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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001213·0548 |
|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 |
|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9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16.00元 | |
| 页数：248页 |
本书的英文标题为“Specters of Marx”，副标题是“债务国际、哀悼活动和新国际”。199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的国际讨论会上，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作了发言，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政治中的精神创作的一次疗伤，德里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20世纪末期，债务国际、哀悼活动、新国际已经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霸权统治的乌托邦话语。
哈姆雷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去吧。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第一幕第五场，在经历了王室巨变之后，在遭遇了鬼魂归来之后，在喊出了“鬼魂在这儿。鬼魂在这儿。它消失了”之后，对于站在黑夜中得知了真相的哈姆雷特来说，他是不是应该面向那个毒死父亲的叔叔，来一场“王子复仇记”？只是为什么在真相被揭露之后，哈姆雷特面对“重整乾坤的责任”，会发出叹息，甚至是一种焦虑和不安？——而且，他讲出这句话是时候，不只是自己，而且还有守卫，还有那个鬼魂，“我们一块去”的力量似乎应该干净地回答那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当哈姆雷特和鬼魂一同宣誓的时候，他到底是面向父亲的鬼魂，还是转向自己的现实？或者说，是面对已经被终结的历史，还是朝向担负起责任的未来？“我是你父亲的灵魂”，他是听到的，但是他没有看见父亲，这是一种必然存在的鬼魂现象，所以即使哈姆雷特面对自己鬼魂，他也是不可见的，正是这种在场和不在场的幻影，让哈姆雷特感觉到了颠倒和混乱，它的意义就如哈姆雷特自己所说：“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历史终结之后的未来是不明晰的，甚至是“脱节”的，而德里达将之命名为“面甲效果：“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
德里达就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思想与社会中心的位置上，在这场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他是特邀的嘉宾，这是1993年4月的，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成为一种“历史的终结”，当福山认为这个世界最终导致“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当这个时代是不是也是“颠倒混乱”的时代？尤其是南非杰出的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克列斯·哈尼就在几天前在约翰内斯堡住处的车道上被白人右翼分子杀害，自由民主在那里？一种死亡是不是让另一种历史也终结？在开场白里，德里达就无比愤慨地说：“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他的死亡一样都是惟一的，永远也不只是一个范例、一个象征。而这恰恰就是一个永远要命名的东西。”已经永远要命名的东西是什么？该如何命名？大会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马克思向何处去”就像哈姆雷特问道的那样：“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
引用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对于德里达来说，就是把“幽灵”放进在历史终结和面向未来之间的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放进关于“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议题里，也放进了他主旨演讲的标题里——但是，“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是复数，它的写法是“幽灵们”，这种复数是不是如哈姆雷特所说的“我们一块去吧”的“我们”一样，成为一种多元的存在？“这里为什么是复数？今天，我们不仅是为了给他们预言一个未来，而且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多样性，或者更严肃地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异质性。”德里达这样说。从历史的终结作为起点，需要的是“预言一个未来”，是需要呼吁一种多样性和异质性，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是复数，但是德里达却认为，这个幽灵从他开始在历史中徘徊的时候，它却是一个单数。《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名词就是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单数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也在历史的上空，因为它在徘徊，“诚然，那幽灵的徘徊是历史的，但它没有确定的日期，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历书的预定次序在当下的时间链条中一天接着一天轻而易举地给定一个日期。”这是德里达对于“幽灵”的第一个说明，历史的徘徊学，其实预示着历史的终结即将登台，因为1848年的革命已经发生，共产主义正在萌芽，有些东西必定会死去而终结，而有些东西必定会归来，“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
