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52年。该书是钱穆的讲稿整理而成，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解，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该书分别就各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钱穆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有得有失，而且也不像“五四”以来所讲的，中国古代完全是“专制”制度，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他强调结合历史背景看制度。他反复强调不可用“阶级”“专制”“黑暗”等词语来笼统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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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1·2180805·1493 |
| 作者：钱穆 著 | |
|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6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29.80元亚马逊14.90元 | |
| ISBN：9787550268586 | |
| 页数：116页 |
今日的社会已在变型中，后果则不可知，是照中国原来的传统呢，还是照资本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已不可知矣！如果照传统的理想，是以学术来领导政治，由政治来控制经济。
——《第五章 汉代之经济情况》
站在变型社会的当口，钱穆提出的是两条路的抉择：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发展路径，二是根据资本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模式，前者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演进，后者则是西方式的转变，在十字路口选择未来方向，到底由什么决定，似乎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当钱穆将两条道路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所谓的 “唯物史观”？
这是1956年的 “钱穆疑问”，当时他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设了 “中国经济史”课程，扼要讲述了之上古至明清时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内中设计农业生产状况、赋税制度、工商业与城市发展、货币制度及社会阶级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分析论证了历代财政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社会、军事、文化乃至法律、宗教等方面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在整体视野中绘制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但是钱穆并不是为讲史而讲史，讲述历史演进的目的是为当下提供一种参考，甚至一个样本，所以演绎这一段历史的最终意义就是为这个变型的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指南：到底该选择何种发展道路？
把中国传统和资本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相并列，其中隐含的逻辑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传统发展路径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并不同，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观也有所区别。钱穆在《绪论》中就说， “向来学历史的人，比较不注意社会和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也不过只是两百年之久而已。”既是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也并非是完整和成熟的，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唯物史观，其实就是经济史观， “他们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来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也就是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钱穆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来分期，那么封建主义就是农业，资本主义是商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工商业，这是一种按照经济形式来对历史进行分期的方法，但是钱穆提出了质疑，首先是， “人类历史的演进，有无共同的轨道，是一个大问题”，民族不同，发展轨迹不同，经济形态也不同，所以他们的历史也就不尽相同，所以如果按照一种模式对所有民族的历史进行分期，难免会变成一种机械论，比如讲到城市的发展时，钱穆认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民主，其实，马克思所见之资本主义只是见其小而未见其大。他批评工厂资本家剥削劳工之现象，今日已改变了。”当当下的现实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还具有生命力？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转变可能也只是一种表象，但是钱穆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点认为，它也并不适合中国历史， “马克思认为社会之进化是由渔猎社会进而耕稼社会，再而工商社会，而将农民搁置不谈。这是一大漏洞，如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
