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6 会议室里的“元传播”

神舟七号，是会议室的名字，穿过廊道，依次从神舟一号走到神舟七号，在序列的更替中似乎正接近一个传媒发展的新时代，而这样的发展凸显的就是新媒体的地位。这次参加的会议一直以来的名称是“中国地市网盟年会”，却在昨天走进会议场所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更名为“中国地市新媒体高峰论坛”，网盟当然是新闻网联盟，十年聚集，十年探索，而现在被冠以“新媒体”的标签，是一次超越还是一种妥协，是新的定位还是曲线救“网”？

当这个自由组成的合作联盟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当联盟会员达到了337年遍及全国大多数省份，一个名称改变的背后是十年发展和探索所遭遇到的必然转型？依然是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依然是与会专家的点评和指导，依然是网盟单位的交流和探讨，除了增加了更多的商业网站推介，年会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中心议题置放在新媒体的发展上，甚至网盟十年发展的资料汇编也变成了“中国地市新媒体十年发展研究报告”。

新媒体是什么？是手机客户端？是微信公众号？是APP？抑或是在新媒体统摄下的“媒体融合”？在神舟七号的会议室里，在人头攒动的会议现场，几乎每个人都手拿着那只智能手机，拍摄照片、浏览新闻、刷朋友圈，甚至抢红包，这当然是手机作为一种工具属性无所不在的表现，但是从媒体传播角度来说，新媒体到底在媒体融合中如何走向它的时代？在专家对媒体融合的解读中，来自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肖珺似乎带来了启发式的观点，她在题为《中国媒体融合：双重维度的制度话语》的讲课中讲到了媒体融合的本质属性：“媒体融合是一种开放式的迁移，它不是纯技术概念，是以人为主体的交流传播。”所以在她看来，真正的媒体融合是人类元传播的回归，是在传播中实现媒体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彼此调节的作用。

肖珺认为，人类传播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初的面对面传播，到之后的大众传播，再到现在的新媒体传播，在传播方式的改变过程中，一直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人的互动交流。而实际上，在肖珺只有20分钟的分享中，她根本没能系统介绍传播历史，更没有深入探寻人作为主体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而对于“元传播”概念，更是一笔带过。大约是我已经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不仅对于“元传播”闻所未闻，甚至觉得肖珺的论述在概念和逻辑上并不严密，她明显把新媒体独立在大众传播之外，而人为划分为一个新时代，但为了一种论述上的完整性，她又将网络时代的传播归结为新媒体传播，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实际上只是在网络兴起之前的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等的单向传播。

其实，在目前来说，大部分有着政府背景的网络媒体就是网络化的大众传播媒体，单向传播的特性在本质上没有得到改变，当然，在新媒体时代，他们也是在升级了技术基础上摇身变为新媒体，而肖珺认为，媒体融合最错误的观念就是单纯技术意义上的融合，在文字、视频、音频以及可视化的新闻制作中完成媒体融合。她所提出的以人为主体的交流传播就是要去除网络媒体以及新媒体身上的大众传媒特性，而走向一种元传播的回归。

正是因为对“元传播”不熟知，在会议现场打开了手机，搜索“元传播”相关信息，才发现关于元传播的回归并非是肖珺个人的独特观点，实际上已经是传媒发展研究领域里一个共识。201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丹麦传播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的著作《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其中就讲到，媒介融合是三种不同维度媒介平台的融合，即作为人际交流媒介的人的身体、经典的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以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为核心的平台，第三维度的媒介就是数字媒介，它既是传播的载体也是元传播的载体，考察它的属性，从而得出媒体融合的元传播特性：“不仅增加了信息之间的交互性，也增加了传播者之间围绕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的交互性，以及传播平台和传播系统之间的交互性。”所以只有将三者互相叠加和广延，才能实现交流和传播实现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

开放式迁移，元传播回归，媒体当然只是工具和手段，其融合就是人的交流，人的融合，而在这种人文式的融合中，信息其实变成了一种不明确的隐喻，它需要的是解读，是提供“背景”，是开放意义的阐释，如此，元传播更像是一个游戏，而美国人类学家贝特森就把人类传播分成两种类型：意义明确的言语传播和意义含蓄的“元传播”，元传播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游戏，在游戏过程中游戏双方都试图识别对方的意图，而这种识别需要的是“背景”——“背景”不是一个与观察者分离的物理范畴，而是观察者实现理解的讯息，也就是说，背景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结构，只有背景的开放性才能使游戏在“元传播”建立起一种互动的模式。

这或者是一种积极的建构，但是在“元传播”以及“背景”的交互是隐喻中，传播极易走向一种模糊性，也就是当传播者发出的讯息发生了改变，其传播意图也随之改变，而接受者在游戏状态中也必须在背景的解读中进行转向，而在这种转向中，人的互动性又以反馈的方式让最初的传播者接受了不一样的讯息，如此循环，元传播带来的行为改变，就需要一种指令，只有指令才能保证传播的有效性，而这种指令到最后又变成了单向传播，甚至在霸权主义下完全演绎为社会精英逻辑，从而又回归到大众传播阶段。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开放性意味着多元性，元传播则无非是需要“背景”的游戏，而这是否适合中国媒体的融合？再次回到肖珺的主题上来，她认为，媒体融合需要考量的是中国“背景”，而这种中国背景就是把媒体融合放置在双重维度的制度话语里，一种是媒体自身的维度，另一种则是政治维度，也就是说，在她看来，只有在国家战略的布置下，兼备媒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双重内涵，媒体融合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也才能寻找到一种非游戏性的“元传播”回归。其实很明显，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就是指元传播中的指令性语境。

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制度层面的原点，而在这个原点上，那些作为传播主题的人是谁？肖珺借用“知识劳工”来命名这些人，他们在媒体融合中进行了智力、意识和薪酬上的再造，但是不管如何再造，他们也是精英思维下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权力执行的对象，无论是编辑、记者，无论是信息发布者、共享者，其实在“知识劳工”的命名中，他们本质上并不属于“元传播”的主体，反而变成了物，变成了工具，甚至最后变成了悖论：他们在“元传播”的异化中，变成丧失了话语权的单向度的人。

互动不如传播，传播不如执行，执行不如沉默，在风生水起的新媒体时代，在轰轰烈烈的媒体融合战略中，在热闹聚会的神舟七号会议室里，我最终关掉了手机，在沉默的世界里不传播也不接受信息，孤岛状态，也许只有独立的思考还依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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