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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12·0077 |
| 作者：（法）阿拉贡 |
|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
| 版本：1987年3月第一版 |
| 定价：2.15元 |
| 页数：415页 |
达达运动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的个人生活历经坎坷，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的抗争，《巴塞尔的钟声》中仍是这个表达主题：妇女问题，警察内幕和工人运动，是对整个法国社会至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写照。与他的超现实主义 歌相比，他的小说更有力量与才华。
《巴塞尔的钟声》：她摆脱寄生和卖淫的生活
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我们之所以奋起反对屠杀，这并能是因为我们自私懦，不能为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理想付出最大的牺牲。我们经受过资本主义苦难生活的磨练，经过这种磨练，我们都成了女战士……
——尾声 克拉拉
巴塞尔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这是危险的钟声，这是战争的钟声，这也是革命的钟声。在大教堂外的有群众，有叛徒，也有革命者，而当克拉拉·蔡特金的声音像钟声一样传播开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取代饶勒斯演讲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她更是一个女战士——“她是属于未来的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今天的女性。”反抗屠杀，投入战斗，甚至“能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并转化为一种行动，向着资本主义苦难生活表明了最后的态度。
但是一九一二年绝非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未来的起点，“新的浪漫曲从此开始。骑士小说已告结束。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阿拉贡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这样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是那个骑士小说的时代呢，那个有着男女尊卑等级的爱情呢？那个有着龌龊故事的时代呢？它们并不会立即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消失，当然也绝非随着蔡特金的那句宣言而埋没，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阿拉贡只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指出了巴黎女性的方向，只是用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取代另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有时候敲响的战争的号角，有时候敲响的徒劳的祈求，那一句“我向生者呼吁，我为死者哭泣，我要消灭灾祸！”有时候反倒成了一场新酝酿战争的前奏，当饶勒斯说出“……大钟的响声总是向人的的良心发出呼吁……”的时候，那种对于良心的召唤实际上成为人类另一种不幸，声音像子弹一样在呼啸，“生者……在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以此自诩呢？如今一切都已岌岌可危，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生者变成死者。”
是的，曾经有那么多生者，变成了死者，有那么多的呼吁变成了哭泣，当一九一二年成为未来的起点，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成为女战士，它们仍然是妻子，仍然是母亲，仍然在男尊女卑的爱情玷污下生活，仍然被金钱统治，仍然经受苦难生活的磨练，甚至，有时候甘愿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倒回去，如果从蔡特金理想主义的女性角色出发，在更大的天地里，在更久的时代里，她们依然是未醒的生者，依然是哭泣的死者。而阿拉贡为其他的女性贴上了两个名字的标签：迪安娜和卡特琳，或者在和蔡特金组成的女性三部曲中，她们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只有在女战士的宣言中，她们才可能被重新再造。
对于阿拉贡来说，“再造”绝非是简单抹去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固有的女性属性，当然，也不是一种终止生活的放弃。在女性三部曲里，阿拉贡试图用一种生活的还原来终结旧时代，用自我的指向表明无产者的革命方向，所以在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阿拉贡提供了巴黎社会的背景，而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看见她们的软弱、无知、迷惘和蜕变。在迪安娜身上，交易的符号贯穿着她的婚姻生活，十九岁离婚，对于她来说，是一笔丰厚的年金，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写在迪安娜身上的标签，而在此后几乎和所有男人有关的故事里，她都加深了这个标签。“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似乎成为迪安娜生活的一个写照，对于她来说，睡觉似乎是展示生活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睡觉生活里，她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男人必须拥有财富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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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阿拉贡：听到了1912年巴塞尔的钟声 |
