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3《华盖集续编》：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海上通信》

背面是呆了四个月的厦门，而对面则是为未可知的广州，当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鲁迅乘坐上离开厦门的船，似乎眼前是一片迷惘，“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即使看见了岛屿，对于鲁迅来说，也未必面对的是“吾师”和“先生”，但是离开而留下的背后则一定是毒药和冷箭，是流言和血色——即使一九二七年已经将一九二六年那最黑暗的一章翻过，对于鲁迅来说，还是无法忘记那日见其深重的罪孽，无法忘记“当面输心背面笑”的可耻，无法忘记中立者的劝解和“正人君子”对“纸糊的假冠”的攻击。

厦门的生活的确是孤寂的，他把厦门称作是“厦门岛”，在给许广平的《厦门通信》中，他说，“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不远的地方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遗迹，但是城里的沙被人偷偷运去卖给了对面的鼓浪屿，这与郑成功的功绩似乎很不符，想到一些人热衷于读经，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买典籍“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郑成功的城之寂寞恰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对于自己来说，根本买不到上海或北京的出版物，连乌烟瘴气的《现代评论》也不见，想给《语丝》投稿，“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只是编讲义，只是“为吃饭”，枯燥和乏味让鲁迅感觉到无聊，“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或者对于鲁迅来说，厦门的孤寂是一种比闭塞，就如孤岛一般，而且有许多所谓的中立君子给他提出忠告，不要再写下去了，否则更是无聊，对此，鲁迅说：“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四时皆春看厌倦了桃花，又不想沉默得像一个死尸，除了保持着和几个人的通信之外，除了把以前的讲义编成集子之外，除了说说《阿Q正传》的成因以回应西谛先生的质疑之外，处处发表“思想界先驱者”鲁迅的启事之外，在厦门的四个月时间里，鲁迅的确有些“无聊”，只有六篇杂感也的确创下了鲁迅之最，“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在“而已”的状态中，他愤而离开。

船行于海上，月色是皎洁的，“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在给小峰的《海上通信》里，鲁迅在背向毒药和冷箭的前行中，说自己不相信这样温柔的海水会淹死人，也请他放心，“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再有更多的毒药，再放更多的暗箭，都不会死于途中，因为他还要继续战斗——一方面离开厦门本身就是一种不满，辞去厦门大学的职位，被传说是被大学秘书刘树杞博士排挤走的，于是厦门大学的青年开送别会，言说，照相，并发生了“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风潮，针对这些“逾量的优礼”，鲁迅说，“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而言下之意自己只是愤怒，不想连累别人，“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另一方面，鲁迅的辞别只是另一场战斗的开始，这便是鲁迅一以贯之的处世观：“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

不会在温柔的海水中跳海，也不会以沉默的方式成为死尸，其实不是背后是毒药和暗箭，而是对面是流言和血色，《华盖集续编》以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在本质上还是会溯源到那顶在自己头上的“华盖”，所谓的公正和公理在上面，和尚会认为交了好运，把它当作 成佛的金顶，但是对于鲁迅来说，却可能是钉子，可能会扎进身体感到疼痛，而“华盖”的意义也在于激发战斗的激情，“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所以在“杂感”的世界里，他依然要在“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的战斗中听见苍蝇的营营叫声，依然要在“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中“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投影，对于那些“闲话先生”，那个“孤桐先生”，那些说着公理正义的正人君子，鲁迅还是拿起了笔，拿起了枪，“偏不遵命，偏不磕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陈西滢在《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因为，据他说，“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为此，鲁迅质问：“你以为‘闲话先生’真是不管闲事了么？”一年前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论是不是就此一笔勾销？鲁迅说，“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所谓不管，大概是不知道，或者管不着，但都不是真正的“闲”，“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而且，这种不管闲事的论调看起来是转移目标，但是，“要是言行真跟着过年为转移，怕要转移不迭，势必至于成为转圈子。”转成什么圈子？武士刘百昭校长不是开始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吗？而且“百昭海邦求学，教部备员，多艺之誉愧不如人，审美之情差堪自信”；还有一位文物全才，不是在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间十二点钟，一声“阿哥”，也做了正人君子的行为；陶孟和教授还预言了二〇二五年中国的教育，“一种是以授课为营业，……便是俗所谓兼课。”

