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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11·2120421·0874 |
| 作者：[美]罗杰·巴格诺尔 著 | |
|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 |
| 版本：2007年3月 | |
| 定价：22.00元亚马逊6.50元 | |
| ISBN：9787542624949 | |
| 页数：166页 |
我很猥亵地把“纸草”读成了“草纸”，以为就此拉开了和肉体接触最隐秘的那部分，草纸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方式，而纸草作为一种人造书写材料，却有一段从简单工具到文本的历史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书写”的历史。从古埃及开始，纸草就是用于文字材料记载的书面材料，原料取自一种灯心草属的植物的茎的内部。最好的纸草用罗马皇帝的名字命名，最差的纸草不能用来书写只能按斤批发用作包装纸。而纸草记录的内容包括文学、账本、契约、信件等等，埃及之后，由于征服和被征服，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使用了纸草，一起构成了纸草的历史，所以书写纸草的文字多种多样，有埃及自己的象形文字、世俗体与科普特语，也有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等等外来文字。纸草文本折射的古代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也许也有草纸的那种对身体的清洁功用。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永远修订的开放文本
将纸草说成是“草纸”，多少是一瞥之后产生的意义，内中当然有着外行的无知和调侃，作为第一次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图书，“上海三联人文经典”的系列命名让我有一种圈外人的羞耻感，远离“经典”当然是会做出诸如纸草=草纸的戏谑式理解，此种圈外的尴尬倒如弗里耶所说，需要对文书“逐个加以重构”，再考察新纸草“与其他留存下来的全部纸草之间的关系”，这种“古物研究式”的方法当然会遇到“个别与一般”的难题，而对于这种远离我们生活的纸草来说，“逐个加以重构”和“考察全部纸草”或者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主义。
遥远的距离，是纸草必须的尴尬，从时间上来说，是古希腊对于纸草的使用历史，跨越过去也是几个世纪前，所以作为“最好的古老史料”，纸草完全是一堆故纸堆里历史，不管是埃及自身的发展历史，还是希腊罗马化，或者是历史上被被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的历史，都远离我们，异族征服的历史写在埃及的土地上，从不曾踏入，也不曾有什么兴趣，所以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纸草作为一种“文本”完全在阅读体系之外，虽然是特殊类型的“智力活动”，但像保存在“开罗秘库”里的那些文本一样，完全存在着“包含释读和复原方面的错误”。
所以，阅读的首要问题是了解纸草这种史料，从物质层面来说，陌生的纸草带给我一些相关的信息，作为植物，是水生灯心草属植物，可以长到4.6米高，在古代的非洲、巴勒斯坦等地有分布，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尤其盛产，用途：搓绳编篮子，制鞋造船，但最广的是作为书写材料，当然作为书写材料的纸草，在公元4世纪以前，地中海世界的大多数书和所有官方记录采用卷的形式，一卷纸草大抵6-8米，可以写满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卷，或两至三卷荷马史诗，包括在之后希腊世界的普及，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记载着那段生活，同时也反映着政治、经济、宗教的变迁。如果单从纸草的词义衍生而来的papyrus来看，却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草纸”一说，这无疑是一种打通两者的一次努力，还给词义及物质一种理解的通道，无意对于阅读来说是一次实验。
所以，纸草而言，有一种逐渐低俗的过程，撇开草纸的纯翻译性理解，从纸草的产生来看，从一开始倒是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比如papyros来自埃及语，含“属于法老的”意思，暗示纸草的商业生产由埃及法老一手垄断，而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老普林尼的《博物志》里，对于纸草的命名上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痕迹，以前的纸草一等品“圣纸”，只用于宗教书籍，后来以奥古斯都之名命名，而次等品，以他的妻子李维娅命名，如此一来，圣纸跌入三等，及至以后，纸草才慢慢走向世俗，叫剧场纸、赛斯纸、提尼亚纸、集市纸等，从这条曲线来看，纸草所经历的演变也承载着贵族和世俗两种性格，比如，在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埃及语言和希腊罗马化语言在纸草上的不同应用就可以说明两种路径：希腊语做为官方语言用于契约、税收等官方文件中，埃及语则用在宗教活动中，象形文字和世俗体在神庙中的使用，再到后来基督教的兴起，科普特语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特征。而纸草记录的文学、账本、契约、信件等等内容，其实并非是完全世俗化的内容，却是可以窥见埃及的社会现状，在纸草的写照中发现发展的轨迹。
