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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2·2181215·1523 |
| 作者：【德】斯宾格勒 著 | |
|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 |
|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99.80元当当49.90元 | |
| ISBN：9787542623799 | |
| 页数：1004页 |
《西方的没落》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斯宾格勒认为，当西方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时代兴起，以精神文化为主的时代也就逐渐衰落了：中国是从秦汉时代开始没落的，印度是从阿育王时代开始没落的，希腊是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没落的，中东是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没落的，西方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没落的……斯宾格勒把歌德式的观相方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斯宾格勒的史学观点，既对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又被纳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利用，自他以后，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就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路程中。
然后，经过这一番挣扎追寻之后，西方科学已精衰力竭，它将返回到它的精神故乡。
——《第十一章 浮土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
一个“然后”，铺陈了那条没有意外的道路：从此是心灵的挣扎，从此是自我的追寻，从此是“返回”精神故乡——转折之后的转折出现，那条没有意外之路反而以一百八十度的方式走向了它的原点，而这种原点式的“返回”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重生，当这个巨大的转变发生，两个问题出现在“西方的没落”这一历史形态学的文本中：为什么西方科学会在死亡之后以返回精神故乡的方式返回？西方科学在“精衰力竭”的“然后”之前发生了什么？
向后和向前，无非建立了一种链式的发展路径，而当斯宾格勒用这样的方式展开两端的历史，似乎带入了一种具有因果性的体系中。这是一种浮士德的精神，在它精衰力竭之前，“然后”之前的句子是：“那种结合——浮士德式的理性借用一种逻辑必然性将其阐述为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的因果律，进而又把它发展为一种独断的、勤奋的、变革世界的科学——乃是浮土德式的心灵留给未来文化的心灵的伟大遗产，是一种具有无限的超越形式、但继承者很可能会忽视的遗赠。”将逻辑必然性和因果律结合起来，成为了浮士德式的理性，这种理性带来的巨大遗产是“独断的、勤奋的、变革世界的科学”，也就是说，它本身是充满动力的，带有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契合着在逻辑必然性和因果律中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途径，而且“具有无限的超越形式”，是属于未来文化的一种心灵样式。
这便是浮士德心灵的真正意义，但是在这个动力学的、必然的因果律面前，它无可遏制地导向了最后的结果：挣扎和追寻之后，进入到精衰力竭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斯宾格勒看来，不是西方科学整体的死亡，而是其经历必然阶段的“古典文化”的死亡，甚至是“死得无声无息”，但是西方科学需要在死亡之后“返回”，需要回到它的精神故乡——这种“返回”式的拯救其实契合了其理性的意义：阐述为动力学、必然因果律的逻辑必然性，所以斯宾格勒说：“这种向前展望不可逃避的命运的能力，也是历史才能的一部分，而历史的才能，乃是浮士德心灵所特具的天赋。”浮士德心灵具有的浮士德精神将认识到把一切的知识融入到庞大的形态学关系系统中，将写下一部研究所有定律、概念、理论如何内在扭结在一起的精确科学形态学，以及在动力学意义中继续寻找西方科学真正的精神故乡。
