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谈博尔赫斯：与博尔赫斯在一起的半个世纪》是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的专题文学评论，系统收录了他在过去50年里针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访谈与评论文章。略萨在1963年第一次采访博尔赫斯，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博尔赫斯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识乐趣”。在这本书中，略萨以举重若轻的姿态，既保持着对博尔赫斯的毕恭毕敬，又将博尔赫斯隐藏极深的瑕疵悄然揭露：“绝对的完美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甚至也不存在于艺术作品的创造者中，哪怕是博尔赫斯，这个已经接近完美的人。略萨对博尔赫斯的认识经过了一个转变。青年略萨对萨特等介入式作家很感兴趣，排斥博尔赫斯这样的纯文学作家。但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想法逐渐产生变化，博尔赫斯和福克纳等一道成为了对略萨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本书同时收入略萨对博尔赫斯的采访、略萨为博尔赫斯写的诗歌等一系列从未发表过的内容。
在秘鲁利马，一次宵禁过后，阔太太玛丽萨与好友恰贝拉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第二天，玛丽萨的丈夫，富有的矿业大亨恩里克在办公室里接待了八卦周刊《大曝光》主编罗兰多·加洛，拿到了一摞令他心惊肉跳的艳照。不久，那位作风大胆、不择手段的周刊主编被发现死于城中肮脏混乱的街区——五个街角。随后，周刊旗下主笔、年轻的女记者胡丽叶塔被带到总统顾问办公室，被告知前主编已因涉嫌敲诈而被秘密处死，由她接任主编并领受秘密任务……本书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6年，以商业名流的一桩性爱丑闻切入秘鲁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一系列隐藏问题，戏剧化地呈现了令人瞠目结舌、惊悚眩晕的“大曝光”。《五个街角》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不拘一格之作，以小报八卦切入秘鲁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一系列隐藏问题，直击当下秘鲁中产阶层家庭在政商风暴中的荒诞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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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2180319·1460 |
| 作者：【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亚马逊34.90元 | |
| ISBN：9787532160419 | |
| 页数：490页 |
当拥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这恰恰是特鲁希略剥夺了多米尼加人三十一年的宝贵权利，你会感到咖啡和甜酒的醇香，会感觉到香烟、海水浴、周末电影或者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给身心留下的十分愉快的感觉。
——《九》
什么是自由意志？是惬意地喝着咖啡和甜酒，在海水浴中感受蓝天和白云？还是周末欣赏一部美国电影，听着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1961年5月30日，星期二，当子弹射进元首特鲁希略的身体，当暗杀终于变成现实，当31年的独裁统治终结，那首《他们杀了公羊》的舞曲的确在多米尼加街头上传唱， “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庆祝/公羊的节日/五月三十日……”
可是，谁是人民？公羊是不是就是人民的公敌？在结束独裁之后，人民是不是真的拥有了自由意志？5月30日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节日，但是当那条公路上传来连续的枪声，当身穿制服的 “公羊”脑袋被打碎，当公路变成染血的现场，这一个节日注定涂抹上了那血腥的记忆，而在节日之后，对于一个国家的期望只不过是六个参与谋杀的反特鲁希略分子的计谋，只不过是无数的部长、参议员、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员的计划：共同重建政治制度，消灭特鲁希略主义的残余势力，实行开放政策，成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在美国的支持下，稳定内外秩序，防止共产党人介入，号召全民大选。
