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3 《佛法·西与东》：建筑“精神的丝绸之路”

佛教精神与希腊精神邂逅，必然会拋弃小我的欲望和“我执”，进行愉快和健康的对话。
      ——《三 与希腊思想的较量》

邂逅之前，是不是沿着各自的道路行走？对话之前，是不是存在着思想的较量与碰撞？对欲望的执着，似乎主宰着邂逅和对话之前的精神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我执”意义上，出现了冲突和论争，继而在精神的贫乏中出现了憎恶、嫉妒、对抗和战争，使得人类进入到了一个危机时代，也正是由于危机持续不断地出现甚至演变成了人类的割裂状态，从而使世界陷入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由我执而割裂，由危机而危险，池田大作站在人类命运的制高点上，审视世界的走向，向左或者向右，向东或者向西，自我或者他人，当池田大作以“西与东”定义两种文明发展的方向时，其实在某程度上是对于结果的一种割裂判断。在他看来，当人类的悲哀降临的时候，正是世界一体化大步迈进的关键时刻，东西方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交流和互助似乎使全世界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在他看来，一体化缩短的只是空间距离，而人的心灵距离却以相反的方式被拉大，甚至这种一体化只是物质和技术层面的交流，而精神世界的贫乏造成的是对立意识，“世界一分为二”，这是他对于当今世界的一种概述，这种概述既是对于两种世界做出实体性的区分，也是对于两种价值观，甚至思想的一种分野，而在“一分为二”的割裂中，西方世界呈现的是一种强势，而东方世界相对来说是被动的。

为什么会一分为二？为什么会造成精神的贫乏？为什么世界会产生危机甚至变得危险？池田大作从结果出发，认为，“这起因于近代欧洲的科学技术文明对东方的冲击和影响。”也就是说，西方科学意义上建造的“全球一体”是一个强制将东方文化异化而纳入进来的物质世界，这种物质世界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相克、人道主义和权威主义思想方法的不同”，却源于东西方各自的观念、文化的不同，也就是说，命运共同体只是一个表象，它的内核是“一分为二”的，这便是一种割裂。而当深入探讨造成割裂的原因时，池田大作也是从结果的割裂来推导原因的割裂，也就是东和西不存在“愉快和健康对话”而导致的孤绝状态。

西当然是西方文明，以希腊精神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体现的是大海意识，是生命哲学；东是指东方文明，以佛教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东方文明体现则是生命的存在，是个体轮回中“诸法依缘而生”的关系哲学。在没有邂逅之前，在无对话的过程中，西与东，在各自的道路上发展，看起来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当科学技术文明在近代西方世界发展起来之后，却面临着精神世界的贫乏，甚至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引发了战争，这是一种必然的危机，而对于这种危机，池田大作将其归因于西方文明中的“自我”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命哲学。

编号：B52·2000906·0531 作者：（日）池田大作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11996年3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169页

西方近代发展的自我观，池田大作认为，其主要命题可以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来表达，即“我就是我”。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切从“我”出发；在“我”面前，任何实体和神都不存在。我是自我，是独立的人格个体，是“我思故我在”的主人，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所在在西方世界里，自我是一切的出发点，它改造客体，它创造价值，它认识世界，以此为出发点，世界就呈现为一种“有”，而在这样“有”的观念中，便有了欲望，便成为了“我执”。希腊人面朝大海，他有一种征服的欲望，而这种征服的欲望体现了对于自我生命体的尊重，也正是这种尊重，使得“自我论”面临冲突和论争，在危机中反而无所适从，只能依靠物质和技术的发展来掌控世界。

如何解决这一“自我论”？池田大作似乎很简单地从“自我”逆向而行，那就是寻找一个“无我”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东方的佛教精神。佛教认为生命的出现是一个“缘起”的过程，“事物不是诸要素的简单堆积，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通过某种形式才能产生。”人之所以为人，就是由瞬间的巨大的“力”所决定的，所以构成人的任何要素，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取消了恒定的人格个体，使得人成为一种轮回的主体，因为是轮回的，所以即取消了人格个体，而且也否定了主体和灵魂的存在，这就是“无我”。“无我”的核心意义，是否定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永恒性和独立性，它在空间上的扩展是“诸法无我”，在时间上的扩展为“诸行无常”。

