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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60820·1320 |
| 作者：【德】马丁·瓦尔泽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亚马逊7.90元 | |
| ISBN：9787532155859 | |
| 页数：168页 |
“在发动机的噪声和飞机的影子消失之前，我们拥有花园、房子和女孩们。可我们习惯了拥有一切，我们连复仇都不会。”拥有和失去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两面？作为德国战后最重要的作家，瓦尔泽以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德国社会现实，他通过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些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寻找个人幸福以及在事业上的奋斗中，在面对各自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纠葛中，也一直处在拥有和失去的巨大矛盾里。本集收入《屋顶上的一架飞机》《充满危险的居留》《寻觅一妇人》《乔迁》《方法不当》《收藏家的归来》等十四个短篇小说，除《安内玛丽的故事》之外，均创作于1955-1964年间，其中《充满危险的居留》和《藤普罗内的终结》系首次翻译成中文。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我要卖掉这个故事
我真想编一个海尔加和利策和解的故事。为了利策的圣徒称号，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个人的圣徒称号是第一位的，这我承认。可是利策的死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允许人们说：这是一个牺牲者的死。
——《利策的讣告》
一个人，是夏季的整整一天，一天里的精致布娃娃，一天里的煎肉饼，一天里的咖啡口袋，一天里的一场大暴雨，终于像是被设计好的情节，也像是随时准备被破坏的故事，在确定日子里，成为一个宛如交通事故的惨案。具体而微，这个一天其实可以细化成八月的一天，可以更细化为大约五点般的时候，可以细化到那条艾格街，当然最主要的在一天里有人死了，像在一个故事里一样死了。
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的女儿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在这个死亡的一霎那，还混杂着煎肉饼被揉碎时的香味，还夹杂着被扔进芦苇丛时的喘气声，雷雨终于没有下起来，却变成了冰雹，还有闪电和雷声，仿佛一切都在毫无准备，却又有着无法逃避的预兆，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七岁的女孩被撞死，不知道名字，不知道后来应该有的赔偿和处罚，甚至连事故发布会的诸多细节都可以省略掉，但是在这具体而确定的一天，关于女孩被撞死的讣告到底该由谁来写？
这对于利策来说，是一个绝好的题材，出事了，牺牲品，七岁，把这些可怕的事情描述一遍，然后登在报纸上，便像利策曾经的讣告一样，会变成关于死亡的一个故事。可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利策早就不写讣告了，他特别关注的是惨案报道，特别是交通事故，“好像他不但在场，而且还是亲自、故意策划了这场事故。”在利策的笔下，一场交通事故变成了一局以死亡结束的棋，和那些他描写过形形色色的自杀者一样，利策仿佛亲手递给了他们绳子，或者是拧开了煤气开关一样——他在事故的里面，他在事故的现场。
所以，当那篇在报纸上出来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利策要坐下，他一坐下就显得很胖。”开头这一句就把自己包含在文章里，关键是，是利策自己写了关于利策的文章，还是别人看见了一个名叫利策的人，在那里，利策是“他”，是在我面前的一个人，举手投足模仿斗牛士，尼龙衬衣黏糊糊地贴在身上，闪亮的脑袋上顶着几根头发，以及患有糖尿病，如此等等，在文章中是一个他。而其实，在所有被写出来的文章里，无论是讣告还是惨案报道，里面都只能是一个有这名字第三人称的他。