在和已经离婚的罗马内订婚之后，她又和制糖大亨吉尔松-凯内尔认识，而认识之后，也成为他的未婚妻，而对于罗马内，她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理解象我这样年龄的女人到底需要什么。除此之外，他对家庭没有感情。”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只是那种“适合登在画报头几页的理想人物”，而面对有妻室的吉尔松—凯内尔，她展示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自己对于金钱的依赖。而这种所谓的爱情也从来没有持久性，在一次谈生意的晚宴上，迪安娜又结识了乔治·布律内尔，而在三个月没有露面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在爱尔兰举行了婚礼。
“布律内尔一家人搬到奥菲蒙路，迪安娜的梳洗用具都是金质的，所以放在大厅里。有人猜想迪安娜在的的盥洗室里大概用瓷盆洗浴。”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而布律内尔绝非是简单的工业大亨，他利用自己家里的赌博场所揭结识了一大批要人，其中就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布律内尔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进入巴黎的政府部门，从而掌握权力，所以他需要成为议员，然后成为部长。而对于迪安娜来说，这也绝非是一个终点，她有一个对待自己像父亲—般慈爱的道尔士上校，有拥有据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的梅赛德斯牌汽车的维斯纳尔，甚至和大使馆的塞尔维亚秘书勾勾搭搭，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并不是欲望的终结。
在布律内尔家里，当那一声枪响的时候，皮埃尔·德萨布朗成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萨布朗一家和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旧贵族都有联系。他们对这种沉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因为布律内尔家在政界有关系。多硬的关系啊！”而为了圆这个谎言，迪安娜主动出击，把皮埃尔·德萨布朗之死说成是对于自己觊觎而失败的羞辱之死，而完全掩盖了为维斯纳尔、克洛兹和白里安效劳的布律内尔的丑脸，和皮埃尔的哥哥德萨布朗上尉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她甚至以自己的色相诱惑，“罩在内衣外面的短披肩敞开了，仿佛可以看到她的胸脯在跳动。”而皮埃尔的故事完全被虚构成一个对迪安娜非分之想的道德恶作剧，“总之，皮埃尔一再地纠缠，他对我们私下里纯洁无邪的来往已经感到不满足了。”而最后迪安娜似乎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皮埃尔之死的惋惜：“就像你们整个的社会，你们的谎言，你们的陈规旧习一样，都是大大的错误。可怜的皮埃罗！为什么我没有干脆就做了他的情妇呢？”
像兄长一样跟你谈谈，在雅克·德萨布朗面前，迪安娜完全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博得了他的同情，而雅克对于面前的这个女人，用了“圣洁”这个词形容，而同样说出这样评价的是维斯纳尔：“亲爱的，迪安娜是懂事的，迪安娜比你更懂得什么叫生意。”生意，对于布律内尔，对于维斯纳尔来说，就是永恒的主题，而对于迪安娜来说，她获取的是另一种感官和金钱的享受。而对于布律内尔来说，皮埃尔·德萨布朗案件只是成为他向上的一个砝码：“巴黎各界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迪安娜是受害者，乔治是与事件无关的，皮埃尔·德萨布朗也不再是悲剧的主角。”而作为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其实一直有着一种“寄生虫”哲学来支撑他的人生之路：“我们都是寄生虫。为什么不承认呢？我对这种看法的毫无反感。做一个身上有寄生虫的畜生，比牲口背上的寄生虫又好在哪里呢？”时代造就了社会的分工，造就了生意，造就了贵族，但是在这新的时代里，“寄生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级形式，而未来就是寄生生活的世界，问题在于要不断地创造寄生的新形式！”所以应该为寄生虫的生活干杯，而实际上，在道尔士的安排下，布律内尔渐渐失去了地位和权势，并且成为市井小人的代表，而这一切只为了让迪安娜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当迪安娜的阑尾手术折磨身体之后，布律内尔和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当维斯纳尔问失去了优势的布律内尔“用什么来补偿我”的时候，布律内尔还厚颜无耻地说出了“我的老皮”，而维斯纳尔的回答是：“你的胆量倒不小。首先，你的老婆，我已经占有了；其次，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也没有老婆了。”
维斯纳尔早就占有了迪安娜，“他并不想娶迪安娜。跟她还能再睡几年呢？并且这也会使入变老的。”所以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更是一个牺牲品，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她似乎永远有着变幻和勾引的手段，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爱情，得到真正的幸福，她沉溺在欲望和金钱世界里，成为男人的工具。而在迪安娜的对面，却站着一个处处独立，处处不委身于男人的女人，她就是阿拉贡贴上标签的第二个女人：卡特琳。
“所有的女人都是奴隶。”这是卡特琳反抗的一种信号，对于她来说，男人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压迫，就像沙皇，所以她极力赞扬巴尔干半岛以罢工来反对战争的工人，把向沙皇扔炸弹的农民当成是英雄，而在男女关系上，她也一直认为男人总是以主子的身份来指责女人，来控制女人，所以女人不能结婚不能成为男人的压迫者。尽管母亲周围是一片情欲的光晕，尽管漂亮性感的姐姐的身边总是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男人，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她一直不想踏入到男女之间的纠葛中。十岁是岁男人有火热的好奇心，十四岁时有个激进派向她求婚，但是对生育有模模糊糊恐惧感的卡特琳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不能爱雷吉斯。”对于她来说，尼采般的意志力控制着她：“不管是道德方面的或是其它方面的，使她不愿委身于人，而主要是有一种社会的因素的牵制住她：她不愿意做某个男人的妻子，她害怕一旦委身于人，就要由他来主宰。”她想要的是男女的平等，想要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革命：“卡特琳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革命，终于也有妇女参加了。将来头几项革命措施就是废除婚姻，堕胎合法化，给妇女以选举权。是的，甚至包括选举权，尽管那时也许不再选举了。”