那么，质疑的第二点便是，经济决定社会，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也不适合中国的历史演进？对于这个质疑，钱穆其实自己用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 “唯有中国的历史，才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如何演进。”这是一种特殊性，就像文化一样， “自己各有一套文化，不愿佩服他人的。”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基于中国传统的相异性，钱穆遂抛弃了唯物史观，抛弃了经济史观，甚至对世界历史的演进也需要用另一种研究方法，那就是归纳法， “今日我们来讲世界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要用历史的、科学的归纳法。”
历史的、科学的归纳法，并非是并列的，而是一种整体，即尊重历史发展轨迹进行归纳就是一种科学的归纳，那么什么是历史的、科学的归纳法？归纳是演绎的相反过程，当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就需要化繁为简的整体性思路，就需要用科学的方式归纳。对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考察，钱穆就用了历史的方法。 “我人如要研究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根据历史来研究。”他所说的历史方法就是古文献，因为文献是对历史的一种书写，它本身就含有归纳的意义。对于中国最早的农作物，钱穆认为是 “黍”和 “稷”：用甲骨文写的史料中就记载了黍，而在诗经里， “黍” “稷”两字很多，而古代发明者又被成为 “后稷”—— “何以不称‘后稻’或‘后麦’而称‘后稷’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最古的农作物是稷。”当然，钱穆认为，后稷只是一个传说人物，并不一定可靠，但是甲骨文作为文物，却是可靠的史料。而从文献的历史意义出发，钱穆认为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人们种植黍是因为经济的考虑， “因黍不愈值钱而易种，是商代人的主要农业作物”。
关于古人居于高处山地，关于氏和族之间的区别，钱穆也都是通过 “历史研究”而取得了证据，而从这个结论出发遂归纳出一些观点： “农业民族与商业游牧民族，前者是和平的、长住的、无争的，后者则是战争的、流动的、争夺的。”从而他认为，中国社会就是从氏族社会转为宗法社会，而人们的观念也从家庭观念转而为国家观念。在这个转变中，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也出现了分野，中国式农业社会，注重宗法制度，所以是平平淡淡的，没有惊险；西方社会则是充满了流动性，所以他们产生了悲剧；西方的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制度；西方商业发展，产生了城市，而当时 “每一城事奉一神”，后来便成为了宗教信仰，而中国则是 “每一城有一祖”，所以中国是人本主义者， “中国则是政治代替了宗教”。
从氏族社会到宗法社会，从家庭观念到国家观念，政治代替宗教，中国历史发展，已经在非 “唯物史观”中走向了自己的道路。考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演变，钱穆认为，并不是经济决定社会，而是政治影响经济：在战国时代出现了井田制，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制度，不如说是政治制度，井田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人平等，出现了 “平民”，但是随着政治的发展，井田制被破坏，平民就消失了，而这种所谓的封建其实是 “武装的垦殖”；随着井田制的破坏，赋税制度产生，这是一种经济政策，但是赋税是为了国家财政，也就是说，经济政策只是国家政治上的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当经济政策发生改变，土地制度进行了变革，带来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耕地和非耕地，出现了盗贼，城市开始兴起，钱币大量发行，甚至出现了高利贷——经济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经济对于生活的改变，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却没有改变，甚至在变化过程中成为经济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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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的政权是一种士人政权 |
这就是 “士人政权”。钱穆认为，西方有农工商三个阶层，而中国还有 “士”，在《战国策》和《管子》里已经提到了 “四民”的称谓，四民就是士、农、工、商，而士最后成为四民之首，他们没有生活背景，也不从事生产，但是社会地位却很高，从孔子到战国春秋的学者，都是士的代表。钱穆举例说， “鲁仲连，当时各国欲尊秦为帝，但鲁不同意，故不帝秦。鲁只是平民，只是一学者身份，但可影响国际的政策，可见学者地位之高。”在汉代，不论是法家的晁错，还是儒家的董仲舒，都主张重农抑商，在汉武帝时，士便成为四民之首，从此便开始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发展之路：一整只领导经济，以学者领导政治。
“故这个社会可称为是士中心的社会，是由士领导的社会，由汉代直到清末，都是如此。”西汉的士族成为四民之首，到了东汉便成为了门第社会，之后的郎吏社会，共同组成了中国以士为中心的政治格局，而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钱穆认为，士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以士为中心的政府结构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共同点： “春秋是贵族社会，战国是游士社会，两汉是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是门第社会，唐代是科举社会等。以上各社会均有共同点，即均有统一的政府。”也正是政治领导经济，成为中国的一种历史传统。
魏晋是有屯田制，看起来也像是一种经济政策，但是屯田的目的是为了战争，屯田兵的身份与农夫也不同，之后的均田制、三长制，看起来是土地制度，但是作为一种战乱时期的经济政策，明显是受到政治的影响，而三国时因为无地方政府无察举和乡举里选，出现了科举制度雏形的九品中正制度。而到了唐代，科举制度完善，社会形态也变成了科举社会， “科举制度历经唐、宋、元、明、清数代，参加科举考试即可进入仕途，亦即可参加政治。”特别是在宋代科举社会定型之后， “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有了贵贱之分，经济上也有了贫富之分，所以仍有不平等的现象。”