希望是美好的，即使暗杀者冒着生命的危险，即使计划者冒着被清洗的代价，5月30日也一定会成为一个终结，元首死了，公羊死了，特鲁希略政权死了，但是枪声没有沉寂，混乱没有消失，谋杀没有消失。1996年，当乌拉尼娅在三十五年后回到多米尼加，回到祖国，回到父亲身边，再没有了特鲁希略的统治，再没有独裁的政治，可是， “这座殖民时期的城市并没有焕然一新，她居住过的街道卡斯圭也没有变化。因此，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们的家也几乎没有变化。”35年大于特鲁希略对于多米尼加的31年统治，或者说后特鲁希略的自由意志大于特鲁希略时代的独裁专制，为什么一切没有变化，甚至，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他们会把种种的滥用职权、暗杀迫害、贪污腐败、特工横行、封闭隔绝、恐惧焦虑统统忘记，会把曾经的恐怖又还原为一种神话，他们还在说： “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犯法的事情。”
因为专制里有一个父亲，一个统治一切的元首，一个发号施令的统治者，一个像是上帝的领袖，是他，结束了多米尼加长期的军阀混战，是他，消除了海地人的一次次入侵，是他，摆脱了对美国的屈辱服从， “总之，无论好坏，是伟大领袖在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府啊！”所以他是人民的父，而且，人民也需要这样的父，当父权、君权和神权集于一身，他的个人意志便成为了人民的自由意志，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犯法的事，现实不再如此混乱。但是，当统治变成力量，变成一个声音，变成一种行动，它抹杀的却是个体，它去除的是民主，它扼杀的是自由，所以多米尼加的 “公羊”独裁其实提供了一种社会的样本：我们到底需要怎样一种制度？我们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意志？
以1961年5月30日为界，其实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特鲁希略的独裁时代，一个则是后特鲁希略时代。当戎马一生的特鲁希略在军阀混战中崛起，建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元首，他在一九三七年挫败了海地人的入侵，并在全国各地捕杀海地人；他在一九四九年下令进行中银港登陆，巡航部队抓获了全部入侵者，并大赦俘虏，允许俘虏流氓国外；他和美国搞好关系，写信给美国报刊提醒美国人： “在整个特鲁希略时代，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是美国在西方最好的盟友。”当他成为一个国家的父，他便成为这个国家利益的体现者， “这双手从来没有颤抖过。因为只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为绝对有必要时，我才下令杀人。”他便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特鲁希略可以让水变成酒，让面包成倍增加，只要他老人家高兴。”
但是，当父权在握，一个国家也便成为了一个人的国家，他曾经说过， “我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就是因为有章法。”但什么是章法？他可以在一夜之间撤除阿尔杜罗将军军情局长的职务，而认命没有上过任何军事学校的乔尼·阿贝斯·加西亚上校为军情局长，理由是乔尼是最忠诚于特鲁希略的人， “在我身边的人里，唯一不可能背叛我的人就是你，即使你想背叛我，也不可能！”就是在乔尼的手下，反对派的何塞阿尔莫依纳被杀死，并且组织了在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纽约、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流亡分子暗杀反对派。也因为忠诚，特鲁希略任命 “宪法专家兼酒鬼”亨利·奇里诺斯，让他负责起草几乎全部的法律规定，并交由国会通过，目的就是要使得独裁政权合法化；他把华金·巴拉格尔博士扶上总统位置，成为一个傀儡总统，因为巴拉格尔曾对他说： “为特鲁希略效力就是为国效力。这让我的生活非常充实，远远超过金钱、美女和权力能够给予我的一切。”而且在一篇论文里，他让元首和上帝并肩站在一起。
他是元首，他是领袖，他是上帝，所以在父权、君权和神权于一身的特鲁希略便拥有了一切，对外，他以打击入侵者的名义屠杀海地人，他的一个口号就是 “乱世当用重典”，他不仅为一九三七年屠杀海地人辩解，而且还把大屠杀当成丰功伟绩， “既然涉及到拯救民族，那杀死个五千、一万、两万海地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对内呢，双手更是沾满了鲜血，一九四九年中银港登陆之后，他大开杀戒，将银港省长安东尼奥·英贝特和他的弟弟、城防司令塞贡多·英贝特少校撤消职务，并逮捕入狱，还进行了刑讯拷打。一九六〇年，政府发现了秘密反对政府的 “六·一四”组织的存在，便动用国家机器开展了扫除叛乱的行动，米拉瓦尔三姐妹以及骨干都被清除；当他发现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时候，会用一切残忍手段将他们杀死，因为米内尔瓦拒绝和元首跳舞，最后父亲被送进了监狱；因为街上看到装疯卖傻的夫妻，竟下令将他们扔去喂了鲨鱼；因为路易莎·希尔的哥哥是 “六·一四 “动乱分子，元首终止了他们的婚约；因为泄露了机密，元首侍卫副官安东尼奥的弟弟达威托被军情局的特工残忍杀死……
