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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201215·1718 |
|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45.00元当当16.60元 | |
| ISBN：9787208068407 | |
| 页数：449页 |
“那么请您说说，是谁下的这场雪？这雪的秘密是什么？ 如果说没有安拉的话，就意味着没有天堂。那么那些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人，贫穷的人和受折磨的人也就去不了天堂了。那么穷人们吃了那么多苦，其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且还要白白地吃这么多苦？”《雪》是帕慕克的第7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里。主人公卡，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亡生活之后，他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借着记者的身份在土耳其偏远小镇卡尔斯城游逛。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这些冲突把卡尔斯城的人们分为两极，整个小镇的氛围充满了压抑、愤怒、阴谋和暴力，大雪封途，卡尔斯通往外部的一切交通都被割断，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卡尔斯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恐怖之中。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都浓缩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城镇中。
《雪》：祖国还是头巾
卡从培根的人类进化理论中获得灵感，把雪花的三根轴命名为“回忆”“幻想”和“逻辑”，把自己在卡尔斯写的诗放到了这三根轴上。
——《每个人都有一片雪花》
白色的封面，纯洁，如一种无的存在，隐约中，是“雪”和Kar的文字，以凸显的方式标注着，从无到有，封面呈现着雪固有的特性：它是可见的，却又是容易消失的；它覆盖着一切，却也可能抹除自己。一种封面的设计学并不对应于那张雪的结构图：六边形的雪被放大，它呈现出向不同方向扩张的枝丫，六个枝丫又衍伸出不同的端点，它是外扩的，它是多元的，它是对称的，甚至是相互制约的。
逻辑、回忆和幻想是三根轴线，它们以中心为端点，扩充成完全对称的结构，而这种对称似乎构成了某种矛盾性：回忆轴线的一端是《梦中的街道》《狗》和《没有安拉的地方》，这是关于童年记忆的回忆，这是美好过往的唤醒，但是在对称的另一端，是《被枪杀》，是《革命之夜》，是《世界终结的地方》，完全是政治有关的现实，甚至是暴力和死亡——对称里隐含着矛盾，对称就是一种解构？实际上，“雪花结构”中的三根轴线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回忆和幻想可能交错，逻辑和回忆可能交织，幻想和逻辑可能交叉：充满恐惧的《被枪杀》在回忆轴线上，也在幻想轴的旁边，而且离幻想中的《世界终结的地方更近》；《巧克力盒》为什么要放在幻想轴上？《星尘的友谊》又为什么靠近幻想轴的《自杀和权力》？《我，卡》为什么在最中心的位置？《没有安拉的地方》又为什么找不到想不起？
“每个人的生命力肯定都有这样一片代表着自己人生经历的雪花。”雪花图的意义，也是生命的意义，一朵从天而降的雪花，一朵从结晶到落地需要八到十八分钟的雪花，一朵在很多因素作用下成型的雪花，完成这个多元、对称甚至矛盾的结构，本身就是复杂的，而对于在卡尔斯四天四夜最终离开的卡来说，这个进入和离开的过程就像一朵雪花的成型和融化，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对回忆的唤醒，造成了幻想的破灭，也在逻辑世界里寻找和迷失——当从卡尔斯回到德国法兰克福的卡在八年后被人杀死，当倒地之后他写有十八首诗歌的绿色本子消失，和雪有关的生命这一切仿佛变成了一个梦，它虚幻，它沉寂，它被涂抹，它最终消失。
逻辑、回忆和幻想构筑了雪的三根轴线，形成了雪的内在结构，其实对于卡来说，这个进入和离开的生命过程也是一个三根轴线的结构，它是诗歌作者的卡，是诗集的“雪”，是那个叫卡尔斯的城市——Ka、Kar、Kars，在一种文字的递增或递减中构成了它们交错的关系图。不如从卡尔斯入手深入这个关系图内部的复杂结构。卡尔斯是来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必经之路，一千年前在这里修建了雄伟壮丽教堂的是亚美尼亚人，有躲避蒙古大军和伊朗军队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国和本都王国时期留下来的希腊人，有格鲁吉亚人、库尔德人，还有各部落的切尔卡西亚人。这是和卡尔斯有关的复杂历史，在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迫害、集体屠杀和起义，城市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英军的手中，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卡尔斯甚至是一个独立国家，1920年土耳其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四十三年后他们重新占领了卡尔斯，但他们接受了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和俄罗斯文化，因为这些建筑和文化符合共和国西化的浪潮——俄罗斯人修建的五条大街，分别以卡尔斯历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