从贵族社会到游士社会，从郎吏社会到门第社会，再到发展相对成熟的科举社会，中国的传统的历史分期似乎也逐渐显朗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出现了新变化，甚至具有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特色，比如中国城市的发展，很多城市成为国际大都市，兼具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中国的海内外交通发达，促进了贸易的兴盛；明代漕运发达，完成了经济中心从北向南的转移；而唐宋元明各个时代民间手工业发展迅速，唐代的机织业，宋代的染工业和瓷器业、印刷业，明代的造船业，都盛极一时；宋代也形成了繁荣的市场……如此种种，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脉络。但是很明显，经济之发展和政策之转变，完全是被政治控制的， “政治领导经济”的传统更在赋税制度的变化中更加明显体现出来。
钱穆认为，中国大多数历史发展时期，都主张平均地权，而少数时期注意商业赋税，而有些时期只重视收税，不注重商业发展，无论何种，政治因素总是决定着经济政策。而考察中国赋税制度，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太过复杂，比如唐代之租庸调制，赋税有关土地，徭役有关人身，贡纳有关家庭，宋代王安石免役法、明代整顿徭役之法，最后均告失败，原因就是手续太繁，而到明代的 “一条鞭法”，将租税、土田、徭役及人力诸项合而为一，为普通人民所须向政府贡纳者。但是到了清代，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清政府步入衰落，因为赋税太重，民不聊生，再加上外患频仍， “财政之竭蹶，内政之不振，晚清虽欲变法，已无力自强矣！”
赋税制度不断变化，其不变的核心是政府财政的需求，所以最后导致清政府衰落的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不作为，从而使得财政空乏，而经济问题又反过来影响政治，在外族入侵中逐步走向末路。 “晚清虽欲变法，已无力自强矣！”这最后的感慨似乎依然回到钱穆的 “史观”里：只有政府在变法中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经济之崛起也依然要靠政治，而这正是 “中国原来的传统”，所以即使站在变型社会的选择之路上，钱穆的答案其实也很明显，那就是走传统之路，甚至将其命名为 “理想”，而这种理想正是沿着传统之路，在钱穆看来，也是一种历史的、科学的归纳之路，也是中国历史分期之核心所在。
但是学术如何领导政治，政治如何控制经济，钱穆并未清晰界定一种方法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容易跌入精英主义的窠臼，而钱穆提出的 “传统的理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是对于历史的尊重，是对于整体史观的一种阐述，就像他在《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提出的那样： “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作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作为一代史学名家，钱穆所强调的便是 “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这种一体既有历史延续的传统，也有其特殊性，而 “根据历史来研究”历史，也是一种返回本源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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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1·2180420·1463 |
| 作者：钱穆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0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92.00元亚马逊45.10元 | |
| ISBN：9787100074667 | |
| 页数：946页 |
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
——《引论》
今日之中国，是内忧外患之中国，今日之中国，是国难当头之中国，今日之中国，也是亟需国家民族复兴之中国。1933年，即民国二十二年，钱穆开始在国立北京大学任 “中国通史”讲座，从民国四年 “五九”对日屈服，到民国二十九年 “九一八”事变，再到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钱穆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站在 “今日之中国”，一方面，当抗日的烽火在中国蔓延，他对于今日之中国充满了信心，他言称 “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似乎看到了最后的胜利，以及开始承担起 “世界新使命”，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必胜的信心使他审视中国历史，虽然三民主义在建国上有顿挫和歧趋，但是无论是辛亥革命、北伐还是对日抗战， “全由三民主义之领导而发动”，所以他的另一种信心在于： “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惟一路向。”
看到抗战的胜利，看到三民主义的希望，看到国家的使命，深陷国难之际，钱穆能做出这样大胆的预设，就在于从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看到了一种精神，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而他从1933年开始讲授 “中国通史”，就是希望以历史的眼光，从历史中发现复兴的力量。但其实，对于钱穆来说，承担这一历史重任，还有着自己的担忧，他认为自己讲授此课是 “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让历史重新被审视，让精神重新唤醒，其实任重道远，而在 “今日之中国”，这种担忧又有其特殊性。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他认为，国民对国家要有深厚感情，这种深厚感情需要对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深厚的感情和身深厚的认识，当然是对于那些浅陋者甚至无知者而言的，在他看来，那些对民族没有深厚感情的人，对历史缺乏必要知识的人，是混淆了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的不同。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历史也必定是后人对前世的记录，但是前人并不知道后事会如何发展，他们的记录 “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也就是说，前人所写下的历史，只是一种资料，它从来不是为了满足后事的需要，而后事所需要的是历史知识，所以这个转变必然发生了： “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
