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是一位深邃冷静的批判者，他运用拟像、仿真、诱惑等概念，揭示了现实消失后的虚拟、冷漠和空无，而他自己则运用这种冷漠和空无，在后现代世纪中寻找真实，这是他所独有的乐观主义。作为农民之子，他继承了慵懒和反抗的习性。他没有走上一条十分传统的学术道路，亦在学院中拒绝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和立场，“二十岁时是啪嗒学家，四十岁时是乌托邦主义者，五十岁时跨界，六十岁时成为病毒的与转义的。这就是我的整个故事。”在访谈者和听众面前，鲍德里亚成了一位优秀的演说家，饱含热情与哲思地分享自己关于理论、现实、人生的看法。本书首次收录了涵盖他整个职业生涯的25篇访谈，时间横跨了从1968年到2008年这40年。这些访谈的主题广泛，既涉及《消费社会》《致命策略》《论诱惑》《拟像与仿真》等主要作品，也涉及他的学术生涯、美国之旅、摄影实践等丰富人生经历，更涉及他对恐怖主义等当代话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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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90511·1571 |
| 作者：【法】让·鲍德里亚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65.00元当当32.20元 | |
| ISBN：9787208155121 | |
| 页数：260页 |
物品便是我们用来悼亡自我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扮演了我们自己的死亡，但因为我们拥有了它，这个死亡便（以符号运作的方式）被超越了。
——《第五章 边缘体系：收藏》
打开，翻阅，摘录，在进入让·鲍德里亚的《物体系》的过程中，我一定是无意将它当成是一个单纯的物，在用左手打开右手按压双眼注目的过程中，是在听鲍德里亚讲话，在未形成某种可以独立思考的思想之前，它一定是以知识的方式进入我的世界。所以这种参与的过程是会省略其作为单独物品的属性，但是当完成阅读，当左手右手和双眼从书中移开，当被陈列在横竖排列的复数书目中，它到底是什么？——甚至当它最后被盖上“九品书库”的图章，永久性地存放在书柜里而成为某一藏品，是不是真的进入到了鲍德里亚所说的“边缘体系”中？是不是在拥有它的过程中超越了死亡？是不是在“缺乏”的呈现中变成了悼亡自我的手段？
存在拥有，是一种生的过程，尤其是作为收藏品的存在，在一种“激情的游戏”中成为鲍德里亚所说的“一条只剩下忠诚美德的狗”，但是，当一个物品成为了收藏品，在这个所谓的“边缘体系”中，它实际上在呈现独特历史性的时候，这种属于物品的独特性其实已经变成了“死后余生证”，在每一次抚摸，每一次被带入现在的过程里，已经超越了“真实的存在”，而成为操控的符号。鲍德里亚将收藏行为归于边缘体系，是因为物品在人面前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对象，已经被剥夺了功能，它只是“为人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完全只拥有“主观上的身份”，所以它是收藏品。在这里，物品的品质开始颂扬我，而且“温顺一致地朝向我集中”，也就是说，这种存有只是让人去看它，而不是反过来被看，人在收藏这个系列中成为最终项，在人决定存有意义的时候，收藏中所谓的时间已经脱离了物所具有的真实性，脱离了个别的历史性，它融合于一个系统反复的维度里，所以收藏品成为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作用机制消隐之时，成为“安慰中的安慰”，它在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中构建了一种日常神话逻辑。
人在作为“安慰的安慰”的收藏品中所找到的是死后的证明，它被循环，被控制，被体验，“无可逆转的事件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外”，所以它的存有不是真实的存在。而获得了“安慰的安慰”的人，也在这种不真实的存在中消除了物品固有的存有意义，在悼亡自我的意义上扮演了自己的死亡——但收藏品又像是一种拯救，在人拥有中超越了死亡。这像是人的自欺行为，鲍德里亚很残酷地说：“呈现在其中的，很少是存在，而是缺乏。”如果把这种缺乏上升到物的主观论述中，进入到非功能性系统里，考察作为边缘物的古物，鲍德里亚认为，古物表达了人的一种意愿，那就是见证、回忆、怀旧和逃避，它是非复制性的物品，所以其中呈现的独一无二的、巴洛克的、民俗的、异国情调的特色，都是在物的功能性之外的属性，也就是说，古物的历史性取代了日常使用物品的功能性，它的一个特定的功能便是：代表时间。
古物或者收藏品中的时间到底是如何呈现的？鲍德里亚认为，它的存在去除了物“气氛”中的时间，它是终结性的存有，是完美的存有，是在演出一出起源于神话的剧目：一方面，它是人们对起源的怀念，在古物里看见历史的遗迹，甚至带有想象性的空间构建一种历史，所以这是来自“出生”的母性符号；另一方面，当人们拥有古物的时候，是一种对真确性的执迷：它在我手上，它是我的收藏品，它只属于我，在一种传承的系统中，它具有某种续传性的父性意义——出生具有的母性，传承带有的父性，这便是古物构建的缘起神话的剧目，所以在这个神话里，古物具有了双面性：
