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鲁迅

	编号：C91·1990316·0479
	作者：鲁迅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2.90元
	页数：260页

---

鲁迅在编写整理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之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上，从油印讲义到最后出版，鲁迅建立了中国小说史最权威的体系，从神话与传统那里找到小说的渊源，汉代小说、六朝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元明讲史以及明清小说的辉煌，鲁迅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人，特别是对各类小说思想艺术的得失点评，自成一体，具有极大的参考性。《史略》共分28篇，以史学对小说论述始，至清末谴责小说终。

	编号：C96·1970719·0390
	作者：鲁迅
	出版：岳麓书社
	版本：1995年1月第一版
	定价：8.80元
	页数：248页

---

“是时则始有小说。”鲁迅认为小说至唐则成为文人专门创作的体裁，虽为“传奇”，亦是小说的真正开端，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推崇唐始之传奇，辑录自《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类书，自成一册，以求“斥伪返本”，“重加勘定”。辑分8卷及一卷末，共47篇，为唐宋传奇最全面的选辑本。

---

《唐宋传奇集》：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枕中记》

这是一场适与不适的实验：卢生路遇一名老者，谈及自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看来，成功的标准只有一条，“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只有达到“族益昌而家益肥”，才可以使自己过上适宜的生活，但是现实的问题却是，少年所立之志早已不在，“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于是“目昏思寐”，这时老者给了他一个枕头，对他说：“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于是卢生进入梦乡，在梦中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最后却依然会醒来，一场梦之后连蒸黍都未熟，人生如梦，老者才对他说：“人生之适，亦如是矣。”这时的卢生才醒悟过来，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都已经在梦中体悟到了，而这样一种实现了理想的体悟便是老者故意抑制了人生之欲，如此，卢生幡然醒悟。

梦中醒来是一悟，得人生之理是另一悟，老者便是用一个小小的枕头让卢生在这场实验中感悟到人生之真谛。同样的关于梦的寓言还有《南柯太守传》，东平淳于棼是吴楚游侠，他不守细行，终日以酒度日，曾经成为淮南军裨将，但是因为醉酒而忤帅终于丢了职位，依然饮酒度日。有一天昏昏入睡，看见两个紫衣使者前来，他们跪拜着说：“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于是淳于棼跟着他们来到了槐安国度，并且真的成了驸马，“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有一天妻子问他为何不为政？淳于棼说自己放荡不习政事，但是妻子希望他为政，并提出自己会辅佐他，还告知了父王，王于是让淳于棼做了南柯太守。身为南柯太守，淳于棼的确开始了从政生涯，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政绩，“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还击败了前来侵犯的檀萝国，由此淳于棼的政治事业达到了高峰，“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这引起了王的怀疑，而此时有人说，“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而这一切就在于淳于棼“侈僭之应”，于是下令撤掉了淳于棼的侍卫，并且“禁生游从，处之私第”。当一切的辉煌不再，甚至连自由也没有，淳于棼感慨万分，而王却笑着对他说：“卿本人间，家非在此。”淳于棼忽然醒悟，原来就是一场梦，那些所谓的槐安国都、南柯郡、檀萝之国都只是蚁穴。