将前人的史料为我所用，就是一种历史知识的运用，所以历史知识是建立在历史资料基础上的，并超越了史料本身，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这就是一种在时间上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的意义就是 “鉴于古而知今”，一方面不能蔑弃前人的史料而空谈历史，那只能是 “史”者非史，另一方面则必须在鉴古知今中充分运用历史资料，避免 “识”者无识， “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如果精神和责任都不存在了，那么历史也便成了空中楼阁。
但是，在今日之中国，钱穆就看到了这样一种革新派，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观点是：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是二十四史都是 “帝王之家谱”，都是 “专制黑暗”，所以并没有从中可以获得的历史知识。钱穆把中国近代的史学分成三派，和传统派、考订派不同，革新派所提出的就是改革，而这样的改革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需要变法图强，另一方面则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革新却容易走上歧路，正像他们提出的观点一样，当外患侵逼日紧，内政腐败依然， “再不能按捺”的急切之中开始了彻底的政治改革，而在狭义的部族政治中，这种改革演变为 “革命爆发”，辛亥革命便是因为 “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才 “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
在钱穆看来，辛亥革命打着推翻故常的旗号，其实是陷于 “假革命之嫌”，他分析认为，辛亥革命之成功，打出了排满的号召是关键一点，但是当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政体而言，却和 “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新政体取法西方，西方的政体制度是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的，当中国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王室，其实就可能将旧有的政制也一并推翻，所以在摒弃传统之后，提出了中国两千来都是专制黑暗的历史， “而所以犹谓之 “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所以审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不是推翻体制，而是在革命之后，能在文化、社会等诸方面进行改革，在鉴古知今中发掘历史知识和历史精神，以此才能避免走向 “假革命”，才能更好的走上中国的复兴之路。
所以从革新派走过的道路来审视历史，钱穆首先提出了历史 “信念”：作为国民要对本国历史应有所知晓，否则，只能是有知识的人，而不是有知识的国民；如果真正成为了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那么必须对以往历史抱有 “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没有温情与敬意，就不会对本国历史有知识；当拥有了此种态度之后，要鄙弃偏激的虚无主义观点，认为本国以往历史没有任何价值，而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站在了历史最高点，这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当把所有的罪恶与弱点都归结为古人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种 “文化自谴”；最后就是要抛弃文化征服论，要相信 “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这是四个历史诸信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成为了有知识的国民，只有拥有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只有抛弃了偏激的虚无主义，只有相信国家有发展的希望，才能真正审视历史，才能发现历史精神。
而这四条信念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精神，所以钱穆说：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这种从历史内部发现独特精神的做法，一方面要否定革新派的 “假革命”，不要用西方的一套强加给中国，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一国有一国的国情，如晚晴的变法图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犯了错误，正如梁启超所言：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它是一种综合的改革，也必须是结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西方建立了新的政体有其背景，比如欧洲的科学发展的土壤中国就缺少，而过激者只是希望中国投入到世界革命中求出路，而不知社会动荡的根本缘由和解决办法，照搬照抄，只能落得个 “歧途亡羊”的恶果。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中西方之间的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为什么西方所谓的 “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的观点，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民选代议制度？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所以所谓的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在中国根本就是一种谬误， “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所以从这种否定观出发，钱穆提出了相反的肯定观：在中国历史内部寻找 “变”，这种变是求异也是求同。求异是从不同的时代中找出 “特性”，找出两种状态的相异点， “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这是其一，而求同则是从不同的时代状态中找出其 “基相”， “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 。”只有从各段的相异形成全程之相同，才能推动其向前发展。求异是历史的特殊性，求同则是历史的持续性和整体性，而正是在这种变动中才能发现民族精神： “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
