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人

编号:C55·2190819·1586
作者:【美】拉尔夫·艾里森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8.50元
ISBN:9787532152360
页数:284页

拉尔夫·艾里森沸腾、浓烈的第一部小说《看不见的人》,诞生于一九五二年,也是其在世期间问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出版,立即在美国文学界和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九六五年被评为美国二战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小说,从而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描写了一个黑人青年在充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他是看不见的人,因为“人们拒绝看见我”。从他在南方黑人大学的生活,到他在纽约自由油漆厂的遭遇和在哈莱姆区的经历,小说突破个人成长故事的窠臼,将视线投向沉重而复杂的美国社会现实。正如约翰·克拉汉姆所说,“在想象力极度发挥之际,他想到用一个词来统称境遇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的非裔美国人:美国人。就此而言,这个词可以用于二十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个人。”


《看不见的人》:我只不过发怒了

如果他们坚持要主张整齐划一,结局不外是迫使我这个别人看不见的人变成白人,而白色实在不是什么颜色,而是缺乏任何颜色。
——《尾声》

曾经在内心里暗下决心:“我将成为领袖。”曾经在演讲中高喊“让我们创造奇迹吧!”曾经认为自己“将会扶摇直上”,为什么最后的“我”还是回到了黑暗中,还是生活在地下的洞中,还是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一切的决心、呼喊和感觉,仿佛都是地上世界带来的幻觉,当“这下你不会再有幻觉了”的现实击中了我,回归地下,回归洞穴,回归黑暗,成为一个黑人唯一的归宿。黑暗里的黑人,是去除了肤色的存在,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白人,也是一种种族的寓言,于是黑还是那种黑,白依然还是那种白,他们存在,就像“缺乏任何颜色”一样,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影响。

一种宿命论?但是在“尾声”而洞悉了一切的世界里,我还是给了自己一个全新的定位:世界还是和过去一样具体、卑微、邪恶、崇高和美妙,白人还是和以前的白人一样成为优等种族的代表,黑人还是和以前的黑人一样成为“看不见的人”,但是,“我到地下居住后,把什么都丢了,唯独心灵没有丢,心灵。”心灵没有丢,是不是意味着精神、灵魂、尊严和自我没有丢?是不是意味着黑人还是黑人白人还是白人的世界里我却不再成为他人?是不是在地底下丢掉了幻觉反而更是一个真实的个体?从前想要成为领袖,想要创造奇迹,想要扶摇直上,是因为“一直试图走别人的路”,是因为在“千人千面”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现在我明白人与人各不同,生活中千人千面,而这正说明了真正的健康。”和每个人的具体、真实的存在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需要一种自我,所以,在我看来,美国就是由许多根线织成的,一根一根线分辨出来,才不会陷入混乱,而这些被理出来的线,去除了“胜者无利”的权力观,“这不仅仅在我国是伟大的真理,其实在别国也一样。”

在黑暗的地底下,在看不见的洞里,我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一种斗争的“尾声”,保留了心灵,悟处了真理,看见了希望,似乎就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但是这个被揭示了的真理真的会成为人生的座右铭?真的可以在保留心灵的世界里抵御颜色的侵袭?我的乐观似乎又回到了祖父的老路上,那个古怪的老头,在死亡之前对我的父亲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所以希望家族保持战斗的激情,继续在战争中成为自己,但是这场战争里祖父把自己叫做“叛徒”,而且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为的是“在险境中周旋”。这样一种战斗是隐秘的,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叛徒,谁是真正的敌人,在险境中会不会灭亡?甚至,这和我最后被拉到黑暗的地下有什么区别?

隐秘的世界是对于那个地上的世界而言的,黑人和白人,似乎就这样成为二元对立的战争起源,最后的结尾回到故事开头,似乎是一种轮回,而在我经历的故事里,也是战斗,也成为过叛徒,也在险境中周旋,而我所实现的不再是祖父所说的“战斗”,而是在“我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中的妥协,甚至那保留心灵的优越感,甚至对于美国未来的关注,看上去更是一种失败之后的藉口,梦似乎还在,“我走了漫长的道路以后又折回来了,我原先曾梦寐以求,想爬到社会的某一阶梯,此刻却反弹到了原处。”毋宁说,我最初的理想更像是祖父所说的战斗,是想要成为一种领袖的人物,是想要拥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力,当最后真的成为了叛徒,真的被推入了险境,真的只能在洞里生活,看不见的人变成了另一种悲剧。

最初是看不见的人,尾声也是看不见的人,其实这两种看不见有着本质的区别,当我被幻觉控制的时候,我希望从看不见人变成看得见的人,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看见。看不见是一种社会现实,是对于有色种族的一种鄙视,是命运难以超越的现实,我接受这个身份属性,是因为我把问题归结在他们身上,“我成了看不见的人也绝不因为我的表皮在生化上有什么变异,而是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人的眼睛古怪。”他们的眼睛古怪是因为没有内在的眼睛构造,“所谓内在眼睛就是他们透过肉眼观察现实的心灵的眼睛。”他们定义了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定义了他们,定义了他们眼睛的古怪,定义了他们缺乏心灵的眼睛,所以看不见的人其实包含着三种现实:一是最表象的,也是最具社会现实意义的:白人看不起黑人,把他们看成是不存在的人,当那个白人被我抓住,甚至被我用牙齿拉开了刀子,我才发现他仿佛在梦中看不见我,然后“我收起了刀,在空中一挥,顺手就把他往后一推,让他摔倒在街上”。正是这种看不见的状态,导致以我作为视角,看不见的人具有第二种意义:我主动不被人看见,从而可以拿出刀可以主动出击可以击败对手;因为我主动选择不让人看见,另一个可能是,我也会主动选择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是给他们保留了看见的权利,看见的意义是在他们眼中我可以成为领袖,我可以创造奇迹,我可以扶摇直上。

第一种是现实,那个贫民窟的吉姆引起学校大的义愤,就在于被人传说是“占有自己老婆又占有自己女儿”,一种道德的沦丧甚至还要在白人诺顿身上获得100美元大钞的怜悯;我因为带着诺顿去了黑人贫民区最后导致了冲突,诺顿也受到了惊吓,所以被学校的校长布莱索博士开除,布莱索的理由是:“那个奴隶居住区!孩子,难道你是个笨蛋?你怎么会傻到把一个校董往那儿领呢?”乃至我到了纽约之后,在寻找工作碰壁、油漆厂被开除,甚至身体受到损害,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黑人;在兄弟会里,克利夫顿死在警察枪下,我在葬礼上慷慨陈词,“他名字叫托德·克利夫顿,他信仰兄弟会,他曾经激起我们的希望,现在他死了。”并且号召大家起来战斗,“告诉他们离开盒子去教训教训那帮警察,要他们忘了首歪诗,告诉他们去教训那帮警察,如果他们为了要跟把枪栓一扣押韵再骂你们是黑狗,那支枪会走火打到他们自己身上的!”但是兄弟会却把克利夫顿说成是叛徒,“那个黑人,就像你叫他的,是个叛徒,一个叛徒!”从而将我也开除出兄弟会;甚至布莱索博士能创建学院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关系能直通白宫,也是因为对白人卑躬屈膝,“我假惺惺地讨好的也只是些白人里的大人物,即使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控制了我,倒不如说我控制了他们。”

黑人是地位低下的,黑人受到不公,黑人被白人欺负,甚至黑人自己也对黑人看不起,就像布莱索骂我是“黑鬼”,我骂吉姆是孬杂种一样,黑人永远是看不见的人——别的白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所以黑人的存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他们吮吸我们生命的源泉,却往我们身上喷回污物。”所以黑人必须接受这个世界,必须喜欢这个世界,即使不喜欢,也要逆来顺受。但是对于我来说,成为看不见的人,重点在于后两种看不见,它们一起构成了我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我既要消灭看不见我的人,又要让大家看见我,于是一种模范和榜样确立了,那就是布莱索博士的“权力观”。布莱索创办了学校,在富人中确立了影响,他拥有两辆卡迪拉克轿车,拥有优厚的薪俸,还有温柔、漂亮、奶油肤色的妻子,“虽然他生得漆黑,满脸皱纹,可是在社会上他却比大多数南部白人更有影响。他们尽可以取笑他,却不能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个曾经陪同总统视察校园的“政治家”,取得了和白人一样的地位和权力,甚至在我看来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无疑在他身上有我所祈求的一切,所以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人,而我也正是想走他的那条路,成为被人看得见的人。

布莱索从看不见的人变成伟大的人,是拥有一种权力观,讨好白人,不是被白人控制,而是反过来控制白人,布莱索将之命名为“权力的格局”,背后的那一只手是在操纵一切,所以他会把白人诺顿看成是自己的财富,所以才会在他进入贫民区之后被惊吓看成是学校的耻辱,所以他才会骂我是“黑鬼”从而开除了我,你反对我,就反对权力,反对富有白人的权力,反对国家的权力——也就是说反对政权!”但是用右手打了我,又伸出左手来帮助我,当我在愤怒时说“我要跟你斗,我发誓,我要斗”的时候,他又说我是有胆量的小斗士,说这个民族需要这样优秀、精明和觉醒的斗士,所以把我开除只是把我送到纽约的另一种说法,答应我攒到了学费之后再继续就读。

拉尔夫·艾里森:自我而自由,不仅仅是政治状态

布莱索的权力观影响了我,是因为可以成为被人看见的人,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领袖可以创造奇迹,所以我丝毫不对他说我是“黑鬼”、把我开除当成是一种不公平,而是欣然接受,而实际上,这无非是我陷入到幻境的一个开始,甚至在他面前喊出“我要跟你斗,我发誓,我要斗”,也绝非是祖父所说的战斗,而是“我只不过发怒了”的本能表现: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在驱逐房客事件中,我站在警察面前大喊““为什么我们不游行呢!”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在克利夫顿被杀死之后,我在葬礼上大声疾呼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当被兄弟会说成是叛徒而被开除之时,我义正辞严地说出了“他也是一个人”的呐喊;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当“黑人民族主义者”拉斯以激进的方式对抗,甚至要把我“绞死”的时候,我会掷出那根长矛,“我注视着长矛在他转头高喊的时候击穿他的双颊,只见人群惊愕得发了呆,而拉斯抓住那锁住双颊的长矛死命挣扎。”

因为我愤怒了,所以一切的行动都失去了真正战斗的意义,它更像是感情用事,甚至冲动,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想要真正改变黑人的地位,真正要参与寻求公平的战斗,而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是为了成为布莱索一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当被开除,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我要积蓄一些钱,我要带着纽约的文化修养返回学校,我要成为校园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我要出席市政会议,“我得学习那些主要发言人登台演讲的诀窍。而且我得充分利用我各方面的关系。带信去见那些大人物的时候,我将举止大方,谈吐文雅,语气随和,面带讨人喜欢的笑容,处处彬彬有礼。”一起的标准似乎都是那个被看见的白人世界的标准,这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并非是要强调自己是一个黑人,而是要寻找“看不见的人”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在这个权力的异化面前,我即使见到了种种不公,也将这些看见成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我被布莱索欺骗,我被小爱默生侮辱,我被油漆厂的人歧视,我甚至被电击,如卢修斯所说“我们才是机器的机器”的生存现状,在我看来,也变成了一种历练,一种接近目标之前的蛰伏。

所以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我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人,警察驱逐房客事件中,路过的我终于喊出了“为什么我们不游行呢!”的质疑,而街头的动员竟然产生了极大的效果,人们说我很有天才,是天生的演说家,也正因为这一次抛头露面被看见,我认识了兄弟会的杰克,他邀请我加入,“和我们的组织在一起。我们需要为这个区域找一个合适的发言人。一个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人民的苦情的人。”甚至他把我看成是一个能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今天上午,你响应了人民的呼吁,我们也希望你成为真正的人民的代言人。你必将成为新的布克.T.华盛顿,而且甚至比他更伟大。”我参加集会,我发表演讲,我告诉打击我们都是不平常的人,甚至我激励大家:“让我们来创造奇迹,让我们夺回被抢走的眼睛!让我们恢复我们的视力;联合起来,放眼四方。”在我看来,旧竞技场已经倒塌,新世界正在诞生,“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过程中创造我们的种族,到后来,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已经创造出了远为重要得多的东西:我们已经造就了一种文化。”

甚至在这种意义上,我开始讨厌布莱索和诺顿,要把他们踢进黑洞里,让自己摸索前行,因为我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有可能实现我从未梦想过的伟大而重要的事业”。但是因为发怒而投入战斗,因为权力而要创造奇迹,这只不过是一个异化的自我,而这个异化的自我遭遇的困境更在于“看不见的人”的本质现实没有被改变。兄弟会口口声声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傀儡,他们的集会是受警察保护的,他们反对如拉斯那样的激进者,甚至反对任何的暴力行为和恐怖活动,所以克利夫顿死去的时候,他们指责我跑得太快,并把我看成是机会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而我的行动都是阴谋,“他的目的是想控制市北区的运动。他想做一个独裁者!”杰克还搬出了兄弟会的纪律,“注意你那个脾气,这也是纪律问题。跟兄弟会里的人辩论时要学会用思想,用辩论技巧去制服对方。脾气是用来对付敌人的。留着向他们发去吧。去休息一会儿吧。”这一切的理由都是因为兄弟会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无非是白人寻求政治投票的一个砝码:那些把钱捐给兄弟会的富人,是为了“政治上的拯救”,兄弟会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些名字可以涂在假选票上,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就能用上,用不着了就往哪儿一塞。”

一方面,我在权力观中想要创造奇迹想要成为领袖想要变身为“伟大的政治家”,是为了让人看见,是为了摆脱黑人“看不见的人”的身份困境,另一方面,当我投身于“战斗”中,我又成为了他们的工具,“我只不过是一块材料,可以利用的一种自然资源。诺顿、爱默生之流目空一切,荒唐透顶,我离开了他们,转而投奔杰克和兄弟会,可他们也是同样的高傲,同样的荒唐,结局毫无二致——只不过我现在认清了我是看不见的人罢了。”在兄弟会另一种权力观中,在兄弟会也成为看得见的人的现实里,我又必然成为看不见的人,像一种悖论:因为是看不见的人,所以要成为看得见的人,正因为极力想要成为看得见的人,却越发陷入看不见的困境中。

如一场梦,在去掉了幻觉之后,在醒来之后,黑暗又再次笼罩,黑人的属性又再次被强化,结尾又回到了开头,甚至这个循环式的结果更加剧了“看不见的人”的悲剧存在,经历了理想的植入,经历了欲望的膨胀,经历了歧视和真相揭露,所谓成长,不是让你看见光明,看见希望,看见自我,而是在具体、卑下、邪恶、崇高、美妙的世界没有任何改变的世界里,走那条属于自己的路,仅仅凭着没有丢弃的心灵,如何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人?孤立的存在,只是有限地替“你”说话,暗处,潜伏,隐秘,甚至连祖父的战斗也不复存在,于是,看不见的人真的在没有观众、没有广场、没有游行、没有演讲的世界里,永远成了看不见的人。

金钵记

编号:C38·2180820·1495
作者:【英】亨利·詹姆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79.00元亚马逊46.70元
ISBN:9787532163328
页数:560页

《金钵记》是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之一、20世纪小说的意识流写作技巧的先驱亨利·詹姆斯所著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与另外两本小说《鸽翼》和《使节》并列为他后期创作成熟阶段的三大重要著作。长相俊帅的亚美利哥是意大利没落贵族的后裔,他凭着王子的头衔,迎娶了美国大富翁亚当·魏维尔的千金——本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女子玫姬。夏萝是玫姬自童年就保持着联系的好朋友,但玫姬不知道的是,她和亚美利哥是旧日的恋人。当亚当·魏维尔续弦娶了夏萝为妻,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夏萝正式进了魏维尔家门后,越来越不避嫌地与王子俨然以男女主人之姿现身。玫姬难道对于丈夫与继母间的行为真的不知不觉吗?但由于缺乏实质证据,她无从得知真相。直到有一天,玫姬买下一只古董金钵作为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金钵记》:追求最终会有战利品

尽管和谐的样貌仅止于表面,但并非不持久,唯一快要破局的时候,是当亚美利哥已经站得挺久的、等着他不知所以走来走去的岳父来迎向他、对他说话或是提议什么,接着却又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眼,也就给另一位客人端上一盘小甜点。
——《第六篇·第三章》

那一刻,话已经说了,只不过听到的人不是所有,当一切的秘密潜伏在内心的时候,他们对于发生的事的态度也只有动作:亚美利哥长久地站立着,岳父魏维尔慢慢走向他,妻子玫姬沉思却像在逃避,他们都在各自的心思里,却在众多客人面前像一家人,而夏萝呢?在这个复杂得最后畸形得有点窒息的关系里,她又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做出动作?

坐在宝座上,似乎是凝结成一个固定的意象, “左右是女主人和男主人”,女主人是玫姬,男主人是亚美利哥,当他们被命名为主人的时候,夏萝就是一一种客人的身份存在着,可是那发生的一切早就推翻了这 “清楚透彻,静静地、恰如其分地发出光彩”的场景:她是玫姬自童年就保持联系的好友,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从 “美国市”来到欧洲的伦敦,但是在美国式教育和欧式的生活中,他们一样在寻找融入的机会;而她却也是亚美利哥曾经的恋人,在那个属于他们的浪漫记忆里,一切都是天真的,没有任何文化的阻隔;而当她从美国来到伦敦,却又嫁给了玫姬的父亲魏维尔,在这一对老夫少妻的婚姻里,她却以出轨的方式再次回到亚美利哥的怀抱……

她是玫姬的好友,却是她的继母;亚美利哥是她的恋人,却成为了她的女媳,当夏萝处在这复杂的关系网里的时候,坐在宝座上,分列这女主人和男主人,是不是最强烈地感受到了 “破局”的降临——是被玫姬揭破真相之后背负伦理之罪,还是黯然退出男女主人的世界,让这幕场景继续恰如其分散发出光彩?其实,不安的不止是夏萝,当魏维尔不知所以,当亚美利哥找不出恰当的字眼,陷在为难困局中的其实更是玫姬:当她终于在王妃的世界里发现王子的秘密,是想着用行动准备战斗,但是为什么最后她无法爆发报复的怒火?为什么感觉自作孽的是自己和父亲?甚至为什么在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还要 “和钟爱的男士一起度过”?—— “每个时刻都像是跟他一起,在他的监牢里等待——法国大革命黑暗的恐怖统治时期里,那些高贵的俘虏依旧在记忆里闪着微光,他们总会把最后残余的资源拿来办场盛宴或是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破局已经出现,大家都看到了无法弥补的结局,就像那个揭露真相的金钵,它根本不是金子做的, “它是玻璃的——而且就像我说的,在镀金的下方有道裂痕。”一种象征,也是一条线索,当初它是在布卢姆斯伯里一家小商店,从美国来到伦敦的夏萝和亚美利哥选中了它,这是爱情重新回归的证明;之后它是作为玫姬送给父亲魏维尔的生日礼物,是一直以来收藏古董的魏维尔建造帝国的象征, “一种经过浓缩、具体化的最高等级的文明”——从情感的见证到文明的符号,金钵承担了截然相反两种体系的象征,而象征的矛盾性也就一览无余:十五英镑的这只金钵镀上了金,却不是真正的黄金物品,它的实质是水晶,所以当钥匙轻轻敲击它的时候,能听到清脆甜美的声音,却也是脆弱的表现,因为里面有一道被遮掩的裂缝,就像当初夏萝对亚美利哥说的那样: “真是谢天谢地,我们知道那里有道裂缝!要是我们就这么被毁了,只因为东西里有我们不知道的裂缝……!我们再也不能给彼此任何东西了。”

裂缝之存在,是一个秘密,是不是就预示着他们的恋情也存在着裂缝?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最高等级的文明隐藏着破裂的可能?美国到欧洲,纽约到伦敦,美语到意大利语,在亚美利哥和玫姬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隔阂,但是语言、教育方面的差异性根本就不是核心所在——当初亚美利哥和夏萝也是在一种跨文化的背景中走在一起,所以在爱情世界里,隔阂是永远不存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所谓天真的存在,使得亚美利哥在对待和玫姬的婚姻时,首先想到的是玫姬身上具有的天真品行: “玫姬偶尔也在其中洒一洒她精致的彩色水滴。它们的颜色……到底是什么呀?不就是非凡的美国式真诚吗?它们是她天真的颜色,然而同时也是她想象力的颜色;他们的关系以及他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中,布满她的想象力。”

真诚,是可贵的,甚至在想象的世界里,也一样充满着美妙的色彩。如果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出发,亚美利哥在伦敦和玫姬一起走向婚姻殿堂,也绝没有什么裂缝。但是,这完美的一切只不过是某种想象而已,当一开始婚礼就出现在亚美利哥身上,其实背后隐藏的东西才慢慢被打开。身为意大利没落贵族的后裔,亚美利哥身上带着某种 “名号”,这是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构筑的地位、权力是历史的一部分, “假如问题关乎帝国霸权,或是说身为罗马人,希望能重温一点儿那种感觉,那么伦敦桥上是个好地方;甚至五月天的晴朗午后在海德公园角也行。”亚美利哥曾经这么想,但是这明显是带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 “最快乐的朝代,是没有历史的朝代,你晓得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如此被教育,不是忘记历史,而是凸显历史,也使得亚美利哥无法游离在家族的历史之外,当等待着更高级的文明的魏维尔遇见了亚美利哥,于是他便成为了魏维尔建造那座博物馆最坚实的材料,

“是呀——那些收藏,那个他希望捐赠的博物馆,你知道的,他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他一辈子心力都花在这上头,也是他做每件事的动机所在。”博物馆不是在构建一个历史?一个王朝的历史,一个文明的历史,而亚美利哥被命名为 “王子”,就是这个博物馆里的 “精品”,而在被命名王子的时候,他的女儿玫姬自然变成了王妃,王子和王妃,是旧帝国梦想的复原——一场婚礼,完全被打上了文明的烙印,甚至成为了某种权力的交易品——亚美利哥可以在美语的练习中和魏维尔平起平坐,在以为的天真中和玫姬一起编织美妙的色彩;魏维尔用名号构建了另一个文明大厦。

所以,婚礼一开始就显示出变异的味道,而在这个交易的婚姻中,玫姬又处在什么位置? “除非你死了,亲爱的,才会被埋起来。当然啦,如果你把到美国市这件事,称之为埋葬。”她是代表着父亲说话,在她一开始就成为魏维尔代言人的时候,她其实就已经偏离了亚美利哥所设想的天真,朝着谎言的方向慢慢偏离,而正是这种偏离,使得那个金钵的裂缝显露出来。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从美国而来的夏萝,她曾是玫姬的好友,也是亚美利哥的旧情人,她身上带着美国式的自由,又融入了欧式的浪漫,这个跨文化的女人也成为象征——她的到来点燃了亚美利哥无法忘记的爱,又加速扩大了这个以名号、文明为交易而显出的裂缝。

亨利·詹姆斯:裂缝永远存在于工具中

但是,夏萝突然到来,更像是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实施者便是艾辛肯夫人。 “她成就了他的婚事,如同当年他罗马教皇的先祖成就了他的家族一样……”这是她最先的角色定位,她是纽带,是桥梁,架设在意大利后裔亚美利哥和美国富翁魏维尔之间, “其实她既不是个被宠坏的犹太女子,也非慵懒的克里奥尔人;她的出生地标记着纽约,却守着很到位的 “欧式”纪律。她穿黄色和紫色的衣服,因为她说过,她认为这么穿着令人看起来像示巴女王,而不是个女贩子;她头发上戴着珍珠,喝茶的衣服上也别着又是红又是金的饰品,为的是同一个理由:她的理论是老天爷已经给了她一副讲究打扮的样子,于是乎,她也只能顺其自然地讲究起来,想费心压抑根本是枉然。”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上的融合,当亚美利哥意识到婚姻可能是一种交易的时候,他显露出的是害怕, “吓坏了。我现在只能等着怪兽出现。这些日子可不好过哪,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真的,我什么东西都还没得到,却每件东西都要失去。不晓得还有什么事要发生。”这种感觉被亚美利哥认为是 “道德感”的缺失,而其实这种道德感无非是 “他们”的道德感,在艾辛肯夫人的解读里,这倒也成为了一种无奈,就像她自身一样,在表象的融合里需要的是一种对于规则的打破。

“她真是出奇地无依无靠。”是艾辛肯夫人将夏萝推向了亚美利哥,在婚礼之前,复燃的仅仅是旧日恋情?这是小小的浪漫,也是小小的悲剧, “咦,浪漫故事存在于他们的挫败感之中,存在于他们有勇气正视事实。”在艾辛肯的世界里,不是为了打破那个名号的象征世界,而是用一种介入的方式,一种命名为 “帮她渡过难关”的方式搅乱整个格局,而这正是一种跨文化符号的多面性,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中,金钵的裂缝便在他们之间出现,而最终却又奇迹般地修复,在有和无之间,在缺失和获得之间,在纯真和谎言之间,在道德和阴谋之间,其实永远存在着这样一个金钵,存在着这样一道裂缝,也存在着那样一盘小甜点。

夏萝爱着亚美利哥,亚美利哥也爱着夏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一种不受历史、权力、家族、文化影响的纯真爱情,即使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两个人还是以信任的方式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这像是一种理想主义,当亚美利哥已经被打上了名号的烙印而成为 “精品”,当纯真的玫姬为了父亲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一种从婚姻开始的生活就完全走向了理想的反面,即使如亚美利哥,如玫姬,也无法逃脱如金钵一样的命运,他们是夫妻,却在变异的爱里成为女婿,成为情敌, “他们成了王子和王妃。他们为其他人留了空间——所以其他人也都心里有数。”——玫姬说服父亲娶夏萝,仅仅是因为: “现在我嫁给别人了,结果您却仍未娶。所以喽,您能够娶任何人,谁都行。”而促成这一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 “使她不要为他的未来打算而烦恼”,也就是说,自己的未来,是借用父亲结婚的方式来达成。而夏萝同意这一婚事,也只是为了和亚美利哥保持最近的距离。无论是玫姬为未来的设置,还是夏萝追逐爱恋的目的,最后都把婚姻当成了一种工具,而这正是最奇异的现实:好友成了继母,情人成了女婿——变异的背后,是必然出现的裂缝,是无法消弭的道德困境。

但是,当裂缝出现之后,当真相发现之后,在道德困境中,所有人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回到纯真,回到爱本身,而是在掩饰在说谎中,把整个世界都推向了 “合理”的状态中——夏萝和亚美利哥曾经在热吻中发下 “我们一定得信任彼此……”的誓言看起来也变得苍白,因为金钵 “如同机缘一般,裂开来,成不了局。”魏维尔的视而不见,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麻木,在他的世界里,也只有那更高级的文明,只有那历史意义的博物馆是生命的一种体现。而玫姬呢,曾经是一种天真,而且也爱着亚美利哥,当金钵被发现之后,她最害怕的是父亲和丈夫之间的那更绳子断裂,那样,她就会是一个永远孤单的人——无论在丰司的夏季看到亚美利哥和夏萝突出的存在,还是在伊顿广场和丈夫的高度紧张,都让她有一种幻灭感,现实都不存在了,何来未来?