于是在幽灵的徘徊中，哈姆雷特看到了它，那是一种希望，一种真相，一种“历史的终结”的开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哈姆雷特真的看见了父亲的鬼魂？真的看见了徘徊的幽灵？其实，当哈姆雷特听到“我是你父亲的鬼魂”的时候，他只是被鬼魂的言语所把握，德里达对此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方面，“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面甲效果”，也就是说，幽灵是被遮蔽的，甚至是幻觉意义上的，“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所以在瓦雷里的《精神的危机》中问出了“谁的头颅”的疑问：“欧洲的哈姆雷特看着千千万万的幽灵。但是他是一个知识的哈姆雷特。他思索着生与死的真理。他的鬼魂们全都是我们的各种争论的对象；他的懊悔是我们的荣耀的全部条件……”思索和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哀悼成为一种分离的工作：“哈姆雷特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所有这些头颅。但是如果他离开了它们！……他就不复是他自己了吗？”
谁的头颅，“这一个乃是康德的头颅，他生成了黑格尔，（黑格尔）生成了马克思，（马克思）生成了……”放进了括号里，被省略的马克思，为什么是这个省略？马克思的名字消失了，德里达说，这是“退场的鬼魂和马克思”，就像《哈姆雷特》里说：“鬼魂在这儿。鬼魂在这儿。它消失了。”但是它的消失还在面甲里，“莎士比亚或许已经提示了。那个消失了的人的名字必定已经被刻写在别的某个地方了。”鬼魂没有消失，它在另一个地方，在面甲里，在黑暗中，在欧洲的上空，于是就有了另一个说明，另一个阐释。鬼魂是父亲的鬼魂，那么它代表着一种“权力的最高徽章”，“这权力就是可以看见别人而自己不会被看见。”它是在场的，只不过以父亲的“面具”方式出现，“这某个他人的幽灵注视着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正被它注视着，并且是在任何共时性之外，甚至在我们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种绝对的前后关联（它可能位于生成顺序且是众多生成顺序之中）和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不对称性注视着我们。”
无论是“面甲效果”还是“面具”方式，幽灵就是用一种不对称性干扰镜像，但是它却有一种共时性，正是这种共时性，才有可能在历史的终结处，在颠倒混乱的时代，成为“我们”复数中的一种力量，成为复数的“幽灵们”中的一个，也正是这种共时性，使得“马克思的幽灵”会成为一种秘密下的指令，而这个指令指向的就是“颠倒混乱”的子时代：“在子代模糊的记忆中，莎士比亚常常激发了马克思的这种戏剧化活动的灵感。”所以哈姆雷特问：“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国际会议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就有了共时性的回答：“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
如何归来？德里达说到了三个意义，一个是哀悼：它使遗骸本体化，并“使它出场”；第二个是精神的生成；第三个则是精神要成为“精神之精神”，也即一种“作品”。所以在对于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正像他在开场白里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而这种和幽灵共存的状态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
共时性的幽灵，共存的政治，超越历史的终结，“明天都将是同样的东西，就好像对于另一些他人而言，它就是昨天一样”，而这种东西德里达命名为“正义”：“这个正义使生命超越了当下的生命或它在那里的实际存在，它的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它是过去的现在，它是实际的现在，它是将来的现在，正如莎士比亚说：“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而正义就是一种精神，“那不止一个的它们：不止一个的精神。”
但是如此快速地定义共存的正义，如此确定复数的幽灵，如此承担“重整乾坤”的重任，是不是太过简单了？当时代的变革正在发生，当这个时代被定义成“脱节”，当哈姆雷特的焦虑和不安还无法消除，如何成为这个子时代的“继承人”？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如何成为一种哀悼活动之后的遗产？或者说，在这个脱节的时代，我们如何让自己朝向未来，“使自己加人到这个我们之中”？更为担忧的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喊出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10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幽灵？“今天，在几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全世界范围内为共产主义的幽灵而忧虑的大有人在，就如同他们同样也确信，他们在那里所论及的东西仅仅只是一个幽灵，没有躯干，没有存在的现实性，没有实在性或实际性，只不过这次那幽灵被设想为是一个过去的幽灵。”
