：无论是对待爱情还是婚姻，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诗歌中，这种任性的性格造成的偏激、骚动和无节制为她最后的命运埋下了必然的悲剧种子。
因为任性会把现实当成是完全可以自己主宰的世界，因为偏激会把爱情看成是自己必须得到的东西，因为骚动会不惜一切追求自己的知己，所以蓝英年把茨维塔耶娃的悲剧看成是“性格的悲剧”——正如标题所说，这是一个偏执的女人自我沉迷和迷失的悲剧。当茨维塔耶娃的悲剧成为性格的悲剧，蓝英年其实过滤掉了社会的因素，去除了时代的原因，甚至那些政治影响也被排除了，当悲剧真的只在个人性格层面，茨维塔耶娃是不是真的死在自己的任性里？是在自己所虚构的爱情幻想里？虽然蓝英年为自己留出了一个口子，“当然，除性格外，还有构成悲剧的其他因素，有些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很明显，“不得而知”的悲剧原因，不是蓝英年的未知，而是她有意避开了那个时代。
和茨维塔耶娃相关的一个著名诗人是曼德施塔姆，他于1938年12月在海参崴的二道河子劳改营病死，和茨维塔耶娃自杀不同，曼德施塔姆是作为一个犯人死在牢狱里，而且他的死亡变得神秘，他到底是患了什么病而去世？他死后葬在何处？这些问题似乎都成了未解之谜，甚至在1938年12月死去之后，他的名字而已消失了，直到1946年8月，苏联二号人物日丹诺夫在他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才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到了1991年的时候，苏联将这一年定为“曼德尔施塔姆年”，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莫斯科还组织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从曼德施塔姆死去到复活，他似乎都变成了一个符号，当肉体的真实性被符号所取代，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是不是这个时代文人的悲剧？
九十年代，蓝英年去了海参崴的二道河子，去凭吊这位时乖命蹇的诗人，“我们走进街心公园，坐在曾放过花篮的椅子上，默默地坐了很久。”蓝英年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寻踪无疑是在找寻他所走过的轨迹，甚至希望在“冷月葬诗魂”的氛围里触摸到曼德尔施塔姆从消失到复活的整个悲剧线索，但是很明显，就像她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寻踪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一样，他也把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看成是个性使然，引用曼德尔施塔姆自己的评价，“天生不是坐牢的”，蓝英年认为，他恰恰就是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在当权者几乎把知识分子同贵族等同起来的年代，他天生就是坐牢的。”而他天生坐牢的真正原因在蓝英年看来就是因为不戴人格面具，就是无法适应生活环境，就是不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在性格的表现上，“曼德尔施塔姆神经脆弱，经受不住生活的重压，心理失去平衡，出现精神分裂症的迹象。他身体孱弱，胆子极小，见了牙科大夫都发抖，可失去自控时，又勇猛得像头猛兽。”
寻踪曼德尔施塔姆的墓地，蓝英年分析了曼德尔施塔姆性格上的问题，并把性格问题看成是导致他成为“天生就是坐牢”诗人的最重要原因，和茨维塔耶娃的悲剧命运一样，完全撇开了政治因素和时代背景。而她从海参崴二道河子劳改营的冷月中，从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中，联想到了“那代作家悲惨的命运”，似乎准备将这个问题从个体引向群体，从性格引向时代，并且提出了一种质疑：“他们都是不懂政治、手无寸铁、潜心创作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宽容点？”呼唤宽容，就是要审视那个时代的制度和规则，就是要揭露那个社会的极权和压迫，但是当把一切的悲剧归结为个人的性格使然，是不是反倒成了蓝英年的“不宽容”？
巴别尔是苏联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彗星，1938年之前都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这一年的五月他突然被捕，并被控告三项吓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当这个“白面书生”一夜之间变成十恶不赦的“人民敌人”，蓝英年把巴别尔的遭遇归结为个性：“只怪他性情率真，说话不遮掩，交友不慎。”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诗人，斯大林曾经评价他：“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但是在1929年至1930年的四个月时间里，他经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单独任何一次打击都不足以导致他自杀，但是当所有打击合在一起时他便经受不住了，1930年4月12日，马耶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他生前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上说：“他的死不要责怪任何人，不要造遥，死者对此最为反感。他的家属包括母亲、姐妹、莉莉娅·布里克和女演员波隆斯卡娅，希望政府关照他们。让莉莉娅爱他吧，请拉普的同志们不要以为他胆怯。”从马雅可夫斯基受到的打击和最后遗书的内容来看，蓝英年最后把他的悲剧原因依然归结为性格：“现实杀害了骄傲、敏感、自尊心强的诗人。”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段话说，就是：“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是出于骄傲，因为他谴责了自己身上和周围的某些东西，可他的自尊心却无法容忍。”