它既不真、亦不假，而是“完美”——它既非内在、亦非外在，而是“不在”(alibi)——它既非共时性（synchronique），亦非历时性(diachronique)，而是时代错乱(anachronique)——它与它的拥有者间的关系，既非一个“存在”(etre)动词和它的表语(attribut)间的关系，亦非“拥有”(avoir)动词和它的受词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主要是一个来自“内在受词”(objet inteme)的文法范畴，它和动词的意义实质之间几乎是同语反复（tautologique）的关系。
古物逃逸了时间之劫，所以它是美的，这既是古物在美学层面的价值，也是其在历史层面的意义，美学和历史构成了古物在文化层面的意义，但是当它出现在现时，当成为人主宰的符号，其实是人类对于起源的焦虑和好奇，在这个意义上，人通过古物来“驯服”文化，和人通过技术产品、家庭器物来驯服自然，都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所以在收藏品的考察中，在自我悼亡意义上，作为符号的收藏品对于人建立的这个非攻能性系统中，呈现在其中的就是一种缺乏，“它们正在成为安慰中的安慰，正在成为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的日常神话逻辑。”
古物作为边缘物，收藏品作为边缘系统的主体，在非功能性系统里表达了人的缺乏，成为“安慰中的安慰”，那么在物的功能性系统里，物具有怎样一种逻辑？鲍德里亚对于物品的功能性系统考察，其实着眼于时代变迁之后室内结构的变异。他认为，传统的室内结构虽然每一个家具、每一个房间，都是一种客观布置，都是“温暖的家”的特殊空间存在，但是在人作为主体的空间里，物的存在只是一种“临在感”，也就是说，它们生活其中是受到“它们所要表达的道德向度的紧紧束缚”——典型的布尔乔亚世内陈设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父权体制，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家具，是配合家庭的细胞，它的背后是一个人，“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整合。”
但是现代家庭和社会结构，却不再体现物的临在感，不再被道德向度所束缚，它突出了物的功能性特点：比如根本取消了窗户，使得自由介入的光线，成为事物存在的普遍功能；比如以数处隐蔽式光源塑造均匀照明；比如镜子在室内空间中消失了，大挂钟或座钟也消失了。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他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由，但是当束缚的道德禁忌被松开，在功能化过程中，这并非是真正的解放，而只是摆脱，只是解放了物的功能，而不是物自身——只有在空间上实现真正的自由，才是物本身彻底的解放。在这个功能化的系统里，呈现的进步其实更具体在物从临在感变成了一种关系，物与人不再是呼应，而是互相通达，它的客观存在不是基于陈设，而是基于气氛。
陈设是功能的演算，而气氛则是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演算，它们都变成了彼此相关的整体，变成了总体相连的函数，从而开始了系统性的重组，而具有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去中心化的空间带来了物在系统里的结构转变。鲍德里亚将这种转变成为“暧昧”，他用玻璃来解读这种暧昧，玻璃被安装在那里，它体现了亲近感，但是又是遥远的，它是亲密性的符号，却又在拒绝亲密性，它具有传播的意义，却又是非传播的。而人在整个家居天地中，也像玻璃一样，在亲密感和距离感的交替暧昧中，此时人变成了系统里的关系人和气氛人，所以这种体系的最显著一个特点，便是在组织性论述和关系性论述中，在关系人和气氛人的身份组合中成为“功能人”。
人成为功能人，物在气氛中具有了文化性，但是这种文化层面的建构在鲍德里亚看来，却是一种新的道德束缚，甚至文化扮演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安慰角色，“将功能、权力世界带来的紧张，升华到一个在真实世界的物质性及冲突之外，可在形式上辨识存在的世界。”一个例子便是传统以劳力为主的手势变成一种以操控为主的功能化手势，手势是人做出的手势，是一种功能的运用，但是人其实是被物带着走：过去的洗衣方式是在捣衣杵或水桶的操作场域里发生的，而现在的洗衣机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参与，以功能化的方式进入到关系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为中心的参考点其实已经被摆脱了，所以当物品开始越来越分化，手势则越来越不分化，“这便像是故事中的魔术师，面对他所制造的完美机器，只有把自己解体，把自己机械化。”所以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功能化，并不是人真正的功能化，而是物在功能性上具有了形式意义：打火机不是因为它的功能比别的打火机好，而是因为它“吻合手掌的形状”——“形式便是如此地由实用功能和人的手势中解放出来，成为彼此相关，并且也和它们所‘节奏’的空间相关。”
