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脱工作中的痛苦和烦闷？为了像被压迫者那样感受压迫，并尽可能真实地追求她所认为的自由社会，1934年12月，西蒙娜·薇依抛下哲学教师的身份，进入工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反叛的哲学教师轮流做切割工、包装工和铣床工，经历疾病、事故、解雇的折磨，遭受服从、羞辱和不公。这种残酷性给她留下了终生的烙印。在这本《工厂日记》中，她详细记录并思考工人的处境，为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她号召雷诺工厂的工人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写出来，发在杂志上；她给一位工厂经理写信，给出改善建议；而且薇依清楚地知道，工人面临的不幸与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无关，而所谓革命，很有可能只是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只要生产是建立在被动服从的基础上，工人们就要继续被动地服从”。这本书是一份原始的文件，没有抒情，也没有感伤，展现出西蒙娜·薇依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和她始终站在劳动者一边的立场。
除散落于笔记中的零星片段以外，本书收入了薇依绎读古希腊经典的所有完整篇目。通过阅读《伊利亚特》、《普罗米修斯》、《会饮》、《安提戈涅》等名篇，薇依以独特的睿哲引领我们重新接近那些耳熟能详的古希腊诗人，以既古老又新颖的姿态探寻基督精神与希腊精神的承袭，使我们看到，当下人类的困境恰恰扎根于现代人文精神对古典精神的误解。她在《<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中说：“《伊利亚特》的真正主角、真正主题和中心是力量。……在诗中，人的灵魂由于与力量的关系而不停产生变化，灵魂自以为拥有力量，却被力量所牵制和蒙蔽，在自身经受的力量的迫使下屈从。那些梦想着进步使力量从此仅仅属于过往的人，大可以把这部诗当成一份档案；那些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能在人类历史的中心辨认出力量的人，则会把它视为一面美丽纯粹的镜子。”本书末还附有薇依诗九首，以及米沃什论薇依的文章。
 |
编号：B83·2070516·0744 |
| 作者：【法】西蒙娜·薇依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03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5.00元 | |
| 页数：270页 |
《扎根》是体现西蒙娜·薇依社会与政治思想最为成熟的著作。在该书中，通过对人的权利与人的义务的研究，人的灵魂各种需求的分析，西蒙娜·薇依揭示了如今依然流行的空话和谬误，而这些空话和谬误往往被用作道德激励；她对君主制原则的审查则体现了其敏锐、均衡和良好的判断力；而她对法国政治史的简短回顾，既是对法国革命的谴责，又是对王权复辟之可能性的有利驳斥。T·S·艾略特认为，这本书是年轻人应细加以研究的书籍之一，也是希望其影响下一代人的心灵中日益彰显的书籍之一。
法兰西得救与强盛的惟一源泉，就是重新与埋在其不幸深处的非凡才具（genie）相接触。这件事必须现在就办、马上就办！
——《第三部 扎根》
“现在就办、马上就办”是一种急切的呼唤，当1943年的法国还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当法兰西民族的未来尚处于模糊状态的时候，如何得救？又如何强盛？34岁的西蒙娜·薇依也许没有想到，那一声声渴望法兰西民族走出拔根状态的呼唤竟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声音，但是在那个8月，当她的健康状况恶化的时候，从伦敦弥德赛克医院转移到肯特郡阿什福德的一座疗养院，她或许已经意识到了生命的微弱呼吸，也许正因为感觉自己时日不多，感觉已经无法看见法兰西的崛起，她才会如此迫不及待，才会尽自己的努力为这个民族指出一条未来之路。