所以在破裂的现实面前,在珍贵的真相面前,她想到的是自救, “她帮了他——帮了他自救一把,所以她也应该想办法让他来帮她。”而这种自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仅仅承认裂缝,却还依然把现实看成是金钵的存在, “你可以摸摸它们——不要害怕——如果你想确定一下,那个东西就是你和夏萝一起看到的那件。很可惜它破了,改变了它美丽的外观、它的艺术价值,但是其他的都没变。”或者说,她还依然是王妃,他是王妃对面的王子,即使王子爱着另一个人,一个在她之前就出现的女人,一个身为自己继母的女人,只要这种关系还维持, “每当她在对抗自己硬得像玻璃的问题时,她的热情就势必会伤到它的痛处。”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自欺欺人获得的存在感,对于玫姬来说,永远是一种自食其果的结局: “玫姬依旧感觉到镀了金的铁丝和受伤的翅膀,一只悬挂着的笼子,宽敞但永难安宁的家,她在里面踱步、拍动翅膀、或是用力摇晃都没有用,最后终将溃却消散于自己徒劳的意识中。”而在玫姬的自我欺骗中,其他人又如何面对裂缝?亚美利哥在说谎,夏萝在说谎,魏维尔麻木中沉默,所谓的天真,所谓的诚心,所谓的誓言,已经都像历史一样埋没了,何来帝国?何来文明?何来爱情?何来道德?亚美利哥曾经说过, “追求最终会有战利品”,是对于自我作为名号的一种讽刺,而在这个用谎而编织的世界里,追求就是一场为获得战利品而进行的交易,而在众目睽睽之中,那道裂缝看起来也弥补在闪闪发光的黄金之中,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着变异、畸形的生活: “王子和王妃送完访客上车回来后,静止的状态与其说是恢复了,不如说是刻意营造出来;所以,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注定了会十分突出。”

茵梦湖

编号:C37·2170219·1364
作者:【德】施托姆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532158058
页数:320页

从青梅竹马到命运各异,从情人相见到远走他乡,在这一出爱情悲剧里,如何描绘“爱情的氛围”?如何表达“美好的激情”?被施托姆视为“德语诗文之明珠”的《茵梦湖》里,“是我母亲的意愿”成为一种被现实劫持的感伤,也成为这一出情感的主基调,而施托姆也希望这部成名作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本书除《茵梦湖》之外,还收入了作者其他六篇作品:《在大学里》、《来自大洋彼岸》、《三色紫罗兰》、《双影人》、《骑白马的人》和《汉斯熊》。这些作品弥漫着一种凄凉柔美的诗意,气氛的渲染、情节的铺排、对人物命运的揭示格外富于感染力。此书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茵梦湖》:尽可能长久而美好地生活

我禁不住要向高贵的女主人高声大喊:“消除这萦回于你脑际的幻影吧!这个幻影和你亲爱的父亲就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他曾误人歧途,又曾在苦难中煎熬过!”
——《双影人》

童年的美好时光是一种幻影,还是那留在记忆中父亲挥拳殴打母亲的记忆是一种幻觉?幻觉之产生是因为曾经故意掩盖了那些故事,还是现实重新让它们找到了出路?总是有一个岔口,有人在这边,有人在那里,有人已经死去,有人还活着,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他们不拥有同样的记忆,于是不同的岔口指向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演绎着不同的幻觉。可是,这个岔口最终会走向同一个终点吗?

这个疑问在克里斯廷欣那里,其实是有意避开的,现在是林总务官夫人的她显然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选择了遗忘,高贵而优雅,无论如何她只在自己现在的生活里成为另一个女人,但是这种现在的稳定且固有的生活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在“我”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过去的一切会依稀出现在眼前。我无疑是是那个把熟悉的故事唤醒的人,“这位夫人每次转脸对着我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竭力想在她的面庞上寻觅熟悉的特征。”表情,语言,以及那个可以回想起来的名字:约翰·汉森,但是林总务官夫人却把它称作是幻影,三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八岁的时候父亲突然离开,在漫长的时间中,存在于记忆之中的也只有幻影,而要把幻影唤醒为一种现实,到底是应该感恩还是一种残忍?

闯入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为了寻找不同岔口最后的那个终点,但是这种寻找的意义何在?当克里斯廷欣已经完全变成了林总务官夫人,当她的生活变得平静而安逸,还有必要重新揭开埋葬在记忆之中的那段带着幻影的往事?“我不愿她在某个时候再知道这些情况,不然就会使她童年所尊敬的父亲跟她那幻觉中一再出现的怪影重叠,但遗憾的是这个怪影并非纯属幻觉。”而其实,当林总务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完全回答了这个问题,已经把幻影从夫人身上接触变成了必要的事——不是幻觉,不是幻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覆盖在心里的一段阴影。

“我常常觉得,在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过去还有个亲父亲。我很害怕那个父亲,他对于我、对于母亲不是大声咒骂便是出手殴打,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他。”这是林总务官夫人所说出的真实故事,一个亲父亲,一个使人害怕的亲父亲,一个大声咒骂母亲甚至出手殴打的父亲,一个只能远远避开的父亲,这一定是夫人内心最恐怖的记忆,或者三岁是的母亲之死,八岁时的父亲离开,都和这个记忆有关,这个记忆明显以选择性遗忘的方式放在了最角落里,但是这种遗忘不是彻底地去除,它只是暂时沉沉睡去,而当我闯入并且寻找,一定是会唤醒它,而且唤醒的真正意义不是面对,不是复原,而是消除幻影真正的虚拟性存在,从而回归到应该的终点。

那个叫约翰·汉森的父亲到底制造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怖的记忆?回溯而去,是那个名字背后的经历,是那些发生的悲剧的原因,为什么会参与那起破门抢劫的空前大案?为什么会在牢里呆了六年?为什么会拥有一个“约翰·交运城”的绰号?又为什么会把童年的美好时光变成了令人恐惧的幻影?一种出生似乎注定了这些“为什么”背后的故事,在底层的世界里,那些成长,那些爱情,那些生活,其实都变得有些艰难,就像那个许下誓言的枯井一样,其实是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的隐喻,跌落,像极了正要发生的死亡,但是在濒临绝境的时候,却是对于现实最原始的挣扎,“那我是不会欺侮你的——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想跟你结婚!”男人和女人,曾经坐过牢的男人,和脾气暴躁的女人,枯井里的那一幕爱情更像是他们隔绝了现实上演的一个童话,但是终归是要从枯井中上来,终归要接受被人注视的目光。

结婚,生下女儿,不是对于现实可能的逃避,反而是越来越陷入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中,“是女的一味任性,还是他俩沉睡已久的躁性子在放纵的爱情欢乐之后又从深处爆发出来,越发不可收拾?抑或这男人心里的一种无可抵赎的负罪感突破禁锢,吐出郁积的肝火?难道确是因为前些时候老东家突然离开了人世,在痛苦与忧伤中仅仅为了抑制住难受的心情,他此刻终于坐在路边,敲着石子?”其实根本没有答案,造成一切的痛苦像是源于无法解决的天生的原因,终于,他失手打死了妻子,终于他背负了一种罪,即使履行诺言还清了妻子的棺材钱,即使得体地安葬了妻子,但是对于约翰·交运城来说,他根本无法改变这发生的一切,但是现实的意义不是提供了你无法改变的出生和性格,而是在可能的未来里,提供了最本质的爱苏醒的机会。

三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离开,都变成了已经发生的一切,而它们的本质区别是:前一种制造的死亡是无奈制造的悲剧,而后一种消失是寻找着改变的自我——不让女儿去讨饭,是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属于她的生活,消失是为了给克里斯廷欣留出一个位置,那个位置里没有苦难,没有耻辱,甚至那些变成幻影的记忆,也只是一种想象。所以父亲的离开是一种自我牺牲,他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无法转身的岔口,而把女儿放在了可以望见未来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成为林总务官夫人的现在,“这不是约翰·交运城,而是一直活在他女儿心中的约翰·汉森,是他女儿昨天采撷不易枯萎的蜡菊编成花环献给他的那个约翰·汉森,这个约翰跟那个面目酷似的人的影子毫无联系。”

曾误入歧途,曾在苦难中煎熬,一个父亲是活在曾经中的父亲,被幻影覆盖的父亲,但是一定是唯一的父亲,一定有着最深厚的爱的父亲,一定是用自己的离开换来生活另一条道路的父亲,“就让那绰号的第一个音节——‘交运’这两个字眼留在你的身边吧!它是忠诚的,因为它也待在恰当的地方啦!”一个闯入者“我”唤醒了真实的情感,也让“双影人”变成唯一的父亲。“我”之存在,其实并非是一个外来者的介入,不是为相隔离的两个人寻找同一个终点,而是为各自的世界打开一个理解的窗口,他们能相互看见,能相互感受,能相互对话,能让双影的幻觉归于寂灭,让唯一的现实成为所有。

一样是父亲和女儿,《三色紫罗兰》里那个导向不同之路的岔口也是一种幻影,当女孩莱茜看到父亲带着新婚的妻子回来的时候,她叫这个陌生的女人“妈妈”,看起来像是一种和谐,像是没有必然的矛盾,但是在她来说,“妈妈”根本不是“母亲”,母亲是那个生她的女人,是那个以一幅画的方式存在的女人,是内心里无法撼动的形象,或者说,“她只叫死者母亲。”母亲是独有的称呼,是唯一的称呼,甚至象征着死亡,而妈妈,只是一个和“阿姨”一样的泛指,如此,这样一种隔离的关系便无形之中竖立起来了。

施托姆:如何迎向“庞大的开阔的世界”

当然还有那个从来不开放的后花园,“那里是一座坟墓!伊莱丝,或是你倒更加喜欢这过去岁月的花园。”这是莱茜的父亲鲁道夫对新婚妻子伊莱丝说的话,当伊莱丝以女主人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家的时候,她需要的是什么?她需要的是大家的友好恩爱,需要的不带偏见的生活,需要的是幸福,其实是简单的,但是当莱茜叫她“妈妈”而不是“母亲”,当鲁道夫锁上了那道门,甚至还在孤寂的时候回想起“业已不在人世但依然风姿绰约的形影”,无论如何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带有幻影的生活。

“叫孩子喊我母亲吧!”伊莱丝恳求鲁道夫,这样是不是可以将“妈妈”撇到陌生的世界里,这样是不是可以成为莱茜真正的“母亲”?或者这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更换,伊莱丝的努力终于变成了自己肚子里的一个孩子,也终于可以使自己真正成为“母亲”,但是莱茜的那句话却又像一句咒语,“她只叫死者母亲。”一种不祥围绕着她,“这像是阴森森的黑夜使她忐忑不安,从暗地里闪现的这一念头有如一条毒蛇缠成一团,昂起了头。”但是即使把自己放进了一个如死亡一样的命名中,伊莱丝的勇敢和智慧,也会让她可以去除内心的阴影,她把自己当成莱茜的母亲,真正从内心里呵护她的母亲,而且她也要努力去除鲁道夫对于亡妻的记忆,让活着的自己取代那个“依然风姿绰约的形影”,所以她对鲁道夫说的那句话是:“我得分享你过去的欢乐,你得把全部幸福跟我谈谈。还有,鲁道夫,你应当把她的那幅惹人喜爱的画像挂到我们两人的卧室里。在你跟我讲述过去的事情时,她也一定要在场!”

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把自己完全放在那个“母亲”的位置上,“鲁道夫,我发现一个情况!你把我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移到字尾拼拼看!它读什么来着?”字母位置的更换,伊莱丝变成了莱茜,或者说,莱茜变成了伊莱丝,这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游戏的本质意义就是消除那种隔阂,在共同参与中体会美好和快乐。字母的更换,名字的组合,以及“母亲”角色的重新定位,伊莱丝不仅勇敢,而且是完美,而这种努力所要证明的是生活的意义,或者是对于爱的一种最本质的追求,就像鲁道夫从她的作为中得到的启示,现实是什么?“活着,伊莱丝,尽可能长久而美好地生活!”

活着不是妥协,是用爱来消除误解,而这种爱似乎早就以符号的方式注定成为生活的必然,《双影人》中的约翰·交运城象征着忠诚,《三色紫罗兰》的伊莱丝和莱茜字母变化的一体性,还有《骑白马的人》里的“白马”,毫克为了那一个需要改造的沟渠,为了那一道海堤,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大家的生活,却在一次洪水中和家人一起淹死,大自然像是那匹被魔鬼控制的“白马”,但是却在他爱的作用下成为最好的朋友,“没过几个星期,白马的饲养改善,渐渐地,粗硬的毛消失了,闪着蓝色圆斑点的毛皮显现出来。”还有《汉斯熊》里的母熊,汉斯被从小母熊喂养,成了“汉斯熊”,而当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成为国王之后,再次找到母熊的时候,它已经濒临死亡了,但是汉斯还是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它,最后,“它朝国王和他的美丽的妻子投去一瞥感激的目光之后,摊开了四肢死去了。”

无论是白马还是母熊,其实他们在爱的世界里,慢慢去除了动物性而具有了人性,也是在这种消除了隔阂的努力中,无论是毫克还是汉斯,也都成长为一种英雄般的人物,“国王汉斯熊与他美丽的妻子治理这个国家好多年,人们的日子过得幸福、安宁。”像是一个童话。无论是和名字有关的象征意义,还是和和动物有关的命名,其实关键是如何去除那道幻影,如何取消岔口,又如何消除隔阂。《来自大洋彼岸》似乎提供了另一个文本,还是关于父亲和母亲,还是关于一种阴影,来自印度尼西亚小岛的燕妮为什么要离开母亲而被父亲送到欧洲?“他往往只在晚上来,他住在城里的一栋大房子里。这是妈妈告诉我的,我没去过那里。”这是一种空间上的隔阂,但是在最本质意义上是文化的隔阂,因为父亲认为母亲是那个小岛上落后种族的代表,而燕妮呢,“你因为有你母亲的血缘关系,永远也进不了你父亲的社会。”

和种族有关,所谓的家,所谓的爱被打上了烙印,于是父亲生生地把她从母亲身边带走,于是母亲生生地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这是一种隔阂,“是谁给了你权利,让你用我母亲的痛苦换取我的未来!”而另一种隔阂是,当燕妮冲破父亲的阻隔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害者,反而也变成了隔阂的制造者,她要把燕妮嫁给那个有钱的混血儿,也就是说,这样的婚姻依然是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甚至依然是母亲悲剧的再次重复,而父亲的那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应验:“这个种族是改造不过来的。该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我早就料到了!”所以对于燕妮来说,她承担了一个自我突破的角色,她在和阿尔弗雷德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就找到了那种爱,就如她写在纪念册上的那首诗歌:“我是一朵玫瑰花,快快把我采摘;我的根儿已经露在外,风雨好厉害。”

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人为的伤害,一朵玫瑰需要的是有人采摘,而那枚送给我的镶嵌着玳瑁的金戒指就是这种爱的呼唤,还有那只只给阿尔弗雷德握的左手,“左手我是没有必要给别的人握的。”诗歌、戒指和左手,这都是唯一的写照,也在书写着那个唯一的爱,所以在燕妮离开之后,阿尔弗雷德终于奔向了唯一的爱:“同燕妮在一起,无论如何也要一起回来!”是燕妮对于爱的呼唤让他们在一起,而这种呼唤去除的正是所谓的“人类的原罪”,就是去除母亲“压根儿产生不了高贵人的苦难的卑贱的所在”。

何来原罪?何来卑贱?何来隔阂?其实是一种种族的差异,是一种文化的不同,甚至只是社会阶层的相异,但是这种差异和不同,造成的是爱的缺失,造成的生活的异化,《茵梦湖》里的伊丽莎白和赖因哈特本是两小无猜的孩子,在他们童年时代就种下了那萌初的爱,“赖因哈特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在这儿用草皮搭了一个房子,他们要在夏日傍晚住在里面。”但是正如赖因哈特在讲完那个童话故事之后的感叹:“根本就没有天使。”当童年远去,他出去求学,当两年之后回来,他发现了陌生的伊丽莎白,而当他再次离开,当十年后再次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这是我母亲的意愿。”这是伊丽莎白写给赖因哈特的信里说出的话,“从前我的所爱,都要从心里忘怀。”虽然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另一个男人的妻。而这种错爱并不是因为时光带来的分离,而是一种隔阂,伊丽莎白嫁给的是拥有茵梦湖的埃里希,埃里希曾经是赖因哈特的好朋友,但是这种纯真的友谊在所谓的财富面前,似乎也变得脆弱。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爱情的隔阂其实从曾经的陌生感就开始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身份的差异,所以在伊丽莎白的目光中,赖因哈特的离开反而是坚定的,“没有回顾,他疾步直行。寂静的庄园在他身后逐渐地隐没,而他面前升起了一个庞大的开阔的世界。”不是悲伤而离开,而是奔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随后他把椅子移到书桌旁,拿起一本翻开了的书沉浸于研究之中,从前他把他青年时代的力量都用在学业上了。”这是他的生活,而那个错爱的故事放在了身后,它的意义在于回归到童年时那种纯真,就像茵梦湖里的那朵睡莲,它是美好的,它是纯真的,它是在记忆之中不死的,“我从前熟悉它,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赖因哈特那里,只有睡莲才是他永远不会有陌生感的爱,才是永不逝去的青春。

这是对诗意生活的呼唤,但是睡莲只留在记忆中,童年只留在影子里,茵梦湖只留在故事里,“面前升起了一个庞大的开阔的世界”又会带他到何处去?像是没有岔路的人生,或者是岔路在最终极意义上回到了诗意的终点,不管是对于名字的再次命名,还是是和动物有关的隐喻,不管是消除隔阂的勇气,还是走向更开阔人生的信心,它们似乎都是美好的,都是走向了幸福,而唯有《在大学里》却传递出一种无奈而死亡的悲剧。一个裁缝的美丽女儿罗拉,似乎注定了人生的方向,当我在跳舞中爱上她的时候,她对我的拒绝是:“找你那些高贵的小姐去吧!我不愿意跟你往来,不跟你,也不跟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当“拉丁”孩子克里斯多夫爱上她的时候,似乎是一种属于共同阶层的爱,但是爱好舞蹈的罗拉却又不甘心这样的婚姻,最终她骑上了“野伯爵”的人那匹马,甚至成为了伯爵夫人,而这种命运的不合理性又变成了障碍,正如瘸腿的玛丽所说:“那些漂亮的高贵的少爷毕竟不是为她而生的。”她不是高贵的小姐,高贵的少爷又不为她所生,如此,这种隔绝变成了无法改变的宿命。

宿命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即使有岔口,最后也走向一个确定的终点,所以罗拉最后以跳湖自尽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这或许是她对于宿命的最后一种阐释,“苍白的面孔静静地挨在海岸的沙滩上,那双跳舞的小脚现在从裙下露出来,一动也不动,马尾藻和贝壳挂在那滴着水的黑发上。那朵白玫瑰已经不在了,它也许飘到大海里去了。”跳舞的小脚是一个符号,黑发上的白玫瑰是一种象征,它们是罗拉一生都想要的自由与爱,也是纠缠在自我世界里无法摆脱的宿命,而最后当它们都以死亡的方式走向终点的时候,也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告别:

在大学城教堂墓地上,长着很高的杂草的一边,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写着:“莱诺拉·波莱佳——三个生活在德国不同地区的同乡立”。

人间失格

编号:C41·2160516·1299
作者:【日】太宰治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2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532150922
页数:334页

又名《丧失为人的资格》,是日本小说家太宰治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也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叶藏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断沉沦,经历自我放逐、酗酒、自杀、用药物麻痹自己,终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他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以及渴望被爱的情愫。“回首往事,尽是些羞耻的事情。 讨厌的东西不敢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东西,也不敢说喜欢,仿佛行窃一样提心吊胆,只觉得痛苦难当,陷入无法言喻的恐怖感中。”太宰治将自己的人生与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藉由叶藏的独白,窥探太宰治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可耻的一生”。纤细的自传体中透露出极致的颓废,毁灭式的绝笔之作。就在该作品发表的同年,太宰治自杀身亡。


《人间失格》: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句我在喝了安眠药后说的蠢话,竟然奇妙般地实现了:在这栋病房里全是男疯子,护士也是男的,连一个女人也没有。
——《人间失格》

肺病、咳血,是一种身体上的绝望,颓废、孤独,是一种心理上的死亡,活在人间,却如在地狱里一般,这是最后的结果,这是“失去身为人的资格”的终点,可是,当我喊出“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生命之中微弱的火光,“要到”指向的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尽管是对于现实黑暗的叹息,但却也是一种希望,一种没有完全毁灭的希望,尽管这是一次彻底的逃避,尽管那里没有女人,但是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人间失格”甚至还是一种幻觉,微弱的火光似乎在刹那间也照亮了“二十七岁的我像四十好几”的面容,也点燃了“我的不幸却全部来自自己的罪恶”的现实,也表达了“最后一天四支”超剂量用药的需求——没有女人,至少自己还不至于沉沦至灭亡,至少还保持着活着的可能。

就像在《晚年》里喊出“我好想去死”,就像在《跑吧!美乐斯》里虚构“为了被杀而奔跑”的欲望,就像《东京八景》里“艺术是我”的结论,也像是在《他已非昔日之他》里“再按照梦想去过生活而已”的感叹,这世界在不如意和颓败的人生里,是有些想要的生活,是有些被自我命名的东西,是有些不舍的眷恋,即使死亡,也无非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构筑一个虚构的自我,所以女人是存在的,结婚或者爱恋,分离或者和好,也大都是在曲折中找寻一种意义,那些被改写的传说,那些被我听说的故事,那些在我面前发生的人生,并没有完全泯灭在失格的悲剧里,“悠闲徘徊踱步的那个男人,和在这里的我,有任何一丝不同吗?”所以即使映照在我的身上,那火光处也还有一些不死的影子。

如《斜阳》,即将落幕,也还是有人保存了夜晚的希望,在黑暗中,或者可以点亮灯火,照见每一个还活着的灵魂,“然而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已如愿以偿怀孕了。虽然我觉得仿佛失去了一切,但肚子里的小生命,将是我孤独中微笑的源泉。”甚至还有那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变成关于爱的挽救,混杂着烟雾,混杂着酒精,却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希望,甚至还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一个孩子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幸福的实现,而是让所谓的“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在一种生育、抚养的过程中完成“道德革命”,道德在沦丧,道德在异化,可是道德还没有死,它只是被隐藏在世俗的罪恶里,而需要的一场革命绝不是身体之死,精神之灭,所以在怀孕的和子看来,这便是一种拯救,不光是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弟弟,不光为自己的家人,也为所有道德牺牲者,在写给那个爱着但是有妻子的上原的信中,和子说:让你的太太抱一下我生的孩子,那时就会对她说:“这是直治和一个女人的私生子。”

自己是一个女人,爱着一个在酒醉的时候把自己称为牺牲者的男人,男人的妻子是一个女人,她会抱着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生下的孩子,而直治爱着的也是一个女人,他在虚构的世界里拥有了私生子,所以这里有着女人,有着爱,有着亲情,有着生育和抚养,即使只是一种设想,也通向一种可能,即使是可能,也在从事着一种道德革命,所以在《斜阳》的世界里,有妥协也有反抗,有现实也有虚构,有道德牺牲也有道德拯救,就像在和子和曾经的丈夫吵架的时候,那一句“我有恋人了”,背负的是伦理之恶,却也是勇敢而大胆地指向一种温暖的归宿。

和子的拯救或者是源于母亲的那种贵族气息,同为女人,在丈夫死去之后,却依然活在一种思念之中,活在被虚构的人生里,父亲死去,对于母亲来说,当然像是一场突然降临的悲剧,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这种悲痛本身就隐含着对于爱情的坚守,那弥留之际的一条黑色带子变成了一条蛇,从此就变成了母亲对于死亡的一种意象,不是畏惧,而是敬畏,它是一个总是出现的符号,是一个连接生与死的纽带,而在最后母亲即将死去的时候,她说她看见了家里爬进了一条蛇,果然是一条蛇,它像是一种召唤,把母亲带向了和父亲一样的世界。

而和子在母亲的世界里,起初是感受不到那种依恋和守候的,在她看来,母亲是做作幸福,即使和女儿和子在一起,她也是用抒情的方式安慰,“因为有和子,因为有和子做伴,所以我才去伊豆。因为有和子做伴。”但是现实是什么?母亲身患越来越严重的疾病,儿子直治参战后杳无影讯,一家人的开支需要弟弟的资助,几乎是在命运的边缘,几乎要掉落在深渊,但是那些活着的希望还是照见了现实,母亲不责怪我,我用火烧了蛇蛋,母亲也只是叹息了一下,即使我不小心造成了火灾,母亲也安慰我说“薪柴本来就是用来烧的”。

太宰治:“充满了可耻的一生”

而和子时候体会不到母亲的这种心情,当自己的婚姻结束,当自己的身体变坏,当生活越来越无助,我的心里其实是无法摆脱的阴影,那条蛇终究不是和爱着的人保持联系的纽带,它游进了和子的心里,变成了一条毒蛇。和子任性,悲观,甚至会把母亲的一些话当成谎言,当舅舅要和子去深山里劳动服务,和子的泪水夺眶而出;当叫和子去皇族家相亲,以结束贫困的生活,和子认为这是母亲在欺骗她,在利用她。而当直治终于有一天回来之后,对于母亲的谎言又让她产生了失望和鄙视的态度。