对于卡尔斯来说，这是一段动荡的历史，而历史纷争之后的卡尔斯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卡进入卡尔斯就是以所谓记者的名义调查市政府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表面上妇女的自杀问题不断蔓延，而实际上背后是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这里有真主党、人民党、共产党，有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无论是选举还是革命，无论是暴乱还是密谋，卡尔斯的空气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当卡在冰冷的房间里，他发现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时不时扔个炸弹散发传单的左派恐怖分子，还有更多的是被国家情报局列在黑名单上的所谓的支持者，都被带到了这里。“对参与这两种力量共同行动的人，帮助库尔德游击队从山上渗透到城市里的人，还有与他们有联系的嫌疑人，警察、军人和法官们用比对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更残酷无情的手段来进行审讯。”
卡尔斯这个城市本身呈现的复杂性、政治势力的多元性，就像雪的结构一样，混合着政治、宗教、民族等元素。卡尔斯就是其中的一朵雪花，而真正的雪对于卡来说，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性。雪起初在卡看来，是纯洁的，是美好的，甚至是幸福的，多年前他曾在诗歌中写道：医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学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当卡进入卡尔斯，雪的确飘落了，但不是在梦中，而是在现实里，遇见美丽的伊佩珂是在一个雪天，和伊佩珂拥抱甚至做爱时，外面下着大学，伊佩珂答应和他离开这里去往法兰克福，雪依然富有诗意地飘落，“雪让我想起了真主安拉，雪还使我想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神奇和美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但是雪可能在飞舞中带来诗意，可能在飘落中感受到纯洁，但是雪也会演化成了暴雪，雪也能覆盖一切，“似乎这里是被所有人遗忘了的地方，雪无声无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甚至雪也会融化，那个“革命之夜”之后，人们在雪化掉的地方发现了尸体，这是暴力和死亡的证明。
各方政治势力角力的卡尔斯，具有矛盾意象的雪，远离政治寻找爱情的卡，在进入之后，三者发生了关系，它们是三根各自发展的轴线，也是交错在一起的多元体，而关于生命的意义也完全变成混杂的存在——这种混杂体现在引用的四种题辞上：“我们注意到的是诸事危险的一面。/是正直的小偷，是温柔的凶手，/是迷信的无神论者。”这是罗伯特·勃朗宁《布劳格拉姆神父的报告》中的话，当“迷信的无神论者”成为诸事危险的一面，悖论式的存在消解的是信仰；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里说：“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就像音乐会中响起的枪声一样粗野，却也是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的东西。”这是对粗野的政治提出的警告；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把人民消灭，得罪他们，让他们闭嘴。因为欧洲的光明比人民要重要得多。”这体现的是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冲突；“我心中的西方人变得不安了。”这是约瑟夫·康拉德在《在西方目光下》的句子，西方的目光俯视着东方，在东西方的对峙中，不安成为一种常态。当信仰被消解，当政治中响起枪声，当人民闭嘴，当西方人变得不安，下在卡尔斯的雪是不是对卡来说是疲惫，是厌烦，是恐惧。