他是被描写的，被叙事的，所以自然变成了故事里的人物，而那个在故事之外的我呢，有一个叫文岑茨的名字，在利策或者海尔加那里，总是被称为“您”或者“你”，看起来，文岑茨是我，是第一人称，是独立在讣告和惨案报道之外的人，也就是和所有的故事和文章无关，先生利策，姐姐海尔加，把这些身份属性又加在他们身上，于是便有了和这一天的许多情节，比如那些利策寄来的精美礼物，是海尔加退给我的，比如海尔加有可能会成为我的秘书，比如在利策有关的生活里，打扰海尔加的女人一定是我，比如爱我和我爱的利策，我会折断一支枯萎的观赏植物作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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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瓦尔泽：飞掠的影子拖着我们 |
可是，这是确实的还是虚无的，这是某一年里的一天，还是在虚幻中的一个场景？或者说，利策到底出现在哪里？血腥，牺牲品，七岁，关键词没有能成为一篇讣告，并不是因为利策不再写关于死亡的讣告，不再亲自递给他们绳子，而是他自己完全成了文章里的人物，他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死亡，“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西装，一件纯紫色的西装，然后，用他那根弯弯的包金晾衣线，就是他总喜欢瞟上两眼的晾衣线，上了吊。”还是在文章里的他，还是亲手递出绳子，还是亲自、故意策划了这场事故，于是他留下了应该给自己的讣告。
自己的死亡，“夏季的这整整的一天，他让自己占用了。”死亡属于他，不是带走了很多东西，是带来了象征物，关于煎肉饼，关于汽车轮胎，关于直升机，关于咖啡口袋，关于晾衣线，关于包金，其实，没一个象征物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死亡，只有在象征物面前，才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意义，也就是说，利策只不过是导演了另一个人的死亡。就像曾经利策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越坏，他的死越让别人舒服。而反过来说，一个人的死越悲哀，就代表他越像一个圣徒，这并非是关于生和死的悖论，实际上是关于亲历者和旁观者的错位，只有站在死亡的对面，只有亲自策划到导演事故，才能真正看见死亡的本质，而利策之死，他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看见了自己，让自己评价了自己。
但是，死亡之后，谁为自己写讣告？转而写惨案报道，似乎是利策对于死亡的更深体会，而利策自己死在故事里，留下我写一篇讣告的时候，我如何找到活在故事里的自己？像一个仪式而已，“而今天，既然利策已经死了，我可以承认，为利策做事时，在某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像个新教派的丈夫，为了取悦自己信天主教的妻子去做弥撒，却压根儿没学会礼拜仪式，分不清化体和献祭。”甚至死亡本身当脱离了现场的情景之后，也无非变成了一个故事，写讣告变成了描写死亡，而所描写的死亡实际上又让利策背向了死亡本身，甚至成为了一个牺牲者，关于爱情，关于误解，关于权力，关于愤怒，以及关于生命，都在描写的故事里被解构，“奇迹发生了：他的死让所有人满足，他们在安静和平中生活，直至弗拉基米尔回家，雨终于下起来。”
雨终于下起来了，是不是对于这个八月一天五点多的事故的一种呼应？是不是对于利策用晾衣线的包金吊死自己的解构？那雨曾经是被模仿的，就像每一次惨案都是亲自、策划现场的一次模仿，而在被模仿的雷阵雨停下来的时候，那一架直升机飞过，和煎肉饼、汽车轮胎、咖啡口袋、晾衣线和包金一样，成为一个象征物，被模仿的场景里，被象征的关键词，直升机是不是从我们的头顶飞过，直升机是不是变成死亡的预兆？直升机是不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屋顶上的一架飞机》就是在那里响起而飞过的，“这几年来，我们的城市深受其害，飞机轰鸣时，我们碗橱里的餐具日夜都叮当作响，我们的房屋在它们飞掠的影子下呻吟。”确定的城市，确定的故事，确定的日子，但不是确定的死亡，甚至在那个比大街还要吵的花园里，还在举行毕尔嘉十七岁的生日聚会，男人和女人，张开嘴巴，露出牙齿，挥舞胳膊，然后像是狂欢一样庆祝生日。
但是生日是不是可以遗忘死亡的威胁，是不是可以忘记屋顶上的飞机，是不是像模仿的雷阵雨？邀请参加聚会，没有争议的不是疯狂地庆祝，反倒是“将我们处死”，所以那门窗是被关起来的，那铁质的遮阳棚是被放下来的，像是主人死亡或者逃避的现场，可是在这现场里，却也有人从窗户里挥着手，挥着手意味着活着，而活着却像是一个诅咒，一个“肯定差不多有一百岁”的老人是毕尔嘉的舅公，他大声说，毕尔嘉的父母不再相信拯救，而把她卖给了你们，但是当有人招手的时候，我冲了出来，因为我不相信不可能的事情。
