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3《没有方向的家》：我是个游吟诗人
“我不想去意大利了，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只想回家……”1966年的英国新港音乐节一结束，面对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你是不是最后‘垮掉的一代’？”这个问题，鲍勃·迪伦却做出了这样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与摇滚乐队一起登台演出，在舞台上弹着吉他吹着口琴，这场音乐界作为欧洲巡演的一部分，是摇滚届的大事，也是鲍勃·迪伦音乐人生中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他没有料到自己的演唱却换来了观众和歌迷的质疑，甚至是谩骂，有人说他是向大众口味妥协，有人认为他的歌曲陈腐不堪，还有人指出他的标志性口琴演出太多了。面对指责、质疑、喝倒彩和谩骂，鲍勃·迪伦终于做出了决定，“我只想回家”成为他无奈的一种心声。
他从欧洲回到了美国，完成了“回家”的行动，但是在回来不久他却遭遇了摩托车车祸，鲍勃·迪伦身体受伤，似乎精神也再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他继续进行创作和唱片录制，但是之后的8年他不愿再重拾巡演之旅……”马丁·斯科塞斯在纪录片最后的交代指向了这种精神的创伤，比摩托车事故造成肉体创伤更严重的心理创伤，迪伦甚至用了8年的漫长时间来治愈，而这也意味着当初他喊出“我只想回家”时是多么的决绝。回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离开一种痛苦经历，意味着结束一段伤心旅程，更意味着重新寻找归宿，当斯科塞斯将这部纪录片命名为“No Direction Home”，这种“回家”的迫切心情是双重的：一是以1966年的欧洲巡演为“事件”，它宣告了迪伦最后的返乡，从欧洲到美国，这是迪伦完成的一次在地理意义上的回家；但这也许是粗浅和表面的回家，当摩托车事故之后他又长达8年时间试图忘记这次不愉快甚至形成了阴影的旅程，在另一个意义上回家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诉求，而精神上的回家对于迪伦来说，始终是他不停为之奋斗的一件事，就像他对自己所下的定义：“我是一个游吟诗人。”
| 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
“游吟诗人”就是将迪伦回家的双重性完美得体现了出来：他是诗人，他不停地在地理空间的变换和心路历程的转变中寻找家，但也许对迪伦来说，最残酷的事实是：这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家”，“我一直有冒险的报复，就像奥德赛漂泊之后开始寻找回家之路，我离开家园太久了，不记得家的方向，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事和一些人，仅此而已，我没有雄心壮志……”斯科塞斯在纪录片一开头就通过迪伦的自白表达了对回家的渴望而和“没有方向”的惆怅，在没有方向中寻找家，这正是“游吟诗人”的本质所在。而实际上，迪伦音乐人生之路却是和回家完全相反的方式开始的：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明尼苏达州一个名叫杜鲁斯的小镇，这是一个在迪伦看来完全衰败的小镇，甚至“冷到无人使坏”；在十岁的时候他发现了吉他，发现了唱机，那些歌曲让他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梦想进入西点军校的迪伦走向了人生的岔口，他不喜欢学校，没去上课的他反而在“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的文字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感觉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疯狂”；他迷上了伍迪·葛西的音乐，立志要成为“葛西第二”，也从此离开了小镇，带着一把吉他和身上的10元钱，他寻找自己的偶像，而那时的葛西已经进入了精神病院；1961年迪伦来到了纽约，在颓废派诗人聚集的格林威治村停下了脚步，“我准备在纽约发展……”
从冷寂、衰败的小镇离开，来到了艺术中心的纽约，这是迪伦行走的轨迹，一种向外的方向让他找到了音乐，他开始参加酒吧和咖啡馆的演出，他慢慢远离对葛西音乐的迷恋，从此开始了自己创作，“我需要唱出自己的声音，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就像他创作的歌词一样，“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终于他和哥伦比亚公司签约，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之路。这是迪伦在空间转变中走过大风一条路，它以离开家的方式找到了音乐的方向，但是在内心深处来说，迪伦却行走在另一条路上，家对于他来说就是精神乐园，就是纯粹的音乐，而在这条路上，“没有方向”也成为了他面对的一种现实。迪伦之所以要进行创作，就在于贴近现实，但是现实却是多变的、多元的，尤其在60年代的美国，政治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他经常和乐队一起在政治集合场所演唱，也有人将其看成是有政治诉求的人，但是迪伦似乎只为传递自己的新生，他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那条路上，“站在艰苦奋斗的人民那边，并不代表你是政治分子。”所以迪伦对于这样一种标签化的观点是拒斥的，他说“我是个局外人”，他认为自己不热衷于政治，虽然在一些政治场合演唱，但是他依然看见了那个回家的方向。
“我低头看着经过我的人，他们为我制定规则却头上无毛，我再也不分黑白，不分左派右派，对于我来说只有上和下：我的底下非常接近地面，我只想奋力向上……”在接受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颁发的自由奖时，迪伦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当他的面前只有地面，当他的目标是攀登音乐只高峰，上和下构成了他行走的方向，而且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艺术家必须谨慎，不要让自己处在某种他认为的‘完成’状态，你必须永远在转变中。”这可以看做是迪伦的艺术观，上和下永远延展着方向，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他面对有人问他是歌手还是诗人时，迪伦的回答是：“我觉得自己比较像歌舞表演者。”也许“歌舞表演者”也是迪伦的一次自我命名，但是它不需要在此和彼之中做出一种选择，也许他也不承认自己属于“垮掉的一代”。而当1966年新港音乐会上歌迷们对他进行质疑和谩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的而和他的音乐一种标签化处理，而迪伦也终于决定离开，“我出生的地方，离我的归宿很远，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对于游吟诗人来说，没有固定停留的地方，但是一定有一个心有所属的家，那是自由之地，那是自我之所，那是不迷失的地方，也许那里只住着音乐和创造音乐的自己。
《没有方向的家》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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