这是她应戴高乐自由法兰西的内务部之约，为法国光复之后如何从事建设而拟的一份报告。一份报告，也是一份草案，对于艾略特所说“难对付的、暴烈的、又是复杂个性的人”，西蒙娜·薇依在这份报告中的确显露了她的某种任性的本性，片段的，散乱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在其中，而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几乎采取了一种决绝态度——艾略特说她是“自我苦行的结果”，因为她拒绝接受多于法国民众官方定量的食品，做出这个举动的唯一原因是：“她会愿意被派遣回法国，为她的同胞而受难死去：她不得不死去——”一个急于回到法国的女人，却不想被照顾而延长生命，一个想要法兰西得救与强盛的女人，却拒绝活着，为什么西蒙娜·薇依要以如此矛盾甚至对立的方式走向生命的末端？死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超脱？
或者，西蒙娜·薇依的生命最后时刻的矛盾也是法兰西命运的写照：要重新找回属于法兰西民族本真的东西，是不是要将英雄主义灌注到国家解放运动中？当英雄主义成为一种解放的原则，是不是更会导致一种暴力和极权？要想使法国得救是不是需要重新投入战争从而“以鲜血的代价”获得和平？当法国采取军事和政治行动的时候，是不是会去除“埋在其不幸深处的非凡才具”？一个民族在困境中，一种现实凸显了矛盾，而一个人也在肉体的无和精神的在之间走向对立，如何寻找到一条真正光复之路？
但是，当西蒙娜·薇依认为，法兰西只是暂时的颓丧，它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使法兰西获得世上的伟大强盛”，当她看清了法兰西运动的真正使命不是政治和军事方面，而是“灵性使命”，当她清晰地指出：“必须在法国有一个接受组织，之后要有能塑造国民灵魂的行动。”她的内心其实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以她几乎以“圣徒”的身份完成了“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相接触”，她是法国人，是犹太人，更是基督教徒，她的所有努力就是恢复灵性，恢复本真，恢复责任，“由这些命令所实现的行动、所涉及的人员在法国越多，法兰西就越有机会重获一种灵魂，它能使法兰西在战争中凯旋——不仅是军事上的凯旋，也同样是灵性上的凯旋——并且能在和平中重建自己的祖国。”
所以，一切的扎根行为都是为了终极的目标：告别拔根的状态。拔根是一种暂时的现实，当它指涉到灵性层面的时候，扎根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灵魂的各种需求”，而这个灵魂的需求在西蒙娜·薇依看来，就是那个大写的责任：人类责任。西蒙娜·薇依抛出责任之前，先阐述了义务，在她看来，义务的落脚点在个人，义务相对应的是权利，一个人的权利不是凭空拥有的，它是建立在义务之上的，或者说，“义务的概念优先于权利的概念，后者从属于它也相关于它。”权利并不是因为其自身有效，而是因为其所对应的义务在付出，权利的实现也不是源于对它的拥有，而是其他一些人在某些事情上已经完成了义务，所以，义务的对象，总是因为人的存在，义务是永恒的，是无条件的，“一个人，就其自身而言，只拥有责任，其中有某些对他本人的责任。从他的角度看，其他人则拥有权利。”
这是西蒙娜·薇依创新式地建构了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也是在这个无条件、永恒的义务层面上，一个人才可以拥有永恒命运，而这种永恒命运所对应的义务就是：尊重。如此，义务是和需求相联系的，这也就可以从最低层面理解为什么在疗养院她会拒绝更多的食物，这是她恪守义务的写照，“这样，人类义务表必须与至关重要的人类需求表相对应—一与饥馑相类比。”而当人有了这样的义务观，有了对命运的尊重，那么才会有对于集体的奉献，而这些奉献就能完成对于灵魂意义上需求的满足。西蒙娜·薇依列举了对应于身体和灵魂的不同需求，其中有秩序、服从、责任，有自由、荣誉、惩罚、安全，种种的需求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的，另一类则是集体的，当这些需求都需要满足的时候，其实会出现冲突，一方面是个人的义务可以为他人带来权利，而他人之权利是为了拥有永恒命运，但是在集体中的时候，尤其是“处于危难中的集体”，个人如何奉献，又如何限定自己的需求？
“人们必须尊重一片麦地，不是为了它自己，乃因为这是人类的营养。”这其实已经指明了集体对个人需求进行限定的必要性，而集体之义务只有在个人需求被限定的情况下，才会变成权利。比如在考察秩序这一需求的时候，西蒙娜·薇依就指出，“人们在履行一些义务时，不可破坏其他一些严格的义务。”需求不是一种无限的欲望或幻想，而是有限的存在，在集体的秩序层面，各种不同的需求所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一种平衡，也即是“中道”。而对于服从这一需求，是完全为了集体的运行，“服从是灵魂所必需的营养，任何人，若真的丧失了它，都是病人。”只有个人服从集体，才能避免一种奴役，避免极权；言论自由，在西蒙娜·薇依看来，是“理智活动的绝对需求”，但是一旦是个人无理智的需求，言论自由就会使灵魂得病，另一方面，作为集体的国家和政党用犯罪的方式打击言论自由，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公共安全，就会走向极权。
