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4《资治通鉴（十六）》：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

《资治通鉴》第十六册记载了《唐纪六十六》至《唐纪八十一》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860年庚辰，尽于公元906年丙寅。

【奉佛太过】

大中十三年，唐宣宗病危，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李漼为太子，之后即位为唐懿宗。唐懿宗在位期间怠于政事，不能纳谏，而他的最大弊病也是犯了祖上的“老毛病”，那就是游宴无节和奉佛太过。

咸通四年，因为唐懿宗游宴无节，左拾遗刘蜕上疏曰，认为，现在西凉筑城、南蛮侵轶，各地纷争尚未解决，但是皇上却游宴不暇，“陛下不形忧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义安，未晚。”但是，唐懿宗还是听不进去。唐懿宗游宴到了何种程度？“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灭十馀，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而当唐懿宗游宴，诸王则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馀万人，所费不可胜纪。”

游宴浪费了财政，影响了朝政，而“奉佛”又是唐懿宗的一大爱好，咸通三年夏四月乙亥朔，“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三七日。”唐懿宗曾经在禁宫咸泰殿建筑戒坛，为弃俗出家当尼姑的宫女受戒，长安两街的僧侣、尼姑都参预了此事；唐懿宗又在禁中设置佛经讲席，自己唱佛经文，并手抄梵文贝叶经；唐懿宗还多次来到各大寺庙，施舍财物没有限制。当时的吏部侍郎萧倣向唐懿宗上疏，他认为：“玄祖之道，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仁义为首，垂范百代，必不可加。”在他看来，佛陀舍弃王位和父母而出家，割舍了人情至爱中最难割舍的东西，出嫁后不婚假没有后代，这也是人情中难以接受的，而作为帝王，根本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所以他提出，“愿陛下时开延英，接对四辅，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缪赏与滥刑，其殃必至，知胜残而去杀，得福甚多。罢去讲筵，躬勤政事。”唐懿宗虽然对此给予嘉奖，但并没有实施。

咸通十四年春三月癸巳，唐懿宗派遣宦官使者往法门寺迎佛骨，唐宪宗曾经就举行盛大仪式迎佛骨，为此很多大臣出来劝谏唐懿宗，认为唐宪宗在迎佛骨之后便驾崩了，但是唐懿宗却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他广造浮屠、宝帐、香擧、幡花、幢盖，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以迎佛骨。自京城到法门寺三百里“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被运到京城，这是怎样一种盛景：“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佛骨迎入禁中三天，之后将佛骨安置于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唐懿宗海专门布下德音，关押在狱的囚犯也因此被减刑。

喜宴游，奉佛事，只是唐懿宗偏好而已，而由于崇信宦官，所用宰相路岩、韦保衡等皆非其人，朝内贿赂公行，大臣弄权，还随意贬逐官员，导致浙东、安南、徐州、四川相继发生动乱，内部民不聊生，民众甚至开始起来反抗，继裘甫起义之后，是更大规模的庞勋起义，之后便是彻底动摇李唐皇朝的王仙芝、黄巢大起义。

【起兵讨贼】

在各地起义中，临安人董昌也迅速崛起，在王郢之乱中，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于是被补为石镜镇将军。当时曹师雄侵犯二浙地区，杭州府帅招募所属诸县乡兵各出千人征讨，董昌与钱塘县人刘孟安、阮结、富阳县人闻人宇、盐官县人徐及、新城县人杜棱、馀杭县人凌文举、临平县人曹信等各率所部土团应征，，任都将，号称“杭州八都”。而这时候，临安人钱镠也加入讨伐，“钱镠以骁勇事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

光启二年，董昌对钱镠说：“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钱镠很自信地说：“然，不取终为后患。”于是带领军队从诸暨奔赴越州会稽县平水镇，凿山开道五百里，出曹娥埭，使得浙东将军鲍君福率领所部人马投降钱镠，钱镠之后开进丰山驻扎，这也是钱镠第一次大规模胜利。当年十一月丙戌，钱镠攻克越州，之后董昌“徙镇称知浙东军府事，以钱镠知杭州事”；第二年正月辛巳，任命董昌为浙东观察使，而钱镠为杭州刺史。