“装模作样,不过是肤浅的虚张声势,根本就和高尚风雅扯不上关系。”却变成了这样一个母亲。当直治从战争中回家,和子更是体会到了一种地狱式的生活,他骂母亲不如早点死好,悲惨到令人不忍目睹,就是一种无法生存的写照;他说我变得下流,像同时有着两三个男人;他不停地喝酒,自我麻痹自我放逐。而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当和子读到直治写的《夕颜日志》的时候,才知道他的悲观和颓废都是社会造成的。“思想?骗人的!主义?骗人的!秩序?骗人的!诚实?真理?纯真?全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有过理想,却也生活在欠债的现实里,有过希望,却只能在五元的尘世里,有过革命的实践,却也见证了战争的悲苦,所以他总是想到死亡,死亡可以摆脱这一切,死亡可以让人麻木,是让可以结束痛苦。回到自己的家,看间母亲和姐姐,却带着挖苦和愤怒的态度,却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在散发浓浓死亡气息的札记里。

而和子,似乎她和自己爱着的那个男人的秘密,也慢慢透出死亡的气味,“我有恋人了”,当初这句话在丈夫面前说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勇气,尽管最后离婚,尽管写给上原的信石沉大海,但是和子依然想让自己成为那一个M.C,“我想您应该也认识这个人,他英文名字的大写字母是M.C。每当我痛苦时,就想飞奔到M.C身旁,我强烈地思念他到难以自拔的地步。”生活颓败了,但是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激情,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守。而实际上,虽然讨厌、欺骗母亲的那种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不管是和子还是直治,都印有母亲的印记,都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爱。

和子在三封信石沉大海之后,主动去找上原,去他家,看见他的太太,去酒馆,和他在一起不肯离开;直治在和子出走那天选择了自杀,但是在那份遗书里,却告诉姐姐自己爱着一个女人,是一个画家的太太,“现在我要死了,至少想把这个秘密明白地告诉你。”爱变成了秘密,它只在生活狭小的世界里存在,在直治死去的遗书里,在和子久病的相思中,也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条蛇的符号里。所以和子始终认为,“革命与恋爱才是尘世最美、最甜之物。一定是因为过于美好,所以大人们才会蓄意欺骗我们,指说那是‘酸葡萄’。”确信人类是为爱情与革命而诞生的,所以会朝着打破伦理道德的目标而去。直治爱上画家的妻子,和子爱着有妻子的作家上原,都是道德不允许的秘密,而总是喝醉的上原,也陷入在道德的深渊里,“很不顺。无论写什么,总觉得无聊,而且感到悲哀无奈。什么生命的黄昏!艺术的黄昏!人类的黄昏!全都是装模作样的。”在和子面前他有着一张濒死的脸,一张疲惫不堪的脸,一张把爱隐藏在深处的脸,所以对于和子来说,道德革命的真正意义是冲破束缚,是表达自我,是延续希望,是做一个高贵的牺牲者。

女人而孩子,牺牲而重生,和子用肚子里的孩子公开了一个爱的秘密,也为直治的死亡找到了属于他的归宿,“牺牲者!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你我都是吧。生育、抚养爱人的孩子,就是完成我的道德革命。”这是一个女人的自我命名,所谓的道德革命其实不是为了道德,而是反抗道德,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拯救,所以和子的世界里,是在“斜阳”里看见了隐藏的美丽,在即将到来的黑暗中保留了微弱的火光。这是一个有女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这是一个期待革命的地方,和子而为“我”,似乎就在第一人称的反转中,做一次关于道德和生命的虚构。

但是当我变成了三张照片里随时可能死去的男人,当我变成了“回首往事,尽是些羞耻的事情”的男人,当我变成了反抗人类找不到希望的男人,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似乎再也不能保留希望,再也无法看见美好,再也不能虚构生活了。出生在乡下,体弱多病,我似乎在这样一个现实里,慢慢把自己囚禁起来,而对面的敌人叫做人类。这是一种孤独,更是一种病态,“躺在床上时常将床单、枕头套、被套等幻想成无聊的装饰”,或者,“我甚至怀疑起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只是其中的一宗,若发生在周围人身上的话,大概都足以致命吧!”而在这种罪恶般的现实里,我对抗人类的禁锢,采取的是一种黑色幽默般的办法:扮演逗人发笑的丑角。

逗人发笑可以不自杀,可以不发狂,可以不绝望,可以不屈服,甚至可以不谈政党,就在和生活的抗争中,欺骗他人,欺骗自己,在制造玩笑的过程中忘记痛苦。于是我会偷偷地在夜晚潜入客厅迎合父亲让他知道我喜欢狮子,于是我会在学校的单杠中故意摔下来让同学发笑,逗笑可以将自己和人类联系起来,但是欺骗式的逗笑,撒谎式的逗笑,对于我来说,不是和人类、和世界拉进了距离,而是在畸形中走向了另一种变态的人生。“对于人类,我始终怀抱恐惧,胆战心惊,且身为人类的我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毫无信心,总是将烦恼深埋心中,将那份忧郁、神经质一股脑儿地隐藏起来,伪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个性,使自己逐渐成为专来娱人的畸形人。”

畸形的世界里,总是被人戳穿秘密,畸形的世界里,总是在发笑后陷入更大的恐惧,畸形的世界里,烟酒和女人成为我摆脱现实制造虚幻的手段,就如竹一评价我“被迷恋”与“会成为伟大的画家”一样,无非是把人推向一个更加孤独,更加畸形,更加恐惧的现实里。而在我的逗笑生活里,女人也成为我虚构的东西,她们只是让我排遣寂寞,让我变得正常,让我被迷恋,而其实我对女人一点欲念也没有。没有欲念的女人,没有欲念的自己,“我借由妓女来进行对女人的修行”,就想用逗笑来换取别人的关注,这只不过是一种可悲的“犯罪意识”。

于是,我借宿的仙游馆屋主的女儿和我在一起,于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学生和我在一起,于是,银座咖啡馆的招待常子和我在一起。即使有过一夜情,对于我来说,似乎也并非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让我有一种存在感。而这种虚幻的存在感给我带来的不是爱情,不是相守,不是幸福,相反,却是一种堕落,甚至是失去自我的伤害。常子赚钱养活我,却在我面前和堀木相吻,而我竟然让常子和我一起去镰仓的海边自杀,最后当两人跳进海里的时候,常子死了,我却活了下来。

这是不是一种戏谑和反讽,一个渴望死去的人却在别人的陪葬中活了下来。常子之后的静子,似乎也在走着常子的老路,她工作,她赚钱,而我只是呆在家里,和她和前夫的女儿茂子一起呆在家里,在静子的奔波中,我的漫画开始赚钱,而我用那些钱买了烟和酒,烟、酒和女人,重新回到我身边,无非是那一种逗笑生活的继续,无非是和人类为敌的现实的再现,当茂子在我面前说“想要真正的爸爸”,我突然之间被抽空了所有,我不是真正的爸爸,我不在真正的爱情里,我也不再正常的人类中,所以茂子变成了我的敌人,静子变成了我的敌人,所有人都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个威胁着我的大人,忽然间茂子的脸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难以理解的他人,全是秘密的他人。”

常子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我的欲望,也带来了死亡;静子构建了一个家庭的雏形,却成为了我的敌人,而在喝酒中说出“你可以当我新娘吗”而面对的良子,似乎在我的世界里变成了妻子,贤惠的妻子,温柔的妻子,伦理中的妻子,而被玷污的结局,让我一下子失去了信心,一下子产生了罪恶的念头,“妻子是由于她所拥有的气质和与生俱来姣好外貌受到侵犯的,而且这美貌,正是让我这个丈夫以以前所憧憬的纯净洁白的信赖心,令人忍不住对她心生怜惜的。”在酒的世界里作出承诺,在酒的世界里体会妻子被侵犯,当然在酒的世界里开始走近最后的罪里。

罪是什么,罪是恶,罪是死亡,罪是虚伪,罪是欺骗,罪却是道德,而罪的反语是什么?是善?是爱,还是蜂蜜?蜂蜜是一种比喻,比喻像艺术一样自我陶醉,比喻有时也像毒药一样戕害自我,所以在那些女人离开的世界里,我选择把安眠药全都倒进了嘴里,选择把麻醉用药的剂量增大到一天四支,选择用一种麻木来掩盖痛苦,“不安、焦虑、腼腆全都一扫而空,我成为一个极活跃的善辩家。”我像是回到了现实,像是找到了自我,可是,我想到没有女人的地方“看起来像是最后微弱的希望,但其实是罪恶,是死亡,是道德世界里最羞耻的牺牲:为了药物,我画起了春宫图,为了欲望,我和药店的残疾老板娘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陋关系”,而在病态的身体里,我被老女佣侵犯数次,没有反抗,没有逃避,没有解救,只有死亡,“我失去身为人的资格了”——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女人却让我永远没有了自己。

美妙的新世界

编号:C38·2160516·1295
作者:【英】阿道斯·赫胥黎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8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532157198
页数:254页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里,取消胎生实行人工生殖,把人类分成十多个种姓,分等级分层次,低等为高等服务。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按照自己的种姓过上“幸福”生活,其实这样的乌托邦最后却变成没有个人感情,甚至没有痛苦和激情的空虚世界。机械文明带来的进步却将人性异化,人类在基因设计与药物麻醉下,消极服从于一种统治秩序,如同会自行修复的精密机器一般,在这个“美妙的新世界”中失去了思考,失去了创造力,拥有安定、有限的“自由”,却丧失了科学、艺术、婚姻、个性,偶有对现状产生怀疑或叛逆心态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放逐边远地区。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之作,与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美妙的新世界》: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

你怎么能说不想做社会群体的一分子呢?归根到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离开别人,我们寸步难行。就连爱普西隆……”
——《第六章》

社会是世界国,社会在福特纪元六三二年,这是太平之年,这是稳定国度,这里有中央孵化及制约中心,这里有育婴室,这里有新巴甫洛夫式制约室,这里也有临终医院,当所有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这里的口号和实践原则,群体只不过是出生一致、地位平等、语言统一、生活重复的集合,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没有欲望,没有抗争,在“社会、认同、稳定”的社会里,在快快乐乐的生活里,群体就是一架架不停转动的机器。

“机器转呀转,而且必须继续转——永远转。机器一旦停止转动,便意味着死亡。”群体的一生就是这一句话的写照,上半句是关于生存,永远转动,永远重复,下半句关于死亡,停止转动,就是停止生命,就是停止一切的意义。而当死亡取消了意义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反社会”个人的出现?而其实,死亡只不过是机器停止转动的一种归宿,它依然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死亡不是取消生命的意义,而是取消机器重复转动的可能,甚至,这种取消在这个世界国里,它还是群体的一分子。

这是无法逃脱这里的规则,这是无法改变的宿命。34层的世界国中央伦敦及制约中心上明明白白写着国训:社会、认同、稳定,这是一个由群体组成的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带来的是一种高度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提供了制约,取消了差别,最终必定是稳定的。六个字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循环链,而链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这是冰冷的结果,“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从冰冷开始的。微弱的寒光、罩着盖布的人体模型、毛骨悚然的苍白模型、实验用的玻璃器皿镍器和凄光凛凛的瓷器、白色工作服、像死尸一样苍白的橡胶手套,这便是一种彻底的冰冷,但这种冰冷或者只是感官上的,而在制度上,冰冷意味着生命开始,意味着存在的方式,意味着死亡的本质。

生命来源于试管,来源于孵化器,来源于育婴室,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人,这是正常生命的诞生科学,而在这里,却要发育成九十六个人,他们被纳入到伟大的博氏程序里,他们被运用在量产原理中,他们被放置在相同的网架上,他们是数以百万计一模一样的孪生子,“在两年之内,我们就会得到一百五十批一模一样的孪生儿,差不多一万一千个孪生的兄弟姐妹。”只是机器的繁殖,这是程序的生产,在这种生育世界里,他们并不是最后成型的群体。这里严格区分了种姓,在孵化器里,阿尔法种姓和贝它种姓保存到装瓶的位置,而伽玛种姓、德尔塔种姓和爱普西隆种姓,则要在三十六小时后便被取出,进入博卡诺夫斯基程序。再一次进入程序是为了“制约”,对于种姓内部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他们具有统一的标准,他们穿有相同的衣服,当然他们的命运也完全一样,而穿卡其色衣服的德尔塔的孩子、穿黑色衣服的爱普西隆的孩子、穿灰色衣服的阿尔法的孩子、穿绿色衣服伽玛的孩子,其区分的意义就是以制约的方式,形成一种种姓的阶层,最终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目标。

“这终于让我们走出了自然界单纯盲目模仿的窠臼,步入人类创造的奇妙世界。”种姓意味着供氧量的不同,意味着活动能力的不同,意味着社会分工的不同,爱普西隆不需要人的智力,所以他们在底层更像是机器,“制约的目的,是让人们喜欢其无法逃避的宿命。”制约是不同种姓之间的规则,也就是说,在制约作用下,爱普西隆根本不会去羡慕其他有智力的种姓,而阿尔法种姓也不会去可怜他们,在这个被制约的规则里,每一个群体都做自己该做的事,而这种不逃离宿命的原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不甘,不是抗议,而是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德行。

有制约,才有认同,而有认同也才有稳定。在整个世界国里,出生是一种机器式的大生产,而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程序式的控制也从来没有削弱,在语言上,只允许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根本取消了交流的意义,如果有人问:“汤米,你知道非洲最长的河是什么河吗?”一开始是摇头,“可是,你难道不记得吗?有一句话开头是:尼罗河是……”在提醒之后,他的回答是:““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也—是—世—界—第—二—大—河—”脱口而出的话语里,“尼罗河”只是词语,甚至只是字和字的组合,没有语气,没有意义,就像每一个群体,他们无法真正组成一个社会,只不过是散落而拼凑成一起的词语。

赫胥黎:“乌—托—邦—”只是词语的组合

而在对事物的认识中,他们被制约规则所控制,绘画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噪音,玫瑰花总是伴随着电击,新巴甫洛夫式制约室所起到的就是制约式的条件反射,也就是在重复两百次之后,绘画就变成了噪音,玫瑰就意味着电击,从而有了本能的憎恶,在这种被人工合成的东西面前,“他们会一辈子远离书本和植物。”也就是说,他们天生被剥夺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语言一样,大自然也消失了。而对于生育,由于有了强大的程序,人的生育能力也被取消了,只要有一个具备生育能开的卵子,就可以在程序作用下,进行发育,而在发育过程中,为了遏制可能出现的自然结果,“我们允许正常发育的雌性胚胎多达百分之三十。其余的便在后面的过程中每隔二十四米就加入一剂雄性荷尔蒙。这样,倾注出瓶后便成了不育女——生理结构完全正常,但没有生育能力。绝对不会生育。”

从出生到成长,从认识到生育,每一个群体都变成了机器控制的一部分,“掸啊——意大利曾存在过的地方现已空无一物。掸去大教堂;掸去李尔王;掸去帕斯卡的思想。掸去激情,掸去安魂曲,掸去交响乐,掸去……”取消了生命的个体意义,取消了文明、历史、宗教,当然也取消了母亲,取消了家,取消了欲望,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对于这个需要认同和稳定的世界国来说,意味着可怕的罪恶:“这个世界遍地都是父亲,所以也就随处可见悲苦和不幸;这个世界遍地都是母亲,所以也就随处可见虐待狂、贞操癖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变态;这个世界遍地都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婶,所以也就随处可见疯狂和自杀。”

只有机器,只有程序,只有制约,只有重复——那句“人人属我,我属人人”,每个人要在每周三个晚上重复一百遍,连续四年就是重复六万二千四百遍,之后,“便变成了真理。”重复的句子变成了真理,制约的规则保存了宿命,看起来这是一个完全稳定的社会,所有人都生活在快乐的状态中。但是,在这个世界国里,程序却出现了错误,那个叫伯纳德的人,起先是在瓶子里的时候有人把它当成了伽玛,然后在人造血液里掺进了酒精,于是他的生长发育受到了阻碍,于是他的认识观念发生了改变,于是,他成为了一个异类。

他是不同的人,当他对德尔塔减服务员发号施令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一种自傲和自负,他觉得自己具有天生的优越性,而这无疑是违背制约原则的,另一方面,在他对低种姓人的接触中,他也深深感到自己身上的不足,甚至怕被其他人瞧不起,这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分裂,而种种痛苦都是因为他在规则之外,他有意回避地位和身份,而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破坏者。破坏是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却又无法承认自己,破坏是因为他活在规则里,却知道规则的可怕,破坏是因为他想要发现另外的世界,却又无法逃离这个社会,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想要有一个完整的自我,“我是我,但巴不得不是我!”

而这种破坏者并非只有伯纳德一个人,心智过高的赫姆霍兹·沃森希望能够特立独行,漂亮性感的列宁娜想要到野人保留地去看看,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想要,对于这个认同而稳定的世界国来说,是一种威胁,虽然他们都是规则中的人,都在程序的控制里,但是他们毕竟属于人,属于个体,他们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以及自己的规则。而随着重复规则的深入,随着制约规则的加强,这种希望和想要的想法却越来越强烈。在每两个星期星期四举行的团结礼拜活动中,伯纳德成为礼拜中十二个人的一员,他们失去独立的个性,他们组成更大的生命体,他们的手连在一起,他们在仪式中强调集体,他们在呐喊中取消自我,““为我的湮灭干杯”当草莓冰激凌舒麻被一饮而尽的时候,当“为更大的生命体干杯”的颂词不断重复的时候,对于伯纳德来说,却越来越陷入到失意中,他之后对列宁娜说的话是:“像我不仅仅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懂我的意思。更加独立自主,而不完全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不只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细胞。列宁娜,你没有这样想过吗?”

列宁娜的回答是,我们就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我们就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最美妙的时光,在她看来,所谓的自由都是伪命题,一个性感的女孩,一个不再生育的女孩,一个和所有男人都有过一夜情的女孩,她本身就被取消了自我,本身就在制约规则里认同这个社会,她想要去野人保留地的想法根本不是为了让自己走向另一个世界,根本不是为了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只是在被允许的范围里走向另一种机器式的生活。但是当伯纳德终于把她带到那个野人保留地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世界国来说,野人保留地没有机器,没有程序,没有制约规则,这是野蛮之地,那里有着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的可恶生活习惯,那里有荒诞不经的迷信,那里有信仰基督、崇拜图腾、敬奉祖先的习俗,那里有美洲狮、箭猪、毒蜥蜴,那里有已经灭绝的语言,甚至那里有喂奶的女人,有古怪的舞蹈,有祭祀的仪式……而那里,“跟文明世界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就像不同的种姓一样,但是野人保留地为什么没有制约原则,为什么没有认同的宿命,为什么不再重复中取消了欲望?甚至,为什么那里有家,有母亲,有父亲,有自我?

到底哪里才是文明,哪里才是野蛮?无非是打开了一个破坏的世界,是文明被野蛮破坏,也可能是野蛮被文明同化,而当文明只是机器,只是程序,只是稳定带来的快乐,是不是意味着反而是一种野蛮?野人之地的约翰在十二岁生日的时候看到了那本《莎士比亚的全集》,读到了那一句关于复仇的句子,于是他拿起了那把锋利的刀,刺向了和琳达一起睡觉的波普——她是母亲,他却不是父亲,这是对于生命的玷污,这是对于信仰的亵渎,而那把刀被沾上血液的时候,是不是走向另一种野蛮?

“他找到了时间、死和上帝。”对于约翰来说,他才是真正的人,他知道仇恨,知道行动,他当然也在列宁娜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当他看见正在睡觉的列宁娜时,想要伸出手去触摸她,但是又怕自己的手玷污了她的纯洁——在约翰看来,列宁娜就是美丽的象征,就是纯洁的符号,他爱着她,却不想让自己的野蛮侵害了文明的肉体。而实际上,这无非是一种“野蛮式”的想法,在世界国和野人保留地,其实存在着文明的冲突,存在着规则的矛盾,约翰和列宁娜不可能变成恋爱,而约翰的母亲琳达和世界国的主任,也不可能组合成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伯纳德带着约翰和琳达回到世界国的时候,约翰终于听到母亲琳达在主任面前对他说:“你让我怀上了孩子。”孩子的另一端站在父亲,也意味着约翰终于找到了归宿,但是这种父子关系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耻辱,一个在世界国里的主任,一个在野人保留地里的野人,如何成为统一的种姓?这无非是一桩丑闻,当哄笑不断爆发出来,当主任捂着耳朵逃开,对于琳达和约翰来说,意味着一种叫做家的世界的彻底覆灭。琳达被送到了临终医院,最终在低等的种姓孩子吃巧克力泡芙的快乐中死去。

一种讽刺,而对于约翰来说,和列宁娜的爱,似乎也走在了一种讽刺的道路上,列宁娜也爱上了约翰,但是在爱的世界里,约翰却又把自己纳入到野人保留地的规则里,他感觉自己配不上列宁娜,他说结婚之前必须送她一张山狮皮,肉体当然要在结婚时才能看到,“如果你在未举行庄严神圣的婚礼之前就破坏?她的处女之结……”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实际上就在野人是看见世界里,他是那里的主人,他代表着规则,所以当列宁娜在他面前脱掉了衣服,约翰终于爆发出了一种被规则制约的愤怒:“婊子!婊子!厚颜无耻的娼妇!”

疯狂和暴力在文明世界里被复活,野蛮之地的规则,世界国里的规则,他们都在自己的规则里,始终无法找到突围的办法,当约翰唱起“美妙的新世界,啊,美妙的新世界”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却恰恰是一种覆灭,“歌咏的字句在他心里似乎变了调。这些字句曾在他悲伤和悔恨的时候嘲弄他,对他的嘲弄是多么可怕的冷嘲热讽啊!这些字句一直像恶魔一样嘲笑他,一直让噩梦般卑贱的肮脏和令人作呕的丑恶折磨着他。”无法逃出规则,当然也无法拥有自我,拥有自由,约翰如此,列宁娜如此,正如曾经不愿去那个岛上的主宰所说,真理其实是危险的,所谓的特立独行只不过是无法融入的象征,只不过是不满的发泄,那个“世界上有史以来全部由阿尔法组成的社会”为什么会终结?无非是个性取代了规则,无非是矛盾产生了暴力。

但实际上,有规则和没有规则,快乐和痛苦,以及群体和个体,也都在这种矛盾和对立中,最后也都走向一种冰冷的状态,所以当约翰成为了被文明人围观的野人,他在痛苦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自已的邪恶吃下去了。”先是闯入了文明社会,爱上了性感而美丽的列宁娜,然后便是暴力和愤怒,便是舍弃和逃避,“我把文明吃下去了”,然后就是在自主和自我的世界里,在回应了“哈尼!桑斯索拆拿!”之后,在被拍成电影之后,在喊出了“贱货,淫妇,贱货!”之后,约翰把自己吊死在众人的围观世界里,“两只脚,像两根从容不迫的罗盘指针,缓慢地,非常缓慢地先转向右边,再转向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偏南,停顿片刻之后,又不慌不忙地转向左边。西南偏南、南、东南、东……”

像一个标本,一个野蛮的标本,一个自我的标本,一个进入了文明又退出的标本,一个活在自我世界又毁灭的标本,像一个循环,而死去终究不是最终的结果,那一架机器还在转动,那一套程序还在运行,那一个规则还在执行,而那一个“美妙的新世界”还在延续统一的生命,没有终点没有起点,没有文明没有野蛮,没有生存没有死亡,一切只不过是“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编号:C38·2160121·1256
作者:【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9.30元
ISBN:9787532158126
页数:205页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收录了施尼茨勒著名的中、短篇小说《梦的故事》、《古斯特少尉》、《埃尔瑟小姐》、《死者无语》、《鳏夫》、《另一个男人》六篇。其中,《梦的故事》为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奇的电影《大开眼戒》提供了素材。《古斯特少尉》无疑是施尼茨勒影响最深远的代表作,这篇小说没有脉络清晰、冲突跌宕的故事情节,施尼茨勒刻意记录的是主人公在其荣誉观念受到伤害后转瞬即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捉摸不透的心理活动,外在的情节自始至终融化于少尉神经过敏的内心独自中。晚期的小说《埃尔瑟小姐》把作者在《古斯特少尉》中运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发展,把社会批判意图融贯到这个别有风格的心理案例中,在主人公瞬间感知的联想中,始终反射着那个值得令人反思的外在世界。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不要喊醒我

明年我会成为什么呢?明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明年?什么叫下一个星期?什么叫后天?
——《古斯特少尉》

明天的前面是省略号,而明年的后面却是问号。当过去变得模糊,当未来变成一个疑问,在指向今天的人生里,到底在发生怎样的故事?昨天是十八岁的见习军官,是二十岁的少尉,可是当这一切都在省略号里变成再无法重来的时间,对于古斯特少尉来说,明天和明年,下一个星期和后天,都变成剧院里的那段呓语,只有一个人说,只有一个人听,只有一个人回顾,只有一个人展望。

“美极了!”这是古斯特少尉在剧场里所发出的感叹,包厢,姑娘,以及抛媚眼,没有说话,只有眼神,甚至只有在黑暗处的眼神,一切都以一种非对应的方式变成今晚的一个镜头,是美妙的沉湎,是孤独的放肆?时髦的女人,戴着的钻石,还有什么可以像某种梦境一样抵达现实,抵达今晚?“她可真像画的一样漂亮!就一个人?她在朝我微笑。我跟在她后面,这可是个好主意!……”用一幅画的方式延伸着自我的现象,而这种自我的想象除了美妙,除了孤独,还有一种被勾引的快感,但是快感的转瞬即逝,是要模糊现在的真实性,所以在跟着某一张画,从梦境般的剧场走出的时候,是陷入到没有预设的阻碍里。

“少尉先生,如果您闹出哪怕是一点点动静的话,我就把战刀从刀鞘中抽出来,折成两段,把它寄给您的军队指挥官,您懂我说的吗,您这蠢小子?”谁在说话?为什么会有一把刀的威胁,为什么会有告密者?他说了什么?他真的朝我说话?在这样的疑问背后,其实是开始怀疑了一切,他为什么会认识我?那个可爱的女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在剧场之外我是不是被跟踪?甚至,过去和军队有关的一切,和生活有关的一切都会被知道?如在梦境中出现的是波西米亚人莉德尔,是订婚的妹妹克拉拉,是妈妈,是喜欢我的安娜,是店铺里上班的阿黛尔,她们都是女人,和我有关的女人,她们都在过去,和梦境有关的过去,所以当她们都在今晚以梦境的方式出现在古斯特少尉的生活里的时候,意味着那个陌生而抛媚眼的女孩也成了其中的一员,而成为和现实无关的人。

所以从剧场到咖啡馆,从普拉特公园到泰格特霍夫纪念碑,乃至最后的环形大街,都是关于人生行走的一个隐喻,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是一个循环,一个像梦境却又无法逃离的循环,一个和女人有关却始终不再自己身边的循环,一个出现在时间里又消失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里,那个陌生而神秘的“他”却总是出现我的身边:“你听到了吗,古斯特:结束,结束,与生活告别吧!就这么决定了!……”是对过去的结束,还是对今晚的结束?或者是对于未来的后天、下一个星期以及明年的结束?