个人义务是集体运转的保证，而集体之义务所表现的责任、平等、等级制度、安全、惩罚、荣誉、集体财产，也都是为了个人权利的实现，从而达到平衡，所以西蒙娜·薇依又对集体的需求作出了限定，在责任上，她认为，“整个集体，就其种类而言，若不能为其成员提供这些满足，便是有缺陷的，需要改革。”在平等方面，她认为1789年的大革命虽然以平等为目标，但实质上是一一种不平等取代林一种不平等，真正的平等在于“给予所有的人以等量的尊重和敬意”；这种平等似乎是在取消“程度之别”，但西蒙娜·薇依又认为等级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真正的等级制度的前提是，位居上方者须意识到这象征的作用，并知道它才是其臣民之忠诚的惟一合法对象。”也就是说，在等级制度作用下，每个人“合乎道德地暗喻其所占据的位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才会有被敬重的荣誉，才会有“抹去了犯罪耻辱”的惩罚，才会有“灵魂不在惧怕或恐怖的重负之下”的安全，才会有私有财产占有的可能，也才会保护民众免于对真理的损害，使人真正热爱真理。
 |
|
西蒙娜·薇依：世界秩序就是对上帝的服从 |
种种的灵魂需求，种种的义务，似乎是西蒙娜·薇依构筑的理想状态，而其实在现实意义上却陷入在“拔根状态”中。拔根是因为没有扎根，“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所以，当根处于义务的分离状态的时候，就是一种危险，而这种危险就在于集体的一种失责，“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西蒙娜·薇依概括地指出，目前的拔根状态最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征服，“征服总是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金钱和经济的支配力量强化了外来的异在影响，从而激起了拔根状态的疾病。西蒙娜·薇依又从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这两个群体分析拔根的存在原因。在工人中，由于薪酬制度的推行，工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收入，从而弱化了在集体中的义务观念和责任意识，另外，他们因为远离了自己的故土而强行安排这工厂里，是一种被放逐和重新接纳的过程，在道德上也出于拔根状态，所以没有家园感，没有对集体组织的归宿感。而在农村，由于乡间的人口流失造成的失业危机，使得农民们也失去了依赖感，失去了劳作的动力，于此处在拔根状态中。
从工人和农民的现状出发，西蒙娜·薇依也分析了民族的拔根状态。在她看来，民族是“由集体对个人的最高使命所构成”，所以它是现存于现实世界中的唯一集体，它不是冷酷的国家，却是充满了归宿意识的“祖国”，“我们的民族诚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人的民族，考虑到他人对它的爱，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独一无二的民族-祖国体系里，就需要个体的忠诚，就需要独一无二的义务，而当一个国家陷于征服的欲望，陷于党派斗争，陷于无限的需求，就会出现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的拔根状态，所以要让民族-国家重新回到扎根状态，就必须发挥集体的作用，保证需求的满足，回到灵魂的需求上，西蒙娜·薇依认为：“所有打算成为统治者的人，都必须公开承认某些与民众的基本愿望——这些愿望镌刻在灵魂深处——相符合的义务；民众必须在其言语和能力中对此有信心，并且获得表现这一点的手段；民众必须知道，一旦接受了他们，就该服从他们。”