所以功能化并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个体制，一个系统，“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这是物的属性的一种转变，无论是功能性系统还是非功能性系统，无论是对物的客观陈述还是主观陈述，其实鲍德里亚都只是在物的形式意义上进行考察，而物在形式意义之外，整个系统也呈现了它的引申意义，而这便是物的意识形态意涵。物的引申意义是什么？其实在导论中，鲍德里亚就开门见山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物超越功能性之上的层次是科技层次，“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在他看来，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而其他的实用的、心理的、社会层面的变化是非本质的，这样一种考察的出发点，无疑使得物被纳入了一种抽象层次中，它是以技术元为支撑构建的物，类似于语言中的音素，而这无疑有别于真正的物，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成为一种消费品，它必然会在整个体系中，“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从而具有了实践意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所以鲍德里亚从来不是为了在科技层次取得物的意义，而是在人文和意识形态中构建一种意义和反意义的体系，就像语言结构一样，物品需要被“说出”——“要问的不是物的体系的抽象一致性，而是它被实际体验到的矛盾，究竟位于何处？”
从形式意义到引申意义，从科技层面到意识形态批评，“物体系”的意义何在？反意义何在？不一致性的矛盾具有怎样的可能性？从技术层面的引申意义出发，鲍德里亚认为“自动化主义”是最具体的体现：手柄启动的汽车被不用手柄的汽车取代，看起来就是一种技术实现的结果，它带给人的是便利和自由，是手势的解放。但是，人的自动化意念，本身就可能遮蔽事实上的结构失调，在鲍德里亚看来，如果一个物品进入自动化程序，它便达到了极致，也便具有了排他性，它只为单一的功能服务，所以自动化是一种功能上的封闭性，而人在其中，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看者，他投射到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也不再具有个体性、人格意念、自主性，“这种在技术的纯形式完满中使得世界成为其仆从的梦想，其服务的对象其实是一个有惰性而又好梦想的人性。”所以，自动化主义是技术的误入歧途，甚至带来了技术的灾难：“追索着由技术本身生出的功能神话，我们会发现某种宿命性，在此原来为了主宰世界的技术，结晶为一个反向的且具威胁性的目的性。”
所以在自动化主义的引申意义中，物的体系变成了“充满了脆弱、朝生暮死、越来越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充满了满足和失望”的系统，但是这并不是物体系意识形态批判的终点，鲍德里亚更深一步指出，自动化主义是从物品的特殊功能中提炼出一种“绝对意涵”的引申意义，所以自动化变成了一种技术模范而被倡导，在接受中它又衍生出物的系列，所以意识形态的真正批判在于“模范与系列”这个物体系的内在矛盾。本身模范/系列在对立中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特点：模范象征着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是他们制定规则，所以有了系列的产生，而系列的最终目的也是成为模范，这种循环不间断的动态便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将系列带向模范，并使得模范持续地扩散于系列之中”。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系列的目的是模范，也就是说系列只是一种初始，它的终点是模范，在这个轨迹里，最后系列不存在，模范也不存在，“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模范，也就不再有模范。”而模范所谓的个性化意义也不存在，“选择这一辆车，而不选择另一辆，您或许把它个性化了，但作出选择这个事实本身，却使您进入了整体的经济体制之中。”
所以从这一层面考察，鲍德里亚认为，模范只是一个理念的时候，个性化才有可能进行，但是，在模范理念指导之下，系列产品所遇到的是结构的失调和价值的减消，最终是阶级差异和特权导致人格的缺失，也正因为此，在消费社会里，我们在物品前越来越不平等，而把模范当成是系列可以追上的理想目标，也变成了一种骗局，“这样的社会，把自己投入技术进步之中，完成了所有可能的革命，但那只是在它自己之中的革命。它的生产力增加了，却不会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变。”模范和系列还有一种形式，便是信用贷款为主的差异化和选择的物体系，在这里，先行消费改变了继承和地租式的父权家庭经济模式，它促进了现代消费，摆脱了财产限制，是一种消费行为的模范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的目的被改变，它不再是被人拥有和使用，而是为了被人生产和购买，“通过它和它的策略，物品扮演了劳务、满足、花费的加速器和倍增器的角色——由此，它们变成了一种蹦床，正是它们的惯性充当了一种离心力，它赋予日常生活以节奏——它的向前逃逸、不稳定及不平衡的倾向。”