景福二年，身为杭州刺史的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九月丁卯，钱镠为镇海节度使。

【董昌僭逆】

董昌立下战功，被封为义胜节度使，董昌为人苛虐，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又增加几倍征收，用来向朝廷进贡和内外馈送，每十天就要向京师发送贡品一纲，其中有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铤、浙东绫绢一万五千匹，再加上其他物品。董昌每次都指派士兵五百人运送，有时因为遇到暴雨大雪狂风洪水而延误行程，运送贡品的士兵就会被全部处死。所以，董昌在当时“贡奉为天下最”，因此朝廷认为董昌忠诚，奖赏诏命接连不断，他的官职高升到司徒、同平章事，并获得陇西郡王的爵位。

骄奢的董昌无法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在越州为自己建造祠庙，规模和越州大大禹庙一样，还命令民间百姓祈福不准去大禹庙必须去自己的生祠。之后董昌请求朝廷封自己为越王，但朝廷没有准许，董昌很是气愤，有人阿谀他，说他与其做一个越王不如做越帝，于是民间谣传世道要有变更，人们争着挤满董昌的府门喧嚷喊叫，纷纷请求董昌称帝。董昌欣喜若狂，派人出去答谢说：“时机还不成熟，时机一到我自然要称帝的。”官吏百姓纷纷进献预示大吉的隐语和祥瑞征兆，举不胜举，董昌说：“有谶语说‘兔子上金床’，这指的就是我。我的生辰在卯年，明年又恰是卯年，二月的卯日卯时，就是我称帝的时间。”

乾宁二年即为乙卯年，董昌认为称帝时机已经成熟，便召集手下将领僚佐进行商谈，其中的节度副使黄碣反问他，现在大唐皇室虽然衰败，但是天道民心还没有厌弃它，您爵至陇西郡王，是从田间民夫逐渐兴起的，承蒙朝廷的宽厚恩泽，官位做到镇将和宰相，荣华富贵已到了极点，为什么突然做出灭九族的打算呢？黄碣说自己宁可死也要做大唐的忠臣，而不为了活命去做朝廷叛逆，董昌听后极为震怒，当即将他斩杀，还把他的脑袋扔到厕所里面，并杀其家八并杀其家八十口，同坎瘗之。二月辛卯，董昌被衮冕登子城门楼，即皇帝位，官吏进献的祥瑞物品全都摆放在庭堂上向众人展示。

在咸通末年的时候，吴越大地有讹言说山中有大鸟，四目三足，叫着“罗平天册”的声音，凡是看见大鸟的人都会遭殃，但是董昌称帝后却说：“此吾鸳鸯也。”于是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称自己为“圣人”。董昌称帝后写信给钱镠，说自己已经即罗平国帝位，任命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回信给他说：“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董昌根本不想做节度使，所以听不进钱镠的劝告，钱镠于是带着三万军队来到越州城下，再次奉劝董昌：“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镠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土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这时的董昌似乎也察觉了不对，于是给钱镠犒劳军队的钱财二百万，抓获首先为他称帝谋划的吴瑶以及几名男女巫士送交钱镠，并且请求等待皇帝治他的罪。

董昌称帝当然有很大的野心，钱镠只是劝说了两次，只是带兵前来，董昌就罢手了，这其中似乎有些不可信。但是钱镠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之后就把这件事报知了朝廷。朝廷当时认为董昌进贡纳赋的功劳，称帝的叛逆行为也像一时之疯，于是赦免了他。钱镠再次向唐昭宗上表说董昌有称帝逆反之罪，不应赦免，请求率领本道军队讨伐董昌。这年五月，朝廷终于下诏革除董昌的官职爵位，委派钱镠起兵征讨董昌，六月庚寅，以钱镠为浙东招讨使，钱镠复发兵击董昌；三年二月戊辰，唐昭宗又根据杨行密的请求，再次赦免了董昌的罪过，恢复他的官职爵位，钱镠不服。