科帕茨基为什么一定要把戏票给我?斯台菲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为什么的后面是无法逃出的循环世界,而终点是一把枪,一次自杀,一个时间的终结,失去了一切,失却了荣誉,失去了想象,以及失去了梦境,“除了给我的手枪装上颗子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前面的省略号变成了后面的省略号,过去的死亡变成了未来的死亡,梦境的终结变成了现实的终结,“睁不开眼睛”的夜晚,哭泣女人的声音,以及饥饿综合症下的恐惧,都一一变成了今晚面对的现实。所以在古斯特的世界里,颠倒而混乱的时间,就变成对于循环的无声妥协:“若是我昨天晚上带一支就好了”,或者“已经有今天的报纸?”或者“我觉得我应当看看,是否登有我自杀的消息!”自己自杀,自己又看见自杀,在这个循环里,自己其实也成为梦境中的一个人,自己也成为人生的旁观者,所以在一切被旁注的夜晚,我也已经不存在了,他在昨天成为少尉,在今晚迷失,在明天死去——时间里已经去除了所有痕迹。

施尼茨勒:谵妄梦境里的另一个现实

但是,却听见了哈帕斯瓦尔纳夜里十二点中风而死去的消息,是谁告诉古斯特少尉?是谁又在咖啡馆里避免了自杀?一种投影,是将自己从呓语的深渊里解救出来,哈帕斯瓦尔纳像是一个替身,死亡的替身,今晚的替身,以及未来的替身,“就像命运的一种安排”,偶然,以及听说,自己轻易从这个循环中逃离出来,“在一刻钟之内我就回到兵营,让约翰用冷水擦擦身……七点半是荷枪训练,九点半是操练。——我要给斯台菲写信,她今天晚上必须得腾出时间,下午四点……呐,等着吧,我亲爱的!”

从循环里逃离出来,从梦境中挣脱出来,世界是一个“等着吧”的状态,似乎明年、后天和下一个星期正在慢慢走来,似乎人的一生再不从昨天的省略号里被忽略,这是古斯特少尉的偶遇,以替身的方式寻找到了一种现实的意义,可是对于埃尔瑟小姐呢?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姑娘,一个著名律师的女儿,本该对未来充满憧憬,“我倒是十分愿意到美国去结婚,可不是和一个美国人。或者我同一个美国人结婚,可我们得在欧洲生活,在里维拉有一幢别墅,大理石台阶直伸入海里,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大理石上。”即使嫉妒茜希·莫尔和表哥保尔的那种爱情,对于她来说,也应该在未来的时间里遇见一个爱她和她爱着的人,十三岁时爱上了万戴克——“或者爱上了修道院院长德·格里欧,也爱上了雷纳尔德。我十六岁的时候,是在威尔特湖。”过去的时间序列里,都是和美妙的爱情有关,可是都没有成为现实,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没有不幸的爱情,只要不因为怀孕而被抛弃,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应该被期待的。

可是,属于今天的命运里却是父亲输了钱,却是盗用了保证金,却是面临牢狱之灾,三万古尔登,这一笔数字对于父亲来说,是自由之身,是解脱的罪孽,而为了将父亲从这一种困厄的现实中解救出来,这是要筹措这一笔钱,要电汇给费博士,而只有冯·道斯戴先生可以帮助做好这件事,而要冯·道斯戴先生答应这样做,却需要埃尔瑟小姐将自己的身体给他,一个赤裸的身体,一个满足情欲的身体,一个消灭了爱情的身体,“埃尔瑟,您的裸露,这种魅力定会使我欣喜。”可是不管是这样的诱惑,还是对于流氓的咒骂,对于埃尔瑟小姐来说,却也像是自我的想象,和他见面了?和他讲话了?和他诉苦了,还是他最后答应了?犹豫或者矛盾,沉沦或者自我牺牲,在谵语的世界里,埃尔瑟是看见了另一个自己,看见了另一个冯·道斯戴先生,而他们会成为像古斯特少尉一样的替身吗?

“不,我不出卖自己,永远不。我将来也不出卖自己,我奉献出我自己。”终于在内心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十七岁的漂亮姑娘,著名律师的女儿,这是对于自身身份的坚守,而这无非是要将父亲的命运置于一种死亡的地步,所以在在洁身自好和自我牺牲之间,埃尔瑟看见的自己其实已经死去,而且必须死去——赤身裸体地死去,毫无道德地死去,而留下一个完整的自己,而这个完整的自己也只有在现实的死亡里变成永恒的形象。所以即使最后从三万变成了五万,命运其实也无从保留一个否定的回答:“到林中空地我宁愿死去。流氓!五万。他不能说不。”

拯救而牺牲,牺牲而自救,当逃避一种死亡,其实是进入了另一种死亡,赤身裸体是最后的毁灭,“冯·道斯戴先生,我不是妓女。永别了,永别了!……”爱情变成替身,身份变成替身,“他们都是杀人犯”的世界里,只有最后变成一个沉沉睡去毫无知觉的人,才能逃避这一种道德的惩戒,逃避另一个自己成为替身的现实,所以在今晚的“埃尔瑟!埃尔瑟!”的叫声里,埃尔瑟以一句“不要叫醒我”否定了从此再无爱情的世界,“他们从那么远喊我!你们要做什么?不要喊醒我,我睡得这么好。明天清晨。我做梦,我在飞。我飞……飞……飞……睡眠,做梦……飞……不要喊醒……明天清晨……”

死去的今晚,却又留下一个“明天清晨”的未来,飞是一种告别,是一种逃离,是成为另一个自己,所以在睡梦中,在飞翔里,埃尔瑟小姐否定了古斯特的偶遇,否定了他的大运,否定了有人会成为替身,埃尔瑟不是死于道德,是死于梦境,一个十七岁女孩对于未来爱情的憧憬。毁灭总是这样无可逃避地发生,也只有在“不要喊醒我”的状态中才能保全一个自我。所以在《梦的故事》里,不管是弗里多林还是阿尔伯丁娜,也都希望保全一个自己,一个不被道德侵害的自己。

“一十四个褐色的奴隶在划一只华丽的帆桨大型战船,朝向卡里夫的王宫驶去。阿米基亚德王子身披紫色罩袍,他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甲板上。夜空深蓝,群星密布,王子的目光……”战船和王宫,王子和罩袍,都是和传说有关的身份,也都是和现实之外的梦境有关,当弗里多林在梦中看见那个女人的时候,他几乎就像阿米基亚德王子一样,在孤零零状态中游离,“也许只有十五岁的姑娘,一头松散开来的金发垂落双肩,在一侧覆盖住柔软的胸部。”一个梦会是压抑现实的映射,十五岁的姑娘却从来不在身边,还有金发,还有柔软的胸部,在弗里多林工作的诊所里,却只有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死人,他们才是现实,才是无法逃避的现在。而当参议员的女儿玛丽亚娜在诊所里看见父亲的死亡,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现实的覆灭,可是在弗里多林的世界里,却变成了梦境中出现的那个十五岁的姑娘,“如果玛丽亚娜成为他的情人的话,那她看起来肯定要漂亮得多。”他在梦境中把她当成了情人,把她当成了欲望,甚至还想起了一部关于孩子被女友诱奸的长篇小说,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小孩,仿佛玛丽亚娜就是在灵床前诱奸的女人。

梦境侵蚀了现实,也替换了现实,即使在妓女米琪身上,弗里多林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现实,可是这种离开是不彻底的逃避,用钥匙打开,却是无尽的害怕,就像在想象玛丽亚娜的时候,看见她的未婚夫用一把手枪的枪管对准了太阳穴,“人们不可能知道,这病总会发生的。如果你感到害怕,那你完全是对的。一旦发生了,那你会诅咒我的。”弗里多林的害怕是想让自己回来,回到现在,回到婚姻,这是一种妥协,而阿尔伯丁娜何尝不是在这样妥协中维持着现实的道德,“我感到奇怪,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但是新娘的礼服还没有到。或者是我弄错了?我打开了衣柜去看看,没有结婚礼服,挂在上面的是另外一些服装和戏装,歌剧用的,华丽,东方色彩。”这是阿尔伯丁娜的梦,可是弗里多林就像否定自己的梦一样,对这一切加以否认了。还有那个假面舞会,无非也像是一个被遮蔽的现实,在那里,他们都不是自己,却在面具里成为自己,“不久,他俩就像一对恋人一样,置身其他相爱的情侣中间,在冷餐自助间吃牡蛎,喝香槟,相谈甚欢,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结识似的,进入一场大献殷勤,欲拒还迎,诱惑引逗,允诺顺从的喜剧。”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也逃离了那个让他们痛苦的现实,像一对恋人,从熟悉到陌生,就是一次解救。

可是,梦境破碎了,“我忘了暗语。”这是弗里多林的害怕,没有谁能回到假面舞会上,也没有人会回到最初的浪漫,甚至没有能子啊赎罪中保全自己,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装作忘记过去,装作放弃明天,“应该感谢命运,我相信,我们已从所有的冒险中解脱出来,从真实中的和从梦境中的。”面具被摘除,在真实的冒险和梦境的冒险中走出来,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是没有想象,没有未来,就像阿尔伯丁娜所说:“永远不要对未来作出承诺。”

未来在古斯特少尉的独行中,未来在埃尔瑟关于美国的爱情里,未来在弗里多林和阿尔伯丁娜被面具遮挡的欲望中,可是这一切的未来都在梦境中,都在呓语里,都在谵妄中,不要对未来做出承诺,有时是一个替身,有时是一种妥协,有时是一种放弃,而当未来不再,当过去不再,唯有现在时的现实无可逃避,但是以为是一种道德上的优胜感,却还是进入到一个谎言和欺骗的世界,《死者无语》里背着丈夫和情人约会的她,《鳏夫》里早就认识了未婚妻的他,《另一个男人》中跪在妻子坟前的他,都是在一种反而现实的过去,逾越过了道德的界线,在像是爱情的世界里戴着不被人看穿的面具,而这样的面具如果要进入永恒的梦中,唯一的办法是让活着的人死去,因为,“他永远不会报复的,永远不……他死了,他肯定死了……死者无语。”

情人死去,妻子死去,而到最后,当一切的死者无语的时候,梦境、道德、想象也都在过去死去,而现实呢,在“不要喊醒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从此再无明年,再无后天,再无下一个星期四,从此再无爱情,再无荣誉,再无身份——死者无语,未来无语,“多少个傍晚,多少个深夜,我长时间凝视着这双沉默不语、谜一般的眼睛……”

魔山(上、下)

编号:C38·2160121·1255
作者:【德】托马斯·曼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75.00元亚马逊58.10元
ISBN:9787532154845
页数:841页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于托马斯·曼的评价是:“作为一个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他在反映真实的同时与各种思想全力拼搏,创造了痛苦之美。他把诗的高贵与才智同一种对人类淳朴生活的渴求之爱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魔山》中,那个疗养院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普鲁士军官、俄国贵妇人、荷兰殖民者、天主教徒等欧洲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似乎都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整个疗养院始终弥漫着病态的、垂死的气氛,战争马上要来了,死亡马上要来了,人类的灾难马上要来了。波澜壮阔的场景,磅礴的气势,细腻的心理分析,精辟的哲理,《魔山》成为一部但丁式寓言与现代欧洲现实主义相融合,德国神秘文化与知识分子辩论的融合,德国教育小说与滑稽剧的融合的伟大作品。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魔山》:爱情和死亡全带有肉体的性质

她叫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您明白。因为爱她,也为抗拒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屈就了非理性的原则,疾病的天才原则;当然喽,我早已和从来都处于疾病的影响之下,所以就留在了这山上,——我不再清楚已经多久了,我忘记了一切,和一切断绝了关系,和我的亲属、我在平原上的职业以及我的全部未来,断绝了关系。
——《第七章》

非理性的原则对面是不是疯狂,疾病的天才原则对面是不是死亡?那一个对于舒舍夫人的吻仿佛是一次转折,表哥约阿希姆最后回到疗养院的死是不是也是一次转折,甚至最后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的革命和保守思想的统一,也在魔山之上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颠覆,而这一切和当初离开故乡,离开习以为常的世界,离开与职责、兴趣、忧虑和前景的生活,形成了一种逆反的过程,这逆反的轨迹里,一端是三个月的短暂时间,一端是七年的漫长时间,一端是年轻无知的上山探望,一端是屈就了种种原则而留下来,一端是断绝了和世俗世界的种种联系,一端却是建立了新的秩序——在逆反的过程中,爱情和死亡,疾病和理性,物质和文明,甚至欲望和意志,也都在过去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的时间里,分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对于卡斯托普来说,世界的最后一个疑问是:如何远离“麻木不仁”这个恶魔?

它不是在灵媒会上使亡者复活的精灵,不是对于死亡在精神意义上的超脱,不是一个俄国式的吻带来的暧昧,也不是大人物在山上夸夸其谈的理论,四处游荡的恶魔在“山庄”疗养院里,变成了一种无可逃避的邪恶,在时间无止境的生活里,统治着一切,而那些神通能力和梦游状态,仿佛是增添设备的娱乐室,在表面上制造了高尚的娱乐活动的时候,却也带进了一个痴迷而无法自拔的状态中,像一场表演,看一眼死去的亲人,不是对实际生活毫无影响,而是在害怕中投射到自己身上,所以麻木不仁是一种不反抗的态度,是一种屈就的做法,是一种迷失的状态,终于在最后在人心中散布神秘的恐惧,甚至让人产生逃跑的念头,而这样一种麻木不仁的恶魔,其实也是在逆反的过程中,让卡斯托普获得了关于自己的一种知识。

一开始就像无知的人,卡斯托普就是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感觉来到还把一年六百米的“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这是一个空气清新,接近自然的地方,它以一种高度的方式远离卡斯托普曾经的生活,当和世界分开,和生活分开,宛如一个梦,在卡斯托普的时间里变成未知的一个领域。起初就是为期三周的时间,就是去探望在山上的表哥约阿希姆,而离开故乡有条不紊的生活,以一种不断升高的方式接近这个虚无之境,对于卡斯托普来说,人生的疑问就只有一个:“他到那上边以后将生活得怎样呢?”

这儿的人对时间不在乎,这儿的人观念会得到改变,这是约阿希姆对于卡斯托普的解释,“三个星期对于他们就像一天”是将复数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单数,而在山上,那许多的人,许多的故事,许多的观念,是不是也会在升高的海拔里变成另一个固定的单数?尽管约阿希姆对卡斯托普说:“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年的作用可不小,要在山下,就会带来许多的变化和进步。而我现在呢,却在这儿停步不前,恰似一潭死水——是的是的,完全像个臭水坑,这样的比喻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一种对比,实际上,山上的世界对于已经处在其中的约阿希姆来说,变成了无法离开的束缚,变成了消磨人生的深渊。而卡斯托普的到来,所遭遇的麻木不仁,是把关于曾经,模糊的信仰、意志、爱情和生命,完全变成了成体系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又是解构意义的。

一个治疗疾病的疗养院,对于卡斯托普来说,最直接的观念冲击是关于身体疾病和死亡的。在这里的人都带着患病的身体,他们的目的是治疗,是为了让身体康复,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山庄里反而变成另一种疾病的根源,卡斯托普的身边总是传来人病逝的消息,有人刚刚死去,有人便睡在那张带着死亡气息的床,卡斯托普就是这样,“他躺上床,熄掉灯,把自己昏昏沉沉的发烧的脑袋在那个美国女人临死前睡过的枕头上。”曾经在山下的世界里,他经历过了父母的死亡,在五岁至七岁的时间里,两人相继死去,而那时的死亡对于他来说,是懵懂的,记忆最深刻的便是刻在银钵上的那些家族祖宗的名字,它们仿佛是从古老墓穴里发出的神秘声音,又好像指向了现实,与自己的生活发生着联系,甚至在这个基督教家族里,死亡反而变成了一件圣洁的事,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在幼小的童年里经历的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存在的影子,甚至慢慢走向了圣洁的反面,因为它只牵涉到肉体和物质,“既不美,也无意义,更不神圣,就连凄凉也说不上。”

托马斯·曼:治疗疾病的德国神话

而在疗养院里,死亡是直接的,“你旁边的人死了你也全然不会察觉。棺材一大早运了来,趁你还在睡觉;运走也选择在那样的时刻,例如正当开饭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种死亡,在山上的那些人对卡斯托普注解了不同的疾病观和死亡观,意大利人塞特姆布里尼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他那里,一切都具有了理性和启蒙的意义,死亡就像命运的深渊,它是理性闪闪发光的武器,用来对付黑暗与丑恶的势力就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和灵魂的批判,而每一种批判都意味着进步和启蒙的开始。什么是人文主义,在塞特姆布里尼看来,就是要“保持人的美丽和尊严的传统”,而疾病和死亡意味着丑恶和恐惧,何来人文的传统?塞特姆布里尼把人文主义建立在批判之上,就是要在一种对立和矛盾中找到它的意义,按照他的说法,世界正处于两大原则的争夺之中,这两大原则包括强权和正义,暴政和自由,迷信和知识,顽固、停滞和运动、进步。“两种力量中哪种终将取胜,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启蒙的力量,不断合理地趋于完善的力量。”

也就是说,文明的胜利,启蒙的力量,理性的光芒是需要在批判中寻找它的基点,需要建立它的反面,所以正是有疾病,才产生痛苦,才贬低人的意识,他反对将疾病说成是高贵的东西,反对认为疾病可以调养和护理,反对在精神上尊重疾病,所以塞特姆布里尼反对的是中世纪迷信而带来的堕落,“人文主义首先是为着捍卫人的事业、人的尘世幸以及思想自由和生活欢乐而斗争,因此认为,天空可以公平合理地让给麻雀。”所以他对于卡斯托普曾经早早接触的死亡,也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因为正是那种死亡懵懂的看法变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变成了对于尘世生活粗暴、严酷的处境,甚至变成了玩世不恭,他告诫卡斯托普,看待死亡唯一健康、高尚和虔诚的方式,“就是把它理解并感觉为生的组成部分和附带现象乃至于生的神圣条件,而不是在精神上将它分开,使之对立,甚或相对地将它否定和贬低——这样的方式是健康、高尚、理性和虔诚的反面。”

人文主义踩在迷信世界之上,建立起另一种虔诚的世界观,所以死亡在他那里是生命的摇篮,是复活的母体,是尊贵的象征。塞特姆布里尼的观点却在约阿希姆那里变成对一切的攻击,因为肯定自己意味着否定一切,这是不是另一种迷信,另一种中世纪的专制?而在卡斯托普那里,对死亡的直接感受其实是带来了对于生命的恐惧,因为当初只是前来探望,到最后在这个治疗的疗养院里,他自己反而得了某种疾病。先是整天躺在床上的“水平的生活方式”,让卡斯托普难受和厌烦,而后来,他开始发烧,嘴巴里没有味道,心脏又无故乱跳,以为是不适应气候,不适应环境,不适应隔壁俄国夫妇的行径、愚蠢的施托尔太太的唠叨、走廊上马术师搅烂糨糊似的咳嗽、阿尔宾先生的高谈阔论、养病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刺激,但是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出现了严重伤风咳嗽的征兆,额头晕乎,扁桃发痛,呼吸艰难,冷空气刺激下的连连咳嗽,甚至嗓音变得沙哑——在来到这里三个星期之后,体温计显示的是三十七度六。

本来三个星期是卡斯托普离开下山的时间,而现在反而使得自己变成了病人,宫廷顾问贝伦斯对他检查后十分肯定地说:“您在左胸上方还有一个部位声音不清,已近乎是噪音了,无疑有了新病灶——我还不想说它正在扩散,但可以肯定是处于浸润期,而您要是让它继续往下边发展,亲爱的,您那整叶肺都只好见鬼去,不管您有多大的能耐。”在塞特姆布里尼那里,疾病是复活的母体,是生命的摇篮,而在亲身感受的难受中,人文主义是不是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虚构?

所以卡斯托普开始从人文世界转向病理世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讲课的时候提到了身体和肉体,而他把欲望当成是疾病的原因,性欲冲动导致了非节制的生活,而非节制则会变成病症,“病症就是伪装起来了的性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变态的情欲而已。”而实际上,作为病理学的博士,他认为疾病就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爱欲是最摇摆不定和最易受到危害的一种,从根本上看倾向于迷惘和不可救药的非理性。”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对于疾病的解释似乎在卡斯托普的生活里得到了印证,他喜欢上了舒舍夫人,走近她便有了某种激动、紧张、满足和失望,而他也允许自己在欲望世界里感受一种生活之美。舒舍夫人其实对于卡斯托普来说是陌生的,她甚至还是一个没有离婚的女人,只是与丈夫分居,只是不戴戒指,甚至在疗养院里她坐相难看,随手摔门,还搓面包球,还咬手指头。

但是种种的缺点,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完全没有成为理由,这是不是意味着卡斯托普进入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所说的非节制生活,进入了欲望世界,进入了病态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是满足的,是愉悦的?宫廷顾问从生理结构来解读,似乎为卡斯托普找到了一种理由,古希腊的美男子,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和美,而这种力量和美即使变成雕塑,仍然能激发一种欲望,这是艺术的魅力,所以他绘制的关于舒舍夫人的肖像画,卡斯托普甚至闻道了那一股汗味,一种体香,“要是你忍不住把嘴唇贴上去的话,那感觉到的将不再是颜料和油脂的气味,而将是人身体的味道。”这种物化的美,在宫廷顾问的解释里,则是一种生命的原点,它产生生命,它燃烧生命,当然,它带来愉悦和兴奋,而这种愉悦和兴奋,即使变成了一种疾病,也是强调快乐,也是关于生命的放纵。

生命的原点走向的自我,所以不管是文艺的关系,医学的关系,还是机械的关系,在人的身上,都变成了人道主义的一部分,从人文主义到人道主义,似乎为卡斯托普的疾病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所谓“爱情和死亡,两者全带有肉体的性质”,他看到了生命最原初的组织与死亡,那是有机物产生无机物的方式,那是死亡和腐朽与生命、生殖、能量的交织,而他对舒舍夫人的想象中,带着的是她的骨骼和内部器官的X光透视图。而当卡斯托普终于向舒舍夫人表达了爱,“就是我对你的爱,是的是的,就是从我眼睛看见你的一刻起,我就爱上了你,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我认清你的一刻起,从我认出你的刻起——吱你,把我领到了这山上……”在忧郁和屈辱一扫而空的情况下,他的体温又往上窜,升高到了三十八度。

越来越走向疾病,越来越陷于矛盾,而在人文主义、病理学之外,纳夫塔,这个深谙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犹太人、耶稣会士,则更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二元论的,物质世界之外就一定是精神的统治,“您赋予个体以物质性,把事物的本质从一般中分裂出来,变成单个现象,从而使世界脱离与最高理念任何形式的融为一体,世界便排除了上帝,对上帝成了超验的存在。”带着上帝的影子来俯视一切众生,不管是在床铺上,还是在战争中,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权威,离不开意志,离不开国家,”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系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甚至所谓的道德,也必须在这样一种意志中体现上帝的旨意,中世纪治病救人中为了让自己染上疾病,他们要亲吻麻风病人,要让自己长出脓疮,“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还是一种反宗教?这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邪恶?所以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的观点就是一种对立,塞特姆布里尼说,“疾病是非人性的。”而纳夫塔立即反驳说:“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对人道主义的否定,强调权威和意志,是不是走向的是一种极端的战争状态?所以实际上在不同的观点中,卡斯托普需要的并不是将所有一切都变成自己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信仰,卡斯托普第一次产生了质疑,第一次看见了矛盾,那就是生活和信仰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带来的是偶然性和永恒性的矛盾,就如他本来是希望在三个星期之后离开魔山,而现在却已经足足呆了七年,是谁改变了这一切?疾病?欲望?知识?还是时间本身?

所以那种本来是过去完成时的状态,现在却完全变成了现在进行时,时间就像这座魔山一样,制造的是一个神话,“时间是什么?是一个谜——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威力无比,是现象世界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一种运动,一种与物体的空间存在和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时间带来的是“产生效果”,它似乎在永恒和无穷中将个体变成它的一部分,山上的夏季可以下雪,四季可以省略,舒舍夫人可以离去,卡斯托普所体验到的时间真的把自己变成了虚无,所以在卡斯托普的自我意识里,终于开始了对于时间的对抗,而对于时间的对抗就是对于虚无,对于知识,甚至对于理性的怀疑。

这种怀疑在卡斯托普那里,是一个词:执政。执政是他在这风景优雅的隐退之所进行的严肃的思维活动,是使他面对生命的最高创造,是在他内心深处生出了荣誉感的现实。走出疗养院,迎接暴风雪,体验一种迷途的感觉,以及迷途之后重新回来的激情,他看见了从未见过的大海,见到了雕像,见到了梦境,“从根本上讲,我一直清楚这是个梦,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树木繁茂的园子和滋润的空气,以及接下去的美好景象与可怕情景,我几乎全都预先知道。”即使是如虚无的梦境,对于卡斯托普莱说,也是一次走向真正自我体验的生命状态,走向真正矛盾的现实体验:“也就是说,人比矛盾冲突更加高贵,比死也更高贵,对于死来说太高贵了。”这便是心灵的虔诚信仰,便是生命中的那首诗,便是善良和仁爱,便是忘掉了自己的时间——“卡斯托普已经压根儿不再搞得清楚,自己到底多大年纪啦!”

表哥约阿希姆走出魔山寻找生命之路,而回来之后却在疾病中死去,纳夫塔也在魔山之上在疯狂的二元论中死去,而塞特姆布里尼在丧失了矛盾的论者之后也一蹶不振,而卡斯托普在度过了超出预想的整整七年之后,也终于打开了生命的符码,爱情不是暧昧的吻,身体不是虚无的死亡,风雪的体验是重新找到了信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晴天霹雳,让我们怀着一些敬畏讲吧,它震撼了这个世界的根基;但对我们来说,这霹雳也炸开了魔山,把那长睡七年之久的年轻人一下子摔到了大门外面。”是的,他要离开,离开自我封闭,离开“水平的生活方式”,离开虚弱和疾病,离开没完没了的知识阐述,离开人文主义和虚无主义,离开海拔一千六百米的隔绝,走向一种个人和民族的新生:“从这死神的世界节日里,从这燃烧在雨夜黑暗天空下的狂热里,什么时候是不是也能产生出爱呢?”

