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06 我不是潘金莲

1365页的《金瓶梅词话》，上下册精装，打开。这不是充满仪式的阅读，也不是偷偷摸摸的阅读，这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1日第1版，开本32，相关的数据还可以详细到21.8x15.4x6.2cm的尺寸和1.8Kg的重量。如此等等，只是一件普通的商品而已。

张仲文版《潘金莲》

李香兰版《金瓶梅》

1998央视版《水浒传》

杨思敏版《金瓶梅》

芭蕾舞版《金瓶梅》

中央戏剧学院《金瓶梅》

王紫瑄饰演潘金莲

魏明伦的荒诞派川剧《潘金莲》

《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词话本”，现存最早的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所谓“词话”，是指书中插有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韵文。另一个则是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又称《原本金瓶梅》，故一般称这个本子及其传刻本为崇祯本。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金瓶梅》，蒋敦复的《绘图真本金瓶梅》，都是根据崇祯本加以评点。而我手上的这一套当然不是“足本”，也不是刻本、真本，这只是“词话本”，删去了4300字“重要桥段”，并据大安本补足底本所缺第52回的两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的重印本，当然更多是普及意义上的，与同样打着“人民”符号的人民日报评论所说的那种官员所读“污七八糟的书”不一样，至少如我一个普通读者，还不至于带来“最终信仰沦丧，道德堕落，意志消沉，甚至气节蜕变”。

我的阅读从初冬的这个夜晚开始，依旧像一直以来的阅读一样，拿着扫描笔，摘录一两段句子。未曾想的是，做好作业的小五站在我的身后，突然冒出一句：“潘金莲是谁？”这一疑问一下子将我带向不安的境地，曾经阅读的时候小五从来没有看过我摘录的内容，也没有那么准确地抓住“敏感词汇”，甚至将我带向一个敏感地带：“潘金莲是谁？”这个问题的潜台词似乎是：“爸爸，你到底在看什么书啊？”

这纯粹是我的“过度诠释”，小五当然不知道有关此书的沉浮和敏感，只是那么随口一问。但问题是，我读了那么多书怎么就从来没有问过我？而且为什么会对潘金莲是谁感兴趣，那摘录的句子里似乎还有和潘金莲一起弹奏乐器的玉莲？不安来源于偶然，来源于潘金莲而不是玉莲，或者，不安仅仅来源于对这一本“禁书”的“过度想象”。

潘金莲是谁？或许也是一个文学史上以及文学研究上的命题。自从《水浒传》最早出现潘金莲，直到《金瓶梅》的演绎，“潘金莲”早就超越了一个文学形象，而给予更多文学以外的想象。施耐庵说：“女人是祸水，任我口诛笔伐，声名狼藉早已盖棺定论。”而在《金瓶梅》里，则成为另一个符号，她是情欲的最高代表及书中死亡之最惨烈者。潘金莲是情欲的化身，这情欲不仅仅只指性欲方面，也指她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书中潘金莲情欲失控，致人死者有武大郎、李瓶儿母子、宋惠莲、西门庆诸人。所以自此，潘金莲不仅代表着情欲极其毁灭，也代表着“杀人凶手”，潘金莲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

但似乎，这不是对潘金莲盖棺定论的终结，百年来，许多文人和作品对潘金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除了对“金莲以奸死”的深度挖掘外，也有很多声音，给潘金莲“平反”，尤其是近现代，对潘金莲给予了更多肯定。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张宇的《潘金莲》、何小竹的《潘金莲回忆》和阎连科的《金莲，你好》，都将其塑造成反对封建制度的勇者。而随着多元化的发展，潘金莲从文本走向更广的娱乐圈，大量的电影、电视剧开始塑造和重构潘金莲形象，潘金莲影视作品举不甚举，“十大女星演绎十版潘金莲谁最风骚？”“盘点潘金莲十大版本谁更香艳？”“盘点各个时代娱乐圈中的“潘金莲””……如此等等，“潘金莲”完全成为娱乐圈中的一门“显学”。

潘金莲已经不是一个女人，而成为一个符号，淫欲的潘金莲，嗜杀的潘金莲，压抑的潘金莲，反抗的潘金莲，封建殉道者的潘金莲，追求自由的潘金莲，不是潘金莲的潘金莲，而且潘金莲也从具体有关的“水浒传”、“金瓶梅”中脱胎而出，与张三李四一样，仅仅是一个名字，衍伸到现实生活中。比如阎连科的《潘金莲逃离西门镇》，把潘金莲重新投进当代生活的漩涡，演绎了一段发生在金莲身上，充满苦辣酸涩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故事。还有就是眼下热门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作者是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欲火烧身，淫心荡漾”的潘金莲，不是“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的潘金莲，更不是“爱武松、怨武松，那边秋雨这春风”的潘金莲，不是潘金莲是李雪莲，“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二十年。

一个妇女的难言之隐？一个妇女的社会学样本？刘震云说，《我不是潘金莲》，听上去像是在《温故一九四二》中的那个主题，生存依靠的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近似残酷的社会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李雪莲最后证明了这个主题，还是仅仅是一个标本，甚至还是一个牺牲品？想到电影《一九四二》，作为原著和电影编剧的刘震云在接受采访时说：电影最后和老东家在雪地里相认的“妮”才是主角，那一种走下去的坚韧是最后的温暖，是母性的最大展示。

当然，那个“妮”后来就是“我”的母亲，灾难之后的生存比什么都重要，而靠身边的人活着成为最温热的人性关怀，就如刘震云所说：“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的阿Q精神不是信仰，是生存的法则。但是电影似乎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人性故事，是战争、国家、元首组成的大历史，历史灾难之下的悲凉或许是刘震云的无法逃避的，而电影更加强化了这一主题，有学者甚至指出，电影中的“影射史学”的做法是拿历史说事，“是过于轻佻。”

历史无法还原，所以“一九四二”只是一个可以温故的另类“读本”。《一九四二》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其实是无解的，更是一个伪命题。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什么？就像小五的那个问题：潘金莲是谁？没有答案，或者问题就是答案。而回到潘金莲这个符号身上，从文学形象开始，几百年来的过度诠释，也带来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我是潘金莲，我不是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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