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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041021·0713 |
| 作者：杨克 | |
| 出版：广州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8.00元 | |
| 页数：637页 |
《中国新诗年鉴》开宗明义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主编杨克认为：“（这）必然和现存的文化秩序和诗坛格局构成冲突，它消解任何意义上的权力话语，而无论这种对写作内在自由的遮蔽来自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外来资源，甚至就来自民间本身。但它关注的侧重点和倾向不是诗人的社会学立场，而是诗人的文学立场，因为在我们看来，真正的诗学革命只能从诗歌内部推动。”《2000中国新诗年鉴》第一卷为本年度推出的具有实力的新人；第二卷为中国大陆诗人的佳作；第三卷为居住在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诗人诗选；第四卷为旅居世界各国的中国诗人的作品；第五卷为杰出诗人昌耀逝世纪念专辑；第六卷为诗歌理论批评；第七卷为诗学观点摘要、第八卷为诗歌活动大事记。
我在下午三点一刻看见他，形单影只：
像逆风中振翅的一只小小燕子
当飞沙走石夺去了世界的澄明，眼含
泪水，在想象里用剪子裁出一角蓝天
——杨克《太原》
时间是下午三点一刻，地点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人物是诗人潞潞，事件则是：他走在“大风扬沙的迷茫里”，独自一人拐进了街角。如果事件不涉及变化，看见一个人也便是路过的一个人，时间和地点也也都成为此时此地的存在。但是，那天的太原起了沙尘暴，“沙尘暴在天边低吼，激怒的兽群/丢失了森林的兽群/疯狂乱窜，像进村的鬼子兵”，在这样一种随时会被吞没的现场中，诗人潞潞便成为“灰暗中移动的亮点”，即使形单影只，他也像逆风中“振翅的一只小小燕子”，当飞沙走石夺走了世界的澄明，这一只燕子“在想象中用剪子裁出一角蓝天”。
沙尘暴在低吼，飞沙走石夺走了世界的澄明，太原这个城市在激怒的兽群中变得混乱，而只有诗人潞潞的出现，才成为灰暗中移动的亮点，并凭借一己的力量裁出一角蓝天——仿佛是诗歌的巨大力量，抵御着大风扬沙的迷茫，抗拒着吞噬一切的兽群。杨克看见了诗人潞潞，并且赋予他一种意义，甚至是使命，尽管那被剪裁出的一角蓝天只是想象的产物，但是对于在太原沙尘暴中的杨克来说，“灰暗中移动的亮点”便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独立存在的力量，如诗歌本身的存在。但是杨克是不是真的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是不是真的在下午三点一刻看见了诗人潞潞？想象之存在是不是将诗人和诗歌都变成了虚构？
对于这个问题，潞潞用诗歌做了回答，那的确是一个大风扬沙的下午，那的确是一个飞沙走石的太原，那的确是有裁剪出的蓝天，那的确是恢复了世界的澄明，但是，那只是“一场暴雨的痕迹”，“它们是过去的一场暴雨/留下完美的空白（《一场暴雨的痕迹》）”暴雨击毁了飞沙，暴雨冲刷了尘土，暴雨留下了完美的空白，诗人潞潞或者并没有在太原，并没有在下午三点一刻的时候上街，并没有成为灰暗中移动的亮点，他把“写的某些词语”看成了一场邪恶，甚至所谓的暴雨也不存在的，“谁能肯定那是一场暴雨/又是谁无聊地转动着崭新的伞柄”，完美的空白也是邪恶，“而我的犯罪感也只不过是虚构”。
杨克在《太原》看见并描绘了在沙尘暴中独自行走的诗人潞潞，诗人潞潞在《一场暴雨的痕迹》中否定了暴雨和崭新的伞柄，杨克想象了飞沙走石之下的“一角蓝天”，诗人潞潞虚构了完美的空白——当想象也一样是虚构，诗歌本身存在的“亮点”是不是就被彻底消解了？其实，两首诗没有对话，两个场景也没有呼应，甚至杨克诗歌中的诗人潞潞和《一场暴雨痕迹》的作者潞潞也并非是同一个人，但是当两首诗在沙尘暴和暴雨中完成了无缝的对话，诗歌和诗歌，诗人和诗人，词语和词语，仿佛都在想象和虚构中变成了词语有关的暴力——诗人的使命，诗歌的力量，是不是由此走向了消解？
