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6 《奥登诗选:1927-1947》:呈现一支肯定的火焰
但那些家伙可不是孩子，不会睁着
我们已失去的不加辨别的大眼睛，
他们占据了我们狭小的空间
伴随着无政府主义的肆意妄行。
——《他们》
他们不是孩子，他们占据了空间，他们带来了怨恨，他们肆意妄行，而他们却始终站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用畸形的翅翼袭击了我们，他们将自己的仇恨对准我们，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哭泣。在我们每一次的恐惧中有他们，在我们每一次的感受中有他们，在我们每一次的流浪中有他们，他们和我们如影相随，却几乎把我们带进绝望的深渊，我们是门徒，而他们却是敌人。
但是，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来自何方？1939年的天空中，到处是恐惧，到处是敌人，曾经那里是故乡，曾经他们是朋友，曾经他们和我们一起漂泊，但是当森林以盲聋，当牧场已贫瘠，当我们已哭泣，当流浪中刻下了怨恨，还有什么是我们皈依的终点，还有什么是我们最后的归宿？过去不存在，而未来呢？站在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站在已远离故乡的异域，奥登看见了“而我们作为其门徒/已然失败”的现实，看见了无政府主义的肆意妄行，看见了漂泊生活的可耻标记，一种被他们影响的生活，一种找不到自己的困境。
“危机，即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也就是说，理性与心灵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低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野蛮而实际的煽动者之间的分裂。”奥登写给好友道兹夫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而《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就是《危机》，他们制造了危机，我们承受了危机，在分裂的状态里，1939年似乎在奥登的个人世界里，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转身回到由他们存在的过去，一种作为门徒被他们保护的生活，而另一种则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的泪水从我们未曾放弃的/爱里涌出；我们的城市比我们的希望/预示了更多；甚至我们的军队/也在被迫表达我们对宽恕的需求。（《他们》）”
爱、希望和宽恕，当然是一种精神的需求，当然可以弥补裂痕，可是未来对于奥登来说，仿佛只是一个虚构的词，那种寻找的主题看起来更像是在神话故事里，金羊毛或者圣杯，远离了一切的战争，远离了城市和工业，远离了他们，是精神最后的归宿，当那扇未来的门打开，里面或者有彼此拥抱的朋友，或者有重新拾起的母语，或者有闪烁的日光，或者有乡村的美景：“到了午饭时分/会在太阳底下围着喷泉排排坐，/见了进城的乡下孩子就嘲笑取乐。”但是那扇门里面的也都是和未来一样遥远的“神秘物事”，一样不可捉摸的规则，一样走向错误的道路。未来是对于现实的否定，可是这插入的否定是不是就是真理？那允许自己虚构的瞬间会不会就变成真实？甚至，当出现“他们”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让我们甘心成为门徒？