“生忽若昏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这是梦醒之后的悔悟，但也正是通过这一南柯之梦，淳于棼感受到了人世之倏忽，于是弃绝酒色，三年之后，“亦终于家”。当一个虚无的梦让淳于棼感受到人世之浮沉不过是倏忽，这也便成为了对后世的一种启示，“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枕中记》是从目昏的状态中醒来而知天下之理，《南柯太守传》则把辉煌的人生变成了一种虚无的梦，两种梦都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投影，也都带着劝诫的目的，而梦的奇异之处便是一种沟通的入口，白行简在《三梦记》中记述了三种异于常者之梦，“或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不管是一个人的梦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还是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在另一个人的梦中应验，都比不上第三种梦奇异，那就是“两相通梦者”，也就是说，两个人的梦境奇迹般地成为一种互通——刘幽求经过一个佛堂的时候，听到里面有歌笑声传出，于是俯身窥视，看见十多个人坐在那里，“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其中还有自己的妻子，刘感到很奇怪，但是寺院门关着进不去，他于是扔出瓦片，人群闻声而走，刘于是回家，看到妻子刚刚睡下，妻子告诉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和十多个人游寺，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扔进来瓦砾，在杯盘狼藉中醒来。而刘也说起了自己刚刚看到的那一幕，和妻子的那个梦完全吻合，“盖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刘和妻子经历了相同的事，虽然一个在寺内一个在寺外，一个如现实中遇见一个是在梦中所见，但是却成为一体之存在，这便是相通之梦，白行简发出感慨说：“《春秋》及子史，言梦者多，然未有载此三梦者也。世人之梦亦众矣，亦未有此三梦。岂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备记其事，以存录焉。”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而是有某种决定性因素，甚至是某种必然性存在——从《枕中记》到《南柯太守传》，再到《三梦记》，这其中的必然性存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通过梦这种载体既能实现人生理想，又能破灭幻想，还能在两个人之间达到共通，这便是梦的虚构性意义所在，它超越现实，它实现共通，它消解偶然，所谓前定，其实是一种必然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梦之存在，便如唐代传奇一样，是在共通上完成了对于虚构文体的命名。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概括唐代小说发生的“一变”，一变之发生，是对于以前小说文本而言的，他认为，在唐之前还没有真正的小说，六朝志怪之书作为最接近小说的样本，却是带着某种著述的目的，他把著书者分为两类，一种是教徒，一种是文人，“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而唐之传奇出现，虽然也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施之藻绘”是一种修辞上的变化，“扩其波澜”则是情节上的丰富，而真正改变的则是“文采与意想”，也就是说，在唐代传奇里，小说创作成为一种真正自觉的行为，就如胡应麟在《笔丛》中所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所谓“作意”，所谓“云设”，就是一种“意识之创造”。

从志怪到传奇的转变中，以前的那种“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风格还在，过去的那种“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的写作目的也还存在，比如《古镜记》中侯生临终赠给王度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就是“百邪远人”的灵异之物，“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它可以让精魅变形，可以焚杀树中大蛇，而最后古镜消失也是一种灵异，“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比如《补江总白猿传》中平南将军蔺钦南征时，他的别将欧阳纥失妻去寻找找到的就是白猿精怪，“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而最后也是宿命般死去，“前月哉生魄，石瞪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但是，当小说成为一种“意识之创造”，就是挣脱了志怪的范式而注入了小说创作者的意图，就是在“两相通梦者”中找到了寄托之情。

需要如梦一样能达到“两相通梦者”的目的，很明显，所遭遇的必是某种阻隔，在鲁迅所编辑的《唐宋传奇集》中，很大一部分便是和男女之情有关。《柳氏传》中的韩翊是李生的部下，李生在一次酒酣之后竟然将夫人给了韩翊，而他的理由只是重才，“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韩翊当然是辞谢，“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但是李生还是坚持，而且还和韩翊换了位置，后来还资助他三十万，于是，“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这本是奇异之事，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柳氏害怕不能免祸于是剪去了头发毁坏了容貌，寄居于法灵寺，韩翊边去寻找，之后少数民族将领沙吒利占有了柳氏，后来战乱平息，皇帝下了诏书，柳氏于是重又回到韩翊手里。在这个色和才结合的故事里，最后针对柳氏的议论是“志防闲而不克者”，也就是说，柳氏在防范外人的非礼上未能做到，如果柳氏凭容貌能够被选入皇宫，她一定会像汉元帝的妃子冯婕妤那样临危不惧为皇帝挡住扑来的熊，也会像汉成帝时的班婕妤那样，为了皇帝的声名而拒绝和皇帝同车出游，由此感慨：“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柳氏是带着遗憾的，这种遗憾便是形势没能走到必然的一步，而这正是因为存在着不通的某种阻隔。《李章武传》中的李章武“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有一日在市北街看见一个妇人，于是为他着迷，在朋友的帮助下“遂赁舍于美人之家”，虽然两心克谐，情好弥切，但是这也只是“悦而私焉”的私通行为，在分别时，李章武送给妇人一个交颈鸳鸯绮，上面写有赠诗：“鸳鸯绔，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妇人回赠白玉指环，也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分别八年之后李章武再次找来，但是邻居告诉他妇人已死，死前曾托言：“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下治。曩所奉托，万一至此，愿申九泉衔恨，千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果然，李章武看到了一个和妇人一模一样的人，逼问她才知道不想见的缘由是“恐生怪怖”，但李章武对妇人思念情切：“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实际上两人已是阴阳两隔，李章武感慨道：“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此后李章武也一直在寻访她。