池田大作：一个世界，一种佛教

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无我”明显是一种“去自我论”，似乎就是东西方文明早就决定好了的差异，池田大作用《弥兰陀王问经》来论证自我和无我之间的优劣问题，当时的印度佛教中的高僧“那伽犀那”和希腊人弥兰陀王进行了论战，这场论战结集为《弥兰陀王问经》。那伽犀那从“无我”的观点出发，认为自己的名字无非是个假名，从而表明个体人格是不存在的，他认为，“自我”只不过是依赖于多种条件而存在的，但是当那些条件消失，“自我”也就逝去了，但是这种逝去却又不是单纯的逝去，它是一个变异的过程，那伽犀那用灯火燃烧的道路指出，产生的事物和消失的事物虽然有不同，但是它们在此前和此后却源于同一种性质，也就是说性质是连续的，事物现象也是连续的，这就是“不一不异”：既不相异也不相同，就是“诸法依缘而生”，它“不仅否定灵魂和自我实体的存在，而且也阐述了一切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思想方法。”

没有个体和灵魂，一切“依缘而生”，这就否定了希腊精神的“自我论”，而那场佛教精神和希腊精神的论战，最后的结果似乎也在证明“无我论”的胜利：希腊人弥兰陀王归依了佛教。无我击败了“自我”，是因为只有“无我”才是一种大我，才是真我，才不会有我执，才不会有“私我”。弥兰陀王归依佛教在池田大作看来，是理论意义上佛教精神的胜利，而在实践意义上，印度通过西北印度的“文明的十字路口”，使佛教走向了西渐的漫长道路，开始了两种精神之间的邂逅，继而开始了“愉快和健康的对话”。

在这条西渐之路上，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另一个则是犍陀罗地区的迦腻色迦王，“阿育王为佛教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迦腻色迦王则确立了佛教的世界宗教地位。”一个向西，一个向东，在佛教精神向世界不同地区延伸的过程中，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它建立起的普遍性意义，也使得佛教成为化解从近代开始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化危机的重要思想。阿育王是在目睹了征服羯陵迦国的战争惨状之后，皈依佛教的，当时有15万人被赶走，10万人被杀害，“于是反省自身，终于彻底归依了佛教。”当成为佛教徒之后，他不仅在国内实践了佛教理念，建造了大量的寺庙和舍利宝塔，取消了等级观念，从而使得佛教超越民族差异，逐渐成为走向普遍性、世界性的源泉。

西渐，似乎是一种单向的传播，但是在池田大作看来，希腊思想中存在着东方性的观念，甚至在希腊化时代还出现了受佛教影响的新思想。“东方性”是池田大作单独使用的概念，指的是“以佛教为中心的东方印度思想与希腊思想相互辉映”。在古希腊时代，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灵魂不死和轮回转生思想，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的运动观，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也提出了相似的观念，这和佛教乃至印度思想存在着某种契合，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也是在调和矛盾中和佛教思想有着类似之处。池田大作从这些观念的相似性出发，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深层意义上早就有了内在对话的可能。而在希腊化时代，池田大作认为，当时去过印度的皮浪，提出了怀疑论，这个观点就是从印度的基姆索菲斯和迦勒底的魔术师那里学到哲学，而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也源于以埃及都市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展开的东、西文化交流，甚至，亚历山大里亚的诺斯替派、同时代的斐洛哲学、奥利金派等，都和印度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产生了“犍陀罗艺术”的佛教艺术，而这些艺术中有很多佛陀像就是有着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子，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已经开始了相互影响，甚至出现了融合——展昭佛陀的觉悟来说，他是要教导人们把小我融入到宇宙和自然的大生命中，从而达到“无我”的境地，所以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是反对造像的，但是犍陀罗的佛陀雕塑似乎违背了这一理念，而这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邂逅和对话：“西方思想观念的基础——‘有’在健陀罗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为产生信仰和崇拜有形佛像和宗教现象作了充分的文化准备。”