微物之神

编号:C42·2160121·1254
作者:【印度】阿兰达蒂·洛伊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3.50元
ISBN:9787532152377
页数:342页

“如果爱她,他就不能离开;如果吻她,他就不能和她说话;如果说话,他就不能聆听;如果战斗——他就不能赢。”一对孪生兄妹牵引出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的卑微与愚昧,但是在那个“应该爱谁,怎样去爱,以及爱到什么程度”的律法里,重新感知了自以为熟悉、不必多加观照的本我,再一次探测心灵的深度。印度作家阿兰达蒂透过女性敏锐的心灵和孩童清澈的眼光,观察南印度一个小村庄的宗教、社会和历史,处处流露着深沉、古老的悲伤,但悲中却不见一滴眼泪,因为喀拉拉的女人和孩子早已流干了眼泪,生命中只剩下些许的苍凉,无可奈何的嘲谑、嘲笑沉溺在种姓阶级制度黑暗之心中妄自尊大的男人,但也嘲谑她们自己,因为除了自我嘲谑,她们实不在能做什么。出版于1997年的《微物之神》,获得英国布克奖、全美图书奖,全球销售超过600万册的作品。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微物之神》:鱼以破碎的玻璃为食

或许阿慕、艾斯沙和她都是最糟糕的逾越者。但不只是他们,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打破了规则,都闯入禁区,都擅改了那些规定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的律法,那些使祖母成为祖母、舅舅成为舅舅、母亲成为母亲、表姐成为表姐、果酱成为果酱、果冻成为果冻的律法。
——《1 天堂果菜腌制厂》

在打破规则之前,在闯入禁区之前,谁成为谁是一种必须的状态,是一种不容逾越的律法:谁应该命名那一只蛾?谁会在白人面前摇尾乞怜?谁是资产阶级阴谋的爪牙?谁应该没有“法律地位”?谁的名字写在那萨勒修院的黑名单上?谁拿着橘子饮料和柠檬饮料而呕吐?谁又注定是旧世界的帕拉凡?谁从来不允许进入“黑暗之心”?甚至,谁应该拥有宏大的梦想而成为大人物,谁必须只有渺小的梦想而成为小人物?大人物是拉尔田,小人物是蒙巴提,大人物是灯笼,小人物是油烛,大人物是闪光灯,小人物是地铁站,可是当大人物和小人物都从母亲的阴道里游出来的时候,那相差18分钟的时间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他们,意味着他们必须害羞,必须躲避,必须堕落,就像米那夏尔河在三分之一的熟悉和三分之二的陌生里,只出现一艘被禁止的船。

“双胞胎不许上船。”和那个谁成为谁的必须一样,否定状态的“不许”也是一种禁忌,即使搅拌浓稠的果酱,即使有最妥当的准备,即使想要自由的划船,那禁令的后面也是漆黑的夜晚,也是怪异的丛林,也是暴雨风欲来的恐怖,也是动物成双成对排成一行的警告,也是历史之屋不再被打开的历史,那条河不是曾经的河,不是未来的河,只是现在的河,所以一切的有用,一切的钓鱼,一切的沉默,一切的等待,一切的观察,以及敬意和顺从,都变成了三分之二的寓言,在18分钟的间隔里,仿佛历史就只剩下谁应该被爱的规则,就只剩下母亲成为母亲的律法,就只剩下“双胞胎不许上船”的禁令。

隔开了时间,隔开了性别,也隔开了必须和不许,异卵双胞胎艾斯沙瑞海儿仿佛就是关于命运的一种隐喻,起初他们认为在一起时,他们是“我”,分开时,他们是“我们”,“仿佛他们是罕见的一对暹罗双胞胎,身体分开,但本性却相连。”相连是一种开始,而分开是一种结束,也就是说,从我开始,从我们结束,从个体开始,从集合结束,但是当苏菲默尔在9岁时的那个葬礼之后,分开的他们却依旧是“我”,那藏在更深入、更隐秘地方的混淆剥夺了他们称作“我们”的集合,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流浪和逃离,艾斯沙的控告和抗议变成了沉默,变成了夏眠或冬眠,变成了永远不变的干季,变成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漫步,而瑞海尔却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那萨勒修院的黑名单到因堕落而开除,到就读建筑学院时走入和赖瑞的婚姻。一切的流浪都是以“我”的名义开始的,他们不再是从一个母亲的阴道里游出,他们不再是结合为一体的“我们”,他们不再是可以爱和被爱的大人物或小人物,即使在23年后被送回来,他们站在米那夏尔河的那条船上,也只是接受了一种“不许”的生活。

是的,当河流缩小,他们长大,当稻米更多,河流却不断牺牲:“河流曾经具有唤起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但是现在,它的牙齿被拔去了,它的精神耗尽了,它只是一条将恶臭的垃圾送往大海的迟钝、多泥的绿色带状草地。”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其实没有根本的界线,就像他们的命运一起推向23年后的隔离,也依然会看见一个鬼魅的骷髅——没有牙齿,只剩了窟窿,以一只从医院病床举起的瘫软的手迎接她。异卵双胞胎,男人和女人,在“我们”之外是不是必须有一个“我”?就像被世界抛弃的卡那,只有大麻才能让他兴奋,就像由男人扮演的康蒂,“一个因经年累月扮演女人而长出乳房的男人”,在相异的世界里,他们提供了一种标本,却也制造了一种寓言,就像玛格丽特克加玛听到的那样:“彼特和史都华。彼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史都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大人物和小人物,疯狂的行走和永远的漂流,扮演女人的男人,以及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却注定最后变成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我”,“他们一起走回家,他和她,我们。”其实是一种理想形态,是关于母亲之爱的延伸,可是在那个煎蛋饼的共产党员皮莱看来,发疯和离婚,甚至不孕,都是因为祖先的资产阶级的堕落。这是对于母亲阿慕的惩罚?还是因为外祖父帕帕奇的专断?或者是恰克对于英式生活的追逐?当大英帝国昆虫学家帕帕奇发现自己的蛾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时候,他的女儿阿慕就成了一个异类,男性沙文主义在帕帕奇身上的体现就是面对白人的摇尾乞怜,就是对于儿子送到英国深造的私心,那一只蛾其实从来没有名字,它不是飞翔在荣誉的殿堂里,它只是一只随时可以被取消名分的昆虫。当阿慕嫁给了那个男人,当阿慕和丈夫离婚,一切的诅咒和惩罚就降临到她身上,恰克说,她没有法律地位,玛玛奇说,她制造了罪孽,姑姑宝宝克加玛说,他们注定是“没有父亲的流浪儿”——“更糟的是,他们是半个印度教徒,是杂种,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叙利亚正教教徒愿意和他们结婚。”异卵双胞胎,就变成了一种堕落的象征,而艾斯沙的流浪,海瑞尔的离婚就是这种堕落的体现。

阿兰达蒂·洛伊:向三分之一的河流致敬

甚至疯狂,都是这个堕落家族必须受到的惩罚,帕蒂儿姑姑曾经在六十五岁时开始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河边奔跑,还对着鱼儿歌唱;桑比舅舅曾经每天早上用一根钩针在他的粪便里,搜寻他几年前吞下肚子的一颗金牙;而慕沙全医生必须让人将他装在袋子里,带他离开他自己的婚礼……“阿慕一阿慕·伊培——嫁给一个孟加拉人,发疯了。年纪轻轻就死了,死在某处的一个便宜的旅馆里。”这也成为对于阿慕命运的一种解读。可是疯狂当作为一种家族的遗传的时候,那种惩罚就缺少了悲剧性,仿佛就是上天的安排,就是命运的归宿,就是“使祖母成为祖母、舅舅成为舅舅、母亲成为母亲、表姐成为表姐、果酱成为果酱、果冻成为果冻的律法”,自然而然,不容篡改。

可是在阿慕这个女人之外呢?身为大英帝国昆虫学家的外祖父帕帕奇开着普利茅斯,“像蜘蛛一样地织他那张可憎的网”,他在访客面前,迷人而彬彬有礼,如果访客是白人,他几乎要向他们摇尾乞怜。宝宝克加玛在卫星电视节目中实现统辖世界的梦想,那里有金发女郎,有战争,有饥荒,有橄榄球,有性,有音乐,有军事政变,“它们都搭着同一列车到来,一起解开行李,待在同一家旅馆里。”世界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方式存在,也允许以另一种自由的方式发展,渴望和有着权势的慕利冈神父在一起,她总是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爱你我爱你。”

恰克呢?从印度到英国,对于他来说,是父亲沙文主义的继承,也是在寻找另一只被命名的蛾,玛格丽特克加玛嫁给恰克,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一只蛾?父亲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只是因为恰克是印度人,是狡猾而不可靠的人,他们结婚,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双重世界里,编织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逃离的方法,恰克的逃离是对于身为印度人身份的逃离,而玛格丽特克加玛则是要从狭窄的到过寻找一个“广大、夸张的空间”——“对于恰克的爱,事实上只是她在试探性地、胆怯地接受自己。”而当她再次遇见那个稳重、没有负债和瘦削的乔的时候,她又一次找到了逃离的机会,而恰克变成了那一只从不命名的蛾。

不命名的蛾,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遇见乔的时候玛格丽特克加玛已经怀孕,所以生下来的苏菲默尔就像抹除不掉的记忆,不仅将过去融进生命里,也将未来带了进来,即使在苏菲默尔来到陌生的印度阿耶门连,当被问及“这世上你最爱谁”的时候,苏菲默尔仍然回答是“乔”——“我的爸爸。他在两个月前死了,我们来这儿是想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是自由的印度?这是多元的印度?这是像皮莱一样从煎蛋卷的人变成共产主义者迎来解放的印度?当印刷厂的旗帜变得老旧,当革命变成一种口号,当以共产党的名义开始对帕拉凡进行侮辱的时候,那个流着三分之一熟悉和三分之二陌生的河流,到底应该接纳谁,应该拒绝谁?应该惩罚谁,应该维护谁?

河流总是呈现出一种归向大海的欲望,那是它最后的归宿,即使河流变小,即使河岸有垃圾,即使不允许有双胞胎上船,河流总是向着大海的方向,而在河流之上的阿慕、异卵双胞胎、苏菲默尔、帕拉凡维鲁沙呢?他们是不是必须表现出敬意和顺从?可是苏菲默尔却死在水里,小小的拳头握住一个银色的顶针,她成了一个忘了如何游泳的海绵状美人鱼,正是从苏菲默尔的死,阿慕才感觉到了被改变河流具有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我杀死了他。”这是阿慕的悲伤,或者那一个背叛的故事,那一个追求自由的故事不曾发生,或者那一间黑暗之心的屋子他们不曾经过,那么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而苏菲默尔走进不熟悉的印度,走进不熟悉的河流,仿佛就是被自己的葬礼杀死,“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也像是被祖先的某种堕落埋葬,“赐给我们的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这是她墓碑上的名字,可是那道阳光曾经照耀过阿慕,照耀过艾斯沙和海瑞尔,照耀过帕拉凡维鲁沙?

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永远是处在被遗弃世界里的“我”,就像维鲁沙,也是在被命名的祖先故事里成为那一个“我”,成为被“不许”的禁忌命令的人,他们是旧世界的帕拉凡,“在玛玛奇的那个时代,帕拉凡和其他贱民一样,被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被禁止用衣物遮盖上半身,被禁止携带雨伞。说话时,他们必须用手遮住嘴,不让他们被污染的气息喷向与他们说话的人。”这是“倒着爬”的日子,即使维鲁沙成为共产党员,即使成为纳萨尔派分子,也会被玛玛奇所鄙视,也会被皮莱所诅咒,也会被社会所抛弃,就如维鲁沙的父亲维里亚巴本所说,白人的恶魔已进入他们的灵魂里,黑暗之心已经开始对他们报复。

但是报复之前,阿慕真的看见了从维鲁沙身上折射出的那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一个被诅咒的离婚女人,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女人,一个生下了杂种的女人,在她面前的不是被惩罚的男人,不是丧失名誉的男人,而是一个失落之神,一个微物之神,“那个快活的独臂人,那个皮肤有咸味、一边的肩膀像悬崖般突然终止的男人,从参差不齐的海滩阴影中出现,并向她走来。”是的,在这个海水是黑色的时代,在这个蛾点燃了天空却没有月亮的时代,在这个被爱弄得疼痛的时代,他曾经出现在阿慕的梦中,他没有在沙滩上留下足印,没有在水中留下涟漪,没有在镜中留下映像。却在她的身体里留下了那一种河流的味道,母体的味道,父亲的味道,爱的味道,所以当他们在河流之侧拥抱的时候,“阿慕伸出舌头,尝那味道,舔他喉咙的凹处,舔他的耳垂。”身体和身体,合在了一起,阿慕“以她整个生物机能渴望他”。

返回到身体本身,返回到生物机能,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也是异卵双胞胎的一种隐喻,他们是在偶然的机会中邂逅的陌生人,他们就是在生命开始之前,他们就相识了,他们是“我们”,他们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亲历了葬礼,却也在死亡中开始了新生。阿慕在几项罪名中死去,维鲁沙被果塔延的警察打死,在河流中,他们没有抵达大海,他们在不许的双胞胎船只中结合成一个“我”,而死亡对于这一个时代来说,无非是一章被改写的历史,它在黑暗之心那里变成关于白与黑,关于男人和女人,关于权力和奴役的一个隐性历史:“在那儿,在以后几年,即将到来的“恐怖”将被埋在浅浅的坟墓里,隐藏在旅馆厨子的快乐哼唱声下,隐藏在老共产党员的低声下气之下,隐藏在舞台的缓慢死亡之下,隐藏在富有的观光客来此玩赏的历史之下。”

但是被他们看见了,被艾斯沙和海瑞尔看见了,他们是他们,他们是我们,他们是相差18分钟的生命,他们是躺在一起的结合,他们也揭开了那个夜晚关于死亡和罪恶的历史:“组织、秩序、完全的独占。那是伪装成上帝旨意的人类历史,向未成年的观众揭露的人类历史。”终于成为逾越者,终于打破了规则和律法,终于在河流之外成为一条鱼,“鱼以破碎的玻璃为食。”它不是在祈求自由,不是在追求公平,不是在寻找地位,它只是在那个叫做明天的地方,希望看见那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那是在她内心与她战斗的东西,一种不能混合的混合——母性的无限温柔和人体炸弹式的不顾一切的愤怒。”

死屋手记

编号:C37·2151113·1242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2154838
页数:360页

“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被称作繁重的苦役,与其说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 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发表的一部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书中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见闻。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由于结构巧妙,交织成一幅沙俄牢狱生活的鲜明图画,勾画出各种人物的独特个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死屋手记》:每个人都是很苦的梦想家

“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是指一个被剥夺了个人意志的人,但是只要他能够花自己的钱,他也就拥有自己的意志了。
         ——《第五章  第一个月》

四周是无法逃离的高高围墙,戴着沉重的镣铐,接受各种肉体的惩罚,对于每一个被关在荒芜辽阔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监狱里的犯人来说,他们失去的是人身的自由,他们遭受的是身心的戕害,他们面临的是徒劳的抗争,可是如何去寻找那一点可怜的“意志”?意志是活下去并且期望走出监狱?意志是接受鞭笞却寻找逃跑的机会?其实,在一个被隔绝的世界里,在一个充满死亡阴影的地方,意志无非是一个个梦,它在虚无中变成希望,它在迷乱中成为安慰,而这个梦终究要破灭,而带着这个噩梦回到自由世界,所谓的意志也早就变成了一种非人的疯狂。

“是啊,人是顽强的!人是能适应一切的动物。”这是我在进入监狱,以致最后获得自由,对于所谓的“人”下的最好的定义。而对于一个有着贵族身份的人来说,这个定义的意义就在于自我认同里编织一种自由意志。在这个处在城堡边缘的城墙后面的监狱里,不管是一般的罪犯,还是终身在监狱里的“特科犯”,每个人起先都是一种绝望。这里有杀了营长格里戈利·彼得洛维奇的最大的军事囚犯希洛特金,有打死了自称“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少校的卢卡·库兹米奇,有得了肺病已经奄奄一息米哈伊洛夫,有杀死怀疑是不贞洁妻子阿库立卡的希什科夫,无论犯了什么罪,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命运都被终结在这样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在这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同一道围栏的缝隙,在同一个时间都看到同一堵土墙,同样的守卫,以及同一片小小的天空,而在年复一年相同的环境里,磨灭的正是一种生存的欲望:“有一次我在想,如果想要完全粉碎、摧毁一个人,对他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使最冷血的凶手也会不寒而栗的惩罚,就是逼迫他去做全然无用、甚至荒谬的工作。”

隔绝的世界,在那些囚犯最初进来的时候,是陌生的,但是陌生并不是可以让你拒绝,相反,你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些特殊的规定,那些自己的服装,那些特有的礼义和习俗,都让这里变成“一间活死人的屋子”,活着,想失去了一样,尤其是那些终身被监禁在那里的特科犯,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曾有过走出去的期盼,从来不曾有过自由的希望,“你们有期限,我们是终身在监狱里的。”所谓绝望,就是在看见了结局的世界里行尸走肉。当然,失去自由并不是最悲哀的事,最痛苦的是不断地有人受到鞭笞,五百,一千,甚至两千,有人甚至只想一死了之,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刑罚,那个叫亚历山大的囚犯,为什么固执得不配合治疗“不肯痊愈”,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治疗如何痛苦如何折磨人,也终究比不上鞭笞,而如果他的脖子康复之后,返回牢房就意味着要接受一千下的鞭笞。

鞭笞或者只是肉体的惩罚,而死亡阴影更是弥漫在其中,让人无从逃脱。“凡是判了刑的囚犯不管生什么病,都得一直戴着这副脚镣。”奥尔洛夫,这个已从棍棒下存活下来的囚犯,本来已经开始梦想逃跑、自由、田野和森林,但是在得了肺病之后,他终于没能让梦想成真,最后戴着脚镣在囚犯眼前死去。而另一个囚犯,终究无法承受下半身的刑罚,在出院两天后却又被送到了医院,最终在同一医院的同一张旧床上去世。因惩罚而死去,因折磨而死去,监狱无非是一个专制社会的缩影,“总而言之,对他人的肉体施行暴力的权力是我们社会的毒疮之一,是尝试湮灭民主的最强暴手段。是社会必将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的根源。”

实际上,在这个荒谬的围墙内,在被惩罚的监狱中,在弥漫着死亡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意志”,这是心灵的慰藉,也是对于专制的一种反抗。意志是犹太囚犯伊萨·弗米奇·蒲姆斯泰喜爱洗澡洗到浑身麻木、失去知觉的程度;意志是“最可笑的天真、愚蠢、狡猾、大胆、直率、胆法、自吹自擂和傲慢混合于他一身”的囚犯想着服完刑期后娶个新娘;意志是彼得罗夫“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住他”的那种疯狂激励;意志是达格司坦的鞑靼人阿雷和兄弟一起“从不与人吵架,大家也都爱他”的泰然;意志是在悲伤而沉重的日子里喝酒、哭泣、争吵和打架——监狱里走私酒,似乎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一种乐趣。

为什么在监狱里能够走私酒?这其实也隐射了一种社会问题,很多人因为走私罪入狱,但是在监狱里,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走私行为却并没有杜绝,甚至发展成一种产业,有人卖酒,有人买酒,“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在特殊世界里的特殊行为,反而变得正常,“有很多人是因为犯了走私罪入狱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酒还能被带进监狱里来。”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而其实,走私的意义就是隐秘的犯罪,也就是说,在监狱这个惩罚犯人的地方,却成为另一个滋生犯罪的地方。

而在意志世界里,更大的安慰便是宗教,莱慈根人努拉就非常虔诚于真主的信徒,在监狱里他神圣地作着祈祷。在他们心中,信仰变成支撑自己的一种力量,也变成丰富世界的一种表情,如果哭泣,就意味着失去了耶路撒冷,而在呜咽声达到最盛的时候,就意味着犹太人返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就需要转为患了、歌唱和笑声,而在朗读祷辞的时候,“大部分的声音应该尽可能地表达幸福,而且要在脸上表现出严肃和尊严。”依靠宗教的信仰和力量来抵抗监狱的生活,实际上也无非是一种悲哀,犯罪或者是一种善的泯灭,而通过宗教救赎来获得那种意志,陷入的是另一种茫然。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意志,而作为曾经的贵族,我的意志当然是一种身份上的强烈认同感,虽然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同样失去自由,都同样面临刑罚,但是贵族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却也延伸到这个封闭世界,在我进入监狱的“最初印象”中,对于前贵族,囚犯们都抱着一种阴暗、无情的心理,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监狱里起先是四个贵族,一个是卑鄙下流的家伙,一个是弑父者,一个是怪人,贵族群像似乎也都符合我的最初印象,所以我在进入监狱之后,作为一个新贵族,似乎需要融合,“我自己都希望能尽快地去做工,只是为了快点弄清楚,我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便开始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走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轨道。”走入“贵族”的生活,就是需要凸显一种身份,而在这个可以用钱买到走私的酒的世界里,钱也照样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

所以在监狱生活里,自然形成了一种“贵族意志”,当卖酒的囚犯格辛完成了交易,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身份的回归,“在监狱里喝醉酒有着一种特别的贵族气质。”而除此之外,贵族可以花钱雇人演奏音乐,可以让苏士洛夫我洗衣服,可以梦想着漂亮的女人,可以成功地贿赂卫兵,“假如我吃不惯官方的伙食,又有钱支付自己的伙食的话,每个月付三十戈比,约瑟夫就会每天为我做一道特殊的菜。”甚至在有钱的情况下,犯人也可以“交换”,苏士洛夫就是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而被送进了“特科”。这是一种交易,体现的无非是社会意义上的等级制,而对于贵族囚犯来说,正是因为可以花自己的钱,所以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作用就是减轻惩罚:“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要有稍微一点钱,也比没有钱的囚犯所受的痛苦要轻上至少十倍。”

贵族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其实在这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真正的意志或者是逃跑,两名囚犯冒险逃跑,他们的方式就是串通好卫兵科勒,实际上他们的确逃离了这个监狱,连同卫兵,但是最后依然在离监狱七十俄里的村子被抓获,而抓获回监狱,对于他们来说,就从一般囚犯变成重犯,而肉体惩罚是免不了的,五百下和一千五百下,是一种对于好人的宽容惩罚,但是在囚犯被抓获的同时,卫兵也成为了囚犯,甚至更可怜,他被挨打两千下,并接受了审判,而之后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逃跑被抓获,甚至变成重犯,这是现实中的逃往,而正像奥尔洛夫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逃跑的梦想中,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广阔的田野,有茂密的森林,但是梦想的意义就像贵族身份,就像宗教信仰,就像圣诞聚会一样,是空泛的,是虚幻的,就像囚犯的演出一样,为的是让监狱减少一些混乱,为的是更好地维持秩序,“从这些即兴演员身上,不禁会联想到在俄罗斯有多少这样的天赋和精力被扼杀了,有多少处于失去自由的痛苦命运中!”

意志而成为梦想,梦想而成为演出,在这间“死亡之屋”里,不可逃避的绝望和死亡,无可避免的惩罚和酷刑,看上去一切的秩序制造者是那些典狱长、卫兵,他们会像艺术家一样咒骂、侮辱你,“他们会试图把一句恶毒话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得不大令你反感,但其实却是更微妙、更恶毒。”他们会在鞭打和棒打凡人的时候享受一种乐趣,他们像“细腻的烹调专家”热爱执刑的表演艺术,所以在失去自由和享受惩罚之间,罪犯和当局的对立就无可避免,有人杀了少校,有人威胁典狱长,有人串通卫兵,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自我意志,就像M-斯基所说:“他什么都能做,假如他一时兴起,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的。如果他想杀你,他会杀掉你,不会皱眉,也不会忏悔。我常常认为他精神上有些不正常。”

但其实,杀掉那些像是机器的管理人员又有什么用?在这个谁也无法逃脱的地方,对于那些控制着监狱的人,何尝不是和囚犯一样看到同样的围墙,同样的缝隙,同样的天空,以及同样的死亡?何曾不是靠所谓的艺术、乐趣来寻找自己的意志?那个穿着制服的少校曾经是一个风暴之神,但是当他没有了制服,“看起来像一个奴才”,也就是说,他们靠的是这一身制服,才变成一种机器,而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种折磨,他们的自由也无法真正实现,他们的精神也被压抑着。

这是另一种囚犯,所以在这个荒芜辽阔的地方,在这个封闭压抑的世界,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制度的禁锢,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脚镣,一样的监禁”,这是监狱制度的最大荒谬,“我相信,这个著名的蜂窝系统给出的结果似是而非,是欺骗人的。它吸干了人的生命泉源,它削弱了人的灵魂,使灵魂受到惊吓,最后展现了一个悔过自新的典范——一具精神枯槁的木乃伊,成了半个疯子的人。”所以即使在关押了十年之后,获得了所谓的自由,对于曾经的贵族来说,却依然无法逃脱这样的荒谬,而在遭受了十年的压抑之后,却被通知其实是无罪的,因为真正的罪犯已经找到并自承不讳,“在如此可怕的控告之下,他从小就被葬送了一生。事实是太清晰、太不可思议了。”

而重新获得自由,也并非是一种意志的最终实现,在回到故乡之后,他多疑,他疯狂,他断绝了所有关系,“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这个曾经出狱时喊出的话到最后却换来了另一种囚禁生活,“他是在孤独中去世的,甚至不曾被送去给医生诊疗过。甚至现在镇上的人几乎都已遗忘他了。”被别人遗忘,也被自己遗忘,而这种遗忘的悲剧让所有的意志都变成了一种梦想,它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它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它只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习惯,“我们在监狱里意想中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还要更自由些。”

洪堡的礼物

编号:C55·2151113·1241
作者:【美】索尔·贝娄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532155033
页数:276页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曾两获普利策奖并获封法国骑士勋章的中年作家查理·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前妻要刮尽他的财产、流氓砸烂了他的奔驰车、现有的情妇是个敛财娘,最重要的是他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而他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最后在面临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个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洪堡的礼物》:肚皮以下是粗野的裸体

我的领会是,没有教养的死者必将在愚昧中摔打受苦。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灵魂还执著地依附在它沾满泥土的肉体上。因为它突然被分开,便感到茫然若失,就像截了肢的人对他那失去的腿的感觉一样。

最初阶段其实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诗意,充满了向往,可是它被分离而出灵魂和肉体的时候,哪一种力量会改变最初阶段的种种执著?而且肉体还沾满了泥土,泥土还带着腥味,当突然被分开的时候,宛如现实和艺术分开,在运气、才智和声誉的虚幻中,那一截肉体已经不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它会腐烂,最后终归为泥土的一部分。

只是,对于洪堡来说,却是另一种死亡。棺材被封上,是为了不让泥土直接落到棺木上,而那截了肢的肉体却在棺材里,是肉体和泥土分离罢了,但是在洪堡的世界里,他却和母亲葬在一起,“可是,这样一来,人又怎么出来呢?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出不来了!”为什么要出来,只有泥土不进入棺木,不沾在肉体上,灵魂就以另一种方式依附在那里,那是和母亲在一起的归宿,也是和艺术和人生的母题在一起的归宿。死去的洪堡,或者并没有死去的洪堡精神,但是对于见证了这一种回归母题的死亡的我来说,“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万物看起来却更是十倍的死气沉沉。”

为什么会死气沉沉?是触目的分离,是落魄的腐烂,是被沦落的人性?萨克斯特文章中的那句话看起来像是一部小说的虚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热闹的餐馆门口,“有三个人拿枪对准了我的脑袋”,似乎是危险迫近,似乎是死亡降临,可是三个人的枪指向肉体的一部分的时候,即使死去,是不是也只是一个不再思考的脑袋,一个不被艺术武装的脑袋?“此刻,除了我们自己,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是的,死亡是多种形式的,洪堡之死是回归最后的母题,而凯瑟琳远嫁西西里岛,也是一种肉体在世界的灭迹,还有报纸上的各种关于犯罪、丑行、凶杀、失常、恐怖,是不是也在让人性死去?还有那一部洪堡留下草稿和写作计划的小说,最后当被搁置在那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运气、才智和声誉的死亡?