“雪的沉寂，如果把它作为一首诗的开始，那么他此刻内心感受到的东西就可以被称为雪的沉寂。”这是卡在结束了德国十二年的政治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土耳其，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进入了卡尔斯，名义上，卡进入卡尔斯是调查市长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共和国报》的朋友塔内尔希望他看看十二年来的土耳其，卡尔斯是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一直声称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的卡并不是真的要去解读卡尔斯的政治现实，而是为了遇见大学同学伊佩珂，为了寻找自己的爱情——在卡看来，伊佩珂就是美的象征，和飘飞的雪花一样，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真正拥有一次。所以，对于卡来说，卡尔斯之行是充满期待的美好之旅，那里有雪花，有诗歌，有爱情，它们构成了远离现实最纯美的一面。
单纯而美好，这也是卡对自我的一次命名：他原名叫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从不喜欢这个名字，他把名字的首字母拼成了“卡”这个名字，Ka的命名是一个回到自我的仪式。但是在卡成为“记者”，进入卡尔斯，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大雪覆盖下，似乎一切都被抹去了，失去了踪影。”在汽车站守候着的一驾马车让他想起了以前，而卡尔斯整座城市比多年以前更加忧伤和贫穷；卡看到市政府刚挂出来的宣传画是反对自杀的主题，上面写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他和伊佩珂第一次见面是在新人生糕饼店，爱情没有发生却见证了不允许戴头巾的妇女接受教育的院长被枪杀……就像一进入卡尔斯看到雪的沉寂一样，这个世界在卡那里完全变成了提前降临的末日。
对于卡尔斯来说，不管是市长被行刺，还是院长被杀害，不管是戏剧舞台变成政变的历史舞台，还是伊斯兰主义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以及各方之间的斗争，都是卡尔斯复杂政治的一部分，这里有着宗教和世俗，传统和西方，原教旨主义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体现出来最有争议的问题是：祖国还是头巾——这是在民族剧院戏剧舞台上演出的一出戏，由冯妲·艾塞尔饰演的女人在家人、未婚夫、亲戚、蓄着络腮胡子的穆斯林男子面前，不仅没有穿上罩袍，还当场烧掉了罩袍，而这一行动激起了观众的不满，他们称她是“不信安拉的敌人”，骂她是“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舞台上的这一幕，并不只是一种戏剧表演，它是现实的体现，而这个关于“祖国还是头巾”的问题，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便是不断蔓延的妇女自杀问题。
这个被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称为“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安宁，那些妇女为什么要自杀？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上课，于是院长被凶手打死，凶手在开枪之前问院长的问题是：政府的法令能大过真主的指示吗？世俗化就意味着无神论吗？暴露头发的妇女称为主流是想效仿欧洲的性革命吗？院长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傀儡，尽管他喊出了“我是穆斯林，我也反对自杀”，但是两声枪响，子弹还是射进了院长的身体，在沉默和呻吟之后，和雪一样归于沉寂。妇女该不该戴头巾？信仰的标准是不是一成不变？伊斯兰民族主义者“神蓝”对卡说的是：“自杀的姑娘根本算不上是穆斯林！”而梅苏特的观点是：“穆斯林姑娘一定要为信念而不吝惜生命。”头巾问题又变成了自杀问题，当妇女自杀，这是她们对信仰的亵渎还是对尊严的捍卫？这些问题似乎在卡进入卡尔斯而免得更为复杂，甚至卡的介入本身就是对矛盾的激化。
卡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世俗家庭里长大，他没有受过任何其他伊斯兰教育；他只是因为发表了别人的一首诗而成为政治犯被流放，在骨子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他在德国法兰克福接触了西方文化，也向往西方文明，“我既想成为西方人，也想能有信仰。”这是和纯洁的雪一样的卡，这也是必须面对复杂多元的卡尔斯的卡，当他在雪的沉寂中进入卡尔斯，他的价值观和信仰都受到了质疑，奈吉普对他说，无神论并不是不信神的人，而是“被神抛弃的人”，所以他的一个观点是：“要成为无神论者，就必须先成为西方人。”无神论和西方人画上了句号，而卡尔斯的各方政治势力，似乎对所谓的西方都有着敌对思想，那份对西方的声明经过各方的斗争和妥协达成了一致，“我们之所以如此信奉真主，并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以及在另外一个世界又会发生什么事感到很好奇。”