并非只是特鲁希略一个人的权力过大造成了独裁，实际上是那些傀儡的总统，忠君的官员，阿谀的议员，麻木的特鲁希略分子，使得他的权力不断膨胀。但是在成为人民之父的时候，特鲁希略的象征意义和个体存在之间也出现了断裂，他喜欢美色，不断物色了美女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是那些官员的妻子名正言顺让自己享受，甚至那些少女也都在那个叫 “卡奥瓦之家”里满足他的欲望。但是当他用自己的身体占有无数女人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男人，和所谓的女人都站在欲望的前面，这或许是最为公平的关系，但是他却发现自己 “小便失禁”了，继而感觉到丧失了功能， “你可以打败成千上万的敌人，多年来，你用收买、恐吓和暗杀的方法战胜了他们。可是生殖器不是敌人，生殖器长在你身上，是你的肉中肉、血中血。”
这是一个隐喻，自己可以战胜所谓的敌人，可以杀死所谓的反对者，但是却无法让生殖器听自己的话，这就是权力的一种解体。当作为男人最基本的权力在滥情中丧失，他却以工具化的自我来拯救这样的悲剧，而其实，这是悲剧之悲剧的开始。14岁的乌拉尼娅是国务委员、参议员、多米尼加党主席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当元首要她去 “卡奥瓦之家”的时候，卡布拉尔是犹豫的，但是他所有的权力都是特鲁希略给他的，他似乎应该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妻子暧昧不明的存在其实已经是他做出的巨大牺牲，但是面对女儿，他的心情是复杂的，那个前来劝慰的曼努埃尔对他说的是： “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而仅仅就是为了让元首占有我的女儿，为了让元首同我女儿一起享受情欲，这会让我心满意足，让我感到幸福无比。”为了自己应该把女儿献给元首，这不是耻辱，而是荣耀，甚至也威胁他： “如果你被指控挪用公款、贪污盗窃而蹲了监狱，失去了一切，你的女儿可怎么办呢？”
对于卡布拉尔来说，乌拉尼娅是纯洁的，是可爱的，是自己唯一的宝贝，但是把女儿活生生推向特鲁西略的淫窝，又意味着什么？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是我最宝贵的一切。你母亲去世后，你是我生活里唯一最亲的人了。孩子，你明白吗？”当卡布拉尔对乌拉尼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都是无奈，这也是所有阿谀和麻木的官员返回个体世界时，面对的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让卡布拉尔也丧失了作为父亲的存在。乌拉尼娅进入了庄园，进入了一个人的舞会，进入了 “特权”生活，但是已经丧失了男人功能的特鲁希略，却以更加变态的方式找到了发泄， “给处女开苞的想法是很刺激男人的。”在抚摸身体之后，他竟用自己的手伸进了乌拉尼娅的下体， “他是因为那肿胀的前列腺，因为那疲软的阴茎，因为不得不像贝坦喜欢的那样，用手破坏处女的贞操！”
就是这双手，曾经用枪击溃了侵略者，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这双手，曾经用绳子绞死了反对派，延续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也正是这双手，在男性功能丧失之后，变成了另一种工具，进入到女人的下体，这是另一种暴力，另一种耻辱，另一种扼杀， “从那天晚上以后，再也没有男人碰过我一指头。唯一碰过我的男人就是特鲁希略。经过你已经听到了。每当有男人走近我、把我当成女人欣赏的时候，我就感到恶心，感到恐惧。”14岁失去了女人的尊严，直到49岁依然没有结婚，这便是作为个体的悲剧。
但是当离开多米尼加35年的乌拉尼娅回到早已经结束了独裁统治的祖国，他一样看见了自己只是作为躯体存在的父亲，他已经中风，眼睛再无光芒，嘴巴不会说话，而身边只有一只盛放尿液的便盆。父亲不是丧失了父权，而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死亡，而这种死亡就是政治牺牲品所付出的代价。在特鲁希略的独裁时代，随着父权的丧失，一切的统治也便开始解体，那些特鲁希略分子也便从 “奴性十足的热爱和卑躬屈膝的服从”中挣脱出来，他们认识到的一个普遍真理是： “结束暴政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果暴君的性命。”
所以，1961年5月30日的 “公羊日”开启了这个国家寻找自由意志的征程，但是在那纷乱的枪声里，在流血的冲突中，谁能保证民主，谁能给予自由？当谋杀者的英贝特和路易斯·阿米阿玛失踪，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和阿玛迪多在军情局的搜捕中死去，当筹划发动军队的罗曼被捕而割掉了睾丸，甚至最后 “幸福地听到了那最后的枪声”，那个美好的刺杀行动并没有进入预定轨道：特鲁希略儿子兰菲斯及其家族镇压，政权的不断更迭，大街上的暴力事件，治安的无序状态，成为后特鲁希略时代的另一种恐怖，甚至还出现了政权对立共存现象：一个由巴拉格尔领导的文人政府一再表示和声明，保证国家实行民主；一个由兰菲斯操纵的军警政权继续像元首生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抓人、打人、杀人。