闲话先生不管闲事了，于是转圈子，于是大讲“现代教育界的特色”，而这些行为在鲁迅看来就是“臭绅士的臭架子”，“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并且预言：“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趁中国没有完，趁现在立即喝水，鲁迅认为，现在的学界有三魂，一个是官魂，一个是匪魂，而另一个“我辈”的魂，应该是民魂，但是在学界走旧路的时候，在乌烟瘴气之中，民魂早就被异化了，尤其是在章士钊提出所谓“整顿学风”的招牌，民魂变成了匪魂，“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官气弥漫，还有一种则是要不得的“愚君政策”，就像给皇帝吃菠菜，不教菠菜，叫“红嘴绿鹦哥”一样，他是要用皇帝来镇压比自己更强的别人，那就可以随便杀人，所以要侍奉着，要将他练成傻子，要让他专心吃着“红嘴绿鹦哥”——和皇帝的愚民政策一样，“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对于学界的抨击，也带着鲁迅对于自我遭遇的回击：一月三十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的几封信》，都将矛头对准了鲁迅，陈西滢甚至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为此，鲁迅说自己参考了盐谷氏的书，“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而其余二十六篇都是“有我独立的准备”，而且和盐谷氏的观点方法都相异，由此鲁迅说：“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冷箭射来，鲁迅是大胆地抵挡过去，而李四光也发表观点，劝鲁迅“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在鲁迅看来，李教授只不过用了所谓的公理“投畀豺虎”者，“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鲁迅一再重申，自己的笔是较为尖刻的，说话也不留情面，所以知道他们温言劝谕只不过是行私利己，“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陈西滢说鲁迅是放冷箭者，鲁迅却认为他们是可耻的“流言者”；陈西滢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鲁迅说：“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徐志摩夸奖陈西滢的文章“有根了”，是“当得起‘学者’的名词”，陈西滢说徐志摩“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鲁迅则说：“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有无刺的蔷薇，但没有蔷薇的刺却更多，这便是那些“无花的蔷薇”，鲁迅说，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的，好看之于文章，便是“有根”“学者”的思想家和文人“相互选出来了”，而鲁迅自己就明明站在这里，也不怕冷箭，也不惧流言，当然更不怕有刺无刺有花无花的蔷薇——但，“无花的蔷薇”终于还是开了，开出的却是血花！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三一八惨案”发生：三月十二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十六日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三月十八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鲁迅把三月十八日看成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黑暗是有墨写的谎言，有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这黑暗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一件事的开始，“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

三月二十五日，鲁迅作了《死地》一文，认为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市民和学生的事，“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非人间并不是只是因为死，而是当局中甚至评论说学生们不应“自蹈死地”，鲁迅说：“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如果把请愿说成是送死，本国政府前就是死地，那么中国人真的会死无葬身之地，“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所以要从这先烈的死中提炼“生”的唯一丹药，而且，“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一天后鲁迅发表了《可笑与可惨》一文，认为政府布成的罗网，关键在于“流言”奏了功效，“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无论是光绪年间的“康党”，还是宣统年间的“革党”，无论是民二以后的“乱党”，还是现在的“共产党”，都是阴谋家攻击别一派的“可死之道”；三月二十五日，鲁迅参加了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四月一日发表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认为牺牲的这些青年不是“苟活于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但是这惨状再一次使鲁迅发出了“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的感慨，“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这非人间是因为有太多的惨象和流言，“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是因为学者文人的阴险，“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是因为对当局的射杀的愤怒，“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而这非人间的杀戮和血色，也让鲁迅看到了希望，因为他们是真的猛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当局者的凶残，流言家的下劣，中国女性的从容，这都出乎了鲁迅的意外，“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更出乎鲁迅意外的是陈西滢在《闲话》中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为此鲁迅在《空谈》中认为本来以为中国人麻木没有良心，但是当徒手请愿被杀，“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四十七个青年的生命就是被诱杀的，而从陈西滢的“闲话”中，鲁迅抨击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真正的改革不眠与流血，流血却并非等于改革，所以一方面鲁迅认为“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另一方面这回的死也“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后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中认为，死去的女师大学生让人同情，是因为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还说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为此鲁迅在《新的蔷薇》中嘲笑他们：“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公理是他们的，闲话是他们的，流言是他们的，“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但一无所有却还需要文学家，还需要革命，还需要文章，“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所以在鲁迅看来，毒药已经入汤，暗箭已经射出，流言已经散布，杀戮已经发生，“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便是要面向大海，面向大海之外的岛屿，面向岛屿之后的未来，“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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