如果它还是过去的幽灵，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是不是就变成“死亡证书”，那么，“马克思的幽灵”不但没有成为精神，成为遗产，反而变成了真正的鬼魂，一种死亡的证明。所以德里达的需要站在共时性的话语体系里，站在共存的“幽灵们”面前，对这个脱节的时代重新进行审视，重新让幽灵在场，重新面向未来，重新启示“让我们一块去”的道路。“脱节”正是这个“历史的终结”之后的时代注解，在这里有用马克思主义驱魔的隐秘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或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更多的是“谋求通过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霸权形式”的驱魔人，他们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密谋”，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咒语”，“一而再再而三、不同的尝试、新的、总是新的动员，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做斗争，与它和那些它所代表的以及将继续代表的东西（一个新国际的观念）做斗争，以及通过祛除这个魔障而禁止某个国际的存在。”
这是德里达所说的“众媒”，新闻、出版、远程通讯、电信传通技术、电信成像技术，它们隔开了公共空间，它们取消了公众事务和政治现象之间的可能性，它们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将“人类之连续的和有目的的历史”中断，甚至以独断主义的方式让世界存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德里达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不活不死的“幽灵化”存在，“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就变成了一个“脱节的象征”。而正是在这个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中，德里达发现了10种祸害，包括失业，包括民族生活权利的剥夺，包括经济战争，包括核武器的扩展，它实际上就是“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的名义”无耻地宣传新福音，是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或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的胜利、作为人类政体之终点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和社会阶级问题之终结唱赞歌，而在德里达看来，“新国际”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罪恶才寻求一种新国际法的组织，“它是亲和性、苦难和希望的一种结合，甚至还是一种谨慎的、几乎秘密的结合。”所以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批判和自我批判，来组织这个“耗损殆尽”的时代。
“以革命的名义”，这是德里达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构筑“新国际”的方式，革命不是如1848年“人民反对自己的暴乱”，也不是如雨果所写的“一些魔鬼在进攻，一些幽灵在抵抗”，而是用一种自我分离的方式，一方面让历史终结，另一方面则在哀悼中继承遗产。“我们必须魔术般地围剿一个个幽灵，驱逐一种可能会返回的力量，这种力量被认定本身就是不祥的，它的恶魔般的威胁一直在本世纪的上空徘徊。”这是分离的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对遗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像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集权，而是在“对政党的某种现实性和某种概念的有限性的思考”中，在“对它的国家相关物的有限性的思考”中找到复数的幽灵们，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场，“共产主义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
来临和在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化，也不是精神、观念或思想的自律化，“幽灵的作用与幽灵的立场，与作为躯体本身的幽灵的躯体的辩证立场是相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幽灵中间，发生在两个幽灵之间。”引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的阐述，在一个物神崇拜的时代，幽灵的资本化，使得“一系列的花招”产生，而最主要的是以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制造怪影，使得所谓的幽灵具有了“不纯粹的精神史”，“物神崇拜的神秘特征，在它为宗教意识形态经验打上的烙印方面，首先就是一种幽灵般的特征。”就像商品被取消了使用价值，就是一种“脱节”的异化，而使用价值之存在，是消除了商品的“脱节”，甚至使之具有经济的人格化，“物与物之间的这种交易就来自于那幻境。出借给商品的那种自立与一种拟人化的投射是相适应的。后者赋予商品以生气，把精神注入其中，这是一种人类的精神，一种言谈的精神和一种意志的精神。”所以使用价值之存在，“物品的诸属性（这将是属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会总是极具人情味的，并会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令人放心。”
而幽灵必须具有的意义就是“在场”：“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所以必须考虑生产、技术和经济交换的方式，必须审视在批判中恢复对于幽灵的信仰，必须在驱逐中“授予它们的权利”——不是解构哲学对于政治政治立场的取消，而是在“一个脱节的时代”对于精神多样性、异质性的一次“命名”。
“他们在那里总是一些幽灵，尽管他们并不存在，尽管他们不再是幽灵，尽管他们还不是幽灵。”但是幽灵们已经在场，在脱节的时代，不是“我将教给你怎么生活”，而是我们“就应该学习那鬼魂，向它学习”，因为在共存的之中，在共时性意义中，重新命名就是一种学习，正如哈姆雷特在鬼魂之夜说的那样：“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