即使随着特鲁希略家族猖狂出国，巴拉格尔成为新的元首开始政治大赦，即使在查明 “铲除暴君的义士们”的行动中， “凶手”变成了 “义士”，变成了 “英雄”，即使一九六一年十月二日巴拉格尔在联合国总部大会上宣布，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真正的民主和新面貌正在诞生。”但是经历过的恐怖、罪恶和死亡如何忘记，曾经发生过的混乱如何彻底消除？或者在一个公羊已死的后特鲁希略时代，人民的自由意志里是不是还需要奴役自己的父权？当乌拉尼娅再次离开，是离开自己的父亲，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亲人， “回来看我们！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是你的祖国。”在姑妈的请求中，乌拉尼娅答应写信，但是对于一个49岁封闭了自己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永远在病床上的父亲来说，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可是怒火还在燃烧，可是伤口还在流血，可是沮丧还占据着心头、还在毒害着你的心灵……”而每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乌拉尼娅就是他们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就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血色人生： “处女膜真的破了。我的腿上有血，他手上有血，被褥上也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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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2151109·1232 |
| 作者：【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59.00元亚马逊20.10元 | |
| ISBN：9787532154999 | |
| 页数：332页 |
“卡努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
——《第四部》
故事里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终结，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枝条，一个主题，甚至一个结局，可是当一八九〇年的巴西经历了暴力和反抗，经历了革命和共和，经历了战争和救赎，一个故事如何走向一种共同的结局，它不是只有一种高度，一个方向，而是在枝桠岔开的空间里，伸展出不同的枝干，长出不同的叶子，甚至结下不同的果子，而当故事之树变成一段被时间书写的历史，却也成为“一部误解者的历史”。
“劝世者”死去的时候，像是一个故事走向了终结，像是一种拯救走向了终点，留下的腐烂的肉体，身长一米七八，牙齿没有，不是死于枪弹，只有左腿上的瘀斑，因为碎弹片或石头擦伤，不是直接射中身体，所以“劝世者”更像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存在，更像是暴力中心之外的一个符号，但是那在颅相学意义上，却呈现着肉体具有的疯癫特性，典型的圆脑袋，属于智力贫乏和心理倔强的类型，“那头颅的弯曲程度正好符合贝内迪克特学者指出的癫痫患者的特征”，劝世者成为疯狂的患者，意味着当他手不离弥撒经典，当他口不离上帝名字，“可心上却打着罪恶和匪性的烙印”。活着和死亡，其实是肉体和肉体的分离，是肉体和精神的分离，是信仰和暴力的分离，当一种救赎者的死亡变成暴力的代名词，变成罪恶的典型，到底那棵树上会有怎样的历史书写？
颅相学和自然科学家，指向的是信仰的反面，所以故事也一定会岔开而成为一株故事之树，当男爵把疯癫的病理学变成“狂人”的历史，把卡努杜斯说成是让世界疯狂的中心，其实是关于历史的一次误解，“比如他们对人口普查的仇视。我曾绞尽脑汁，力图弄清此事，现在明白了。种族、肤色、宗教。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卡努杜斯的误解”？这难道就是一棵写有不同符号的故事之树？当劝世者死去，那一种疯癫也成为了历史，而在没有劝世者的救赎和反抗的世界里，是不是还有种族问题，还有肤色的其实，还有黑人变成奴隶，还有对于宗教信仰者的清洗？
误解是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见不同的枝桠，误解是因为书写不同的历史，传说不同的战争，误解是打开不同的出口，是注解不同的方向，所以当劝世者变成疯癫者，当身体里流出的神赐神物变成不停排泄的大便，世界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自己的历史，必须以另外的方式书写信仰，那遗嘱上明明白白写着：“安东尼奥，你以见证人的身份去周游世界吧，别再回到这个包围圈里来了。我和羊群留在这里。你到那里去吧。你是见过世面的人，走，去教那些忘记学习的人做加法吧！愿圣灵引导你，天主保佑你。”那一个上帝还在，那一种救赎还在，而不管是上帝还是救赎，需要的是一个见证人，需要的是一种传承的力量，或者需要不断去除误解的历史，那个老太太却在这一种死亡里说：“我看见他了。有几位天使把他接到天上去了。”