其实是逃离，“他满腹疑虑，瞪看愉快的官僚/在那串名单里写着自己的名字”，在未来的探寻中，他们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当神秘、惶惑的那扇门打开，或者将会发现“他们的意志中枢已转移”，而更为不安的是，连我们也不见了，我们中的我也没有了名字，甚至我就变成了他，他大声惊叫起来的时候，说出的就是那一句：“这不是我，”依然是否定，却依然不是真理，而我只是“抬脚跨过了一位前辈的头盖骨”，我“只不过写了一首无聊诗歌”，所以当我变成他，没有了名字，没有了身份，没有了诗歌，甚至会慢慢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和他，是客观和主观，却也是危机和迷失，而在这样一组踏上美国土地之后的《探索》组诗里，奥登仿佛看见了已结束的旅程：“希望和负累已终止：/某个老处女的孤寂时常萦绕盘桓，/玫瑰褪尽了华美如丢弃一件披风”。结束是一种终结，被终结的未来里，奥登看见了双重否定的世界：“乌鸦飞来的时候，知更鸟不见了。”“钥匙能开门，也会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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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S38·2160720·1316 |
信史时代是今天，有暮晚散步的果园，有溪水漫过的砾石，有鸟儿带来的自由，有黎明时的安宁，有“脸颊贴脸颊，/情话对情话”的爱，而对于奥登来说，这一种没有距离的爱却是走向自我世界的一种寄托，“而爱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望见的惟有他自己的田地。”《谣曲》里有自己的田地，根本不是那知更鸟不见、钥匙生锈里的“童谣”，而是看见了只有自己的那个世界，所以，“爱，你应如他—般/成为真正的传奇。（《传奇》）”爱的传奇里，是一个人格化的对象他，克鲁爵士中了魔咒，却为为恢复原形而陪伴主人一同冒险。所以这个他是自我原型的外化，而“爱“也成了信史时代奥登拟人化的精灵，同时也变成倾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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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奥登：爱赐予了力量，却带走了意志 |
自己的田地，为什么要用最大倍数的望远镜？为什么在眼前的自己不被看见？其实这种爱明显带着一种乌托邦的色彩，里面传递着一种幻灭的担忧，在奥登成长过程中，他获得了父母的爱，家人的爱，身体之爱和精神之爱，但是显然，爱对于奥登来说，远不止是简单的肯定状态，在那种呵护的背后，在信使的虚构中，爱反而变成了一种束缚，一种成长的烦恼，“而全部的感情终于一吐而尽，/重又拼合了那个古老意象：/对爱的渴望化身为一头元鹰”，那是明显刻着“家族幽灵”的意象，庞大而静默的岁月，其实是一个冰河期，四季更迭变化，起初是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但是在出生之后，在时间的流逝中，当知识充塞其中，当自我逐渐成长，当经历了白天和黑夜，爱却像“只是过去某个庞然大物/的一个衰败残余”，甚至在某一种死亡里，那些欢笑和亲密，都已经变成了岁月的另一副面孔，所以青春期的反叛，也变成了一个否定句，乡村的仪式里有“懦夫”和“骗子”的谩骂，母亲的仪容里找不到家族姓氏的由来，而在父亲为代表的体系里，奥登的质疑完全变成了对于父权的否定：“毋宁说，毋宁说，/要出人头地，我们推定/一个人应该没有父亲。（《圆满结局》）”
没有父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否定一种被带走的爱，“人们已停止了相互的指责攻击，黄油和父亲重又回来了；我们和母亲度过的假日已远逝，那山顶的带家具房间，那荒野与沼泽；夏日周末的夜晚也已离去，当沿着海岸大道，一阵古怪的喧闹声渐行消散，‘永恒的天父’，三个小男孩又唱又喊。”在1936年7月-10月奥登《致拜伦勋爵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好而父亲的关系，同样是一封信，奥登写给《唐璜》的作者拜伦，其实是寻找属于自己用来反叛的英雄，因为现实的自己，“我们是跟屁虫，是堕落、乖离的那一代人的某类穷亲戚，成长于父辈们参战的那个年代，为‘爱’这个词平添了新的光彩。”父亲在一战是加入皇家军医部队，两个哥哥被送去寄宿学校，在乡下的日子里，奥登其实缺失了很多，而在缺失的岁月里，“永恒的天父”也在精神世界里成为一个虚幻。所以当奥登喊出“一个人应该没有父亲”的时候，他其实正式从精神世界的那个起点出发，关于爱，关于家族，关于工业，关于精神，关于战争，进入到那扇被打开的门，进入那个用望远镜最大倍数看到的田地里。