好不夸张地说，信用贷款已经不再属于私人物品，连人也成为这个生产体制中的共谋者，消解了自我意识，成为一种被消费的对象。同样的，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广告，既是一种针对物品的论述，本身又是一种物，它的目的不是指导消费，而是被消费——广告在意识形态中，是一种“群众煽动术”，它把现实分裂为真实和形象两种作用元，在这样的系统里，竞争不再是一种生产领域里的自由，而成为一种消费行为中的可怜选择：“竞争在所有的层次上变本加厉，开启了一种朝不保夕的大量自由选择的可能，这便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后自由：偶然地去选择一些可以使您和他人之间能够有区别的物品。”所以从生产端迁移到消费端，在分级的实践中，在社会身份的标位中，物品和广告构成的符码完全取消了生产性意义，“这个符码给我们一种虚假的透明形象、一种社会关系虚假的可读性，而在它们背后，真正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仍令人无法辨读。”
所以现代的物体系无可逃避地进入到了消费系统中，无论是功能性系统还是非功能性系统，无论是形式意义还是引申意义，物体系都是一种关系的结构，而这种关系正是消费，所以鲍德里亚将所有这一切的论述都归结于如何对消费进行定义，他认为，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仅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关系体系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所以被消费的物品也不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毋宁说，在关系里，消费就是自我消费，物品变成了符号，它不满足计划，它制造系列，它走向自动化，“生命计划本身，被切成片片段段、不被满足、[只]被指涉，便在接连而来的物品中，一再重新开始又再消解。”一句话，在自甘消解的物体系里，只要消费物和生命一样不被满足，只要关系是循环而不灭的，那么，“消费永远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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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90418·1558 |
| 作者：【法】让·鲍德里亚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32.00元当当14.70元 | |
| ISBN：9787305133039 | |
| 页数：203页 |
我们拥有的不是浪费而是“消费”，是永远的被迫消费。
——《第二章 消费理论》
封面上是铺陈着的二维码，黑白如像素世界的一部分，它倾向于一种图像识别的扫描冲动：一本《消费社会》放在堆积之物的最上层，作为一种阅读的先后次序被陈列着——如果从高处拿下来，可能有两种行为：像对待出现在任何屏幕上的二维码一样，进行扫描然后等待下一个界面的跳出；或者掠过另一扫描工具的使用，直接从触摸底部开始，然后依次打开封面、扉页，进入到一个阅读的世界。扫描和阅读，是对于一本书的两种态度，而这两种态度似乎也本质地区别了物和书。
一种对于商品的扫描行为和另一种称作阅读的行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瞬间做出的判断，他们之间的界限有时候甚至是模糊的，但是，正是这两种区别了物和书的行为，界定了商品的消费和“个性化”需求之间的不同——即使这一本书是每月18日计划之中的购买物，即使在打开之前保持了所有商品的固有特征，即使在阅读之中参考了他人的见解，但是它还是脱离了集体的某种命令，不再是“强加”的范例，当然在某种自我意义的阅读中，也从来是财富物质性的“标准组件”所具有的幻影意义。
但是，在个性化和阅读之外，它一定在之前成为了消费的物，而按照让·鲍德里亚的说法，这些消费的物，一方面是证明了物的丰富性，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财富产生了欲望，而要摧毁其效用性，也就是说，“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财富。”这个消费逻辑是不是一种悖论？当鲍德里亚对商品的浪费界定为一种消费，而且变成了“永远的被动消费”，实际上是运用心理学的“动因”学说，“本能诱导”变成了“客体诱导”，人这一消费的主体在物质的丰富性和摧毁效用性的冲动之间，已经被某种东西所裹挟，甚至他不再是主体，而变成了消费世界的“客体”，连同无意识的消费行为，一起在集体命令的服从和满足中，变成了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这便是“受到物的包围”的现实，鲍德里亚指出，今天的时代，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了一种惊人的消费丰盛现象，这是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富裕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活在物的世界里，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是我们自己，而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物包围了我们，物具有了持续性，而人类却变成了一种官能性的人。根本变化无可遏制地发生了，而在其中起着作用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价值交换规律。