斯宾格勒勾勒了西方科学最后阶段的路线图，而这便是在古典主义死亡之后的出路问题，因为“日渐西坠的没落之路已赫然在目”——“西方的没落”为什么不可避免？又为什么可以在浮士德精神中返回故乡？这便是斯宾格勒建立“历史形态学”所要解答的问题。他在导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历史存在逻辑吗？当传统的观念和学说把历史细分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的时候，其实是把历史看成是“各自分离的事件”，而决定这些事件的是“偶然的和难以数计的因素”，斯宾格勒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框架”，是“世界历史”的幻影，甚至是西欧人的自欺欺人。这是属于历史的托勒密宇宙体系，而斯宾格勒需要建立一种“哥白尼发现”——这种发现一方面要把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不同形态的文化各自独立出来，而且要去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的优越感，也就是要还原文化形态背后独立的形态学意义，而这种形态学意义，便是“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结构”，一种独立于社会、精神和政治的诸外部形式的东西。
历史之人性，斯宾格勒将之上升到形而上学结构，其实就是去除历史的外在形式，去除概念的罗列，去除回避现实的、唯心主义的鸵鸟式观念，而给予一种生命形态。斯宾格勒从两个人身上找到这种生命形态的启示意义：歌德和尼采，“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釆给了我质疑的能力。”当尼采写下“重估一切价值”的时候，斯宾格勒开始“俯瞰”历史：“重估一切价值，此乃是每一种文明最基本的特性。因为一种文明的肇始就是：它将重塑前此存在过的所有文化形式，以另样的方式理解它们，以另样的方式实践它们。”重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然后”的“返回”，就是在精神故乡中的“重生”——它是在一种精确形态学的书写中发现历史的动力学路径。而歌德，斯宾格勒说从他身上找到了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历史人性的形而上学结构，“生命中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结果。”歌德的这一句格言，在斯宾格勒看来，就是“对一切想用一个纲要去解决历史形式之谜这种无意义的尝试的当头棒喝”——因为歌德提出的“活生生的自然”，就是一种历史的世界图象。
把历史和人性结合，把历史看成是生命过程，就是将历史奠基于一种“传记性原型”中，这种历史观的最大意义便是在感觉世界历史、体验世界历史中，把世界历史当成一幅地图来阅读，而且在形式本身意义上，是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在阅读，斯宾格勒说，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的镜像”，它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可以在文化形态中看见其源始，看见文化的原始力量如何从其母土中勃兴起来，如何在生命周期中和这种源始性连接在一起，又如何在自身意象内发现自己的观念、激情、生命和情感——以及死亡；而另一个意义则是在“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中，发现在“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的苟延残喘中”，如何返回精神故乡——也就是说，如何在类比产生的“周期性”中找到历史的有机结构，也就是它的必然性结论和逻辑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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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为历史建立形态学样本 |
从生命过程中感受其勃兴和死亡，从周期性中发现有机结构，两种结合起来便是历史的形态学，这是生命的形态学，是一种生成的过程，“生命这个词具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意义，就是，它与‘生成’的意义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历史不是既成事物，而是正在生成的事物，而生命之生成，在斯宾格勒的世界中，还有一个最终意义的问题：“历史为谁而存在？”所以在这两种形态学意义上，斯宾格勒提出了历史的扩张理论：和生命一样，要达到影响力，必须要有外扩的观念，而这正是未来的方向，所以他把塞西尔·罗得斯看作是新时代的第一人，正是他提出的“扩张即力是一切”吹向了扩张的号角，“他的战争，他的外交手腕，他的道路系统，他的辛迪加，他的军队，他的有关有头脑的人‘对文明的巨大责任’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广阔而富有吸引力，都是未来的序幕……”正是这个代表未来方向的扩张论，在斯宾格勒看来，可以激发文明的动力，可以在精衰力竭返回，可以在“西方的没落”中重生。