这是一个私通的故事，“悦而私焉”本身就存在着非道德性，而这正是两人情感的最大阻隔，所以要通过那些诗作，那些赠物来消除阴阳之隔。与《李章武传》两人终不得见的结局不同，《霍小玉传》则描写了负情的男人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后来认识了霍小玉，而霍小玉的母亲以前是王的宠婢，后来王死了，她被赶出了家门沦落为娼家，所以当李益遇见霍小玉的时候，李益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暎，才貌相兼。”小玉也爱着有才的李益，但是总是因为自己的出生而自卑，“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但是李益却承诺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如此过了两年，但是后来小玉又对李益说：“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而此时的李益提出八月时自己还会回来，但是回到家之后，母亲已经许下了婚约，将表妹嫁给了他，而李益也不敢辞让，但是他内心却总是记着当初对小玉的誓言，但是两人完全进入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沈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之后两人还是见面了，此时的小玉时日不多，“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徴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完这一番话而死去，而李益面对小玉之死，也难以走出负罪的深渊，他后来对名姬营十一娘说：“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还拿了一把刀对侍婢说：“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

《柳氏传》中韩翊和柳氏是才和色之结合，而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便让这段感情带有太多的遗憾；《李章武传》中李章武和妇人“悦而私焉”，不道德的情感最后也走向了阴阳相隔的分离；《霍小玉》中的小玉因为自身出身的原因，使得才和色的故事最终走向悲剧，而李益更是背负罪责度日，三个故事都在志怪小说基础上“施之藻绘，扩其波澜”，这一种演进其实体现了人世之情，而种种阻隔亦可以通过“作意”“云设”而完成某种共通。《流红记》里的儒士于祐就是因宫中之水流出来的红叶而结缘，一个在宫内，一个在宫外，阻隔是存在的，但是那流水中的红叶将两人维系在一起：一开始是哀怨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之后红叶上写着：“天虽高而听卑，人苟有志，天必从人愿耳。吾闻王仙客遇无双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计。但患无志耳，事固未可知也。”于祐于是也写在红叶上，“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于是在流水制造的鸿雁传书中，两个人互生情感，后来娶了韩夫人，于祐发现她正是写红叶诗的人，于是两个人相对惊叹感泣久之，曰：“事岂偶然哉？莫非前定也。”对于这样一个传奇故事，作者的议论说：“流水，无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夫在天理可合，虽胡、越之远，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则虽比屋邻居，不可得也。悦于得，好于求者，观此，可以为诫也。”

变无情为有情，正是这一种共通，而红叶上提到的王仙客与无双的样本故事就是《无双传》，王仙客是建中中朝臣刘震的外甥，刘震的女儿就是无双，王仙客父亲早逝，后来母亲得病，去世之前把王仙客交代给刘震，并希望和无双结为夫妻。但是答应母亲愿望的刘震却始终没有提及两人的婚事，王仙客只能从窗隙中窥见无双，久而久之，“仙客发狂，惟恐姻亲之事不谐矣。”后来泾源的士兵造反，舅舅被迫离京丢下仙客，后来被叛军处死，而无双也被送进宫里当奴婢。王仙客千方百计寻找无双，后来无双利用茅山道士的药装死活过来终和仙客相见，最后，“与无双偕老矣。男女成群。”多年分离最后终于在一起，仙客和无双能成为样本，就在于一种“死而不夺”的精神，“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此之奇，常谓古今所无。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

这种“死而不夺”的精神不仅在普通人身上，而且也在唐皇和贵妃身上，安史之乱，马嵬坡之死，杨贵妃“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于是唐明皇请道士寻找贵妃，找到的贵妃已不再人间，她说起了当年乞巧节和唐明皇的盟约，“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这是两个人的私约，“由此一念，义不复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当使者奏明已为太上皇的唐明皇，于是“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这一段故事之后便成为白居易《长恨歌》的素材，而写作《长恨歌》就是为了记下这一段跨越生死的传奇爱情，“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长恨歌》不被遗忘，《长恨传》亦成为小说而流传，但是这一种“愿世世为夫妇”的传奇，在《杨太真外传》中却成为讽喻之作，“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国。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