灵魂在何处,每一种死亡是不是都在消灭肉体,消灭泥土,消灭权力,消灭金钱?而洪堡本来的计划就是:“他自己挂号给自己寄了一本电影剧本,可从来没有把它打开过。”当那部电影变成《考多夫雷多久》的时候,被埋没的也是艺术的一种肉体呈现,有人剽窃,有人处理,有人把它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或者洪堡早就在给我的“礼物”里预言了这一切,那个名叫科科伦的作家,是荒疏了好多年的创作,是遇到了美丽的女人然后坠入情网,是写出了一本不能出版的小说,是不允许经纪人更改一个字,是最后在旅行结束之后看到了出版的书,是最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迎来了他孑然一身的命运。

科科伦是写在洪堡的写作提纲里,但是他没有完成,他把这个故事交给了我,交给了另外的写作者,或者说,洪堡和我之间构建起了一种预言和实践的关系,“这样一部电影将会捞来几百万,三号马路上将在整整一年之内挤满排队的人群。一定要坚持票房利润。”这是洪堡对我说出的计划,那时,他把“我们”当成是超自然的生物,预见了最后的结局,预见了摆脱束缚的方式,那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不,我已经虚构了另外一个故事。我相信它能值一大笔钱。这个小作品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原来的写作提供其实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留下了副本,而副本的真实命运是,他根本没有再打开过,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洪堡摆脱“最初阶段”的一种计谋,当柏拉图的美丽诗句在无法让人承受,当一个人被金钱击垮,当撒谎取消人的现实感,他就已经把六千块钱取光了,但是金钱是什么,有时候是一种生计的需要,有时候却变成了支柱:“当然,这种疯狂的纠缠是不必要的。反正你要受苦的,因为你已经被金钱和荣耀所击中。”

索尔·贝娄:“该剧作者是个叛徒”

洪堡似乎要摆脱的也是这样一种击中身体的金钱和荣耀,一个先锋派作家,一个新一代的奠基者,一个博学的人,一个充满着运气、才智和声誉的人,一个以写作为生鄙视权力大谈艺术的人,为何会追逐金钱和荣耀?文学带来的“感应性”或者就是一种危险,为什么热衷于养猫?为什么迷上《芬尼根守灵夜》?为什么会大谈“机械、豪华、控制、资本主义、技术、财神、俄耳甫斯和诗歌,以至人心的复杂、美国的状况和世界的文明”?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妻子凯瑟琳?甚至在凯瑟琳从汤普森街上的罗科餐厅里失踪了之后,发狂的洪堡“用枪托猛砸马格纳斯科的门,把木头都砸碎了”?关于现实,关于权力,关于肉体,关于资本主义,洪堡或者是在反抗一种秩序,但是反抗秩序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当成了另一种秩序,那个故国旧土是不是一种虚幻的理想,而当他站在今天的世界的时候,靠诗歌能否躲避?靠小说能否自救?靠电影能否解困?当乘船遇难的旅客成为人类的一种比喻,怪癖的洪堡或者只能接受尴尬的命运。

那些诗歌在诗集里被砍去了大半,就像他的身体被现实砍去了一部分,他把凯瑟琳关在深闺里让她与世隔绝,就像他自己不想进入这个现实,可是,他依旧带来一种暴力,依旧是一种偏执。1952年,他被邀请去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但他却不愿意去,因为他怕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和人民内务委部劫持去,作为一个积极的反斯大林分子,他怕暴力会让自己失去生命。实际上,洪堡的灵魂和肉体从来就是分离的,他反对集权是灵魂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但是却要极力维护肉体的某种完整性,但是在美国式的自由生活里,他又陷在“美国艺术家之烦恼”里,就像在那一部剧作,“美国同胞们听着,如果你抛弃了功利主义和人生的正当追求,那你将会像这个可怜虫一样被关进贝莱坞。”

其实是矛盾,甚至是悖论,而在我这样一个从学生时代就喜欢洪堡诗歌的人,似乎正在走进洪堡的世界,体验洪堡精神,可是,这样一种学徒式的身份却再一次造成悖论,我在灵魂和而身体的分离中,在才学和金钱的矛盾中,是走向了自我的人生之路,但这条路绝不是对洪堡精神的实践,它在慢慢的自我否定中却让泥土依附在肉体上,让肉体里长出灵魂。“我自己对城市的丑恶也深有感慨。在现代的这种赎回平凡的潮流之中,一切卑劣的东西,统统通过艺术与诗,被灵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赎回了。”艺术和诗歌所做的是将卑劣的东西变成灵魂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城市的丑恶,那种带有自尊的欺骗和带有关荣的奸诈,是不是也被吗,美化和虚构成一种美国精神?对于洪堡来说,美国伟大的狂郁症患者就是林肯,而丘吉尔其所谓的沮丧情绪则是狂郁症的典型病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精力之乐,富足之美,只不过是因为狂郁症患者比别人更懂得乐与美,“因为有谁还能比他拥有更多的精力和富足呢?”

所以那种歇斯底里,那种偏执和狂躁,在另一种艺术世界里构成了乐与美,而我似乎也在这样的世界里开始了自我的反叛,芝加哥凶杀集团的人物里纳尔多·坎特拜尔、有名的阿飞维托·兰戈巴迪都进入了我的生活,他们代表着暴力,代表着金钱,在我的内心是希望把他们通通干掉,但是却有装作和他们友好的样子,行走在和他们一样的世界里,乔治说,血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而我也把金钱看成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这种物质的诗意化,恰恰是自我美化的一种方式,恰恰把洪堡精神变成了抵抗现实的武器。

还有女人,和洪堡对妻子的暴力统治不一样,我却在一种放荡的世界里体会肉体的美与残忍,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但是在家庭之外,我的世界似乎充满了色欲的诱惑,勾搭上“大奶头娼妇”莱娜达在我看来是因为遇到了“文明史中的最大危机”,所以我一直认为莱娜达只是一个妓女,而且是“整个身心陶醉在美国文明的喜悦之中”的妓女,一起去米兰,抛弃妻子和女儿,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错误,但其实也是一种对与肉体的惩罚,“莱娜达、丹妮丝、孩子孩子、法庭、律师、华尔街、睡眠、死亡、形而上学、因果报应、宇宙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在这些词语构筑的肉体和现实世界里,我无非是看见了洪堡式的存在:“一位曾经存在过的、受人爱戴的、但是已经死了的同志。”

死去的是肉体,也是精神,所以在肉体和精神世界里,其实本无所谓死亡和活着,他们只是一种状态,或者有时候活着就是死亡,在被删除了诗歌、被改变了艺术、被制造了权力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让人成为一个孤独的柏拉图主义者?我爱上了最美丽、最纯洁的少女内奥米·卢茨,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寻花问柳之徒,却是一个被高利贷追踪者敲断了腿的人;我爱上了黛米·冯格尔,在她赤身裸体中,在她神情恍如情欲达到高潮的阶段,却总是有一种犯罪的因素,“而我身上也总是有一种狼狈为奸的成分”。而朵丽丝·谢尔特小姐,是一个小姑娘,唯恐自己怀孕,但是她的外表却显示出她身上隐藏着的一个殉道者,甚至她将变身为一个专横的少妇。

“我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柏拉图主义者。我绝对不相信谁能转生为一只鸟或一条鱼。”人的灵魂不会被关进蜘蛛的躯体,而在肉体世界里是不是也不存在真正的灵魂?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里,我的周围充斥着美女、醇酒、时装,以及戴着珠宝、洒着香水的男子,一片财富与权势的阿谀奉承。而这一切也几乎是“洪堡精神”的一种反讽式的翻版,“他洪堡费尽了心机,只不过才装饰到肚皮上,而肚皮以下,还是众所周的粗野的裸体而已。”这便是一个诗人,一个先锋艺术家,一个藐视集权主义者,在现实中最尴尬的处境,肚皮之下,是下半身的生存,却是粗野的,却是裸体的。而我在美色、肉欲的世界里,解构了家庭、规则、道德和信任,而这是基于对洪堡的继承和模仿,但是最后却走向了相反方向,或者在影子之后找到了另一种肉体,它反过来变成了对于洪堡的解构,“而当我也成了别人的善于表现的一代时,到头来这就成了纯粹的苦难。”

我是洪堡的苦难,受折磨的生活,尴尬的现实,以及穷困潦倒,让洪堡几乎失去了一切灵魂意义上的东西,他成了疯子,他被关进了疯人院,他得了心脏病,她变成了狂郁症患者,而他最终死在破败的伊尔斯贡旅馆的走廊里。而在他出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我却没有和他搭腔,因为我正在同参议院参加政治午餐,我那时气色挺好、口袋里有钱、保持着体型的优美,和洪堡讲话在我看来“太失身份”了,因为洪堡过时了,而这种境况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次讽刺,当艺术和诗歌被抛弃,实际上不是被下流胚、文学的葬送者、政客们抛弃,而实实在在被自己抛弃,洪堡的命运如此,我的作为也如此。

“回到直接的体验中去,走进广阔的天地里去吧,艺术不再能代替现实生活,而诉讼和精神分析才是现实的。”这是美国的现实,这是一代人的现实,无论是洪堡还是我,在最后的灵魂里,是放弃了对于母题的寻找,而那个洪堡的礼物,那部可以改编成电影的提纲,甚至是那个副本,都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它指向的依旧是一个被矛盾中和的零,当一切都离开,一切都死去,活着或许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甚至是讽刺的行动,灵魂脱离了肉体,肉体早就是一个被摆放的物体,正如施太内尔的说法,“在主观与客观的武断的分野中,世界已经消失了。零本身在寻求转移。它变成了一个行动者。”

流浪的星星

编号:C38·2151113·1240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4.90元
ISBN:9787532152384
页数:270页

一九四三年夏,法国尼斯后方的一个小村庄成了意大利人管辖下的犹太人聚居区,艾斯苔尔宁静的少年时代被打破了,接下来便是恐惧,耻辱,逃亡,还有父亲的离去。战争结束后,艾斯苔尔和母亲一起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家园:刚成立不久的以色列圣地。在风雨飘摇的旅途中,她发现了祈祷和宗教的力量,学会了等待。在到达那个梦想中到处是橄榄树、和平鸽、教堂和清真寺的穹顶尖顶在闪闪发光的圣地时,她遇到了前往难民营的萘玛。一个犹太女孩和一个阿拉伯女孩,交换的只是彼此的眼神和姓名,自此再未相遇……《流浪的星星》是勒克莱齐奥最杰出的代表作,表现出一种笔酣墨饱的成熟,以美轮美奂的文字书写隐隐的忧患、伤痕、无奈和绝望,让人无从拒绝。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流浪的星星》:我的父亲被大地覆盖了

他的骨头将是卡麦尔山上的白色石头,是吉拉斯的岩石,他的肌肉是伽利略山的红色土壤,他的血是万水之源,是圣马丁的激流,是图拉的浊河,是撒玛利亚的女人给耶稣喝的那不勒斯的井水。在他的身体里,将会有牧羊人的那份灵巧,他的眼睛将会发出耶路撒冷的光辉。
           ——《蒙特利尔,圣母街,一九六六年冬》

这是一九六六年冬天的蒙特利尔,这是没有牧羊人雅克的蒙特利尔,这是远离故乡的蒙特利尔,这一条街,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冬天,似乎都在等待命名,以及艾斯苔尔肚子里的孩子,疼痛、眩晕、空茫和呕吐,一个生命在体内,仿佛就是挖掘出一个洞,等待另一种东西填满,等待另一个世界展开,等待另一个梦回来,是的,在艾斯苔尔的生产中,有约伯·约埃尔的那些话,有雅克仿佛握住的手,有像风一样的词语,有流过身体的句子,“这些句子流过去,就像风在水面上滑过前行的痕迹。”

是一片水,是一片海,是一片沙滩,穿越阿隆港前往以色列圣地,暗哑的声音哼唱起布鲁斯舞曲,或者是海浪拍打的声音,这些声音会覆盖在蒙特利尔圣母街那家医院里传出的阵痛,会吞没一路流浪而来的叫喊,会去除在战争中死亡的求救,“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浪一波一波地经过我的肚腹”,而终于艾斯苔尔自己成了那一片海,成了那一片沙滩,终于到达平整的海滩上。没有起伏,没有汹涌,没有波折,一切的平整和平静是为了迎接太阳的孩子,在母亲的体内,他是一种寄托,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生命,是一片光明。是的,骨头和肌肉、血液和眼睛里,都是关于生命之水,静静地流淌,从母亲的世界里流出,从死亡的过去流出,流向明天,流向和平,流向故乡,流向心中的那个不死的父。

蒙特利尔本来就是牧羊人雅克的归宿之地,这是属于他们的故事,艾斯苔尔和雅克,母亲和父亲,肉体和精神,必须在一个远离战争的地方看见太阳的儿子,他是流浪的终点,他是爱情的结晶,他是达到的目标,“他将永远在我的体内,用我的血和肉,我的天和地做成。”一种孕育,一种信仰,从来都是为了完成命名,如果是男孩,就以父亲的名字命名,这是艾斯苔尔的决定,父亲?谁的父亲,艾斯苔尔说是自己的父亲,那是一种命运,却也像宿命一样让她感到害怕,因为,在那个遥远的一九四三年,同样命名了艾斯苔尔的父亲却消失在草丛中,“就像一个人消弭在死亡中。”

“她十三岁,她叫艾莲娜·格莱芙,但是她的父亲总是叫她艾斯苔尔。”这是一次命名,当母亲说她疯狂地像个茨冈人的时候,父亲却喜欢他这样,并用西班牙语叫着她的名字:“艾斯苔利塔,小星星。”不是艾莲娜·格莱芙,是艾斯苔利塔,是艾斯苔尔,是小星星——照亮夜晚的小星星,照亮青春的小星星,照亮爱的小星星。被命名的十三岁,属于父亲的十三岁,对于艾斯苔尔来说,仿佛永远没有破坏秩序的战争,仿佛永远没有带走生命的战争,但是他们远离了故乡,来到了圣马丁,在一九四三的恐惧中开始了流浪,就像那个站在广场边缘和犹太人在一起的特里斯当听到的那首曲子题目一样,叫《被淹没的教堂》,好像教堂的钟声在海底回响,那是“另一段时光,另一个世界”。

父亲只留下走向山中的高高影子,“这是第一次,她明白过来她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爸爸再也不能叫她艾斯苔利塔了,也不会有人叫她艾莲娜了。往后看是无济于事的,这一切都停止了存在。”十三岁是一片阴影,十三岁是一种死亡,甚至艾莲娜也死在路上,唯一剩下的是叫做艾斯苔尔的女孩,是永远流浪的小星星。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似乎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他们都想从这个世界中绕过去,只想听听水声叮咚,只想在山间度过一生。可是,不想为意大利人演奏钢琴的费恩先生,妻子却被投进了监狱;可是奥鲁克夫人却像宪兵的探子,是隐藏起来的罪犯;可是拉歇尔总是不参加宗教庆典,却经常跟意大利宪兵说话。十三岁的少女,或者在流浪中,需要寻找的是另一个父亲,一个保护自己的父亲,一个命名自己的父亲。

在狭小的山谷里,她第一次吻一个男人,希望在捕捉他的呼吸,截住他的话语的窒息里消除恐惧;在安静的山间,她第一次喜欢一个男人,甜美炽热的感觉可以让在此之前在此之后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可是他却死了,死在德国人的袭击里,死在第一个被命名的夏天里,男人的死亡和父亲的消失一样,使得她成为另一个人,是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就像母亲伊丽莎白所说:“现在,德国人要来了:我们得走。所有的人都得走。”因为战争而离开,因为离开而流浪,一九四四年的费西奥那,一九四七年的阿隆港,夏天,冬天,德国人,犹太人,在此后的时间里,总是混杂着太多的分离,总是见证太多的死亡,总是发现自己若即若离。

但是当生命意义上的父亲消失在草丛中,另一个父亲却在艾斯苔尔的寻找中,那是一九四七年的雅克,牧羊人雅克,如宗教救赎一样的名字和经历,在艾斯苔尔的生命中盛开出一种光亮,而和这个光亮有关的城市叫耶路撒冷。“妈妈经常说起这个名字,她也是的。在巴黎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几乎只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活着。”一种从不知道的信仰,从母亲伊丽莎白的生命中开始徐徐荡漾开来,而艾斯苔尔的名字其实就是关于缺失和寻找、迷惘和安静的,“她也叫阿达萨,她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他跟我说了她嫁给阿絮埃罗斯国王的经过,因为她敢走进大殿,请求国王宽恕他的臣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却嫁给了一个国王,在国王的权力中她希望臣民能够得到宽恕。仿佛重负一般,把现实的艾斯苔尔变成了象征的艾斯苔尔,“我相信这是个像大海一般的名字,一个巨大的、无法全然了解的名字。”而终于在流浪中她知道耶路撒冷的传说,知道了关于阴影和光明的隐喻。

逃跑失败,流浪继续,从海滩到大海,从大海到监狱,起初是一种身体的解脱,“我废除了时间和距离,我到达了世界的另一头,在那里的世界,土地和人类都是那么自由,所有的一切都是簇新的,真正的全新。”但是当重新被投入监狱之后,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无法抵达的词,却也在内心变成一种归宿:“真正做了一切的是我们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生的。以色列圣地就是我们的出生地,在那里光明第一次闪耀,那里诞生了第一批阴影。”约伯·约埃尔说到的是阴影,阴影是光明制造的阴影,是耶路撒冷之外的阴影,是关于人类的阴影——当人类的伟大和奇迹变成一种阴影,也唯有宗教能够带来光明。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寻找一种光明就是寻找一种宗教,就是寻找一种被照耀的时间,被运转的世界,那就是星星的明亮,“恒星,还有流星,就像是滴落在夜面上的水珠。所以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星星,小星星……”父亲命名了小星星,就是为了在阴影的世界里找到那一片光明,在人类的流浪中回到耶路撒冷的故乡。那些死亡的人,被抛弃的人,被遗忘的人,都是人类世界的另一种阴影,所以当雅克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场战争了,从此再也不会有别的战争。所以书上的话会实现的,我们可以待在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上了。”已经在艾斯苔尔生命中开始了另一个命名。

他们订婚,他们双手交握着,他们走在城市的街衢,像走向那一个耶路撒冷。父亲给了艾斯苔尔生命的意义,也完成了对她的最初命名,而不论是特里斯当的喜欢、马利奥的爱,都是她打开自身世界寻找父亲的一种途径,而雅克和她走向结婚殿堂,是另一个父亲的意义。可是,光明在哪?耶路撒冷在哪?父亲在哪?当战争使得人们流浪,当战争让人消失在草丛里,当战争制造了生命的死亡,“我的父亲被大地覆盖了”。父亲的死,马利奥的死,似乎都在继续这一个被覆盖的悲剧。还有一九四八年的奴尚难民营,萘玛经常问的一句话是:“太阳不是照耀在每个人身上吗?”可是她的父亲艾哈迈德去了北方,再也没有回来,她的丈夫萨迪离开了再不能回去的村庄,最后也离开了萘玛,还有疯了的鲁米亚,六个月的身孕却没有父亲,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之后,母亲挤出孩子之后,那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包裹在鲜血和胎盘之中,身体周围还有着这生命的脐带”,以第一声啼哭来回应世界,而在萨迪离开之后,萘玛开始用奶粉喂养他,仿佛是为了生命的延续,也是为了在阴影里寻找那一片光,给予那一种父。

太阳照耀在每个人身上,而父亲却被大地覆盖了,没有父亲的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父亲的艾斯苔尔,而艾斯苔尔想要制造一片光明的时候,雅克,这个给与孩子生命的父亲却也最终死在了前线,“她的眼泪已经流于了。她只是想:这下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就是在那一天,她体会到了身体中央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小小的重压,她在等待一个孩子,孩子却再也没有父亲。

但是在这种只有阴影的世界里,在父亲被大地覆盖的现实里,却总是有一种星星的光芒在另一个地方亮起,那是萘玛的笔记和对鲁米亚孩子的照料,那是诺拉像姐姐一样的照顾,那是伊丽莎白的陪伴,甚至那还有特里斯当温和的脸,圣马丁的山谷,阿隆港的海滩,以及那在蒙特利尔到来的新生命,“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遥远,简直无法碰触,是在时间的另一个尽头,必须经过那段如死亡般痛苦的漫长旅途。我想我必须付出一生的时间才能到达。”漫长的旅途是从圣马丁到费西奥那,从阿隆港到蒙特利尔,是从父亲的消失到母亲的死亡,从海滩上的守望到山洞里的逃亡,而当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回到尼斯之后,艾斯苔尔看见了父亲曾经任教的中学,找寻父母住过的大楼,而在圣马丁村,却也终于找到了父亲:“伊丽莎白写下了我父亲的名字,米歇尔·格莱芙,还有所有那些与他一起死的男男女女的名字,他们都死在草丛里,在贝特蒙的上方:现在,她也是的,她与他在同一块土地上死去了,而她的身体就被关在我随身带着的这个铁皮盒子里。”

被命名的生命,被命名的时间,被命名的父亲,以及被命名的光明,在流浪的世界里,他们都没有消失,他们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到身体里,都以父亲缺失却又以回归的方式阐释生命和信仰,看见光明和阴影:“她父亲的声音在呼唤着她的名字,就这样,说,艾斯苔利塔,小星星,还有费恩先生的声音,那些在圣马丁广场上叫喊着的孩子的声音,特里斯当的声音,拉歇尔的声音,牧羊人雅克的声音在翻译着约伯,约埃尔在土伦监狱里说的那些话。还有诺拉的声音,罗拉的声音。”

老虎!老虎!

编号:C38·2151109·1233
作者:【英】吉卜林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32152476
页数:383页

“你捕捉的猎物在哪里?”“兄弟,他仍然潜伏在丛林里。”丛林世界里是不是一定有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不是一定指向残暴?对于吉卜林来说,“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的作品变成了对于大自然的一种颂歌,动物之间温暖的友谊和他们充满生趣的冒险,使这些动物故事充满了活力和生趣,所以“潜伏在丛林里”的动物故事反而成为了关于自然,关于生命的寓言,成为在冷酷复仇中表达生命意义的童话。而其实,一种充满童趣的美妙幻想,在受到青少年的喜爱,并给成年人以智慧的启迪的同时,也贴上了关于帝国主义、种族政治的标签。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老虎!老虎!》:人终归要到人类那里去

这条规定的真正原因在于:杀了人就意味着迟早会招来骑着大象、带着枪支的白人,以及数百个手持铜锣、投掷式烟花和火把的褐色皮肤的人。到时候住在从林里的兽类全得遭殃。而兽类自己对这条规定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人是所有生物中最软弱和最缺乏自卫能力的,所以去碰他是不符合狩猎精神的。
        ——《莫格里的兄弟们》

“老虎!老虎!”那一声声的呼喊,凝聚在所有感叹号里面,但是这不是对老虎领袖谢尔汗的尊敬,不是对于动物族群的礼赞,当莫格里用人类的刀杀死谢尔汗,当他在会议岩唱起这首歌,表达的却是一种恐惧——人类对丛林的恐惧,对群兽的恐惧,对威胁生存的恐惧,《莫格里之歌》不是为了盛赞人类的力量,不是为了展现人类娃娃的勇气,却在人和丛林之间建立的对立中无法逃脱宿命,“丛林对我关闭了大门,村庄也对我关闭了大门。为什么?”不是两个莫格里,却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是成为在丛林里生活遵守《丛林法则》的狩猎者,还是回到村庄重新变成人类的孩子?适应了丛林法则却无法成为他们一员的莫格里“内心沉重,里面装满了我不明白的事情”。

丛林和村庄,狼爸狼妈和妇女梅丝瓦,这是莫格里必须面对的两种生存现实,他是人类生下的娃娃,却被动物世界的兄弟们接受,他被梅丝瓦叫做儿子“纳索”,却必须适应丛林法则,所以“老虎!老虎!”的恐惧来自于莫格里被关闭的两个世界,当布尔迪欧告诉说叼走梅丝瓦的儿子的那头老虎是被去世的邪恶放债人附体的鬼虎,当孤狼阿凯拉被赶下台而使狼群没有了首领从而陷入随心所欲打猎和打架的地步,莫格里却必须做出一种选择,是回到丛林成为另一种领袖,还是在射杀谢尔汗的成功中消除人类的恐惧?莫格里终于是走出了村子,终于是告别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终于是和四只狼崽一起狩猎,终于把“老虎!老虎!”的恐惧变成了对于丛林法则的捍卫。

在人类之外的不仅仅是丛林世界,所以在丛林法则之外还有“海滩法则”,还有“水泽法则”,这些都是动物们自己建立的生存法则,在这些法则里,他们都是自己的主人,都维持着一种平衡。不管是海滩上有可怕的啸叫声、咆哮声、怒吼声还是打架声,不管海豹被追逐,也不管是生出来的是黑海豹还是白海豹,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地里延续着生命。而猫鼬里基-蒂基和大黑眼镜蛇纳格的争斗,最终将他们杀死,也无非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对于丛林来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狩猎,“斑点是花豹的乐事;犄角是水牛的骄傲。”所以在狩猎生活里,有攻击,有输赢,有复仇,但都遵守《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跟天空一样古老而真实”的法则,丛林法则要求“自己去狩猎,去获取猎物”,丛林法则规定”别惊扰和平的主宰哈蒂,莫要嘲笑窝里的野兽”丛林法则需要狼把巢穴当成自己的家”……也就是说,丛林法则是丛林世界唯一的法则,而丛林法则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服从:“法则的头和脚,法则的腰和背,就是——服从!”