死亡是一次被接上天的过程，疯狂是一次不与体制合流的态度，救赎是一种宗教意义的皈依，还是一种政治意义的自由？他们说政治是肮脏的东西，那里有政权的交替，有特权的统治，有武力的镇压，但是当劝世者说“政治是纯洁”的时候，只不过希望把那些暴力、特权、子弹都从这个世界清除出去，只不过要把来到人间的敌基督赶出去，只不过是要把劳苦大众解放出来，而在这种“劝世”的过程中，误解从来没有停止，镇压从来没有停止，死亡也从来没有停止，而那个卡努杜斯的地方，也在这变幻的历史中成为革命、起义、暴力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
“劝世者”并非只是一个单个的人，他是一种信仰，一个理想，一段历史，一棵故事之树。但是在成为劝世者之前，他必定是树上的单独一个故事。“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一样。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儿女、牲畜和家产，现在只好离乡背井，拋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这是他的个人历史，在其中都是苦难，都是灾害，都是无法逃避的死亡，所以他寻找到的一种信仰是将自己从俗世的苦难中找到救赎的方法，所谓皈依，就是把自己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用信仰的力量来救赎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虔诚的小信徒”成为信徒是因为父亲因干旱而死，因为养父有着暴躁的脾气，因为自己悲观看待世界；加利雷奥·加尔加入他们，是因为他曾经是自由战士，却被判处死刑，四十六年岁月里有五年是在狱中度过；玛丽亚·瓜德拉多，在旅途中被强奸四次，所以她从萨尔瓦多城步行去圣多山，在三个月零一天始终拖着十字架；他们有穷人，有奴隶，有失去土地的人，有没有了家庭的人，有患病无钱医治的人，“在随后的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中，成群结队的病人、流浪汉、赎罪的人、逃犯和好奇的人，从四方向卡努杜斯涌来，怀着预感或者希望，想在那里得到医治、住所、宽恕、保护和幸福。”
或者还有远大抱负的人，加利雷奥投身一个伟大的目标，是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科学则将个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但是革命和科技如何变成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假若理智代替信仰成了生活的中枢，即魔鬼（第一个造反者）代替了上帝成为真正的自由君王，那么各种道德观念便可以同时共存了”，而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秩序的重建，“一旦旧秩序被革命行动所摧毁，自由和正义的新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魔鬼是苦难的制造者，所以在卡努杜斯，“劝世者”的意义就是从自身的解放开始，告别魔鬼，告别苦难，如诺言方舟一样救赎这许多的教徒。
而在皈依之前，世界需要一种审判，“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审判的时间已经写在那里，一八九六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一八九七年，沙漠将被牧草所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一八九八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一八九九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颗新星将运行在天空。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将陨落，罕见的事情将发生。审判走进了时间的轴线，其实也走进了现实生活，当一八七七年的大旱灾发生的时候，预言仿佛开始成真，但是当一八八九爆发的革命改变了历史，对于劝世者来说，却看见了另一种末日审判，因为祖国从帝制变成了共和制，世界的秩序重新跌入到混乱中。
这是另一种魔鬼，“劝世者”说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大逆不道，“魔鬼已经当道，它的名字就叫共和国。”因为他们从来不主张共和，不同意驱逐皇帝，不赞成政教分离，不接受世俗婚姻，不使用新的度量单位，也不接受人口普查。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本能与想象的坚持，对于不变世界的恪守，上帝在那里，不是为了颠覆式的改变，而是为了解救。把共和制看成是敌基督，也是源于卡努杜斯的一种宗教式的偏执，那些信徒是为了脱离苦难的生活，而实际上在这种过程里也杂夹着暴力，若安·格兰德是黑人是奴隶，为了反抗他曾经杀掉了女东家阿黛林哈小姐，看起来是自我救赎，实际上也是被魔鬼所支配，他成为心地狠毒的人，成为杀人越货的人，而在卡努杜斯，那些信徒起来反对共和制，起来打破枷锁，却用了唯一的方式，那就是暴力。
