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3 “匿名”的包子铺

他在包裹里面，他在我看见的背后。迟到的《世界·文本·批评家》昨天递到了我的手上，这是一个孤独的文本，从调拨、分批，到送货、抵达，所有的过程都是行走在孤独的路上，它没有融入到“关于美的‘黑白’历史”中，甚至在它抵达之后，我依然没有拆开它，隔着亚马逊购物塑料袋上的箭头，它安静地躺在里面，不被查阅不被打开，用一种孤傲的文本方式抵抗那个“匿名的（anonymous）、哑然无声的、用完可以丢弃的黑塑料唱片下面那显而易见的直接性符号”。

和文本一样，爱德华·萨义德也是陌生的，这个生于耶路撒冷，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又在美国阐释他的理论的学者，建构者他的那一套“反西方霸权”话语，不管是他们说的是“很神圣的事业”，还是说“读得咬牙切齿……”，对我来说，爱德华·萨义德就是一个孤独的文本，一个被包装着塑料袋的文本，一个延迟到达的文本，也是放在书架上被打上“B86·2140122·1053”编号的文本，它是唯一的，他是唯一的，就像萨义德在评价他最崇敬的古尔德音乐时说的话：“另一方面又关乎到批评家的作用，以及他或者她的‘现世性’的场合，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场合。”他说的“现世性”是不是作者主体的存在性？这种看似没有境况的存在，是一种文本的不被立即毁掉的力量和风格：“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文本如果没有被立即毁掉的话，便都是往往冲突着的力量所形成的一种网络，而且还因为，一个在实际上正在成为（being）文本的文本，也就是一个在世的存在（abeingintheworld）；文本因此会对任何阅读它的人言说，就像古尔德在同一张唱片里所做的那样，据说唱片既代表他从世界上的隐退，也代表他在没有受众真正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演奏的那种‘新’的无声风格。”

当然，录音、访谈、唱片以及写作产生的文本，在瓦尔特·本雅明时代是一种机械复制的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繁衍增生，甚至超出了想象的界限，虽然复制的文本受到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但是文本已经从作者和媒介直接直接的接触而变成了有利于世界和世界所设定的条件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者说：“文本一旦有了副本，作者的作品就是在世的，也就超出了作者控制的范围。”令人瞩目的直接性变成了商品的兜售行为，变成了“固定于一个的可以机械地重复的客体”，它的指向是“一个匿名的（anonymous）、哑然无声的、用完可以丢弃的黑塑料唱片下面那显而易见的直接性符号”。

这是匿名的现场，这是哑然无声的符号，而那首歌曲或者正在成为不断复制增生的文本，“包子铺包子铺/话说今年元旦之前的某一天儿我走进那包子铺用午餐/排着队身后来了人一个……”包子铺里有二十一块钱的套餐，有猪肉大葱包子，有芥菜和炒肝儿，也有排队合影，有“哎哟喂！亲们，亲们”的惊喜。《包子铺》即将出炉，在经历了扭曲的膜拜之后，包子又从那个叫庆丰的老字号现场走出，繁衍增生，机械复制，从荣耀媚俗走到了这样一个不断制造副本的文本世界里。

“该歌曲歌词朴实无华，满含真情，且充满正能量。”其实传唱也好，歌颂也罢，“它就可能为了利于世界，并按照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内所设定的条件，被再生产出来”，也就超出了一家老字号，一个领导人的“可控范围”，超出了想象，也超出了那种可以具体指向的境况。现实经过了加工和演绎，变成了艺术的文本，而那种匿名、哑然无声的直接性符号是不是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断机械重复的客体。

所谓的艺术解构了文本，而他还在里面，在塑料袋包裹的里面，在孤独的里面。他是对象，他是客体，他是文本，而我其实也是一个对象，一个客体，一个文本，或者说，我也是一个“他”，在一张报纸的后面，在一种藏匿的现场。“他”是完全陌生的，一张照片，一段介绍，就在我的前面，和他们排在一起，而“德为先，艺为本”的标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笑话，而真正的笑话是，他在我可控范围之外，他只是一个匿名的、哑然无声的、用完可以丢弃的直接性符号，和人生无关，和艺术无关，和精神无关，即使在文字的世界里，他也只是一个在机械重复、不断增生的媒体时代活着的职业者。

无关理想，也无关追求，是的，我只是来打酱油的，意淫地吃两个“匿名”的包子。

世界·文本·批评家  爱德华·W.萨义德 著 三联书店 45.00元亚马逊34.40元
“任何一方面既关乎到美学或者文学文献和经验，另一方面又关乎到批评家的作用，以及他或者她的‘现世性’的场合，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场合。”这是爱德华·萨义德对于1964年告别音乐舞台而进行改编、访谈和演出风格说明的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的评价，“古尔德的策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戏拟，是对我们试图从各个方面了解世界与审美或文本客体之间所出现情况的戏拟。”而其实在萨义德的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符号体系中，也有着和古尔德一样在“现世性”场合进行文本批评：他以言辞为琴弦，始终出现在媒体和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接受数以百计的采访；他音乐上的造诣赢得普遍的尊敬，多年与犹太裔指挥家巴伦博依姆合作；他长期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抗争，但是谴责阿拉法特并指奥斯陆和平协议为巴勒斯坦的凡尔赛和约。所有这一切使他在国际上成为文化偶像般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世界·文本·批评家》对文本与文化批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标志着当代文学理论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后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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