服从丛林法则的是那些狼群,为什么要服从?就是一种皈依感,当莫格里加入狼群的时候,棕熊巴卢作为他的老师,教他如何遵守丛林法则,如何在自己的领地里练习“狩猎口号”:“请允许我在这里打猎,因我饿了”,而对于这一口号的回答是:“那么,为了食物打猎吧,但不要为了好玩而狩猎”。狩猎是为了食物,食物是去除饥饿,这是动物的本能,所以丛林法则所建立的目的就是展现他们的动物性,但是一个人类娃娃如何具有动物性?或者说如何在丛林法则之下激活他的动物性?全身赤裸、棕色皮肤、刚会走路的莫格里,似乎更多带着人类的特性,对于丛林世界来说,他是一个异类,甚至是一个破坏规则的闯入者,“从来还没有一个这么柔嫩而面带笑靥的小东西在夜晚的时候来到狼窝。”棕熊巴卢为什么要以一头公牛的代价留下莫格里,而谢尔汗为什么要夺取莫格里而使人类保持“老虎!老虎!”的恐惧?“自由的狼民要一个人类娃娃干什么?”这其实是所有动物对待这个人类娃娃的质疑,但是莫格里并不是天生具有人类的特性,或者说天生是和丛林世界相抗衡的,在人类的童年时代,那种动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狼群接纳了他,并且使之成为“丛林法则”的遵守者。

吉卜林:我是“帝国主义吟游诗人”

“整个丛林都是你的,”当巴吉拉告诉莫格里他已经是丛林中的一员,莫格里的世界已经向着丛林开启,“只要你本领足够大,猎杀什么都可以;不过看在那头赎买过你的公牛份上,你千万不能杀死或吃掉任何一头牛,不管是小牛还是老牛。这是丛林法则。”唯一的条件就是莫格里必须遵守法则,必须服从法则。而当他进入丛林成被狼群所接纳,当他服从丛林法则狩猎,当他保留动物性而成为自由狼民的时候,他其实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人类。

丛林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不是针对丛林的狩猎者,而是针对和人类的关系,“禁止每一个野兽吃人”,这是法则的底线,对于这个法则的解释就在于,人类会破坏丛林世界,“这条规定的真正原因在于:杀了人就意味着迟早会招来骑着大象、带着枪支的白人,以及数百个手持铜锣、投掷式烟花和火把的褐色皮肤的人。到时候住在从林里的兽类全得遭殃。”其实并不是对于人类的恐惧,而是在兽类看来,人类根本无法和兽类相提并论:“因为人是所有生物中最软弱和最缺乏自卫能力的,所以去碰他是不符合狩猎精神的。”也就是说,在丛林兽类看来,人类缺乏的是“服从意识”,他们软弱,他们破坏狩猎精神,当然他们也泯灭动物性。

所以人类几乎就是丛林的最大敌人,当已经学会了丛林法则的莫格里被猴群带到那个猴子城的时候,兽群为什么要去追赶?因为在他们看来,猴群是丛林里的无赖,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领袖,而且没有记性,实际上,和人类相近的族群就是隐喻了人类的弱点,而更为可怕的是,猴群把莫格里带走的目的是学会“通过挥舞一捆木棍或者藤条来抵御暴雨和寒冷”,这本身就在去除那种动物性,用人类的工具意识来抵抗自然,把自然当成征服的对象。

征服自然,必然是破坏丛林法则,也必然让最软弱和最缺乏自卫能力的人类夺取兽类的领地,而这也慢慢变成了丛林里的“恐惧”——恐惧就是对规则的破坏,就是用人类的神话来取代必须服从的法则,谢尔汗为什么在韦恩根格河畔杀死了一个人,因为在缺水的环境下,谢尔汗通过杀人取得了饮水权,而他的这种举动就是破坏了丛林法则,“人!人!他竟然杀了人!”杀了人正如首领塔所说:“你们的第一位头领给丛林带来了死亡,第二位让丛林蒙羞。到了该制定一个法则的时候了,一旦制定,你们就不能违反这个法则。”制定法则是为了消除恐惧,所以制定的《饮水休战协定》就是规定,在饮水的地方狩猎就是死罪。

这是丛林世界对人类的屈服?人类需要遵守《饮水休战协定》吗?看起来不管是“恐惧”,还是法则,都是动物性比人类性更懂规则的表现,而在这个不平等甚至妥协意义的协定下,丛林法则以及那些兽类遭受的却是人类的侵害。那条名叫“鳄鱼渡”的泽鳄是浅滩上的恶魔,他集杀人犯、吃人者和当地神物为一身,但是人类的铁路桥修建却破坏了他的生活,甚至对他的生存造成了威胁:“河水进入了我的眼睛,而且我也因饥饿而变得没了力气。自打铁路桥建成之后,我村子里的村民已经不再敬爱我,那可真叫我伤心啊。”当白人终于进入丛林,对于鳄鱼来说,则是一场灾难:“一条受了致命伤的鳄鱼都会拼命爬回深水里逃走,但是这条鳄鱼渡的泽鳄完全断成了三截。送命之前他都没机会抬抬头,然后就像一条豺狗一样平躺在那里了。”而那头大象,为印度政府尽职尽责地服务了四十七年,“自己曾用前额铺着皮垫子的地方,去推深陷在泥浆里的大炮。那还是在一八四二年阿富汗战争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他还没到壮年。”

铁路、战争、白人,对于那些动物来说,他们成为人类的工具,骡子是“第一山炮连二号炮的炮尾骡子”,马是“第九骑兵团英军骑兵连第十五号”的马,骆驼是“第三十九土著步兵团”的一头驮辎重的骆驼,他们都“听从缰绳的指挥”,他们必须接受人类的命令,“只让我们服从带领我们的人指挥:他让前进,我们就前进,他让后退,我们就后退。我猜不管怎样教,结果都一样。”也是服从,但是完全变成了对于人类法则的服从,一切的动物都变成了“女王陛下的仆人们”:

它们跟人一样服从命令。骡子、马、大象、阉牛,都服从他们的驱赶者或骑手的命令,驱赶者或骑手服从他的士官的命令,士官服从他的陆军中尉的命令,陆军中尉服从他的陆军上尉的命令,陆军上尉服从他的陆军少校的命令,陆军少校服从他那指挥三个团的陆军准将的命令,陆军准将服从他的陆军上将的命令,陆军上将服从总督的命令,总督是女王的仆人。事情就是这样完成的。

人类的法则建立的是阶层,是命令,是服从,但已经取消了动物性,取消了狩猎,所以在这样的人类法则面前,丛林法则濒临崩溃和解构,而作为人类娃娃的莫格里,似乎必须承担起一种职责,这种职责是捍卫丛林世界的法则对抗人类,还是让人类和丛林走向融合?莫格里身上的动物性,使得他捍卫自己的丛林世界,所以当那些红毛狗成为丛林世界的敌人侵占他们的地盘的时候,他勇敢地向他们抗争,发出“所有的丛林都是我们的丛林”的宣言,与丛林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实际上捍卫丛林的利益,用一种战斗的方式驱逐敌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具有了人类性,复仇思想为他赢得了尊重,却也破坏了丛林法则。

“不是,不是,我是一只狼。我跟自由狼民一条心。”当战争胜利的时候,莫格里希望自己像兽类的英雄一样,迎接丛林的另一次辉煌,但是孤狼阿凯拉却告诉他,真正的归宿是人类,“你是一个人类,要不是你,狼群会在跟野狗的大战中灭亡。”也就是说,是人类的这种征服和复仇的勇气赢得了胜利,阿凯拉对他说:“莫格里会驱逐莫格里。回到你的族群中去。回到人群中去。”人类的力量是超越动物的,正是莫格里从村子里学来的人类的知识,养育的文明观念,才使得他超越丛林,成为新的领袖,所以当这一次狩猎行动结束后,孤狼阿凯拉对他的告诫是:“回到你自己的族群中去吧。”

对于那些兽群来说,丛林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在丛林里生活,他们服从丛林法则,而他们也抵抗着对人类的“恐惧”,但是人类从某种意义上却并非是丛林的敌人,虽然他们征服,他们占有,他们破坏,但是丛林世界却也需要这样一种超越狩猎的知识和文明体系,所以从对抗走向融合,才是丛林故事最后的归宿,而莫格里作为一个人类的娃娃,作为一个接受了人类文明的孩子,作为丛林狼群的闯入者和接纳者,其实他是一座桥梁,一种纽带,甚至是一个使者。这是一个关于种族政治的寓言,人类象征着文明,丛林象征着原始,但是人类也带来了破坏,丛林也意味着封闭,所以对于莫格里来说,他的意义就在于打通这两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和谐、更文明的法则。

所以在春天,十七岁的莫格里便以“春季奔跑”的方式,迎来一种新生,“春天是最奇妙的季节,因为她在用新生叶子和花朵遮盖完全裸露的旷野之前,已经提前发动,把那些经受住温和的冬季、坚持不懈地活下来的半绿色杂物整理好,还让部分覆盖着植被的陈腐泥土再次感受到新生和年轻的气息。”新生是为了埋葬旧秩序,是为了告别旧时代,也是为了告别旧自我,当梅丝瓦以人类之母名义打开了那扇门,当莫格里离开了属于丛林的身体,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命,正如卡阿所说:“人终归要到人类那里去,尽管丛林并没有将他驱逐出去。”这是回归,而这种回归正如“苦行者普伦”创造的奇迹一样,带着对人类道德的救赎。普伦是一个拥有婆罗门高级种姓的人,他的成长完全和人类的文明有关,而这种文明带来的还有和征服有关的荣誉:大学学位、“印度之星”勋章、“爵级司令普伦·达斯爵土”的身份,以及高贵的礼仪,“他是自打使用餐巾以来,在餐桌上能碰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但是在拥有高位、拥有权力,拥有声誉的世界里,他却在一个小村庄里甘愿成为一个苦行僧,“这里应该是我获得安宁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些人类赋予他的权力、地位和荣誉让他失去了自我,而他所想要的安宁必须舍弃这些人类的法则。

但是普伦并不是逃避,当自然灾害即将降临这个村庄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解救者,把村里的人叫出来,是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是为了延续人类的文明,而这种救赎就是他回归灵魂深处的力量,而最后盘膝而坐的死亡,让他的灵魂再度升华,“他不再是一位苦行者,一位圣人,而是重新变回了爵级司令普伦·达斯爵士,一个大土邦的宰相,一个习惯下命令的人,正在前去挽救他人的生命。”抛弃命令,抛弃征服,回归自身,回归人类,就是和世界忧戚与共,所以普伦的意义就是为人类带来一种新生,而这种新生也同样成为超越丛林法则,超越人类征服寓言的最生动阐释,所以在莫格里自我牺牲的奔跑中,他也成为了新的“丛林之神”,成为现代意义的新神话——当人类为他打开了通往知识和文明的大门,那些动物们,也在他奔跑的身后唱起了永远和谐的赞歌:“丛林的宠爱永远追随你!”

世界末日之战

编号:C66·2151109·1232
作者:【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亚马逊20.10元
ISBN:9787532154999
页数:332页

十九世纪末期,在巴西东北地区的腹地,贫困的农民大众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困,被封建的统治阶级剥削,唯有宗教信仰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秘的传教士“劝世者”来到卡奴杜斯,宣扬末日的考验和天国的来临,很快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戴,越来越多的人响应了“劝世者”的号召,纷纷投奔卡奴杜斯建立理想中的乐园。加利雷奥的冒险故事、胡莱玛与近视记者的奇遇与爱情、卡尼亚市拉沃的糜烂生活、起义者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奥·贡赛也罗的乖癖,都成为末日的一种写照。《世界末日之战》是略萨第一部写秘鲁之外国家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热情激荡的一八九〇年的巴西形象—一个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的形象。”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世界末日之战》:魔鬼的名字就叫共和国

“卡努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
           ——《第四部》

故事里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终结,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枝条,一个主题,甚至一个结局,可是当一八九〇年的巴西经历了暴力和反抗,经历了革命和共和,经历了战争和救赎,一个故事如何走向一种共同的结局,它不是只有一种高度,一个方向,而是在枝桠岔开的空间里,伸展出不同的枝干,长出不同的叶子,甚至结下不同的果子,而当故事之树变成一段被时间书写的历史,却也成为“一部误解者的历史”。

“劝世者”死去的时候,像是一个故事走向了终结,像是一种拯救走向了终点,留下的腐烂的肉体,身长一米七八,牙齿没有,不是死于枪弹,只有左腿上的瘀斑,因为碎弹片或石头擦伤,不是直接射中身体,所以“劝世者”更像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存在,更像是暴力中心之外的一个符号,但是那在颅相学意义上,却呈现着肉体具有的疯癫特性,典型的圆脑袋,属于智力贫乏和心理倔强的类型,“那头颅的弯曲程度正好符合贝内迪克特学者指出的癫痫患者的特征”,劝世者成为疯狂的患者,意味着当他手不离弥撒经典,当他口不离上帝名字,“可心上却打着罪恶和匪性的烙印”。活着和死亡,其实是肉体和肉体的分离,是肉体和精神的分离,是信仰和暴力的分离,当一种救赎者的死亡变成暴力的代名词,变成罪恶的典型,到底那棵树上会有怎样的历史书写?

颅相学和自然科学家,指向的是信仰的反面,所以故事也一定会岔开而成为一株故事之树,当男爵把疯癫的病理学变成“狂人”的历史,把卡努杜斯说成是让世界疯狂的中心,其实是关于历史的一次误解,“比如他们对人口普查的仇视。我曾绞尽脑汁,力图弄清此事,现在明白了。种族、肤色、宗教。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卡努杜斯的误解”?这难道就是一棵写有不同符号的故事之树?当劝世者死去,那一种疯癫也成为了历史,而在没有劝世者的救赎和反抗的世界里,是不是还有种族问题,还有肤色的其实,还有黑人变成奴隶,还有对于宗教信仰者的清洗?

误解是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见不同的枝桠,误解是因为书写不同的历史,传说不同的战争,误解是打开不同的出口,是注解不同的方向,所以当劝世者变成疯癫者,当身体里流出的神赐神物变成不停排泄的大便,世界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自己的历史,必须以另外的方式书写信仰,那遗嘱上明明白白写着:“安东尼奥,你以见证人的身份去周游世界吧,别再回到这个包围圈里来了。我和羊群留在这里。你到那里去吧。你是见过世面的人,走,去教那些忘记学习的人做加法吧!愿圣灵引导你,天主保佑你。”那一个上帝还在,那一种救赎还在,而不管是上帝还是救赎,需要的是一个见证人,需要的是一种传承的力量,或者需要不断去除误解的历史,那个老太太却在这一种死亡里说:“我看见他了。有几位天使把他接到天上去了。”

死亡是一次被接上天的过程,疯狂是一次不与体制合流的态度,救赎是一种宗教意义的皈依,还是一种政治意义的自由?他们说政治是肮脏的东西,那里有政权的交替,有特权的统治,有武力的镇压,但是当劝世者说“政治是纯洁”的时候,只不过希望把那些暴力、特权、子弹都从这个世界清除出去,只不过要把来到人间的敌基督赶出去,只不过是要把劳苦大众解放出来,而在这种“劝世”的过程中,误解从来没有停止,镇压从来没有停止,死亡也从来没有停止,而那个卡努杜斯的地方,也在这变幻的历史中成为革命、起义、暴力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

“劝世者”并非只是一个单个的人,他是一种信仰,一个理想,一段历史,一棵故事之树。但是在成为劝世者之前,他必定是树上的单独一个故事。“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一样。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儿女、牲畜和家产,现在只好离乡背井,拋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这是他的个人历史,在其中都是苦难,都是灾害,都是无法逃避的死亡,所以他寻找到的一种信仰是将自己从俗世的苦难中找到救赎的方法,所谓皈依,就是把自己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用信仰的力量来救赎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虔诚的小信徒”成为信徒是因为父亲因干旱而死,因为养父有着暴躁的脾气,因为自己悲观看待世界;加利雷奥·加尔加入他们,是因为他曾经是自由战士,却被判处死刑,四十六年岁月里有五年是在狱中度过;玛丽亚·瓜德拉多,在旅途中被强奸四次,所以她从萨尔瓦多城步行去圣多山,在三个月零一天始终拖着十字架;他们有穷人,有奴隶,有失去土地的人,有没有了家庭的人,有患病无钱医治的人,“在随后的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中,成群结队的病人、流浪汉、赎罪的人、逃犯和好奇的人,从四方向卡努杜斯涌来,怀着预感或者希望,想在那里得到医治、住所、宽恕、保护和幸福。”

或者还有远大抱负的人,加利雷奥投身一个伟大的目标,是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科学则将个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但是革命和科技如何变成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假若理智代替信仰成了生活的中枢,即魔鬼(第一个造反者)代替了上帝成为真正的自由君王,那么各种道德观念便可以同时共存了”,而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秩序的重建,“一旦旧秩序被革命行动所摧毁,自由和正义的新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魔鬼是苦难的制造者,所以在卡努杜斯,“劝世者”的意义就是从自身的解放开始,告别魔鬼,告别苦难,如诺言方舟一样救赎这许多的教徒。

而在皈依之前,世界需要一种审判,“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审判的时间已经写在那里,一八九六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一八九七年,沙漠将被牧草所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一八九八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一八九九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颗新星将运行在天空。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将陨落,罕见的事情将发生。审判走进了时间的轴线,其实也走进了现实生活,当一八七七年的大旱灾发生的时候,预言仿佛开始成真,但是当一八八九爆发的革命改变了历史,对于劝世者来说,却看见了另一种末日审判,因为祖国从帝制变成了共和制,世界的秩序重新跌入到混乱中。

这是另一种魔鬼,“劝世者”说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大逆不道,“魔鬼已经当道,它的名字就叫共和国。”因为他们从来不主张共和,不同意驱逐皇帝,不赞成政教分离,不接受世俗婚姻,不使用新的度量单位,也不接受人口普查。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本能与想象的坚持,对于不变世界的恪守,上帝在那里,不是为了颠覆式的改变,而是为了解救。把共和制看成是敌基督,也是源于卡努杜斯的一种宗教式的偏执,那些信徒是为了脱离苦难的生活,而实际上在这种过程里也杂夹着暴力,若安·格兰德是黑人是奴隶,为了反抗他曾经杀掉了女东家阿黛林哈小姐,看起来是自我救赎,实际上也是被魔鬼所支配,他成为心地狠毒的人,成为杀人越货的人,而在卡努杜斯,那些信徒起来反对共和制,起来打破枷锁,却用了唯一的方式,那就是暴力。

用暴力建设理想社会,用暴力驱赶外来力量,用暴力建立一个废除婚姻、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十字架、耶稣圣堂、“劝世者”,就是在建造另一个神话中心,“卡努杜斯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不要为恐惧所吓倒,慈悲的耶稣一定会帮助诚心的信徒。”而实际上,共和制取代帝制,并非只是改变那些规则,并非是颠覆制度,而是共和制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一的巴西”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的目的,但是实际上不仅其中有妄图复辟的旧秩序的阴谋,也有清剿狂人叛乱分子的武装,“莫莱拉·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到那时,我们就只好廉价出售庄园,或者拱手交出,然后一走之。”拉乌上校对于形势的判断,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所谓共和,其实更像是一个阴谋,它是专制的,是特权的,甚至是走向黑暗的。

所以共和和保皇之争是一场关于政治的斗争,而在政治之外的“劝世”行为,在魔鬼式定义中,其实也走向了政治,所以对于西塞上校来说,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就必须进行镇压,打着“巴西万岁”的旗号,派驻军队,连续四次的围剿,便制造了新的苦难,“这片土地将被大火烧成焦土。”当盖伊马达斯全城已变成了一座兵营,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又重新走向了暴力的反抗。一种是信奉救赎的上帝,信奉诺亚方舟式的解放,信奉理想主义,但是却变成了宗教的狂热:“好耶稣将要封锁卡努杜斯,卡努杜斯之外的草木、禽兽,最后还有人,都将从地球上消失。”而另一种信奉的是武力镇压,信奉的是政治变革,信奉的是军队的战争,但是正如男爵评价西塞那样:“他信奉的是些抽象的东西。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他崇拜技术进步,他认为只有军队能够治理这个国家,只有军队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混乱和腐败中拯救出来。他是个罗伯斯庇尔式的理想主义者……”
 
“万事都是上帝决定的呀!”其实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上帝,也都给他人定义为魔鬼,对于他们来说,迷途是偏见和幻想,而真正的信仰在哪里?当卡努杜斯充斥了阴谋、叛乱、颠覆,当信仰和政治变得错综复杂,哪里去寻找神圣的事业,哪里却获得救赎的意义?而那个世界末日,到底是谁审判谁?当起义者被镇压,当“劝世者”死去,当西塞上校遭遇变故,对于巴西腹地的这场世界末日之战,似乎并没有胜利者,而这部注解为疯狂、被误解的历史,似乎需要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从愚昧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从暴力到和平,路漫漫,而这没有审判却到处是审判的末日,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在书写者启示录,启示录的一面写着“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打倒英国!”而另一边则写着“打倒反耶稣者!”“‘劝世者’万岁!”“贝罗山万岁!”