如果仅仅是对于纸草的介绍，那么罗杰·巴格诺尔的这本书完全是一本科普读物，《译后记》里一开始就指出，书“重在讨论纸草文本作为历史证据的方法，以及古代史学者怎样把人类学、统计学，比较史学和传统语文学的方法运用于纸草文本”，目的是“探询古代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实，罗杰·巴格诺尔并非完全是通过证据来寻找历史生活片段，对他来说，其实是更形而上学的问题，即“书写历史是为何意？”，在《历史与纸草》的导论中，罗杰·巴格诺尔把这个问题称为“更加根本、更加心悸的主题”，这种对于历史建构的怀疑论充满了勇气，我们为什么要书写？在历史的构建中，纸草如何还原历史，又如何破坏秩序？其实，罗杰·巴格诺尔只是借助纸草这一工具，来反思历史构建中的诸多疑问，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对“历史是‘客观’的学科”这一争论寻找“内在困难”，也就是说，通过纸草在历史中的作用和经历，来寻找我们对于历史真正的态度。
作为历史学家，罗杰·巴格诺尔当然有自己心中的那副历史图景，但是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是真实的？这是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导论”中，他指出：“历史不是对过去的再现，而是对过去的组织和理解。”也就是说，历史完全不是既有存在的秩序，而是后来者通过各种途径的“组织和理解”，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历史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反应，罗杰·巴格诺尔指出，“关于过去的知识由于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而受到重大限制。”很明显，这种“一无所知”使历史隔在我们之外，而要解开这无知，必然是要对过去的知识了然于胸，所以他选择用纸草这种关照物来构筑一个历史。
而这个历史的物质性被罗杰·巴格诺尔一再强调，他指出，“把物质因素放在建构历史解释的首要位置”，这“而与最初几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有点类似”。所以在他看来，“编写文书通常就是为了记录、甚至为了体现物质权利和义务，并且尤其为了让政府对全体人民施加控制。”这种社会秩序的物质性完全为纸草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纸草上所记载的所有数据、契约、文书，全部呈现着历史的物质性，而使用着的语言也充分展示着埃及的变迁和社会现实，托勒密时期在一件纸草文本之上的那封信，只有短短九行，就可以考察出里面的内在关系，从而得出“作者是收件人的妻子而非母亲”的论断，所以纸草不单单是一种文书，而是在其中扮演着更大的作用：“书页的社会特性及其对权力的依赖充当了介于我们的审视和古代社会之间的又一面滤色镜。”
这种“滤色镜”的作用，当然是对于历史文本的选择，特别是历史物质在时间过程中的损耗，对于纸草来说，可能会带来最致命的影响，一以贯之的物质性链条被断开了，所以这里的悖论显而易见。罗杰·巴格诺尔指出，用语文学方法研究纸草文本，本质上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是承认文本是人造的，“而不是自然界产物”，所以对于传世纸草必定是人为编辑和选择的痕迹，而在这种过程中，编辑和纸草间造成了对峙；而另一方面则是运“用语文学来检验假设”，证明某些论述是错还是对也必定是要依赖于对于纸草的“耐心研究”，所以在建构和重构文本中深化了这个悖论，而对于历史的选择来说，文本的选择和“耐心研究”形成的新文本之间，所抉择的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建构更全面的历史，包括对对零碎文本的利用、将残缺的文本补全、脱漏部分被放在括号内等等在内的“复原工作”，所以，让·宾根指出纸草学实际上是“永远在修订的学科”，所以对于纸草的“连续与更新”，就会遇到一个难题。
一方面，“纸草并不是一个特别封闭的世界，如果将纸草与其他类型的证据、模型和问题隔离开来，无法写出可靠的历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无法要求纸草构筑出全部的历史，也就是那种“逐个加以重构”的圈外人的理想对于纸草学来说，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任务，这其实也是纸草作为史料工具的一种悖论，历史的宽广和不可测性对于布罗代尔的理想来说，就是纸草学的歧义命运，年鉴学派提出的“整体史”考察方法，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本质上“就像全面的历史哲学一样行不通”，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也就是说，纸草不能构筑一个“整体史”，它在“永远的修订中”实现着物质化的逐步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纸草的研究会呈现出复数的混乱，即Confusions，各类错误和各种困难使“在纸草中（in the papyri）”这个短语“被看成是自成一体的”，而且这个世界被视为与其他“世界”不同。
世界不同，历史也就不同，希腊化世界是不是就是殖民世界？“埃及的几个希腊人”是不是意味着希腊人融入埃及？探讨基于“kopros”（粪便）一词姓名的意义是不是年代分布的一种表现？在大量的歧义理解中，用纸草去书写整体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所以罗杰·巴格诺尔提出了历史的“开放性建构”，历史本身就是无序和混乱的，那么用纸草书写古代世界的历史，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众多不同的趣味”，或者也是抛弃“蠕虫的视野”，给历史一个更“客观”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