长恨歌无非是一种灾祸，女人的灾祸影响了君，影响了国，也终于成为了天下之羞——《长恨传》和《杨太真外传》，将故事完全推向了不同的端点，一个是“死而不夺”的情重，一个则是“贻天下之羞”的祸乱，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构建了完全不同的小说文本，而这也是唐传奇“意识之创造”的具体体现，而在《唐宋传奇集》中，除了表现被阻隔的男女之情走向共通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则是“谈祸福以寓惩劝”——把杨贵妃看成是历史的罪人，就在于阐述这样一种惩戒思想，而因为大多为唐代作品，小说集中《隋炀帝海山记》《隋遗录上》《隋遗录下》《迷楼记》《开河记》便是对前朝之灭亡进行了反省：《隋炀帝海山记》中记载周夫人对隋炀帝说：“杨梅一夕忽尔繁盛。”隋炀帝大喜，问曰：“杨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有人则说：“杨梅虽茂，终不敌玉李之盛。”隋炀帝果然看见院子里“玉李至繁茂”，后来妃子来献果实，妃子说：“杨梅虽好，味清酸，终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隋炀帝感叹道：“恶杨好李，岂人情哉，天意乎！”后来院子里的杨梅枯死，隋炀帝也崩于扬州，杨梅和李子的隐喻明显，“使闻其所未闻故也”的记录也是作者的一种讽刺。《迷楼记》则描写了隋炀帝沉迷女色的故事，“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于是建造了曲房小室，幽轩短槛，“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户，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乎户旁，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云极，自古无有也。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而且隋炀帝进入之后再也不想出来，“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迷楼”便是隋炀帝追求欲望满足的极致表达，也导致了整个王朝的覆灭，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大惊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也！”乃命焚之。

隋朝灭亡是唐的前车之鉴，唐之安史之乱又归罪于女人之祸，而宋代传奇《李师师传》则塑造了一个“烈烈有侠士风”的妓女形象。李师师从小被送到佛寺，后来被卖到妓院，喜欢奢华的宋徽宗假扮客人进入妓院，而李师师在皇上面前表现出了高傲，当李姥私下对师师说：“姓赵的礼数不薄，你怎么对他这样冷淡？”师师恼怒地说：“他只是一个做生意的财奴罢了，我干嘛巴结他？”郑皇后听说之后，对皇上说：“娼妓之流的下贱人，不宜跟皇上龙体接近。而且夜晚私自出宫，也怕会出意外。但愿陛下能自爱。”皇帝点头答应，一两年内，没有再去李家。但是他偷偷还是赏赐金银钱财、布料、用具食品等，差不多有一亿文。后来金人在宋边境挑衅，李师师把那些赏赐的钱财集中起来，上书给开封府尹，说愿意把这些钱上缴府库，以帮助河北官兵添购装备军饷。后来金国皇帝找她，张邦昌还帮着金人追查她的踪迹，李师师愤然骂道：“我是一个低贱的妓女，却承蒙皇帝垂顾，宁愿一死，也不屈服。你们这帮人，高官厚禄，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你们要想尽办法灭绝国家命脉？现在你们又向敌人称臣充当走狗，希望有机会作为进身的阶梯。我不会让你们当作礼品讨好敌人！”说完拔下头上的金簪猛刺自己的咽喉，但没有死，就把金簪折断吞了下去才死。李师师作为一个娼妓，却烈烈有侠士风，作者议论说：“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而对比的是宋徽宗，“道君奢侈无度，座召北辕之祸，宜哉。”遭此报应也是必然。

“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其实是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赞誉，不管她们是如何出身，不管遭遇何种不公，这些女性却“烈烈有侠士风”，比如《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在遭受了家人灭门之灾之后，从父亲托梦的字谜中找到线索，终于报了杀父之仇，所以她成为贞节的典范，“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峨，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李娃传》中的李娃也是长安之娼女，但是她遇到公子之后，又让他读书考取功名，最后一家荣耀之至，“娃封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李娃也成为女性之代表，“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杨娼传》中的杨娼和将军一道死去，“将军由妾而死。将军且死，妾安用生为？妾岂孤将军者耶？”这种毅然品格也体现了义和廉：“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矣。”

谢小娥的贞节，杨娼的义廉，和李师师的“烈烈有侠士风”一样，“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这是对女性的一种赞歌，即使是在封建礼教框架内，女性之品格也能超然于世外，而在《莺莺传》里，从待月西厢，再到用笺传情，“非忘情者”的张生最后还是有负于莺莺，而面对莺莺“千万珍重”的哭诉，张生还是斩断了情谊，对此他的解释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在他看来，很多人因为女人而沉沦，“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而他认为自己无力驾驭女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把女人看做是妖孽，认为自己的品德不足以胜之，于是以“忍情”的方式断绝和莺莺的一切来往，而这就是张生所说的“非忘情者”？对女性的妖魔化，或者正是张生男权思想的体现，而“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的作者思想，当然也是在为男权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