所以，钱穆认为历史之变是精神之所在，是文化评价之所系，他分析了中国历史的政体演进、文化演进、社会组织演进，都在遵循着这一条求变的规律，都在持续性和整体性中绘制了中国历史精神。政体演进经历了三种形态：最初是 “由封建而跻统一”，之后是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第三则是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所以钱穆认为， “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考察中国历史，从商周开始，中国封建制逐步建立，到了春秋时代，霸政成为变相的封建中心，正是在这个时代， “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到了战国时代，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变成了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 “新军国”，而再向前发展，到了秦汉，则完成了大一统政府之创建。而在政府构成上，东汉的堕落，也使统一政府逐渐堕落，名士崛起，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已经转变为士人政府，但是旧政权的没落并没有使得新政权稳定，甚至到了南北朝时，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 “几乎已成为变相的封建了”。于是有了新的变，到了隋唐，科举制兴起，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便是广泛的开放政权，这一制度 “开创了后代的政府”，在其不断演化中，到了宋以后， “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这是钱穆为政体演进所绘制的轨迹图，而在文化上，钱穆认为，中国历史的政体嬗变其核心还是和平的大一统，因为需要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因为需要完整而不重于 “未有之侵获”，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人事之协调，而不在于物力之利用，在于合理的生活之递嬗，而不是追求空中的天国；在社会组织的演进上，中国有君主而没有立宪，但是这种制度并非是专制，而是自成一体，而且在自身演进中不断克服其缺点。钱穆考察从北朝儒学到唐代政府之规模，认为这是 “中国史在和平中进展一显例”，而没有选择民选代议制度，就是符合历史精神： “代议制之所起，由于宰辅之权不重，无参署之制，政府负责无人，君主易于为恶。”这是代议制的一大弊病，而中国自明朝开始没有参署；第二， “税法不夙定，轻徭薄赋不垂为典则，掊克之术易施。”而中国汉唐的税制明定颁布， “且极轻”；第三， “僧侣不务静修而干政”，所以中国只在元代出现了这样的弊端；第四， “贵族擅权，下情壅隔”，而中国自秦以下就无贵族；第五， “考试权不独立，阘冗在位，贤俊老死”，而中国从汉代开始就 “力矫其弊”；另外，无审驳、监察、弹劾之官，则庶政违失而莫纠；无拾遗、补阙、记注、经筵之官，则君主失德而莫正；文化之传衍浅，则无良法美意足资循式，无嘉言懿行以供考镜……所有种种弊端，都不符合中国的实情， “其遇朝政阙失，在下者以为乃人弊非法弊，故上下之情常通，不致于成敌抗之形。”
而同时，中国和西方也在化解矛盾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机制和内在机理，钱穆认为，西方历史中常常出现的是 “力量”， “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而中国则注重情感， “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所以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最重要的维系不是力量的冲击，而是内在情感的融和，无论是春秋时代的贵族学，还是汉代农民素扑的精神，无论是佛教的中国化，还是盛唐时民族文化推进，都是用情感的内在动力化解整个社会的尖锐矛盾。
但是，钱穆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病态现象，不回避病态，也就意味着从中发现精神力量所在，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是钱穆所说的 “生力”， “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往往在历史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中，那一种生力会被发现。为什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纷乱，到了隋唐又能完成统一？钱穆认为，正是因为纷乱才让人看到了政府存在的弊病，所以隋唐时代开始中央宰相职权之再建和地方政治之整顿，政府从魏晋的私机关变成了 “首领官”，君相之间从相克成敌变成相辅成治，所以钱穆说： “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而唐代建立的贡举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成为一种 “生力”的代表：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政府组织，则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系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演进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种不变的规律是： “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所以钱穆驳斥了那些妄疑中国历来政制 “惟有专制黑暗”的蔑视者，在他看来，要研究历史，就是要看到政制后面的 “一种理性精神”，就是要发现多变之路上的 “生力”，就是要体察其中的历史精神，所以在除旧开新的新历史节点，需要的一种 “自觉精神”： “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
从知道历史知识开始，到怀有温情和敬意，再到去除妄自菲薄和虚妄的虚无主义，在看到向前的动力中保持一种信心，这便是钱穆历史精神的真义，所以，在国难当头之今日，在中国之病没有治愈之今日，需要的还是理性指导下的自信，需要的是求异求同之变，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