被包围的人，在物的面前丧失了某种主体性，当然，所谓的个体化需求也慢慢蜕化成一种集体的隐喻，于是便有了“物的形式礼拜仪式”，它以节日的形象出现，在丰富性意义上，它形成了一个整套：无论是服装、器械还是化妆品，都变成了一种尚品系列，当它们以充满逻辑的方式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消费者反而被惰性制约。杂货店成为了一场独唱会，超级购物中心成为了“先贤祠”，“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冲突以及所有以同样抽象方式废除了的季节都汇集于此。”节日的礼拜仪式具有的是一种神圣性，它成为了期待幸福降临前的一种模型，“反映了潜在的极大、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终受到圣迹显示者背后的狂喜。”
神圣性的背后却是日常性，而在商品的包围中，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所具有的真正益处不再是满足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对于“奇迹”的体验，“因为即使丰盛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它仍旧作为日常的奇迹来体验，因为它不是表现为生产出来的、抢夺而来的、征服而来的、经过历史的和社会的努力而得来的东西，而是表现为在有益的神话恳求下所赠予的东西。”我们看上去是消费的合法继承人，但其实是制造了商品的幻影——“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这种眩晕远离了现实，远离了真相，取而代之的则是符号构建的编码世界：它包围了变化中的人，它让消费者在“奇迹”中体验丰富性，它否定了真相和真正的日常生活，它甚至取消了消费行为具有的“参与世界”的在场证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现代社会最不寻常的集体性欺骗，是‘数字’上面的‘神术般的’操作。实际上，它掩盖了一种集体迷恋的巫术。”
神圣性当然是一种幻影，似乎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事实本身，都需要积极面对，所以这种幻影中的商品丰富性最后要走的一条路就是：消费，它是必然的浪费、侵吞和花费，“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时，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浪费式的消费变成了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间接赋税的、通常无意识的强制性的指称，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的参与。”这样一种消费逻辑的悖论，在鲍德里亚看来，也适用于社会权力体系。商品的丰富性对应着社会的幸福期盼，而浪费式消费的“被迫消费”行为在一种从众心理中变成了对于平等的追求，所以幸福成为了平等的神话媒介，变成了“可测之物”，它是和物、符号有关能够测出来的福利。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资产阶级有了“福利革命”，它主张的人人平等是一种神话，在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便在民主原则下将平等转变成了在物意义上的社会成就和幸福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上的平等，而这种所谓的平等，恰恰是特权社会自我维系的必要条件。
所以，在社会结构层面的“消费”并没有完成平等神话的构建，而成为了一种等级机构，“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它促成了消费的意识形态：物在数目、丰富、多余和形式的浪费中，在时尚游戏以及超越其纯粹功能上，模仿了社会的真正本质——地位，只有通过物才能得到拯救，所以和电视机、洗澡间、汽车等组成了财富的“标准组件”一样，人们也在这种消费的意识形态中构建了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幻影，“我买它去是因为我需要它”，但是，当消费变成了被消费，这种被替换的颠倒症状使得对物的占用变成了“无目的”：“表面上以物品和享受为轴心和导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指向的是其他完全不同的目标：即对欲望进行曲折隐喻式表达的目标、通过区别符号来生产价值社会编码的目标。”