自己的田地里真的已经找不到我了，那里有废弃的冲积矿床，有锈迹斑斑的铁轨，有故障频仍的信号灯，有来自钢铁丛林的警讯，这是工业社会到来的标记，曾经是奥登最喜欢去的阿尔斯顿，却只有颓废而冰冷的一切，童年的记忆找寻不到，文明也正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田地：
这片土地已被割裂，再不会传情达意，
对人们来说，已没有什么额外助益，
而离开这里，他们的面容会更加地茫然；
你的汽车射出的光柱或会穿透卧室的墙壁，
却唤不醒睡着的人；你或会听到
从无知海洋刮来的海风
自顾自地撞着窗玻璃；而榆树不会喊叫，
它毫无阻碍地焕发了生机，因春天已至；
但未必如此。在你近旁，高过了草尖，
芒穗在决断前镇静如常，已察觉了险情。
——《分水岭》
这是记忆的分水岭，这是文明的分水岭，这是爱的分水岭，一个自由人在哪里？他早已经从直立状态而“横躺地下”，一场游园会里有什么？只有穿裘皮大衣、穿制服的陌生人，流浪者“在荒野上喁喁独语”，眺望者“只是得了病”，流亡者“在人堆里就忘了抽屉里的手枪”，见证者必须远行“去面对危险与痛楚”，而那一个他，“开始爱上了/废弃染缸上长出的苔藓”。从信史时代到工业时代，是奥登精神沉沦的转折点，而当告别了童年记忆的铁矿，奥登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时候，这个时代给他带来的迷惘阴影已经深深笼罩在他的世界里，1933年至1938年的专辑里，奥登从乡村走向城市，在那里到处是饥饿城市的奠基者，是消失的童年嬉戏的海滩，是殒命于山峦的“那么多人”，“医院、街道和广场的规划图/为思乡的孩子们提供了慰藉，/而我，他们的创造者，站在梦境之间，/任何一处都无法选作家园，/你期许的爱从未来到卧榻前/午夜时不会枕上你的臂弯。”
但实际上，看见这样饥饿的城市，看见这样沉沦的现实，奥登似乎还有着某种的寄托和希望，他甚至喊出了“我们将重建城市，而非梦想海岛”，甚至在梦里还看见了自己，甚至设想水流会重新涌出和奔泻的山峦和谷地，他把这样的寄托看成是一种“减数分裂”，正如生物细胞一样，在减半分裂中保证物种染色体数目的稳定，而且也在适应环境中不断进化：“美好的谎言无法遏止爱的潮水，/所有人都因之而变，也乐意追随。”而在具体行动中，奥登开始走向寻根之旅的北方：“每一座港口都因海洋而得名，/那伶仃之海，腐蚀之海，悲伤之海，/而北方意味着‘拒绝’一切。（《冰岛之旅）》”
奥登的父亲一直宣称家族有着冰岛人的血统，所以奥登的冰岛之行一方面是从烦扰的欧洲大陆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找到另一个自己，“欧洲已缺席：这只是个岛屿，它应该/也是个避难所，在这儿人们可以赢得亡者的爱/当他们在梦里控诉着满怀怨恨的/私人生活，而软弱者会摆脱/过度热情的吻，在它的荒漠里体验纯真。”但是冰岛之行对于奥登来说，也只是一种虚构，“它的希望只是个希望，传说中的/公正国度依然遥远。”遥远的虚构，冰岛之行只是让奥登暂时离开了缺席的欧洲，而大海对于他的诱惑，终于让他开始离开欧洲，去往另一个国度——美国， “然而，他和他的到来总如所期待：/当走下轮船，海港会触动他心弦，/温柔，甜蜜，敞开了胸怀；/座座城市令他如迷狂者般痴爱；/人群为他让出道来，毫无抱怨，/只因大地对人的生活尚能忍耐。（《旅行者》）”不是逃亡者，而是旅行者，不是寻找归宿，而是开始新生，三十年代末，他定居纽约，他皈依基督教，这一切似乎都结束了奥登身上具有的欧洲元素，实际上也改变了他思想的走向。
实际上，奥登离开欧洲来到美国，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没有了父亲，奥登身上所激发的就是反叛的光芒，“再见，客厅里节制有礼的呼吁，/再见，教授合乎逻辑的推测和依据，/再见，身着礼服的外交官的沉稳风范，/现在要解决问题须用到毒气和炸弹。”不断地再见，是因为，“他爸爸曾把这个叛逆天使/扔到井里，如今那弃儿已得势。”撒旦率领众多叛逆天使反抗上帝，“他爸爸”不是“父亲”，因为这是一种双关，“爸爸”就是罗马教宗。所以在奥登开启的叛逆时代，他要用利斧砍倒他们，要将魔鬼驱逐，要与死神告别。