最后在亚细亚旅馆的秘密会议中，“神蓝”就说：“欧洲公众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因为我们敌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歧视我们。”当卡说自己想要成为欧洲人还能拥有信仰，“到欧洲以后，我觉得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安拉存在，不是那些蓄着胡须、保守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人所说的那种。”教主对此反问的是：欧洲还有另一个安拉吗？“安拉只有一个，他是全知的、全觉的，他也理解你的孤独。如果你相信他，并且知道他能看得见你的孤独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孤独。”
无神论者的卡，希望成为西方人的卡，为了自己所写的东西而牺牲的卡，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卡，其实是卡尔斯之外的一种存在，但是当他进入，当他体验，当他参与，就像纯净的雪，变成了疲惫·厌烦和恐惧。他四年来第一次有了写诗的冲动，写下了那首《雪》是一个理想世界，那里有父亲剃须膏的味道，有厨房准备早餐的母亲拖鞋里冰冷的叫，有粉红色的甜甜止咳露，有嘴里的汤匙，生活中的细节构成了雪花般的存在，“对这首诗的存在，对这首诗的意境，对这首诗的风格和力量，卡是如此确信，因而内心感到无比幸福。”后来关于安拉的讨论成为卡的第二首诗，在这里依然是关于纯真的信仰。但是头脑中只有诗歌的卡，在四天的卡尔斯之行中，诗歌里已经有了更多的疑惑和矛盾，诗歌的政治性越来越强，《革命之夜》《全人类和星辰》等诗歌已经不再是关注自己的内心，而那首位于中心的《我，卡》是卡对自我的一次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种纯美，它甚至让“卡”和自我处在分隔之中。诗歌的政治化是对文学的一种解构，而苏纳伊更是将演出的戏剧舞台当成了导演了政治事件的“历史舞台”，这个把历史上的铁腕人物演得活灵活现的演员，更是一个政治上有野心的组织者，在他看来，历史和戏剧一样赋予人一定的“角色”，登上表演舞台，就是登上历史舞台，那一晚在民族剧院的“祖国还是头巾”演出就变成了革命政变，“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次革命。”而在《卡尔斯的悲剧》中，最后一幕，伊佩珂的妹妹卡迪菲在摘掉头巾的时候拿起了手枪，朝苏纳伊打去，四声枪响，苏纳伊倒下，这个在演出时就已经设计好了的“死亡”结局，最后真的变成了现实，而苏纳伊的死亡就是一次策划，他在死亡中完成了戏剧，也完成了革命——这是不是一种预设的“自杀”？
诗歌政治化，对于卡来说，似乎再也找不到雪的幸福感，对于爱情也一样，伊佩珂是他来到卡尔斯的唯一目标，他的计划很简单：告诉和穆斯塔尔离婚的伊佩珂自己爱他，希望和她结婚，然后回到法兰克福。他们相遇，他们接吻，他们做爱，伊佩珂也答应和他去德国，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行李。但是卡尔帕拉斯旅馆二楼203房间的相见成为了最后离别，卡得知的真相是：伊佩珂一直爱着“神蓝”，而她所谓对卡的爱只不过是为了忘掉“神蓝”，这是不对等的爱，即使伊佩珂许诺会和他在一起并已经爱上他，但是在卡看来，已经完全没有了幸福的感觉。爱情也无非是一种政治，最后他抱着伊佩珂放声大哭，后来他这样写道：“此刻他生平第一次发现（也许伊珮珂也是生平第一次发现）和别人抱在一起大哭、徘徊在挫折和新生活之间除了让人感到痛苦之外，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快感。”
实际上，诗歌和爱情在政治化中走向极端，雪的美好和纯洁，雪的安静和浪漫，最后都会在融化中露出那些尸体。卡的卡尔斯之行以失败而告终，返回法兰克福之后他也终于没有成为所谓的西方人，而在八年之中，他身边有过两个女人却从来不知道他写过诗，他写给伊佩珂的四十封信一直煤油寄出，当那个“诗歌”之夜结束返回后遭到枪杀，卡死在了无名的敌人手里，凶手不见了，那本写有十八首诗歌的绿色笔记本也不见了，就像卡尔斯的雪，飘落之后终于沉寂了，三根轴线，对称结构，以及逻辑、回忆和幻想的故事和诗意，也彻底消失了。
卡的卡尔斯之行没有找到人生的完满结局，“祖国还是头巾”的问题也并没有找到终极的答案，摘掉头巾的卡迪菲宣布了自杀的意义，“毫无疑问，所有人自杀都是为了尊严。至少女人是为了尊严而自杀的！”但在舞台上的她更像是在演戏。雪已经沉寂，诗歌已经消失，爱情是一种政治，自杀是个寓言，卡迷失在雪的迷宫里，而这种迷失也成为“我”的一种困境，作为卡的朋友，“我”走访了和他相关的人，揭开了卡在卡尔斯的四天之行，关于宗教和世俗，传统与西方，信仰与尊严，在卡的缺失中，“我”最终陷入在现实的无力感中：
我坐了下来。铁路沿线的人家里橙黄色的灯光、挤满看电视的人的破房间、从房顶上的矮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这一切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见。我看着这些，开始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