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09 《两晋演义》：我篡他人人篡我
伦常乖舛，骨肉寻仇，是为亡国第一的祸胎；信义沦亡，豪权互阋，是为亡国的第二祸胎。外人不过乘间抵隙，可进则进，既见我中国危乱相寻，乐得趁此下手，分尝一脔，华民虽众，无拳无勇，怎能拦得住胡马，杀得过番兵。
——《第一回 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雏伏祸》
这里经历了“君主受青衣之辱”，这里发生了“后妃遭赭寇之污”，这里产生了“蒿目苍凉，鳌坠三山，鲸吞九服”的乱象，这里最后在“一身弑两主”中走向灭亡，东西两晋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中，有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八王之乱”，有中原沦丧于胡人之手而陷入灾难的“五胡乱华”，在这“华夷混杂，宇宙腥膻”的历史阶段，这一场可悲可痛的乱事何以发生？蔡东藩把王国之祸归结为两点，一是伦常乖舛，致使骨肉寻仇，二是信义沦亡，致使豪权互阋，而这两点几乎都和道德秩序有关，和政权威力有关，是一种内乱。亡国之祸的主因归结为内乱，在逻辑意义上就如“后汉演义”所述“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而当内乱发生之后，外族入侵便也成为一种正常的发展逻辑，“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所谓趁虚而入，就是蚌鹬相争之后的渔翁得利，而这种“蚌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一种所谓的正统论。
“夫内政失修，则内讧必起，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罅蚁人，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后汉演义”中汉末黄巾起义开始，到后来的三国鼎立，再到最后的司马氏建立晋朝，似乎就已经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司马氏政权无非是篡权夺位而成，这给西晋后来的统治者留下了后遗症，而这种后遗症在蔡东藩看来吗，就是一种“咎由自取”，也就是司马氏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它最后的走向。所以当最后东晋灭亡的时候，蔡东藩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弑安帝复弑恭帝，何其残忍至此！意者其亦司马氏篡魏之果报欤？”
像是一种历史的循环论，而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这种内讧的最极端表现，这个历时十六年的皇族内乱是如何发生的？从蔡东藩对于亡国的两个“祸胎论”来看，从晋武帝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祸根，从最上层的晋武帝来看，他是“朝朝挹艳，夜夜采芳”，在夺得政权之后“饱暖思淫欲”，“他闻得南朝金粉，格外鲜妍，乘此政躬清泰，正好选入若干充作妾婢，借娱晨夕。”他从吴国所得的女子就有五千余人，再加上其他，“自是掖廷里面，新旧相间，约不下万余人。”如此便是将自己一副龙马精神变成了形容憔悴。当然，这是一种堕落，而随着最上层的堕落，内讧便起。
“祸晋者贾氏，而成贾氏之祸者，实惟杨皇后。”杨皇后立蠢儿为太子，纳悍妇为子妇，及至后来“临危枕膝，尚以从妹入继为请，死且徇私，可叹可恨”。这是伦常乖舛的做法，而对于贾充来说，亦是如此，在开创晋国事业上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知他有两大功劳，第一着是与弑魏主，第二着是劝立冢子。”但是这个被蔡东藩称为“不忠不孝不义不慈”的开国元老却也是违背了伦理纲常，大女儿贾南风矮胖不文，却成为太子之妻，小女儿贾午虽有娇容，但是也发生了偷香的故事，“南风之配储君，而其后淫乱不道，卒以乱国，如午之私谐韩寿，而其后嗣子不良，亦致赤族。”这种违背纲常之事也成为女子祸人的典范，“俾阅者知始谋不正，后患无穷，骗婚不足取，偷香亦岂可效尤乎？ ”
在蔡东藩看来，贾女之事就是明显“只知有己，不知有家，家且不知，国乎何有”的内乱祸首，当晋武帝驾崩之后，杨太后的父亲杨骏主持国政，不管是惠帝还是太后，也都是唯唯诺诺，而群臣也因为杨骏的独断专行“啧有烦言”，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生性阴鸷的贾南风终于在内权在手之后开始干预外政，对于她来说，最大的敌人也无非是杨家母女，在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支持联络下，她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司马玮率军火烧府第，杨骏在马厩被杀；接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太后之位，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最后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