谁在招手？跟胳膊相连自由由地飘舞着的手？还是在飞机的轰炸中血肉横飞的手？飞机在头顶，老人在远处，生和死，就在被模仿的现场变成了一个寓言：“一架飞机紧贴我们上方飞过，让我们离开了台阶；它飞掠的影子拖着我们，让我们推开舅公，冲向桌子。”拖着我们的飞机，是把我们带向了另一个现实，其实那里一直有密集飞舞的虫子，有叮当作响的声音，有赤裸的胳膊，以及主人不再的荒废房子，当死亡的影子笼罩着的时候，我们却当成了聚会，当成了狂欢，“可我们习惯了拥有一切，我们连复仇都不会。尽管如此，在我们的上方，舅公还是站在阁楼窗前轻声哭着，一直哭到未来。”
这是关于模仿的现场，这是关于死亡的房子，这是“充满危险的居留”。我为什么要安静卧床？为什么静卧变成了瘫痪？只不过在一种模仿的场景中，看见自己成为故事里荒诞的主角，制冰厂的男人进来，电厂的职员进来，送牛奶的骗子进来，在这间屋子里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说他们有意避开我，而我以瘫痪的方式躺倒床上，只不过是体会一种让别人进来的感觉，“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我静静地躺着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一种武器，是避免在充满危险的居留里成为被害者，而实际上，不管是制冰厂的男人，还是电厂职员、送奶工人，都是在这模仿的房间里，把死者当成活着的人。两个世界都在寻找一种逃避的方式，但是，“要是我的房间空了怎么办？他们的怨恨将去往何方？即使我逃脱了这种危险，又该如何逃脱这栋房子的其他居住者每天给我带来的危险呢？”
制造危险，其实是为了在场，默默地躺着，默默地制造怨恨的对象，默默地保留危险的环境，如果房间里的东西取之不尽，那么就意味着这种荒诞性就不会终止，但是官方医生却终于来了，他下了一个确定的结论，“您还是承认吧，您已经死了！”本来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在被召唤的死亡里，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也就是官方医生把我从故事里拉了出来，给了我命名，危险的居留留在故事里，而我终于要在自己的承认中死去。
荒诞而残酷，屋顶上是飞机，屋子里是死亡，还有谁能真正站在故事之外？还有谁能旁观一个自己？《方法不当》里的我成了玩具厂的看门人，严格执行厂子规定是一种进入故事的做法，但是在队伍越排越长的现实里，有一个被我拒绝而预约的男子最终找到的是人事部长，结果是它代替了我成了门卫，“我一直为自己只做了个看门人感到惭愧。现在我认识到了，做看门人也需要有储蓄所抢劫犯的勇气。这是我仍然徒劳地在我身上寻找的那种勇气。”悖反的逻辑里，自己永远在那长长的队伍里；《寻觅一妇人》里我很想看看前面一个女人的面孔，以确定她是不是我们团体里的成员，但是没有偶然机会，没有擦肩而过，甚至要一一结识所有的女人也完全不可能，当最后放弃的时候，我却在演说中说：“不管是从大街上迷路而来，还是怀有什么样的用心，统统可以参加会议！”因为，“团体一定要保持强大，强大到足以同化外来者的程度！”一个女人，是用团体来同化她，还是在寻觅中被她同化？悖反的逻辑里，自己永远在找不到的结局里。
自己被人代替，自己被人同化，自己没法像利策那样，拥有一个进入故事的机会，就如《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里那样，我们只是围着贝尔蒙特，只是睡在大厅里，只是一种特殊的狗种：“贝尔蒙特毕竟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他根据这一点办事，他根据这一点对待我们。我们顺从他，服从他，因为：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就如《西格弗里德之死》里，送信人成为长长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成为半圆圈里不说话的人，变成无计可施连革命都没有意义的群体，卢齐乌斯·诺德那句“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愿望呢？”无非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死去的西格弗里德。