用暴力建设理想社会，用暴力驱赶外来力量，用暴力建立一个废除婚姻、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十字架、耶稣圣堂、“劝世者”，就是在建造另一个神话中心，“卡努杜斯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不要为恐惧所吓倒，慈悲的耶稣一定会帮助诚心的信徒。”而实际上，共和制取代帝制，并非只是改变那些规则，并非是颠覆制度，而是共和制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一的巴西”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的目的，但是实际上不仅其中有妄图复辟的旧秩序的阴谋，也有清剿狂人叛乱分子的武装，“莫莱拉·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到那时，我们就只好廉价出售庄园，或者拱手交出，然后一走之。”拉乌上校对于形势的判断，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所谓共和，其实更像是一个阴谋，它是专制的，是特权的，甚至是走向黑暗的。
所以共和和保皇之争是一场关于政治的斗争，而在政治之外的“劝世”行为，在魔鬼式定义中，其实也走向了政治，所以对于西塞上校来说，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就必须进行镇压，打着“巴西万岁”的旗号，派驻军队，连续四次的围剿，便制造了新的苦难，“这片土地将被大火烧成焦土。”当盖伊马达斯全城已变成了一座兵营，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又重新走向了暴力的反抗。一种是信奉救赎的上帝，信奉诺亚方舟式的解放，信奉理想主义，但是却变成了宗教的狂热：“好耶稣将要封锁卡努杜斯，卡努杜斯之外的草木、禽兽，最后还有人，都将从地球上消失。”而另一种信奉的是武力镇压，信奉的是政治变革，信奉的是军队的战争，但是正如男爵评价西塞那样：“他信奉的是些抽象的东西。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他崇拜技术进步，他认为只有军队能够治理这个国家，只有军队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混乱和腐败中拯救出来。他是个罗伯斯庇尔式的理想主义者……”
“万事都是上帝决定的呀！”其实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上帝，也都给他人定义为魔鬼，对于他们来说，迷途是偏见和幻想，而真正的信仰在哪里？当卡努杜斯充斥了阴谋、叛乱、颠覆，当信仰和政治变得错综复杂，哪里去寻找神圣的事业，哪里却获得救赎的意义？而那个世界末日，到底是谁审判谁？当起义者被镇压，当“劝世者”死去，当西塞上校遭遇变故，对于巴西腹地的这场世界末日之战，似乎并没有胜利者，而这部注解为疯狂、被误解的历史，似乎需要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从愚昧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从暴力到和平，路漫漫，而这没有审判却到处是审判的末日，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在书写者启示录，启示录的一面写着“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打倒英国！”而另一边则写着“打倒反耶稣者！”“‘劝世者’万岁！”“贝罗山万岁！”
而实际上这末日的启示录也是关于南美世界的救赎主题，当略萨的目光聚焦在巴西“这个世界的王国”，达·库尼亚的《腹地》在一九七二年进入略萨的视野的时候，卡努杜斯之战就变成了略萨关于革命、民主、战争、宗教和政治的中心词语，“我走遍了‘劝世者’曾经布道的全部村庄；在那些村子里，我听到居民们热烈讨论关于卡努杜斯事件的意见，好像政府军的炮声依然回响在起义军阵地上空，仿佛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在长满枯树和荆棘的荒原上。”当历史已经变成现实，起义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人工湖，而岸边是那些激战留下的弹壳和炮弹，其实历史没有走远，却可能已经走向了误区，所以重新进入历史现场的时候，略萨开始以一种世界目光诠释历史的走向，“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无论是独裁专制，还是宗教偏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的救赎就是看见自由，“劝世者”不是别人，是自己，每一个劝世者对于历史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