人们进入了一个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这里，消费者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在意识形态的精心维护下，在平等的幻觉中，人其实被塑造成了一个“人类物种”，鲍德里亚不无忧虑地说：“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人们进入游戏规则。”个性化自恋被“真正成为您自己”的神话所取代，一个人变成了必须服从集体命令，必须和“强加”的范例相吻合的存在。这是社会权力体系对“消费”行为的仪式化处理，而在更为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它以“大众文化”的消费行为构筑了另一个编码世界。
在社会中，每一个不想被淘汰、被疏远、被取消资格的人，他总是希望能在就业市场上成为“可利用的材料”，期待“重见天日”的一天，这种需求便产生了“进修”的欲望，而在法语里，进修一词其实也有“再循环”的意义，而“再循环”本身具有的便是物的特征。从个体的社会需求到文化呈现，鲍德里亚认为，循环而具有意义，就需要通过传媒系统得以体现，“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一种与裙子长度及电视节目长度的组合调整相同的组合调整。”而这正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它取消了生产性的文化和知识，而代之以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它变成了一种物品，甚至在媚俗的意义上成为了摆设，只有摆设才会再循环，才具有仪式感，才会在消费中呈现无用性，而所有这一切取消了实用意义，取消了象征性，在游戏中变成非经济的、非象征的物，取消了艺术具有的传统崇高地位。没有灵魂，于是在大众文化的流行里，一切变得平庸——这才是当代物的“真相”：“再也不在于它的用途，而在于指涉，它再也不被当做工具而被当做符号来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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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消费是永远的神话 |
大众传媒激发了对于奇迹的期待，强加到集体命令中，消费着再循环的信息，这边也是商品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的属性：全套性，它以系列的方式取消了个体化、独特性的艺术。延伸开来，身体也成为一种消费的全套装备，在一个消费世界里，身体被出售，美丽被出售，色情被出售——身体必须“被解放、获得自由”以便它能够因为生产性的而被合理地开发，所以它就是一个物品，只有在效益经济程式中，被解构的身体、被解构的性欲才能成为最珍贵的交换材料。和身体一样，时间也被消费，“时间就是拿金钱”打印在雷明顿打字机上，却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它烙在工业的门楣之上，烙在被日常性事务奴役的时间之中，烙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间预算’的概念里。”
无论是大众文化、身体和时间，在现代社会里，它们成为消费物品显示了这个社会的丰富性，包括微笑、服务、广告赠品、疗养社会，都让当代消费者“沐浴在关切的阳光中”，它赋予了社会消费的完整意义，也凸显了被消费的总体逻辑，所以鲍德里亚认为，这一种社会消费结构暴露的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脆弱性，人们只有在幻影中，在关切里，在丰盛中，在服务里，才能维系自我存在的仪式意义，才能拥有自由、幸福和平等的感觉，而实际上，这正是消费社会具有的可怕悖论，“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
针对这种可怕悖论，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拯救，而是享乐主义，甚至是一种逆退，“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这种制造符号和被符号制造的过程也就是异化，无法超越的异化“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并非悲观的鲍德里亚其实希望在这种无法超越的异化世界里看见另一个自己，引用《布拉格的大学生》这部无声电影，当大学生要杀死自己的影像的时候，他杀死的却是自己本人，但是在呻吟中，他抓住了一片散落在地的碎镜片，正是从镜片里他看到了自己，“他的身体离他而去了，但就在临死前，他以这具躯体为代价找回了自己正常的人像。”
破碎的镜子就像被杀的身体一样，是自我异化的一种结果，但是就是在异化世界里，镜子制造了另一个镜像，它反而成为了返回自身的一种际遇，“证明了世界与我们之间的一种真实的相互性。”所以异化作为商品世界的总体特征，是离开了自我的身体，是“魔鬼协议”的一部分，但是在报复性行为的作用下，破碎镜子提供了最后影像却也终结了这个魔鬼协议，就像在消费社会里，消费这一客观现实背后却也隐藏着一种消费的思想，它超越日常话语，超越所谓的知识界，在自省中可能成为照见和现实具有真实性意义的那个影像，所以消费社会凸显的是人际关系的空虚，是物化生产力的吞噬，是无法超越的异化，但是在呻吟中，在破碎里，“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