面对一再讨伐自己的钱镠，董昌派人侦查钱镠军队的情况，当有人说钱镠军队强盛，董昌不由分说将他斩杀，而说钱镠军队疲惫不堪的人就受到了奖赏。四月，钱镠手下的顾全武、许再思进兵到达越州城下，五月，董昌率军出越州城交战失败，只好环绕着越州城固守，顾全武等便将董昌围困起来，这时的董昌这恐惧起来，他急忙去掉了帝号，重新称做节度使。但是钱镠不再罢手，五月甲午夜间，顾全武猛烈攻打越州，并于第二天早晨攻克越州外城，戊戌，钱镠派遣董昌原来的将领骆团欺骗董昌说：“奉到朝廷的诏令，命令大王你退休返回临安。”董昌于是送上牌照官印，迁出内城到清道坊居住。己亥（十九日），顾全武派遣武勇都监使吴璋用船只把董昌从越州送往杭州，到了小江的南部，将董昌斩杀，连同董昌家族三百多人，董昌任用的宰相李邈、蒋瓖以下官员一百多人，全部杀掉。钱镠把董昌的头颅传送到京师长安，散发金银布帛以奖赏军中将士，打开粮仓赈济贫困的百姓。

【楼不若内向】

钱镠斩杀了称帝的董昌，之后朝廷加封钱镠兼中书令；后来，钱镠命令两浙官民向朝廷上呈表章，请求朝廷委任钱镠兼管浙东，朝廷不得已，又任命王抟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任命钱镠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十月丙子，朝廷将威胜军改名为镇东军；乾宁四年六月己酉，钱镠到达越州，接受镇东节度使的旌旗节钺；天复二年五月，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镠封爵越王。

钱镠的势力也越来越大，那年，钱镠前往衣锦军，命令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率部众治理护城河道，镇海节度副使成及听到士卒的怨言，报告钱镠，请求停止徭役，钱镠不从。八月丙戌，钱镠亲自宴请各位将领，心有怨言的徐绾谋划在座位上杀死钱镠，但没有好的时机，于是徐绾声称有病先出去了，钱镠感到奇怪，丁亥，钱镠命令徐绾率领部下的军队先回杭州。到达杭州外城时，徐绾听任兵士焚烧抢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率领迎候钱镠回杭州的军队，与徐绾会合，向前进逼节度使所居牙城。当时钱镠的儿子钱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抵御，牙将潘长攻击徐绾，徐绾撤退驻扎龙兴寺。

钱镠回到杭州，到达龙泉，听说了变乱，急驰到杭州城北，派成及竖起钱镠的旗鼓与徐绾作战。钱镠改换平民服装，乘小舟在夜里到牙城的东北角，越过城墙进入城内，打更的兵卒倚着鼓睡觉，钱镠亲自杀了他，城中才知道钱镠到了。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从新城前来援救，徐绾聚集火柴将要焚烧北门，杜建徽把木柴全部烧掉。湖州刺史高彦听说钱镠遇到危难，派遣他的儿子高渭率兵来杭州救援，到灵隐山，徐绾埋伏的军队把他击杀——当然，最后钱镠还是杀掉了叛乱的徐绾。这属于钱镠军队里的内乱，当初在建造杭州罗城的时候，钱镠认为：“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但是掌书记罗隐却说，“楼不若内向。”罗城是否坚固主要看“内向”，由此，人们认为罗隐的话在徐绾之乱中得到了印证。