再继续考察，这种对话越来越超越了地域、文化、民族和宗教，池田大作认为，9世纪中叶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家拉特兰努所作的《佛陀诞生的婆罗门故事》，有许多取材于《阇陀伽》，所以他认为，“《阇陀伽》影响了基督教的圣徒传说。这是佛传翻版的一个例证。”而中世纪流行欧洲的《保罗和约瑟的故事》取材于释尊的传记，他认为，“基督教的礼仪和教团的组织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甚至他认为，《圣经》中记叙耶稣诞生之时的那个来自东方的博士，就是来自于佛教诞生地的印度，而被正统基督教排除在外的《多马福音书》，完全有着印度佛教的思想，“多马福音书的存在就可以肯定耶稣思想与佛教思想，特别是与主张佛性内在说的法华经相近似。”池田大作用推论的方式为自己的论点寻找证明：“抄本用科普特语写成，在埃及发现。那么就是说，写本完成于公元三四世纪，当时被早期基督教会视为异端而受到排斥，百年之后传入埃及。这个时代背景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而到了近代之后，西方世界和佛教精神也在进行着对话，英格兰由于后来统治了印度，可以说它是最早把宗教思想引入欧洲的国家，而在英格兰之外，德国则是在实际生活中为佛教注入了理性的醇酿，他认为，叔本华是最早把印度思想纳入到自己思想体系的德国哲学家，因为他阅读了从波斯语翻译成拉丁文的“奥义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瓦格纳受到叔本华的影响，甚至最后成为了佛教徒，他的晚年作品《胜利者》就明显取材于佛教经典；凯塞尔林古写出了《哲学家旅行日记》，把东方的科研成果介绍到了西方；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则是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论为东方的佛教精神的进一步传播带来了启示。

“佛教不排斥任何民族、任何阶级以及任何思想，它具有极大的包容力和调和力。这对那些深刻反省从教义与教义、意识形态（ldeologie）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到血流成河的杀戮历史的西方人来说，是很有启示作用的。特别是宗教上的血腥战争，更使西方人感叹同是宗教的佛教何以有这样大的宽容性和包容性。”所以池田大作才认为，面对近代以来的人类危机，面对物质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就需要从佛教精神中找到人类的未来出路，“在世界上建筑一条‘精神的丝绸之路’，这是我的一贯论点。”而这个交流的中心就是佛教，“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世界宗教的佛教为混乱的现代世界带来希望之光，赋予了复苏的活力。”

似乎很明确，池田大作从对历史的关照，从对现实的思考来寻找当代世界消除危机的办法，“东、西方融合的终极目的是文化的融合，即在文化的意义上形成‘一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思想中的“一个世界”，而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全球一体”，这种用精神的“无我”取消东西“一分为二”的割裂状态，是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特别是佛教精神的内在义理，可以很好地针对西方偏狭的个体主义。但是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解救，似乎也是一种化解危机的表象做法，或者说，西方精神的问题并不单单是因为“自我观”，因为“我执”，因为欲望，人类的精神危机也并非是西方独有的，它是复杂的，多元的，而只是用佛教精神来建立一个精神的丝绸之路，在文化融合中形成“一个世界”，也仅仅是把佛教中的世界性和普遍性意义夸大了，试想，为什么同样是佛教思想根深蒂固的日本，会发动战争？为什么作为佛家精神发源地的印度，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另一种危机里？仅仅是宽容，仅仅是融合，并不能根除人类面临的时代危机，所以，“东方与西方进行真诚的对话与交流，就是适合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筑一个世界的最富有成效的行动。这也是人类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为未来指明一条道路，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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