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4 《调查可疑者》：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
最后的黑屏，写着一句话：“他是一名法律的仆人，因此他与法律融为一体，并逃脱了人类的审判。”卡夫卡说出了最后的结局，像一个幽灵进入了那扇门。而一句话被引用之前，其实早就以预言的方式告诉了“对一个不容怀疑的公民的调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一句引用，一扇门之前，却永远站着一个守门人，他拒绝让他们进入，拒绝让自己进入，拒绝让所有人看见法律，甚至当守门人和仆人合二为一的时候，进去的那个门里也没有所谓的真相。
黑屏，其实是拉黑的现实，关上门，拉上窗帘，世界被隔绝了，一切都在黑色的现实里对话，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而在里面的安全局局长多托雷既不是嫌犯，也不是权力的实践者，他以最后仆人的身份把自己完全放进了黑暗的体制里。可是起先的那个梦却不是在黑暗中上演，门根本没有锁，窗帘根本没有拉上，他以公开的方式把自己推向犯罪的深渊，他说，我杀了她，有证人派西可以证明；他说，我走过了放电话机的过道，在现场留下了沾着血迹的脚印；他说，房间里有我的指纹，她手上的蓝色领带丝线就是我那天戴着的领带；他说，我叫别人买了全部的领带，告诉他我是杀人凶手；他甚至拿出了拍下她各种姿势的照片……
他说是另一种现场，他说是另一个凶案，他说也是另一个真相，无限接近，却只是他说，甚至只是一个在白天的床上做着的梦。还是在梦里，领导们在“他说”之后把一切都否定了，现场没有他的指纹，在场的人皮鞋也和他一样大小，拿着领带的老头说根本不认识身为局长的他，而派西，审讯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那天他不在公寓，所以他们最后把他拿出来的照片都撕掉了，喝着酒对他说：“这不是科幻小说，你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人。”最后从开着的大门走出去，他们留下的一句话是：“这是一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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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埃里奥·贝多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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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和我玩一个游戏。”多托雷这样说，他们和他，组成了游戏的双方，但是在游戏里，谁都是守门人，谁也都是法律的仆人，每个人都在玩游戏，每个人也不再从游戏里逃出。和情人特泽夫人也一样是一场游戏，那时门是关着的，从街那边的铁门，到最后的房门，他都有那一把可以打开的钥匙，所以根本没有守门人，他很容易地进入到其中，然后拥抱她，亲吻她，然后脱掉衣服，然后两人在床上，这是欲望的游戏，这也是死亡的游戏——当她赤身裸体想要进入到高潮体验的时候，他却提前制造了高潮，一把薄薄的刀片割破了她的咽喉，血从她喉咙里流出，流到身上，流到床上，流到游戏最精彩的部分。
“这次你要怎样杀死我？”在进入没有守门的房间之后，特泽夫人这样问他，“我要割断你的喉咙！”在高潮来临之前，多托雷这样回答他。他用一用游戏的极致表达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而在曾经许多个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曾经他们无数次的电话调情中，他都说过这样的话，而她也这样要求，游戏是她摆好各种风骚的动作他拍下照片；游戏是她赤身裸体假装被男人强奸，甚至在海上；游戏是她在他制造的凶杀现场死去，在安静之后放声大笑……游戏是虚构，游戏是体验，一个和丈夫分居三年的性感女人，为的是找到身体受伤的高潮体验，那些社会名流，那些政治要人，在她的床上让她有一种满足感，而当多托雷用钥匙打开铁门进入房间的时候，对于她来说则是另一种权力的体验，一个破案无数的警察，一个身居要位的局长，他带来的是另一种高潮，当他们开着车故意闯过了红绿灯时，当她故意要他拿出证件给前来检查的警察时，她仅仅需要获得一种权力下破坏规则的兴奋，“你能犯任何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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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不容怀疑的公民的调查》电影海报 |
所以，她说，“让我们策划一起完美的谋杀。”可是这谋杀的游戏真正实施的时候，对于多托雷来说，除了感受在权力之下为所欲为的兴奋之外，也是一种对被破坏生活的报复。打开铁门，关上房门，面对赤身裸体的特泽，面对风流性感的女人，他却像一个小孩一样，甚至是性无能，所以她根本没有体验过属于男女的那种性高潮，这是一种生理的缺失，也正是这种缺失，她要制造被强奸、被虐待的假象，她要在电话中不断刺激她，甚至她最后转移了视线，和公寓里所谓的危险分子派西有了另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一种是对权力的畸形体验，一种则是生理和情感上的缺失，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两者结合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游戏，于特泽如此，于多托雷也是如此。所以在没有守门人的神庙街1号，在被紧紧关上的公寓大门里，他用薄薄的刀片把她带向了死亡的高潮，当死亡在那一刻降临，对于特泽来说，也是一种满足。当生理被满足之后，对于多托雷来说，则要在权力体系里制造另一种游戏，“你可能是一个贼，一个警察。”这是特泽曾经说过的话，贼是制度和权力的破坏者，警察则是为了维护制度，是为了行使权力，如果合二为一在多托雷身上，就像他被崇拜的强权和被鄙视的性无能一样，自然滋生出一种双重人格，一种分裂的现实。