【宦官之祸】

天复三年正月乙巳，唐昭宗回到长安，第二天，朱全忠、崔胤一同进宫奏对，奏上历数宦官之罪，“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所以他们认为，“王室衰乱，职此之由，不翦其根，祸终不已。”这一要求得到了唐昭宗的同意，于是大规模屠杀宦官开始了：当天，朱全忠领兵驱赶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到内侍省，全部把他们杀死，呼冤喊屈、号啕大哭之声，响彻内外；宦官中有出使外地的，诏令所在地方把他们收捕处死，只留品秩卑微的幼弱宦官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令成德节度使王镕选进五个人充任敕使，因为那地方的风俗淳厚，人性谨朴；即使昭宗哀怜第五可范等有的无罪，撰文祭奠他们，但是自此以后，宣布传达诏命，全令官人出入办理，左、右神策两军所辖的内外八镇军队，也都归属左右龙武、羽林、神策等六军，任命崔胤兼领六军十二卫事务。

诛杀宦官是剪除衰乱之根的行动，如此走向极端，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资治通鉴》十六册中，司马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甚少，但是在这里却写下了“臣光曰”长达1500字的评论。首先，司马光也认为，“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这与宦官的特殊性有关：宦官经常出入皇宫，君主从小到大与他们亲近亲近狎昵，宦官也善于察言观色迎合君主的志向，“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诉有时而听。”这就会产生后果，“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赏之柄移最终导致国家危乱。

宦官之乱，由来已久，司马光更是从唐朝历史来解读宦官之害：

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隳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豫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是以来瑱入輈，遇谗赐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闻，致狼狈幸陕；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子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冤抑无诉，遂弃勋庸，更为叛乱。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昵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逆，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为，反受其殃；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遂至涉血禁涂，积尸省户，公卿大臣，连颈就诛，阀门屠灭，天子阳喑纵酒，饮泣吞气，自比赧献，不亦悲乎！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闻目摇首，自谓畏之。况懿、僖之骄侈，苟声色球猎足充其欲，则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无怪矣。贼污官阙，两幸梁、益，皆令孜所为也。昭宗不胜其耻，力欲清涤，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则张濬覆军于平阳，增李克用跋扈之势；复恭亡命于山南，启宋文通不臣之心；终则兵交阙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华阴，幽辱东內，劫迁岐阳。崔昌遐无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讨之。连兵囤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糗糒，王侯毙踣于饥寒，然后全诲就诛，乘舆东出，翦灭其党，靡有孑遗，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

司马光认为，宦官之祸，始于唐明皇，盛于唐肃宗、唐代宗，成于唐德宗，而极于唐昭宗，这一步步的变化正符合《易》的解说，“履霜坚冰至。”所以，“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除此之外，“伤贤害能，召乱致祸，卖官鬻狱，沮败师徒，蠹害烝民，不可遍举。”如此祸害，那么像朱全忠和崔胤对宦官的诛杀是不是合理？从另一方面来说，司马光认为“寺人之官”由来已久，也有它的作用，“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中也有贤才；如果他们的确有过错，正确的处理方法则是：“小则刑之，大则诛之，无所宽赦；如此，虽使之专横，孰敢焉！”而现在不察臧否、不择是非，像割除蔓草、捕杀禽兽一样除尽杀绝，这是另一种祸乱的开始，“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就像发现衣服上的污垢就烧掉衣服，担心树上的蛀虫就砍伐树木，“其为害岂不益多哉！”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很明显，司马光认为，这种一刀切、一锅端的行为就是违背了仁德，就是一种“不仁”。

【白马驿之祸】

安史之乱、藩镇割据、节度使割据，唐朝一步步走向覆灭，而一般认为公园875年为晚唐的开端，因为这一年爆发了王仙芝起义和黄巢起义，唐朝进入了真正的乱世。878年带领起义军折腾了三年的王仙之兵败被杀，黄巢则被唐军撵到了福建、广东一带，唐朝政府取得镇压的阶段性胜利。公元882年，黄巢手下的大将朱温降唐，听说朱温投降，唐僖宗大喜过望，马上加封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还把开封划给了他当地盘，并立其为榜样，号召义军中的实力派都向朱温学习，尽快迷途知返，脱离黄巢，报效朝廷。但是后来黄巢强势逆袭，从南向北展开反击，仅用三年时间就陆续攻破洛阳，潼关、长安，反把唐僖宗撵到了四川，而他自己则在长安建国称帝，建立了大齐政权。唐僖宗调动各镇节度使平定了黄巢起义，返回长安，在经历了盐池之争和襄王之乱，唐僖宗身体每况愈下，而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节度使割据愈演愈烈，唐朝至此走向了分裂。