历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结构？文化的形态学如何生成动力？西访科学如何返回？斯宾格勒认为，世界是已经完成的东西，生命是正在完成的东西，而她需要的心灵这个有待完成的东西，所以确立文化的心灵类型，才能在生命生成中建立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学结构。如果要把生命看成是有着逻辑必然性的理性结果，那么生命就是有方向的，而有方向的生命就是“命定”的——命运观的提出当然不是一种宿命：它是生命体验而非科学体验，它是看的能力而非计算的能力，它是深度而非才智，是“只能被感受和内在地生活于其中的观念”。在这种命运观念里，去除了因果律，因为因果律指向的是合乎理性的、依附于定律的存在——当历史被因果律主宰，它必定被确立一种世界历史的目标，而一旦在有用性理想中，它就可以通过“前进的步伐”而达到，甚至从两一个意义上将，因果律最后指向的是一种死亡：必然的死亡，所以，“命运与生命唇齿相依，而因果律与死亡息息相关。”当历史在前进的步伐中最后走向死亡，还有什么返回的可能？
生命、生成、命运，斯宾格勒是不是会走向不可知论？在生成的过程中何处是返回的基点？或者谁来让其返回？这就需要心灵这个有待完成的东西的指引，在心灵的欲求之下，生成在是有目的的，才是具有形态标记意义的，也才能在求知意志中“观相”——一种动态的、关涉我们的内在生命的俯瞰，而对于西方科学来说，这就变成了“有关世界事变的观相学将变成最后的浮士德哲学”。为什么是代表西方科学的是浮士德哲学？一种难题是浮士德所代表的老年智慧，就是“西方没落”的象征，“它似乎是我们几百年的精神演进命中注定的难题。”但是另一方面，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意志文化，甚至是象征生命动力的扩张文化，“浮士德文化对扩张——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精神的——有着难以遏制的偏好。它想要——没有任何实际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象征本身——抵达北极和南极。”
斯宾格勒分析了不同文化的心灵样式，在他看来，阿波罗式的心灵是一种古典文化，“一种丰富的、生动的、几乎过分成熟的艺术伸手可及。”它是“伟大的放弃”；阿拉伯文化是在洞穴的表现空间里家建立的麻葛式心灵，它在天使、圣徒、三位一体的位格建立了等级；中国文化具有和自然紧密关联的原始象征，带着强烈原则的“道”……不同的文化彼此独立，也都在自己的生命形态中演绎，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浮士德文化作为一种意志文化，更符合生命形态的动力学原则，更符合生命本体的生成和扩张——斯宾格勒认为，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整个浮士德伦理学中都有一个“更高者”，这个更高者：
是主格的“我”的实现，是对主格的“我”的一种伦理施为，是通过信仰和劳作对主格的“我”的一种确证；是为了主格的“我”及其幸福而尊重作为邻居的“你”；最后且在最高意义上说，是主格的“我”的不朽。
所以具有意志的“更高者”，实际上是“作为广袤的世界、宇宙的大能、永远在场的创造者和提供者”的上帝，无论是在世界的空间意义上，还是在心灵的想象空间上，都是一个实际的在场者，都是在扩张的心灵意象中建立形而上学的结构。在自然知识中，阿拉伯文化反映的是“具有可见或神秘属性的实体观念”，阿波罗式的理论则是一种宁静的冥思，麻葛式的理论则是“作为恩宠手段的静默的炼金术知识”，而浮士德文化则是“力和质量的观念”，它是动力学的物理体系，所以在古典文化死亡之后，浮士德文化具有的“历史的才能”，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形态学体系：“浮土德式的智慧所指向的最终课题——虽然它只有在其最兴盛的时刻才能认识到这一课题——就是要把一切的知识都融入一个庞大的形态学的关系系统中。”
浮士德文化的这种“历史的才能”，斯宾格勒在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之后也发现了它的“返回”必然性。文化从人类意识的大宇宙和小宇宙中而来，在世界高级文化的发展中，浮士德文化所体现的是“合乎形式”，无论是社会形式还是国家，无论是民族还是宗教：“浮士德型的民族是历史的民族，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它们觉得自己不是由于地点或共通感而是由于历史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共同命运的显著征和容器，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家庭’。”从这个共同体的容器中，浮士德精神在宗教历史形态学中，继承了伟大的凯撒主义，“就在于它无比强大的事实力量”；在政治哲学中，则发挥“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保持自己民族内部的“良好状态”，以适应外部的事件；在经济生活方面，体现了一种心灵生活，体现了一种属于“人”的原始经济——但是在机器时代出现之后，古老传统发生了变异，自然被消耗，地球成为了浮士德式能量思维的牺牲品。但是正如生命的生成一样，当扩张的凯撒主义再次打破金钱霸权和政治武器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主人意志再次战胜了掠夺者的意志”。
消耗而成为牺牲品，当然是“精衰力竭”的体现，但是当主人意志战胜掠夺者的意志，命运以“返回”的方式回到过程里，回到“活生生的自然”中，回到生成的新起点，于是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又看到了已经死去的浮士德在命运的变形中看见了历史的必然规律：“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