而实际上这末日的启示录也是关于南美世界的救赎主题,当略萨的目光聚焦在巴西“这个世界的王国”,达·库尼亚的《腹地》在一九七二年进入略萨的视野的时候,卡努杜斯之战就变成了略萨关于革命、民主、战争、宗教和政治的中心词语,“我走遍了‘劝世者’曾经布道的全部村庄;在那些村子里,我听到居民们热烈讨论关于卡努杜斯事件的意见,好像政府军的炮声依然回响在起义军阵地上空,仿佛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在长满枯树和荆棘的荒原上。”当历史已经变成现实,起义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人工湖,而岸边是那些激战留下的弹壳和炮弹,其实历史没有走远,却可能已经走向了误区,所以重新进入历史现场的时候,略萨开始以一种世界目光诠释历史的走向,“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无论是独裁专制,还是宗教偏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的救赎就是看见自由,“劝世者”不是别人,是自己,每一个劝世者对于历史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解放出来”。

玻璃球游戏

编号:C38·2151109·1231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52.00元亚马逊17.30元
ISBN:9787532152414
页数:498页

在未来世界里,玻璃球游戏成了音乐和数学演变而成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孤儿克乃西特在宗教团体里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和优越的组织才能,在这个精英群体里不断上升,直至团体的最高顶端,成为玻璃球游戏大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不满足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觉得在这种象牙塔里是不可能为民众做出贡献的。于是他来到现实世界,试图用教育来改善整个世界。然而他事业未竟,却在一次游泳中不幸溺水身亡。作为黑塞回溯其一生的精神体验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几乎动用了一切诗歌、格言、书信、传记、理论等等文学手段,以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玻璃球游戏》:每一种开端都含有魔力

老人歇息在废墟上,手握玻璃球,
象形符号啊,曾经光辉夺目,
如今却只是彩色的玻璃碎片。
玻璃球从衰老的双手滚落,
无声无息在沙中消失不见……
    ——《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

玻璃球游戏者,修饰语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终结,是归宿,是死亡,是老人,这是生命的尽头,这是游戏的尽头,当手上握着的那个玻璃球最终成为一个象形符号,它只可能映射出和“最后一个”相反的命运,那是光彩夺目的过去,它是伟大的胜利者,学过多种艺术,掌握多钟语言,他走遍世界、熟悉世界,他声名远扬,“直到地球两极”,而身边是簇拥着的学生和同事,一种标记,一种辉煌,一种圆满,而当光彩夺目成为符号唯一的注解,它必然走向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只剩下彩色的玻璃碎片,像人生一样,最后终于“从衰老的双手滚落,无声无息地在沙中消失不见”。

游戏和生命的“最后一个”,看起来是凄凉,是绝望,但是当老人只是在诗歌里,在句子中,在文字的内部成为一个人物,他必定是被别人看见的,必定是作者书写的,必定有一个旁观者,甚至这“最后一个”无非是他者对于命运的喟叹,无非是作者对于结局的预言。所以“最后一个”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它延伸的是诗歌,是叙事,是历史,甚至是另一个无限的读者。这是一首名为《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在诗歌的文本之外,它带出的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内希特”的作者,而诗歌书写也必定在历史中成为一个已经发生的动作而具有永恒意义。但是这种作者和书写的永恒性被解构,并不是“最后一个”这种“消失不见”的状态引起的,而是那一个叫做“约瑟夫·克内希特的遗稿”的标注,也就是说,诗歌的作者和历史的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悖反,《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歌被不断地阅读和阐释而成为永恒,却早已经是一部被终结的遗稿,而这样的命运和玻璃球这个象形符号一样,光彩夺目却是彩色玻璃碎片。

遗稿的坐标是正在发生的时间概念,即使是“学生时代”,也难以逃脱时间流逝的宿命,在克内希特的“遗稿”里还有“时刻准备在肃静中聆听/宇宙之声和大师的乐音”的状态,还有“我们在春节文雅的庆典中/召唤天才时代的伟大心灵”的激励,这些都构成了历史里正在发生的时间,但是当历史变成遗稿,当时间有了“最后一个”,悖论或者只能通过预言的方式才能发出声音,“……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的译文里这样写道,而这段译文的书写者正是克内希特,不存在事物和具体事物,或者说虚构和历史之间,存在的就是一种书写的悖论,而这种书写的可能性于必要性,在虚无的历史中其实变成了一个圈套,就如“最后一个”,你明明看见了消失不见的沙子,却最后变成了关于时间的一种祭奠:

克内希特觉得湖水冰冷刺骨,像对待敌人似地迎向他。然而,他又觉得包围着他的似乎不是可怕的严寒,而是熊熊的烈火;片刻后,这种猛烈的火焰便迅速穿透了他的全身。

水与火,或者和死亡,敌人和朋友,严寒和酷热,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分明都有着矛盾,而最后当矛盾变成统一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悖论也成为了一种永恒,“最后一个”亦是以永恒的方式返回到了原初的那一个,就像克内希特在卡斯塔利亚在演奏中被感召到一种力量的时候,音乐大师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正确认识矛盾对立,首先当然是看作矛盾,然而接着要视为一个统一体的相对极。这也就是玻璃球游戏的特点。”认识到矛盾对立,然后把它们视为统一体的相对极,从对立到和谐,这是一种转化。

玻璃球游戏从发明者巴斯蒂安·佩罗特开始,就在音乐中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关系,即使后来用玻璃球代替字母、数字和其他图解符号,也一样有一种对应关系,当佩罗特用儿童计数玩具制作了框架,用铁丝穿上形形色色大小不等、色彩不等的玻璃小球,实际上就完成了一种游戏化的对位方式,“用玻璃球营造自己发明的音乐语言或者音乐主题,还能够随意变换,调整,发展,让它们不断迁移,不断互相对照比较。”这是最初级的对位法,而热爱数学的瑞土音乐家巴昔连西士则拓展了玻璃球游戏的潜在可能性,把游戏带向几近包容万有边缘的游戏中,“他赋予游戏一种全新的转机,最终得以向最高的可能性发展。”

这是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叙事,在被书写的历史中,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游戏,矛盾而对位,对位而赋格,赋格而和谐,这就是玻璃球游戏的伟大意义,它延伸到更广大的区域便是将所有对立的主题或者概念得到和谐结合,比如法律与自由,比如个人与团体——但是,包括最后一个的毁灭和永恒吗?包括水与火吗?或者包括生与死吗?“我们在虚空中旋转,无灾无难,/我们自在生活,时刻准备游戏,/但我们暗暗地渴望现实,/渴望生育、繁殖,渴望受苦、死亡。”再次回到遗稿,回到“学生时代”,克内希特在这首《让步》的诗歌里写下了在虚空中旋转的渴望,游戏和现实,生育和死亡,繁殖和苦难,渴望一种对立世界,就是渴望进入玻璃球的游戏世界,但是当诗歌变成遗稿,这种渴望就只是一种历史不负责任,就像虚空中的旋转,无非是历史的虚无主义。

而在另一首《阶段》的诗歌中,克内希特却说到了“告别”,“来吧,我的心,让我们快活告别!”在呼唤那个“它”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之后,却在最后说除了一种告别的渴望,又是最后一行,对应于“最后一个”,已经变成了克内希特无法逃脱的宿命,即使这首诗最初叫做“超越”,它也在无法超越的个体历史中成为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当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个体宿命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那一句“蓦地浮现在他的脑际”的诗歌:“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当时他正换不走向静静的大师花园,于是这一句话就以灵感的方式出现,它是活的,对应于那些“遗稿”的死亡,但它却又在曾经以《超越》为题回来变成《阶段》的诗里,也就是说,在活的现实和死去的遗稿之间,并不是单纯像玻璃球游戏那样是一个对位的关系,并不是从对立转变为统一,而是岔开了两条路。

“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开端在哪里?在玻璃球游戏发明的时候?在克内希特见到音乐大师开启心灵的时候?还是他来到现实成为一个活着的生命体的时候?“约瑟夫·克内希特的出身情况已无从查考。”这是一个“含有自己的魔力”的开端?出身无从查考,意味着关于个人生命的历史缺席,他的父母是谁,他在白天还是晚上降生?当一切成谜,对于克内希特来说,“早年丧亲,被救出来培养教育”的记叙也只是一个被别人书写的传奇,而被取消了历史永恒性的意义,而这也就预示着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象形符号,生和死的对立统一都变成了一个虚无:“但是我们绝无半点理由假定他的死亡可能是一场纯粹的意外。”

但是我们赋予了他变成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过自己历史的人,一个参与了玻璃球游戏的人,如此,可以暂时把这种缺席的矛盾重新在书写中建立起来,从而画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历史。克内希特从卡斯塔利亚出发,从音乐的启蒙中开始,那一种感召力让他接近玻璃球游戏,而一旦进入游戏,那种矛盾性便天生存在,“希望我们以后永远是朋友,你和我。你也能学会创作赋格曲的。”这是音乐大师对他说的话,而在这个具有宗教性的圣礼中,克内希特也拥有了某种“罪责”,因为正是音乐大师对他的偏重,让老师和同学对他嫉妒起来,有人躲避和猜疑他,甚至有人站在了敌对立场憎恨和嘲笑他。敌对立场像是对于玻璃球游戏的一种现实反映,因为它建立的就是矛盾,所以圣礼和罪恶构成了克内希特的第一对矛盾。

之后的华尔采尔,他真正进入到玻璃球游戏的行列中,这时候的矛盾可以看做是热情和孤独的对立,他倾注了全部热情投入到学习玻璃球游戏中,而这种状态使得他不和任何人结交,甚至变成了“执拗的自我退缩”,而在这里,他和特西格诺利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对立式的关系,只不过以辩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多少看上去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生活状态,“克内希特和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而在和现实相关的问题上,克内希特却在一种隔绝的状态里,他认为自己属于卡斯塔利亚,卡斯塔利亚的生活就是“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这是真正的现实?像是误入歧途,而音乐大师对于这一种虚无的宗教生活的阐释是:“一个人倘若有一次误入歧途,才会懂得什么是无情的现实。”

现实是无情的,而且必须误入歧途,这让克内希特醍醐灌顶,在阐述玻璃球游戏意义的笔记里写道:“由精神和肉体两者组成的生命整体是一种动力学现象,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仅能把握其美学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在韵律运转过程产生的意象中才得以把握。”笔记的书写或者还是一种理论阶段,当进入到“研究阶段”的时候,尽管克内希特知道玻璃球所赋予的万物意义是超越,是从符号体系导入到实证体系,是从边缘进入中心,“它们全都是直接抵达宇宙内部奥秘的道路,在呼与吸、天与地、阴与阳的持续不断交替变化,完成着它们自己的永恒神性。”也就是把玻璃球游戏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语言”,它指向的是终极,是宇宙的内心。为什么需要去读《庄子》,去读易经,就是在变化的世界里找到神谕,找到宇宙的法则。而这其实是克内希特对于东方神秘主义的转变,这一条“觉醒之路”抵达的是内在的心灵和谐,“信仰与怀疑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吸气与呼气一样互相制约”,当所有的东西被关联,就是玻璃球游戏所遵循的一种法则,而这种法则的通俗表达就是:“玻璃球游戏必须包容一切,譬如一棵植物也会用拉丁语同植物学家林纳聊天。”

但是,这种抵达宇宙中心的东方神秘主义,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宗教中达到顺从,“像金鱼一样保持缄默么?”卡斯塔利亚作为一种开端,其魔力就已经施展到了克内希特的身上,那就是要投身在宗教之中:“宗教团体而生的,是注定要替教育组织当局服务的。”而在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克内希特所遇到的也是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作为一种使命,他必须担任官职,这是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和使命对他来说,却形成了束缚:“他在这种自我省察中醒悟到,自己已不可思议地进入并参与了等级森严的宗教秩序之中,这就是自己责任感的由来,他已是较高层范畴的组成部分,这会让一些青年人变得老成,而让一些老年人保持青春,也就是说,这个宗教组织会支持你,加强你,却也同时剥夺了你的自由,就像衍生在大树桩上的一棵稚嫩小树一样。它夺去人们天真烂漫的自由,尽管恰恰是为了要求这个人日益更为心地纯真。”即使克内希特将经历投入到玻璃球游戏本身之中,但是游戏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也一样形成了彼此难以融合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对于克内希特最大的困惑是,建立了矛盾对立的系统,却难以达到统一,更难以和谐,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滑行,永无触碰的可能。

在梵蒂冈建立宗教代表处的计划、托马斯大师逝世被推选为下任玻璃球游戏大师,以及最后就任游戏大师的职务,对于克内希特来说,甚至不是关于宗教的信仰问题,变成了一种工作,“工作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精力,吞噬了他全部私人生活,一切爱好和习惯也不得不置之度外,以致心里只剩下一片寂寞,头脑里好似过度劳累后一阵阵眩晕不止。”在他看来卡斯塔利亚的圣迹就是玻璃球游戏,而当这些所谓的工作吞噬了个人的激情,他看见了玻璃球游戏里隐藏的魔鬼,“总是引诱人们趋向空虚的技巧,艺术虚荣心,往上爬,追求辖治别人的权力,随后又滥用这种权力。”

对立和矛盾,却无法和谐和统一,克内希特的选择却又把自己带向了另一种含有魔力的开端,他需要摆脱官职的束缚,需要逃离工作的烦扰,这是一种勇敢,还是一种叛徒的行为?“对我们人类而言,繁星闪耀的太空庄严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光明与秩序。宇宙的深邃和神秘不存在于云层和黑暗之处,唯有那一片洁莹澄澈才是宇宙最深处。”这是克内希特对于自身的关照,而这种自身性当缺失了所谓历史的注解,到最后却变成了逃避,玻璃球游戏的三大原则是科学、美和静修,所以克内希特希望回到卡斯塔利亚,“渴望获得精神治疗,渴望心灵光明,渴望卡斯塔利亚式的快乐。”所以他向当局提交了辞职信,退出了教会组织,为的是在心灵的世界里走进世俗世界——在他看来,世俗就是“尽快奔跑到冒烟的地方,设法扑灭火焰”,就是“维护我们自己这个干净美好学园以外世界的精神纯洁和正直”,当把世俗视作一种最高理想和最大目标的时候,实际上也颠覆了玻璃球游戏本身的意义,“我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战争。届时,它必将一落千丈,迅速荒圮,不论有多少人对它依依难舍,也无法修复它往日的容颜。”

否定游戏本身,那么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没有了意义,退回到内心的坚守,知识的维护,是不是取消了所有的可能。“我们不应当从行动的生活逃向静修的生活,也不应当反过来从静修转向行动,而应当介乎两者之间,使其相辅相成,和谐共存。”这是精神的本质,而当一切以极端的方式被否定的时候,克内希特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动者,他是沉思者,实际上也把自己带向了那个腐朽的“副刊时代”。圣礼和罪责、热情和孤独、变化和永恒,约束和义务,形式和心理,以及权力和职责,战士和叛徒,静修和行动,都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它们不是被隔绝在不同的世界,而是需要用一种游戏的原则和精神去统一起来,而当把一切都否定了之后,卡内希特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旁观者——即使跳入那湖水中,冰水和烈火也无法在身体里变成永恒的力量,抵达宇宙的内心。

他是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最后一个”不仅取消了终极意义,也在这个关于历史的链条里取消了最初的来源,所以关于出生记载的缺席,本身就是一个“含有魔力的”预言,就如克内希特在《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中所说:“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

编号:C38·2151109·1230
作者:【英】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5月第1版
定价:26.2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152407
页数:197页

著名恐怖小说家H.P.洛夫克拉夫特说:“老派的鬼怪惨白庄严,主要通过视觉进行展现,而詹姆斯笔下的鬼怪一般都是消瘦、矮小,而且毛茸茸的——一种迟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怪物,处于野兽与人的中间地带——而且常常在被看到之前,就会被触碰到。”消瘦、矮小、毛茸茸,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笔下的鬼故事多与宗教及历史结合,给人一种极强的真实感,而主角一般是考古学者,他们往往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在这样一种错乱的氛围里,鬼怪故事更具有一种颠覆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收录《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失去的心脏》、《铜版画》、《白蜡树》、《第十三号房间》、《马格纳斯伯爵》等故事。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来的到底是谁

十四号房间旁边的是十二号房,也就是他自己的房间。根本没有什么十三号房间。
       ——《第十三号房间》

十二、十三和十四,是一个完整的序列,是一个系统的秩序,可是当十四号房间的旁边却只是十二号房间的时候,当十三号房间变成一个虚幻的数字的时候,序列和秩序就开始混乱,而这种混乱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避讳,也并非是顾客拒绝而进行的调整,而并非是关于数字的消失,它一直存在,它偶尔出现,最后变成了神秘,变成了恐怖,变成了现实之外的一种可怕现象——甚至它以必然的方式闯入和改变那个完整的序列。

十三号成为避讳的数字,这是一种非常常见、“普遍且强烈”的现象,它甚至成为了在宗教以外,却和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现象,但是在我的表弟安德森那里,却变成了好奇,“他打算问问老板,是否他以及他的同行们真的遇到过很多拒绝住在十三号房间里的顾客。”因为好奇,便以闯入的方式进入了神秘的数字世界,对于安德森来说,十三号房间却是被看见的,以及被听见的,白天那房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令人联想的数字,而且靠近房门的时候,却听见了里面的脚步声、说话声,一种存在的正常声音。但是令人恐惧的却是,这种声音只是听到,那个房间上的数字只是白天看见。而当夜晚来临,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十三号却完全变成了诡异事件。

安德森居住的十二号房间长度缩短了,高度增加了,以前一直忽视的旅行箱现身了,这一系列的变化或者可以归因于安德森自己的某种主观感受,是一种“似乎”发生的故事,但是当他在睡觉前将烟头熄灭在三扇窗户的最右那扇,却在第二天发现烟头在中间那扇——两扇窗户变成了三扇,烟头移动了位置,而且这完全是确定的事,“他可以发十次誓,保证自己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右手边的窗户旁抽烟。”因为太确定,所以会很恐怖。夜晚抽烟时看到旁边的住着的是女士,但是第二天却发现变成了男士,而那个男士的惊奇在于,安德森以为房间里发出的噪音是男士所为,而实际上,男士没有发出过声音,他以为声音来自隔壁房间,也就是安德森居住的房间。

是男士而非女士,中间的烟头而非右边的烟头,那声音来自何处,那窗户为何神秘增加?甚至在他们一起看见的时候,十二号的旁边是十四号,十四号的旁边是十二号——消失的十三号去了哪里?神秘之物的最恐怖指出不是因为消失,而是因为出现,“此刻詹森正背对着房门。这时门开了,一条手臂伸了出来,抓向他的肩膀。那手臂包裹在一层破烂发黄的亚麻布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十三号房间了的门开了,十三号房间突然出现,十三号房间伸出一只手,被包裹在亚麻布里,长着长长的灰猫,不是安德森的手臂,也不是詹森的手臂,当避开了那只手用工具敲开十二号和十四号中间的那堵灰墙的时候,十三号的世界才被真正打开,“他们在支撑木板的横档之间发现的是一个小铜盒。里面有一份折叠端正的羊皮纸文书,上面写着大概二十行字。”

不认识的文字,不知道的意义,不设防的秘密,就像十三号这个数字一样,把所有人都推向了神秘的想象中,却并不完全在想象中,它变成了一堵墙,一只手,一份羊皮纸,一段文字,想象终于变成了真实存在,而这个不被破解的故事最后却以档案收藏的方式进入了博物馆。这是一种对于神秘的压制,或者对于未知的封闭,它看起来是以消失的方式远离了现实,可是十三号房间的神秘意义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一天,它又会以诡异的方式再次被唤醒。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对超自然天生的热爱

唤醒是打开,是看见,是亲历,而那十三号房间也会变成剪贴册,变成铜版画,变成白蜡树,变成金属哨子,而所有的唤醒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现实以有限的方式打开了封尘在博物馆、教堂以及古老羊皮纸上的那些文字,那些故事,那些手,那些想象。在《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英国人丹尼斯通就是在“一本奇书”里看见了神秘和恐怖。那个负责责照看教堂建筑及内部、承担敲钟及挖掘坟墓的人作为教堂管理员,似乎就在这个神秘世界里,他以两百五十法郎卖给丹尼斯通,是要逃避那本书中的诡异图画,而丹尼斯通购入这本图册的目的是研究。研究是需要深入其中的,最后页码里的那张照片,照片草图里的拉丁文,都是作为历史的一种见证,是被封存在那里,但是当被打开,这个神秘的世界或者再不能被合拢了。照片里那个可怕的躯体终于在丹尼斯通放下十字架的时候,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在极短的一瞬间,他已经看清了那只手。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粗糙的黑毛,比任何人类手上的毛都要长;手指顶端长着尖锐的指甲,指甲朝前屈伸,灰色、粗硬并且弯曲。”和画中的一模一样,它出现便是复活。而在《铜版画》里,这种复活是被看见。那一张第九百七十八号的画作描绘的是本世纪早起的宅邸景观,但是当以收集艺术品的名义看见这个惊险故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见证者。

一开始,画面上有一个小黑点,有一个男人,以及衣服包裹着的头,但是后来无名宅邸前面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全身裹在一件奇怪的黑色衣服里,背上则有一道白色十字架。”再后来,画面中有了月光,大门左边的一扇窗户也被打破了;再后来,月亮底下,出现的是一个孩子……一张本来处于静止状态、已经被定格的铜版画,却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见证者面前,却变幻出种种不同的内容,甚至这种内容本身也变成了运动状态。运动意味着即时性,而在这种现在时的复活却指向了历史的一个谜团,而在追溯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复活的就不仅仅是想象,而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家族的最后一名继承人失踪,他的父亲在彻底隐居之后,最终也在三年之后被人发现死在画室中,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的人是抱着一个婴儿一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这个历史悲剧的密语,而这个谜团带来的不仅是隐居的父亲的死亡,也在一种阴谋中将另一个可怜的人变成了牺牲品,“可怜人啊!他是家族的最后一支血脉啊,有种家族最后的希望的那种感觉。”

现实是为了复活历史,看见是为了揭开谜团,在《白蜡树》里,一个历经三代的谜案最后浮出水面,也是被看见,当那个神秘的树洞被破开,当干枯树叶以及垃圾焚烧之后,当白蜡树最后着火而化为灰烬的时候,谜底揭开了:“在这蜘蛛巢穴靠近宅邸墙壁的那一边,蜷缩着一具人类尸体,或者说是骷髅,尸身的皮肤已干枯,紧贴着骨头,依稀还有些黑发残留。”这是一具女尸,而且已经死了五十多年的女尸,而五十多年刚好是距离第一代的马修爵士把怀疑的马瑟索尔夫人送上断头台的时间,因为白蜡树里跳出一个野兔一样的怪物,继而钻入马瑟索尔夫人家的那个洞里,马瑟索尔夫人便被审判并施以绞刑。“宅邸将有宾客至。”这是马瑟索尔夫人临死前说出的话,而这也印证了这个家族之后的莫名死亡,小马修爵士时代的家畜纷纷死去,理查德爵士本人全身发黑而死去,似乎都是马修爵士时代那次不公正审判的结果。而最后在树洞里挖出的五十年的女尸,以一种恐怖的状态将历史的谜团完整揭露出来。

这似乎就是一种事关道德的报应。鬼之为鬼,是在人世之外的,也是在现实之外的,甚至是在复活之外的,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从现实又返回到那个现场,所以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笔下的鬼怪是联系着历史和现在,它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对于历史的谜案做出回应。《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的那句拉丁铭文里写道:“圣贝特朗如何解救一个被恶魔追杀的人。”圣贝特朗是教堂,在古老的教堂里发现这些历史的文本,发现这些历史的谜团,就是希望用宗教的某种力量来实现道德的平衡,所以在鬼怪的报复中,那些像恶魔一样的人也遭到了必然的报应。那个令人恐惧的骷髅只是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教士承受煎熬的一种写照,“所罗门王与夜魔之争。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绘制。《短歌》。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诗篇》。无论谁居住( 91)。圣贝特朗放出恶魔,望我厄运当头。1694年12月12日首次见到此物:很快我将最后一次见到它。我有罪,也已为此承受痛苦,还有很多痛苦等着我。1701年12月29日。”有罪,痛苦,最后是在这样的恐惧中“安睡时突然暴毙”。

而在《失去的心脏》里,这样的因果报应更加直接,作为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第一篇以浮土德式人物为主角的作品,很明显指向的是对罪恶的惩罚,林肯郡中心的奥斯沃比大宅里,有过一个小男孩的失踪,也有过一个小女孩的失踪,而当孤儿斯蒂芬·艾略特来到这里寄养在表兄阿布内先生的大宅里的时候,他其实也面临着和曾经失踪的小孩同样的命运,而他的到来在另一方面却见证了真相。池塘彼岸传来的古怪叫声,路边走过来的男孩与女孩,都让斯蒂芬·艾略特感受到了危险的临近,但是最后却反而是阿布内先生的死去,“他双手举起站在那儿,显露出了一片可怕的景象:他的左胸上有一个黑漆漆、大开着的口子。”一个开着的口子,是心脏失去的地方,而两个孩子的失踪就是被掏出了心脏,甚至斯蒂芬·艾略特也面临着这样的死亡,所以最后的报应揭开了这个被隐藏的罪恶——因为阿布内相信只要食用不少于三个二十一岁以下之人的心脏,就可以超越控制我们的神力等级,“能够飞翔、可以隐身,还能变成任何他希望的形状。”这种为了精神释放和升华,为了摆脱人类正义约束的力量,为了能超越生死大限的本领,阿布内先生采用了这种罪恶的实验手段,并且最终按照计划将魔爪伸向斯蒂芬·艾略特。

“阿布内先生被发现坐在椅子里,头后仰着,脸上笼罩着一层愤怒、惊恐以及凡人的痛苦表情。他左胸上有个可怕的撕裂伤口,心脏暴露在外。他双手无血,桌上的一把长刀也光净如新。”但最后,罪恶的阿布内先生却以相同的方式被杀死,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和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人物一样,和白蜡树下的尸体一样,无非在循环中建立起一种轮回的宿命,无非是解救被恶魔追杀的人。而《施展如尼魔咒》里,这种因果报应似乎更为明显,气量极小、从不宽恕他人的卡斯维尔先生,仅仅因为约翰·哈灵顿批评他的作品就“施展如尼魔咒”将人置于死地,而这次邓宁又将他的稿件退回去,所以他开始制造“允许他三个月时间”的阴谋,但是邓宁和约翰·哈灵顿的弟弟识破了他的阴谋,最后趁他不被又将那张魔咒的纸条放进了卡尔维尔的卡片夹里,“必须有一种方法,由他将纸条送出去,而且对方接受了才行。”这是一个从恶到恶的循环,当指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被魔咒束缚的不是邓宁,而是他自己,“二十三日下午,一个英国游客在查看阿布维尔的圣伍尔夫拉姆教堂的正面时,被一块从教堂西北塔楼周围竖起的脚手架上滚落的石块砸中头部,当场死亡。”

如尼魔咒和《失去心脏》里的那把刀一样,成为一个报应的工具,但是阿布内先生为什么会死,谁握着那把刀挖走了他的心脏?“伤口可能是一头凶残的野猫造成的。”不是复仇的人,是更神秘的动物,就像《白蜡树》里一样,是那一只野兔还是那一只蜘蛛?而这些无非都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命名的鬼,那些几乎都长着长长的毛发的东西,构成了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比较单一的鬼形象。而其实,对于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来说,鬼的神秘、可怕并不是要承担道德的力量,他们惩处恶人只是更可以营造一种恐怖的氛围,古老的大宅和教堂、寂静而黑色的夜晚,一个人的房间,都为鬼的出现和复活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想要达到的效果,“依我看来,另一个必要元素是,其中的鬼怪必须是可怕而充满恶意的:可爱的或者助人为乐的鬼怪很适合童话以及民间传说,但对于一个虚构的鬼故事而言却毫无用处。”可怕而充满恶意,是为了更好地在故事里进行虚构,而这种效果并不是为了道德、宗教意义,“这些故事本身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如果其中任何一篇让读者夜晚走在孤寂的路上时,或者后半夜坐在行将熄灭的炉火边时,感受到一丝愉悦的不舒适,那我写作它们的目的便已达到了。”

“一丝愉悦的不舒适”,看上去像是一个悖论,而这种悖论或者就是鬼故事的一种巨大魅力,这是人对于神秘的超现实力量的一种虚构,他越是害怕越是要走进,“我认为每个人对超自然话题都有种天生的热爱。”所以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鬼故事里,这种感官的愉悦和不舒适才是最重要的。《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那只“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的手,《铜版画》里那个“只有一个惨白的、如穹顶般的额头,以及几根散乱的头发”的人,《白蜡树》里“通身长满灰色的毛发”的无数蜘蛛残骸,《第十三号房间》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的手臂,都给人“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那个《“哦,吹哨吧,我会来找你的,朋友”》里那个在圣殿骑士分堂的遗址上发现的哨子其实和宗教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它被发现而复活,复活而带来恐惧,“他看到原以为是空床的地方坐起了一个人形的东西。他一下子就跳出了自己的床,奔到了窗户前,那里躺着他唯一的武器——那根这是他采取的最糟糕的行动,因为床上的那东西,突然以柔滑的动作,从床上滑了下来,伸张着双臂,占据了两张床之间的位置,正好对着门。”没有道德上的罪恶,没有宗教里的亵渎,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哨子,却变幻出一个恐怖的形象,而当上校将哨子扔进大海深处,旅馆里只不过升起了一股浓烟而已。

“来的到底是谁?”这是在哨子上刻着的字,在封尘的历史中,在被记载的文本里,在传说的故事里,复活意味着闯入,闯入就是到来,但是“来的到底是谁”的疑问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未知,无论是恶人还是后人,无论是见证者还是发现者,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揭开埋藏的谜团,不是为了抵达真相,只是为了带来“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这种“愉悦的不舒适”甚至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看来,不是在一次性的揭秘和阅读中体验到的,他期待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里获得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些剪贴册,那些铜版画就像自己的这些鬼故事文本一样,被保存起来,无论是送到博物馆,还是拍摄成照片,似乎就是为了重复阅读,为了永恒保存,因为不管来的是谁,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打开,看见,就是复活,就能获得“一丝愉悦的不舒适”,就能在超自然话题里找到“天生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