不管是茨维塔耶娃还是曼德尔施塔姆，不管是巴别尔还是马耶可夫斯基，他们最后走上不归路，在蓝英年看来，都和个性有关。不仅如此，在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中，她也将其看成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肖洛霍夫的态度转变中：曾经索尔仁尼琴对肖洛霍夫无限崇拜，但是后来却极端仇恨，“究其原因只不过是妒忌和报复。”1962年底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苏联文坛上掀起了热潮，索尔仁尼琴听到的都是赞扬声，唯有肖洛霍夫对此提出了批评，而且是眼里的批评，挨了一棍子的索尔仁尼琴没有自我反省，而是对肖洛霍夫的崇敬转化为愤怒，继而变成了仇恨，他纠集梅德韦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和罗伊，撰文以证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不是肖洛夫而是克留科夫。虽然这个阴谋最后破产，但是索尔仁尼琴的妒忌和报复在蓝英年看来，成为他在性格上最大的硬伤，也成为蓝英年对索尔仁尼琴作品和为人并不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重返俄罗斯，当二十年前的阶下囚变成二十年后的座上宾，索尔仁尼琴重回人们的视野，似乎代表着一种不畏权贵的力量的回归，索尔仁尼琴自己也完全作为政治人物重新登场，他批评西方政治家，批评当时的独联体政治家，批评俄罗斯政治家，甚至称盖达尔的改革计划是“共产主义之后的又一次悲惨试验”，俄罗斯今天的灾难和这种政治有脱不了的干系。对于索尔仁尼琴的高调回归，国内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手段，而其实他今天在俄国人心目中早就失去了往昔的地位，“俄罗斯人对这位美国荣誉公民的意识形态武器冷漠之至，无人过问。”但是蓝英年却认为，索尔仁尼琴根本不存在跌落的问题，“因为他从未升起过。”仅仅从他对待肖洛霍夫的转变中，蓝英年就认为他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他被捧为俄罗斯唯一伟大作家甚至是唯一能够拯救俄罗斯良心的人，无非也是一种意淫，而现在，除了《红轮》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之外，没有其它作品问世。当轰动效应过去，当人们对他的期待落了空，索尔仁尼琴又渐渐变成隐士，蓝英年用反讽地方式说：“也许生活和岁月终将能医治他的夸大狂症？”
那些文人最终走向悲剧，是性格使然，那些被高捧的人沉寂下来，是性格使然，当一切的问题都变成私人性的性格，蓝英年无疑取消了这些人物的时代背景，这种悲剧的一元论似乎将他们的故事抽离出来，置于空白的时代画布上。对于那个时代的思考，蓝英年有意避开，是不是有着政治上的考量？她只在关于高尔基出国和回国、肖洛霍夫死里逃生中涉及到了当时的权力关系：高尔基1921年离开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其真正原因是“在文化和革命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是这个原因一直被掩盖了，究其原因，在蓝英年看来，是“官方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高尔基形象”，也就是说他必须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布尔什维克坚定的盟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最严厉的抨击者，苏联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联系的牢固纽带”，而1935年回国之后，高尔基因为和领导发生分歧，最后被打入冷宫。同样在肖洛霍夫的逃亡中，斯大林也出乎意料地帮助他死里逃生，在蓝英年看来，肖洛霍夫是国内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国外受到一致好评的作家，保护肖洛霍夫能提高斯大林在国内外的威望。
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的故事映射着那个时代的权力系统，但是在蓝英年节省的笔墨里，那个时代并没有充分展示开来，甚至这两个和政治有关的人物命运，他们的沉浮也基本取决于个性：不仅仅和最高权力掌控者的个人需求有关，也和他们自己的性格有关：高尔基和斯大林决裂，是因为他拯救加米涅夫受阻，于是愤然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肖洛霍夫从《静静的顿河》开始，就是一个与权力唱反调的人，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他的个性。于是，不管是高尔基还是肖洛霍夫，最后也都在这一种单纯的个性中走向了各自属于自己的命运之路上——当文人们最终“被现实撞碎生命之舟”，现实不是历史，不是时代，不是政治，而是自我，蓝英年如此的历史观和命运观，就是将每一个人都置于自我难以逃离的性格囚笼中，“就不能对他们宽容点？”社会和时代不宽容，自己又怎么能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