唐僖宗传位于弟弟李晔，李晔即唐昭宗，“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但这时朝廷内外的起色更像是唐王朝的回光返照，唐昭宗任内尊敬朝臣，励精图治，发动平定四川陈敬瑄、河东李克用的战争，最终消灭田令孜，重挫李克用。然而，中央禁军折损大半，导致朝廷有效兵力不足，坐视宣武节度使朱温做大，逐步成为中原霸主，为唐朝灭亡埋下祸根。天复三年正月甲子，昭宗车驾出凤翔，驾临朱全忠的军营，昭宗命令客省使宣布谕旨，宽释罪过，撤去亲、勋、翊三卫立仗，只以左右金吾将军报告平安，让朱全忠穿公服进内叩谢。朱全忠见到唐昭宗，磕头流泪，昭宗命韩偓把他扶起，抽泣地说：“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还解玉带以赐之。

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往来传移檄文，都以兴复皇室为辞，朱全忠正在率领军队向西讨伐岐州、邻州，因昭宗有英武乏气，恐怕宫中产生变故，想要另立幼君，以谋求禅让取代。于是，朱全忠派遣判官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谋划。天祐元年八月壬寅，昭宗在何皇后殿内，枢密使蒋玄晖选择龙武牙官史太等一百人，在夜里敲击宫门，说军事前线有急事奏报，要面见昭宗。夫人裴员一开门见兵士，史太便杀了她。蒋玄晖问：“陛下在哪里？”昭仪李渐荣对窗大可叫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陛下！”昭宗刚醉，急忙起来，穿着单衣绕柱逃跑，史太追上并把他杀死。李渐荣用身体遮挡昭宗，史太也杀了她。

癸卯，蒋玄晖假造诏令，称李渐荣、裴贞一谋杀昭宗，应该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更名李祝，代理军国政事，又假传皇后令，太子于灵柩前即位。宫中一片恐惧气氛，不敢哭出声来，丙午，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岁。而朱全忠听到昭宗被杀的消息后，假装震惊，放声大哭，自己扑倒在地上，说：“奴才们害死我了，让我千秋万代蒙受恶名！”癸巳，朱全忠到达东都洛阳，伏在昭宗的灵柩上恸哭流涕；又进见昭宣帝，自陈杀死昭宗不是自己的心意，请求讨伐乱臣贼子。天祐二年六月戊子朔，敕令裴枢、独孤损、崔远、陆度、王溥、赵崇、王赞等同时在当地赐令自杀，当时朱全忠把裴枢等人及被贬斥的朝中官员三十多人聚集在滑州白马驿，一个晚上把他们全部杀死，将尸体抛入黄河，制造了“白马驿之祸”。

十月丙戌朔，朝廷反而任命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另外开设元帅府。柳璨、蒋玄晖等商议加朱全忠九锡之礼，朝中官吏多数心怀愤怨，唯独礼部尚书苏循扬言说：“梁王功业显赫盛大，天道所归，朝廷应该迅速把帝位让给梁王。”朝中官吏没有敢违抗的。辛巳，任命朱全忠为相国，总理一切事务，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并加九锡之礼。朱全忠怨恨他们迟缓，辞让不接受。三年四月戊寅，朝廷任命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开始于此时，朱全忠辞谢不接受。

不受的朱全忠已经掌控了唐朝，实际上，唐哀帝虽仍在位，唐朝完全失去了统治基础，已经等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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