太原为杨克提供了诗歌写作的场景，很多诗人都像杨克一样走在城市里，他们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对世界的另一种关照：尹丽川走在深圳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城市的街景映照的“世界”：“公司在大马路上，张得很开/老板笑得像翠喜/的孙子。没有人在/大白天心惊肉跳”，女孩们的月经迟迟不来，她们吃多了避孕药，“乳房象冬瓜垂到地上/屁股却飞到高空”，而少年们躲进青春里，“冒着虚汗/再也没什么事干”，青春和美好，都变成了身体的一次颓败，而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种人工的制造，“一个保姆抱着/别人的儿子，在世界公园玩了整整一个上午（《深圳：街景》）”；臧棣经过了“北太平庄立交桥”，他看到城市睡在它的两旁，桥下是通宵醒着的水果摊，桥上是夜色扩展着的印象，在日与夜的交替中，立交桥让整个城市“像一个围棋盘，/那紧张的气氛起伏在污染中。”而喜欢待在齐腰深的水中的臧棣，“趟过了/比一天更长的河流”，发亮的星星再也无法打开那个“瓶盖”；树才走在“三环路上”，听到了“我们巨大的时代正隆隆作响”，而生活在其中的人类都是小矮人，“忙着把自己/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路口“夺路而逃”，为的是找到庇护我们的家门……
还有马铃薯兄弟在城市里听到了“被嘲笑的农民意识”，“黑脑袋/白足爪/我们天天谈论/直到嘴唇枯干（《我不怕你们嘲笑这种农民意识》）”，杨邪献给一名叫“洁白”的姐姐一首《悼诗》：“譬如在我们这城里/在坛中的泥土是黑的，贯穿市区的那条河水是墨黑的/小姐的头发是焗了金黄的/妇人脸上的脂粉，是一律花白的/苍蝇是青中透绿的，酒店高挂的灯笼是大红的/而楼房是彩色的，而钱是绿得发亮的”，城市吞噬了洁白；吕约则在十年之中第一次正经发誓：要在广州弄到户口，这样他就能在死后埋葬在富人选择的“银河公墓”，“那时侯/我亲爱的儿子和孙子/就有地方可玩了”。诗人走在城市里，诗人听到被嘲笑的声音，诗人想要安身立命，太原、深圳、北京、广州，这些城市都在飞沙走石的沙尘暴中，这些诗人都想象了裁剪出的一角蓝天，但是其实没有诗人潞潞，没有完美的空白，没有暴雨，只有“杀了几个该死又杀了几个不该死的”的手枪，只有“几次救活了死人又几次吃死了活人”的药品，只有电话、钞票、餐具、发票、旅馆房间，只有松软的枕头、惊慌失措的签名、流产挂号单和被操纵的肉体，“只要你不逼供/它们将一直/闭口不谈”——如南人的《见证者》一样，城市里永远没有作为“灰暗中移动的亮点”的那个见证者潞潞，只有“闭口不谈”的沉默者。
沉默的世界里，词语都是有罪的，于是太原这个地标只是某个名字，于是下午三点一刻这个时间只是某个符号，“灰暗中移动的亮点”无法拯救大风扬沙的迷茫，留下完美空白的暴雨也冲刷不了飞沙走石的灾难，城市里的一切似乎都在被异化的世界里，于是，报纸上登载了广州的打工仔为了养活儿女决定出售自己的心脏的消息，朵渔的疑问是：“一旦他真的撞死南墙/他的心脏是否会依然跳动？/这可是一颗好心呀！（《公民有没有自杀的权利》）”；于是，一个被警察抓到的妓女，因为天冷想要一件警服取暖，侯马的戏谑是：“这个女人真是敢张嘴/这怎么可以呢/诸位想想/一个妓女，披着警服？（《披着羊皮？的狼？》）”；于是，我们糟蹋着爱埋葬着友情，于是，我们碾压了青春，于是，血淋淋的理想被产钳夹出，于是我们喊着“荒废、荒废、荒废、荒废”，或者还有如朱文一样“自省”的人，但是当仇恨变成思想，当热爱变成厌恶，整个世界的理想大厦都坍塌了，“我已足够成熟过于成熟/可以向你抒情向你滥情/我已足够堕落过于堕落/可以要求拯救要求毁灭”——当谜一般的仇恨变成思想，每个人其实都在异化中戴上了面具，而且面无表情，他们摹仿愤怒，他们摹仿“愤怒的睾丸”，他们摹仿“愤怒的人”，“愤怒。/愤怒。/愤怒不满一平方米”，最后，“你脸上的愤怒，/仿佛临摹。(车前子《基础课》”