而在说出“再见”的同时，他也喊出了“爱”：“你该去爱你驼背的邻人/用你那颗扭曲的心。”扭曲的心期望爱的唤醒，“我爱你，亲爱的，我将爱你/直到中国和非洲彼此会合/直到河流跃过了高山
而鲑鱼跑到街上唱歌”。他也希望在诗歌的世界里寻找信仰，小说家可以“默默隐忍人类的所有过失”，作曲家的“音符才是纯粹的新发明”，在兰波的世界里，他看到了“童年时的地狱：他必须再试一次”的勇气。
解构也是为了建构，彷徨是为了探寻，所以在流浪和旁观者之外，奥登也走进了现实，甚至走进了战争，1928年他开始了中国之行，之后又返回英国，在这个过程中他写下了《战争时期》，战争是对于真实发生的战争的描写，更是对于人类精神战争的思考，理性和救赎，爱和自由，为什么会逐渐失落，为什么会被自我禁锢，杀戮来自何处，狂乱走向哪里？“每一个人类的弱点都在其中映现，/他看到了自己，凡夫俗子中的一个。”人类之罪，个体之罪，其实就是他们和他之间的从属关系，所以当庙堂成为恐惧和贪婪的中心，当殉道者看到了刽子手困惑的表情，信仰的失落何处去寻找那个“走失的孩童”？“一个时代已结束，最后的救赎者就此/在床上死去，无用且不幸；他们已安全：/巨人那硕大的脚掌，再不会在傍晚/冷不防落下阴影，踏过他们外面的草地。”欧洲时代，欧洲文明在战争中结束，那么西方就变成了虚伪的词，女人，犹太人，富人，所有的人都成为牺牲品。
但是战争和危机，对于奥登来说，却并非是精神真正的崩溃，他更多将这种罪恶归结为人类自己，也就是说，战争一方面带来的毁灭，另一方面却也是重新开始的起点，“战争单纯得如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意义在于为人类重新界定一个坐标，在他看来，战争最后所建立的就是诗人居住地慕佐：“今夜，在中国，允许我纪念其中一个，/历经十年的默默耕耘和期冀，/直到在慕佐，他所有的才能显露，/而一切就此尘埃落定”慕佐即慕佐城堡，是里尔克最后的居住地，这是奥登向里尔克致敬，在那里，种子紧挨着我们，在那里，我们被唤醒和成长，在那里，我们赤裸而平静，在那里我们生活在自由中——人在迷失之后，在徘徊之后，是可以在自我选择中为自己设计一个未来，“我们必须生活在自由中，一个山里的部族要住在群山之内”，他用强有力的自证逻辑重建了信心。
战争是洗礼，战争是重建，战争是机会，所以在对战争的见证之后，奥登仿佛看见了另一种力量，另一种信仰，“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诚实的天性，/只有诚实的人才会关切正义的实行，/只有正义的人才拥有意志力去赢得自由。”而最终建立的正义人类：“由爱和尘土构成、/被同样的否定和绝望/困扰的我，能呈现/一支肯定的火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肯定的火焰在燃烧，而在诗歌里，关于时间的标题却又把奥登带向了另一场战争：1939年9月1日，正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二战由此拉开帷幕。
毋宁说，奥登构筑的乌托邦却是一个异托邦，诗人和他的诗篇分开，死者和活人分开，甚至爱也和罪恶分开，那么带来“肯定的火焰的战争”到底要和那一个奥登分开？当那相差十四岁的爱发生，奥登说找到了完整的生命，但是一枚婚戒在手上，最后的O却萎缩成了空洞的零，意志被肉体击败，“忘了一切已时过境迁”的感叹中，爱只是变成了两个男人的回忆。所以在异托邦的无奈、煎熬，甚至麻木中，奥登其实慢慢看见了那个正在消失的我，那个被指代的他，而以一种门徒的身份感受到失败，对于未来来说，也只有“他们”制造的那些危机：
我们是贫瘠的牧场，他们带来了流浪者的
怨恨；他们在我们身上炮制出自己的
绝望；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哭泣，
作为他们漂泊生活的可耻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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