而这起被预谋、被实施的凶杀案自然成了多托雷的另一种体验，他是10年之内破了102起凶杀案的著名警探，他是因为战绩卓越而被晋升为局长的领导，所以他一定是权力的代表，所以他一定要打击那些罪犯，而在这个社会，在共产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横行的混乱社会，在示威游行、街头爆炸、强奸暗杀层出不穷的时代，他面对不仅是一般的罪犯，更多的则是危险分子。所以他在晋升为安全局局长的演讲中，一再降调，现在的危险分子和罪犯难以辨别，很多危险分子的内心就是一名罪犯，他们编织好了破坏的网，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他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我是权力的代表。”所以他要运用手中的权力，要把所有危险分子和罪犯送进监狱，几乎不择手段，在那间巨大的监控室里，一排排的工作人员严密监听着列入名单的嫌疑犯的通话记录；当发生爆炸案抓获了嫌疑犯的时候，他让扑倒在地的犯人直起身子，“你是民主的公民，不是一匹马。”拳打，脚踢，谩骂，还将一整壶的水让他喝完，但是却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民主国家的警察，我们必须尊重你。”当嫌犯在威逼之下说出幕后指使的时候，他轻轻松松说一句“你自由了”。他用权力监听，用权力谩骂，用权力毒打，用权力栽赃，当然用权力建功。
权力渗透到各个角落，在安全局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都尊称他为“博士”，在他面前，他们保持微笑，他们卑躬屈膝，他们听从命令，而对于上司，他一方面在表面上服从所有的要求，但是在暗处，却不肯放下权力，甚至制造另一种权力，在多托雷的办公室里，他甚至监听上司的所有通话。监听者，有时也是被监听者，在这个权力体系中，谁都拥有权力，但是谁都没有没有绝对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体系本身的悖论，就像多托雷自身的人格分裂一样，成为他无法逃避的现实，却也成为他制造游戏的舞台。
杀害情人特泽夫人是他玩弄权力游戏的一次实验，双重人格让他既变成权力的实施者，又成为变态的犯罪者，既让他在绝对服从中膨胀了欲望，又让他渐渐在熄灭的生理欲望中成为一个无能的人。杀死特泽夫人之后，他从一个警察的职业角度制造伪现场，他在卫生间里冲掉了身上的血迹，他拿出了抽屉里的珠宝，他作案时隐藏了在冰箱、抽屉里指纹。但是他却又留下了证据，他把刀片和蓝色领带的视线缠绕在死者手指上，他拿走珠宝却放弃了几万里拉的现金，他在过道里来回走动留下带血的鞋印，甚至他用那部电话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他也处处体现出他的分裂人格，警察把特泽夫人分居的丈夫列为嫌疑对象，对他进行审问，“你把你妻子当成赚钱的工具。”然后用暴力的方式让他承认杀人，“我要承担上帝的义务。”但是他却在丈夫关着被审讯的时候把放有那些珠宝的包裹寄给了安全局，并且打电话给记者告诉他自己是凶手，而这仅仅是为了洗清丈夫的嫌疑；缠绕在死者手上的蓝色丝带是破案的一个突破口，负责调查的警员说案发那天他也是戴着一条蓝色领带，他便在自己家里把领带铰碎，扔进了抽水马桶冲走，但是他却要一个水暖工把街上的蓝色领带全部买下送到安全局，让他们获取新的线索，并且告诉老人自己就是凶手，而且威胁老人和凶手有关的人员都有麻烦，但是当老人在做笔录的时候，他以安全局长看见他时，害怕的老人又以看错了为借口逃避惩罚。
一方面他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这是他身上的权力标签，他要体验作为一个权力实施者的极限，目中无人使他拥有俯视别人的特权；另一方面他却制造了谋杀案，他是一名凶手，他承受着道德的谴责和人性的折磨，在一个人的办公室里，他总是满头大汗他总是魂不守舍；一方面他要在被说成是小孩的羞辱中体会压抑的感觉，另一方面他要在杀人的快感中获得存在感；一方面他制造了刺激的权力游戏，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推向罪犯的深渊，试探着权力体系对他会有怎样的处罚。所以对于多托雷来说，他却有着某种牺牲的意义，“我用小小的权力掩盖，是为了让权力延长，也为了显出权力的病态。”就像他说着民主的口号，却行使着罪恶的勾当，对于他来说，这一种对权力的试探，他只想知道一个答案：他被法律的守门人拒绝，还是和他们一样成为法律的仆人而免遭审判。
所以当那个梦出现的时候，当黑色的窗帘拉下的时候，这个分裂的现实导致了更加讽刺的结局，他证明自己就是凶手，而且在等待最后的审判和惩罚，但是他却被告知是清白的，所有的证据都可以被清除，被否定，明白无误的凶杀案最终会成为一桩悬案，因为在他上面还有更高的权力体系，在他制造的游戏之外还有更荒谬的游戏，在他已经开启的大门里面还有更多的门，还有更多的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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