愤怒变成一种临摹的表情，愤怒变成虚位的思想，连愤怒本身也变成了无意义的符号，这就是2000年7月30日晚上发烧的李红旗，感觉身体从上半身一直烧到下半身，“那一刻，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我正在慢慢地红起来(《我红起来了》”，上半身和下半身，连接成为一个红的意象，变成一个红的符号，最后它去除了身体的病理意义，完全变成了一个悬置在那里的现象——而在2000年写诗的人，2000年经过城市的人，2000年见到“灰暗中移动的亮点”的人，是不是都在这从上半身烧到下半身的红中开始了肉体之外的命名？沈浩波在诗论《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说：“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在他看来，上半身的词汇是知识，是文化，是传统，是抒情，是哲理，是思考，是承担，是使命，是大师，是经典，是余味深长，是回味无穷，当然也是“灰暗中移动的亮点”，但是这些词汇和艺术无关，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所以他喊出了“我们只要下半身”的口号，“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当下半身成为写作的状态，一种定义便诞生了：“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
“从……到……”这个句式是沈浩波对于写诗的一个选择，同样用这样的句式表达的是伊沙，他在《现场直击：2000年中国新诗关键词》中说到了两个人物背后的关键词，一个是当年3月从高楼跳下的诗人昌耀，当他的身体被癌症折磨得只剩下痛苦时，扑向大地的动作是对于身体和身体之痛的消解，但是生命也即刻停止了，伊沙把昌耀的死看成是一个事件，而不是关于死亡的神话，从这个事件他联系到“盘峰论争”的诗界，“在中国新诗万象更新的一年，死亡终于没有再度成为神话而仅仅只是一个事件。”昌耀的死终结了死亡神话，而中国人的诺贝尔狂想症在北岛那里也被终结了，“因为北岛，中国的诗人构成了诺贝尔狂想症的高危发病区，因为北岛，中国的诗人以为有一条进军国际文坛的现成道路，因为北岛，中国的诗人在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压迫中获得了一种来自高处（外面）的幻觉中的慰籍，现在是梦破时分的午夜。”所以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所有历史遗留问题都在钟声响起之前被解决掉，“死亡神话终结于昌耀，诺贝尔神话终结于北岛。”当神话在世界末终结，拥有更多原创可能性的“口语诗”便成为性的现场，至此，伊沙完成了沈浩波的句式：“中国新诗的上一场‘口语热’是自‘两报大展’始而至‘海子之死’终。”
“从……到……”，这一句式标注了起点和终点，而对于神话做出终点定义就是为了打开属于他们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还是伊沙的“口语诗”，都为自己设置起点制造了合理化理由，而于坚在《诗言体》中否定传统知识分子所讲的“诗言志”也是为了一种写作的合理化，也是为了设置自己的进口，在他看来，这个体是一个名词，是诗歌存在本身，是身体，是语言的“已经如此”，“诗是无时间的。对于在时间中的世界来说，它是反时间的。”体更是一个动词，“诗歌的志、情、察、谅、贴、味、质、理解、会意无不来自体。体裁、体察、体谅、体会、体积、体例、体态、体贴、体贴入微、体味、体现、体验、体质……诗歌的一切可能的方面，无不来自体。”所以诗言体就是言说存在本身，言说动作本身，它不是知识的工具，不是意义的载体，“诗以自己的身体说话。在这个身体上，不需要另一个自我表白的舌头，诗自己直接呈现在语言中。诗是没有舌头的自言自语，诗不思考，它自身就是一切。”