利策之死，西格弗里德之死，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那晾衣线是利策一直喜欢的，那八月的一天是被自己占有的，他把自己写进了故事，他成为故事里的自己，所以对自己之外而写的讣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而西格弗里德之死呢，他是被人像影子一样拖出来的，他无法进入房间，无法谈及革命，当然也无法成为有意义的死，而在这屋顶上有飞机的危险居留里，似乎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成为被关注的那个人，那就是游戏，躺着而瘫痪，就是一种被制造的病态，能激活愤怒，能成为一种武器，而在《安内玛丽的故事》里，武器是“奥古斯堡烟囱事件”：一位被解雇的员工爬上工厂的烟囱，用铁链和铁锁，将自己锁在最上面的铁梯上，然后把钥匙扔进到了烟囱里，当数千人跑拢来观看的时候，工厂只好动用好几名消防队员，才用电焊机把铁链割断，将那人接了下来。
被解雇就是像影子一样被赶出了房间，所以必须模仿一种游戏，自困的游戏，危险的游戏，然后在数千人的围观中，在消防队员的解救中，结束这一事件。那个站在工厂门口、等着工厂主弗洛恩德博士的赫尔伯特·西恩茨是不是就是那一个制造“奥古斯堡烟囱事件”的人，是不是用危险的武器把自己带进故事中的人？他的兄弟马克斯被解雇了，所以他要找工厂主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本来这事一个正常的交涉事件，甚至是友好的，和善的，为着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但是在这个模仿的故事里，却到处是缺席的自己，十一个礼拜前被解雇的马克斯根本没有把解雇的事告诉妻子，而在工厂门口马克斯的弟弟赫尔伯特见到的以为是工厂主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的兄弟马丁·弗洛恩德博士，而其实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也就是说，在这个场景里，“这位为他的兄弟马克斯求情的赫尔伯特·西恩茨将他当成马丁·弗洛恩德博士，要他将他告诉他的一切转告公司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而他本人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
谁在场？谁是自己？其实这不是最尴尬的，在安内玛丽调查后，才知道，马克斯根本没有一位名叫赫尔伯特的兄弟，他其实把自己叫做兄弟赫尔伯特，然后在老板面前为自己求情，另一方面，老板赫尔穆特也没有一个叫马丁的兄弟，在门口见到的就是最高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本人。缺席的自己，缺席的他者，所以这必将是一个缺席的会面，缺席的故事，甚至完全变成了虚构。但是虚构的故事真的就如此发生的？那无非是安内玛丽写的一篇报道，或者是他在咖啡馆里对我讲述的一个故事，安内玛丽和弗洛恩德博士分手，我又爱上了安内玛丽，在和弗洛恩德博士分手之间，安内玛丽和他的席勒式的英雄父亲有关，但是在除夕夜去世之后，这个关系的链条似乎走向了断裂，而我爱上了她，却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所有人的情人。安内玛丽是从弗洛恩德博士那儿听说赫尔伯特·西恩茨的事，然后又写出了《西恩茨兄弟》的报道，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也就是说，只有安内玛丽是这个故事的作者，里面的虚构，里面的错乱，里面的尴尬，都是安内玛丽设计的。
安内玛丽变成了利策，亲自策划和导演了惨案事故，亲自送上了绳子，亲自拧开了煤气开关，但是她会像利策那样，亲自把自己放在那确定的一天里？安内玛丽没有死，她制造的是不在场的尴尬，所以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让作者死去，不是作为我爱着的安内玛丽，而是写作了《西恩茨兄弟》的作者安内玛丽，“因此我要实现我在咖啡馆里讲过的话，好让安内玛丽和我之间亲近起来。我要卖掉这个故事。就像人们想摆脱一个厄运似的。”
卖掉一个故事，和编写一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只不过在编写的故事里有确定的人，确定的日子，以及确定的死亡，即使不能成为圣徒，只能成为牺牲品，但也在讣告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卖掉一个故事，就是把根本没有马丁这个兄弟，根本没有赫尔伯特这个兄弟，又变成了根本没有作者的结局：“她的名字，我再也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