工人、农民和民族身上存在的拔根状态，都是危险的，她认为，真正的拔根的表现有两个，一个是灵魂落入了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另一个则是“总是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力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拔根的活动中”，所以在构建一种可以扎根的社会，就需要从这两个表现上下手。人投身于尚未拔根或已经拔根的活动中，其实需要的是组织的力量，其中有教育，有激励，有示范，有表达，“集体行动非但不会压制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隐秘源泉，相反，因其本性，它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不管其追寻的目标是多么高尚一却是唤起、激励、并使人相信这些源泉。”在她看来，目前的现实是最好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戴高乐将军不是普通的领导，而是一个象征，“这是法兰西对她自己之忠诚的象征，在某个时刻这象征几乎只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尤其是人性中一切反抗对暴力的奴性崇拜者的象征。”
不是将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领导，一个统治者，而称其为忠诚的象征，是反抗暴力和奴性的象征，这本身或许是一种偶像崇拜，而这一份报告正式为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兰西内务部拟就的。西蒙娜·薇依将之上升为一种象征，就是为民族法兰西的得救和强盛找到了一种寄托，也是让英雄主义注入国家运动的一种期望。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真正重要的是针对第一个拔根的表现，也就是灵魂的惰性状态，要去除这个病灶，就必须找到“比行动更高的实在性”，就必须重新唤醒被埋没的“非凡才具”，就需要发掘政治和军事使命之外的“灵性使命”，而这一切在西蒙娜·薇依看来，就是一种“永恒真理”。
她考察了走向永恒真理的四个障碍：“我们对伟大强盛的虚假概念；正义感的贬损；我们对金钱的偶像崇拜；以及在我们身上宗教激励的缺席。”这四个障碍使得与真正有价值的文明形式所隔绝，而真正的危险在于远离了善，远离基督教的真理，作为一个基督徒，西蒙娜·薇依就是要回归这种传统，“只有对完美的欲望，才有力量在灵魂中摧毁那使它受到玷污的恶。”所以在她看来，要去除虚假伟大的强盛概念，就必须在纯粹法兰西内容之外，吸收罗马艺术、格列高利平咏、宗教礼仪诗，以及黄金时代的希腊艺术、诗歌和散文，尤其是基督教精神，可以使人走向完美；正义感的缺损是因为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更注重于实用主义，最后远离了宗教，“宗教如今只是星期天上午的事务。一周的其他时间由科学精神所主宰。”而科学也带来了对于金钱的偶像崇拜，侵袭并玷污了信仰观本身，“我们实在吃尽了偶像崇拜之疾病的苦头；它是如此之深，竟然去除了基督徒为真理作见证的机能。”而宗教激励的缺席则更进一步远离了真理，“相信多个且相互独立的善，如真、美、德，就构成了多神教的罪”。
四个障碍，都可以归结为对真理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正如艾略特指出的，其实是西蒙娜·薇依本性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她本性上是孤寂的，是位个人主义者，对她所说的集体——现代极权主义所创造的怪兽——怀有深深的恐惧。”即使她把戴高乐看成是反抗极权和奴役的象征，把集体意义上的民族和祖国看成是拯救法兰西的依靠，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个体意义上的皈依和服从。在她看来，真理的意义是一种正义，是一种秩序，是一种服从，是一种爱，是一种灵性，是真正灵魂的需求，“真理是实在的一道光芒。爱的对象并非真理，而是实在。渴望真理，就是渴望与实在有一种直接的接触。渴望与某一实在的一种直接接触，那就是爱。我们之渴望真理，只是为了在真理中爱。我们渴望我们所爱者的真理。与其说是对真理的爱，还不如说爱之中的一种真理精神。”所以最后西蒙娜·薇依又回到了她最初设定的灵魂需求框架之中，而一切的人类活动，在她看来都是一种具有“灵性核心”的活动，就是服从最完满的境界，就是体现一种“圣灵”精神。所以扎根就是进入永恒状态，即使在满足饥馑的欲求之外达到死亡，在西蒙娜·薇依看来，也是独一无二的选择，也是对于神意召唤的响应：
神意并非世界秩序中的一种麻烦、一种例外。它是世界秩序本身。不如说它是这一宇宙的规整原则。这就是永恒智慧，它独一无二、在某一关系的最高网络中延伸至全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