诗歌结束神话，诗歌是身体的写作，诗歌是非时间和反时间的存在，但是当沈浩波说出“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的时候，为什么下半身就一定比上半身更接近肉体本身？当伊沙说当神话在世界末终结口语诗中的事件会成为新的现场，但是昌耀之死在终结生命神话的同时是不是也在书写另一种形而上的死亡神话？当于坚把体看成是名词和动词而返回存在本身的时候，非时间和反时间是不是也是一种私人时间？本身就是一切的诗如何在沉默中言说自己？沈浩波、伊沙和于坚，只是代表着某类观点，但是他们急于建立一个新秩序，而2000年无疑被看作是跨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但是就如伊沙所说，第一年其实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它在不同的定义中呈现为世纪初和世界末两种时间叙事，甚至当它们叠加在一起，谁能在时间中切出一个清晰的鸿沟？谁又能分辨出上半身和下半身、口语诗和知识分子诗歌、生命和死亡的真正指向？——2000年有人发烧，从上半身一直烧到下半身，再也无法成为两种对立的立场。
但是，当那个自我定义的肉身入口被打开，不管是世纪初还是“世纪末”都成为一种人为的定义，郑敏听到了“世纪末的脚步”，它是杂沓的，也是迷乱的，“谁能从中还原出/那消失了的心灵，它的善恶？”所以所谓抵达或者告别，只不过是自我命名的终点和起点，“人们在摸索中移动，/历史如原始莽林，/两条必经的终端是一个。”王晓渔则在《雨中的故事》中想起了十年前的爱情，1990年的土地和天空翩然而至，但是流言让琴声戛然而止，“一些饥饿的树叶/弹着钢琴在雨中颤抖。”而李瑛在《酒肆》中说到了1999年的风沙，当太阳变得“短命”，风沙把一切都隐藏起来了，“幸存的只有兀立荒原的/一爿酒肆/一粒灯火和/我这个外地人/凸起在地平线上”——一场世界末的风沙隐藏了一切，却又留下了指引的路标，它是时间的另一种定义。
“我的认知是：时间，生命，神，是三位一体，诗人的终极信念，即在扮演这三者交通的使者。”洛夫在《瓶中书札之三：致时间》中这样说，在他看来，时间不仅仅是概念，而且也是实体，“好像它不存在，却又时时在吸我们的血，扯我们的发，拔我们的牙。”所以当时间成为和生命、神三位一体的存在，它就变成了一种指引，从过去走向未来，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它是对应，是对话，“朝如青丝暮成雪，发啊/我被迫向一面镜子走近/试图抹平时间的满脸皱纹/而我镜子外面的狼/正想偷袭我镜子里面的狈”，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从时间里认识自己，看到和认识构成了一种“无从选择的沉重”，“我从来不奢望自己的影子重于烟/可是有时只有在烟中才能看到赤裸的自己，/神的话语如风中的火焰，一闪/而没，生命与之俱寂/我终于感觉到身为一粒寒灰的尊严”。
这是一种向内而认识自我、历史的时间肉身，“时间俯身向我/是躲进我的骨头里继续滴嗒，滴嗒”，时间之本与时间之体，从来不是以分离的方式呈现，也不是在所谓的永恒命名中，它就是和生命同起同灭，它就是和神同在同亡，所以2000年7月的发烧，2000年3月的死亡，2000年的诗歌，以及2000年本身，都不需要重新命名，都不需要重新虚构，但是在区分了上半身和下半身，区分了神话和事件，区分了世纪初和世纪末的写作中，消解变成了诗人们的常态：唐欣只是在夜里出门时摔了一跤才“仰望星空”，在花光新出的一百块钱时对“毛主席”有所表示；朱剑从人类剥下动物的皮穿在身上而提出疑问：“而上帝的台灯灯罩/是不是人皮做的”；阿斐在“国庆前夕”的红旗中看见了田间劳作的父亲“不小心被镰刀/割破了手指”；崔恕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从骑楼坠下，心想：“我如果能在五岁的时候死去/就没这么麻烦了”——生命、历史、政治、死亡、信仰，这些与宏大叙事有关的关键词都在消解中变成了孤立的词语，甚至词语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就像伊沙所说的“脸上的愤怒”，真的在“仿佛临摹”中变成了面具，而真正可悲的或许不是面具，而是人们把面具当成了自己的脸，没有时间里的镜子，没有镜子后面的自我，甚至也没有了肉身，于是一件衣服在2000年学会了自杀：
虽然我更愿意接受她像一件衣服
飘过上空 就算带着任何震动
但我肯定她飘起来比衣服更漂亮
坠下的只是她的骨头和肉体
——符马活《一件衣服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