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后，没有儿子的贾南风又开始除去太子。她找人用酒把太子灌醉，然后让太子照抄一篇事先写好要晋惠帝退位的文章。太子由于太醉，有一大半未抄完。贾皇后又亲自模拟其笔迹补完，呈送给惠帝，又让晋惠帝下诏废除司马遹的太子地位，囚禁于洛阳郊外金墉城最后被毒死。“贾南风，何凶恶至此？自来称悍后者，莫如吕武，然吕雉有相夫开国之才，故渐得预政；武曌有盅主倾城之色，故渐得弄权。何物贾氏才不足以驭众，色不足以动人，乃一为皇后，便置杨骏于死地！”实际上，蔡东藩的这一疑问也是因为伦常乖舛的体现，“惠帝好同傀儡，事事受教宫闱，或行或止，惟后所命。”最高统治者成为傀儡，当然为内乱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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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26·2161018·1331 |
但是，自立为帝的司马伦也不是这场宫廷内斗的胜利者，由于党羽之间勾心斗角，齐王司马冏联合关中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最终司马伦与孙秀兴兵反击中战败，结局是司马伦也被囚禁于金墉城，也被赐金屑酒而死。做了一百日皇帝的司马伦落得和贾南风同样的下场。而当惠帝还朝之后，晋国天下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从此开始了皇族争斗的“八王之乱”时期。从杨骏独裁，到贾后专权，再到司马伦废帝，看起来都是个人及集团之间的争斗，“厥后贾女入宫，种种淫恣，即酿成八王之乱，而西晋即因是覆亡。”实际上在这场没有胜利者的内斗中，伦常乖舛成为常态，而内乱亡国的迹象似乎在天理上也得到了印证，“弘农雨雹，深约三尺，又越年，淮南寿春大水，山崩地陷。上谷居庸上庸，亦遭水灾，伤及禾稼，人民大饥。未始非阴气太盛所致。又越年，荆扬兗豫青徐六州，又复大水，接连是武库火灾，所有累代藏宝，如孔子履及汉高斩蛇剑等，悉数被焚。”而在这样的内乱背景下，外族也蠢蠢欲动，“惟匈奴部落，出没朔方，渐有蠢动状态。悍目郝散，纠众万人，进攻上党，戕杀长官，当由邻近州郡，发兵往援，击退郝散。”
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皇族都为了争权夺利，为了挟权求逞，上演了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乱，而八王似乎都没有一个好下场，“汝南王亮宣帝懿子，为楚王玮所杀。楚王玮武帝炎子，为贾后所杀。赵王伦宣帝懿子，奉诏赐死。齐王冏齐王攸子，为长沙王乂所杀。长沙王乂武帝炎子，为张方所杀。成都王颖武帝炎子，为范阳长史刘舆所杀。河间王颙安平王孚孙，为南阳部将梁臣所杀。东海王越高密王泰子，病殁项城，尸为石勒所焚。 ”随着晋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立怀帝司马炽，八王之乱结束。而这样的结果也宣告了西晋的终结，这场被蔡东藩称为蚌鹬相争的恶斗最终导致了“渔人得利”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就是五胡十六国的乱华历史。
从“胡人蠢动的第一声”的树机能造反，到五胡乱华之首的刘渊自立，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等十六国开始了晋朝外侮的历史，一方面这是晋朝遭遇的外患，晋怀帝成胡虏的臣奴，晋愍帝被刘聪毒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亡国的耻辱，而祖逖、桓温等名将的带领下绝地反击则是对于汉政权的一种维护，在这五胡乱华过程中，蔡东藩重点写到了两个汉政权对于胡人的反抗，一个是凉州的张氏，世奉晋室的他们有过北伐之功，但是因为当时的衣冠东渡的晋朝诸臣“志在偏安，无暇北讨”，再加上石虎的残暴，这一次抗击最后也是了了。而另外一个人物则是冉闵，他本就是汉人，后来成为后赵武帝石虎的养孙，当他目睹了后赵的残暴之后，开始起兵造反，最著名的便是“屠胡灭石”，他下令：“斩一羯首送凤阳门，文官进位三级，武官立拜牙门。”不到一天，拿着首级来领赏的人就有数万，然后冉闵“亲率赵人，再行搜诛羯种，羯人共毙二十余万，弃尸城外，馁饲豺狼狐犬”。最后他建立了魏。这是一个反胡的政权，但是蔡东藩认为，“冉闵乘石氏之敝，起灭石氏，扫尽羯胡，僭帝号，复原姓，说者谓其志不忘晋，临江呼助，设晋果招而用之，亦一段匹磾之流亚。”也就是说，冉闵虽为汉族，但是他依然以暴政建国，甚至也是篡权僭越之举，“闵一莽夫，宁能雄踞一方？”
这种疑问恰恰就是蔡东藩对于伦常乖舛现象的一种否定，无论是五胡政权，还是汉政权，到最后都爆发了违反纲常的事，都变成了这个时代根除不了的乱象，而最后从恒温废帝，琅琊王道子卖官鬻爵，刘裕篡晋也就成为了必然，尤其是刘裕，“弑安帝复弑恭帝，何其残忍至此！”在那一纸禅诏成为篡权的见证，也将晋王朝永远推向了历史的末路，当十五主、一百五十六年的晋朝最后落幕，蔡东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狠心辣手的刘裕”的评价是：“意者其亦司马氏篡魏之果报欤？”甚至比当初司马氏篡权更甚，因为司马炎那时还没有杀掉陈留王，而刘裕却“以一身弑两主”，所以在他看来，“欲子孙之得长世，难矣！”
实际上刘裕在这样的乱世中，对内平定孙恩和桓玄，消灭桓楚、西蜀、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降服仇池，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而他即位后，又派兵南征林邑国，使其全境归附，也是在一定意义上结束了这种乱世局面，所以刘裕被李贽誉为“定乱代兴之君”。而蔡东藩站在正统论的角度，对于这种篡权弑君行为进行贬斥，而不光是刘裕，包括五胡十六国，上演了太多有违纲常的事，而五胡乱华的根源在于八王之乱，八王之乱的根源在于伦常乖舛，伦常失统的根源在于晋政权的不正统，而这种不正统有从汉末延续而来，如此形成的“我篡他人人篡我”的历史循环，终究提供了一种史鉴的意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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