但是不管是戎根，还是德委兹，不管是蒂埃博还是利贝尔塔，在他面前的男人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行动，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似乎都难以逃脱她心中那种固有的男女关系，“不，我亲爱的，我不能做你的妻子，因为你脸上的肌肉抽动。”她对德韦兹这样说，而当她和蒂埃博在一起，说着不信上帝的想法，说着自己的生活，甚至可以和他睡觉，但是在身体的欲望之下，卡特琳对于女性革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一九〇五年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让卡特琳感受到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巴黎的现实，依然让她无法看到憧憬已久的前景：“偷情寻欢的事有过三、四起，但这种私情后来全被她抛弃；因为她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享乐都无法掩盖生活、思想，社会奴役的烦恼。”
这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奴役，是自己被警察当成妓女，是怀孕的朱迪斯之死，是爱情中充满的欺骗，“可是，她马上就觉得爱情中充满欺骗。爱情，那等于突然听从一个男人的摆布。可能她也得跟其他的人一样，面临的是奴役，漫长的时日，坐在窗帘后面绣花。”所以在这样的奴役面前，卡特琳是消极的，她宁肯在不珍爱身体的生活里自我沉沦，自我麻醉，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像年过四十的母亲一样生活了。甚至卡特琳在等待一种死亡的降临，在她面前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当保罗和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卡特琳把这种自杀称作是一种有人情味的行为，“说实在的，他们和她是同一样的人。”因为这就是一种自由，“她心目中的自由，无非是能够不劳而获，游手好闲那种可怜的自由，而她却一直被人生这个伟大的字眼儿拖曳着。”所以为了不被那种伟大的字眼儿拖着，卡特琳站在了塞纳河边的米拉波桥上，准备用这样的方式制造生命的“人情味”。
但是汽车司机维克多救下了她。对于卡特琳来说，维克多的出现并非是生命的解救者，更是思想上的救赎者。作为社会党的中坚力量，他批判了拉法格这种人情味的自杀，“请你相信，拉法格的自杀，是他用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工人阶级。”在他看来，有产者才自杀，而对于那些无产者来说，唯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他带着卡特琳到劳工联合会，参加会议，并且高唱《国际歌》，“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劳动，而是要消灭游手好闲。我们希望不要劳动得送了命，但是我们不希望不劳动。”在维克多的革命斗争思想下，依靠着母亲每月从巴库寄来的支票生活的卡特琳，似乎在男女关系上依然寻求一种独立。“你知道，我说的结婚……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生个孩子吧。妇女人人都是如此，也没什么可争辩的。”维克多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于结婚似乎也是按照平等的思想构筑的，但是妻子让内特流产却让这种结婚思想受到了挑战，从那流出来的鲜血中，他仿佛看见了社会的痼疾。“社会就象一台血淋淋的机器，人如同被割断的手指一样，在这台机器上被绞得粉碎。”
这无非是一个譬喻，不管是对于维克多，还是卡特琳，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流血的社会，在不同的男人世界里，卡特琳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属性，“这一个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曾经使她亢奋得喊叫，却没有能使她内心动情。”而当她因俄国籍被驱逐出境两年不得居留的时候，实际上更把她推向了一种不公平，这超越了男女不公平的现实让卡特琳学会了反抗，当与迪安娜已经离婚的布律内尔强暴卡特琳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扬起了愤怒的拳头，当蒂埃博少校要求卡特琳做自己妻子的时候，卡特琳也断然拒绝了将自己释放的少校，最终，她被驱逐到比利时。
但是，没有看到维克多似乎成为她蜕变的一个遗憾，而当一九一二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来到了巴黎。在这个国际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混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这里有想要重新征服巴黎、改名为布鲁内利的布律内尔，有最终在十八个月后把欧洲无产者出卖给军阀的民主党领袖，有呼唤良心发现的饶勒斯，更有不明真相无数的群众，那本巨型的书上写着“放下武器”，实际上是对于革命的一种妥协，那些叛徒，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正在敲响的巴塞尔钟声里制造新的恐怖：“巴塞尔的钟鸣并不表明欢乐，而是自中世纪以来就多次响起的危险和战争的报警声。这声音和公共建筑物上的红色旗帜形成对照。”这警报声和饶勒斯的良心演讲，把革命带向绝望和惊慌，似乎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而德国老妇人蔡特金的出现，完全成为阿拉贡最理想的女性化身，她不像迪安娜一样成为金钱的附属，也不像卡特琳一样，“却只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地看到人类的影子。”而克拉拉·蔡特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完全成为一九一二年这个时代到来的标志，“我把克拉拉·蔡特金当做一个榜样，而且我时刻都会想起她。”
蔡特金被推上了革命的制高点，她的声音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响彻在这个时代的上空，响彻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而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在一种战斗的状态下创造生命的价值，创造时代的浪漫曲：“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