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06《所有的美丽与血泪》：双重见证的反抗
她用相机拍摄边缘人物的生活，用影像完成“性依赖叙事”，在看见中让她们和他们的遭遇被看见；她和“苦痛阻止”的成员走进各大博物馆举行抗议活动，揭露止痛药生产商萨克勒家族“帝国金币”的谎言，让数以十万计的“成瘾剂量”受害者和死者的遭遇被曝光——一方面是艺术创作中的看见和被看见，另一方面是在和金钱帝国的斗争中看见和被看见，艺术和战争成为她生命中双重的见证，就像她策展的主题《见证：反抗消亡》一样，她既见证了痛苦，见证了死亡，也见证了反抗，见证了自由。
劳拉·珀特拉斯镜头下的她便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南·戈尔丁，当劳拉通过和戈尔丁的私密采访、拍摄她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讲述了戈尔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戈尔丁无疑在劳拉的镜头下，变成被看见的对象，这构成了另一层的见证，而所有这一切的影像在看见和被看见的关系中也都回归到一个阵痛性的问题：“所有的美丽与血泪”带来的艺术和社会实践，都浸透着那种残酷性，它构成了关于“她”的一种叙事：美丽是人生的意义和自由，而血泪却是他们无法摆脱的禁锢，当美丽和血泪并列，既是一种被看见的残酷现实，也是一种需要看见的抗争命运。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来自于戈尔丁早逝的姐姐芭芭拉的一段秘密笔记，这是在芭芭拉被送到孤儿院试图烧掉窗帘逃走后医生进行人格测试写下的结论：“她看到了未来及其所有的美丽与血泪”，而当芭芭拉终于选择以卧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这句结论也成为她悲剧生命的注解：她用她的美丽与血泪写下了叛逆的故事，也写下了叛逆之后被禁锢的命运，这不是她看到的“未来”，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姐姐芭芭拉的悲剧人生对戈尔丁来说，就构成了一种“见证”，她的叛逆，她的沉默，以及她懵懂中的爱欲，都在姐妹的亲密中告诉了戈尔丁，当然戈尔丁的见证也包括最后芭芭拉自杀的消息。“姐姐的反叛是我人生的起点。”正是从这个起点开始，戈尔丁在对他人的见证中也开始了对自己的见证，并在双重的见证中开始了步履维艰的反抗之路。
芭芭拉提供了一个样本，她为什么会看见“所有的美丽与血泪”？她又为什么会在反叛之路上成为牺牲品？之所以反叛，是因为芭芭拉生活在一种失语的状态中，一岁的时候母亲就要求她说出完整的句子，因为这个要求，芭芭拉选择了沉默，一年半她都没有说话，这是芭芭拉第一次的叛逆，她在失语中选择了沉默；之后父母以她“脑子有病”为由将她送到了孤儿院，一个有亲生父母的孩子却被关进了孤儿院，这是家庭暴力下的失语；她烧掉窗帘试图逃走，最后她决然地死在了冰冷的铁轨上，这是她最后的失语。在不断的失语中，芭芭拉反而以失语的方式在对抗，她曾经抄下康拉德《黑暗的心》里的一段话注解命运：“生活荒诞滑稽，那些命运的诡异安排出于无情的逻辑，只为一片虚无。你唯能期盼对自身有些许的认识领悟，而它又来得太迟，徒留无穷无尽的悔恨肆意滋长。”
| 导演: 劳拉·珀特拉斯 |
在见证芭芭拉的失语和反叛中，戈尔丁也被放置进了这个命运漩涡中，“我曾被所有学校和居住地驱逐。”父母对芭芭拉的经历闭口不谈，反而在害怕家庭权威的坍塌中把戈尔丁送到了一所寄养学校，这是被家庭驱逐的象征，后来戈尔丁在寄养学校里也受到了非人性的待遇，她离开了“一进门就吐得一屋子都是”的寄养学校，在萨提亚嬉皮士学校落脚，也正是在这里她认识了喜爱摄影的大卫，当时的她15岁，大卫14岁，从此她拿起了照相机，开始了另一场见证他人和自我见证之路，已经沉默太久的她找到了失语之后属于自己的语言，“摄影成为我唯一的寓言，相机是一种保护。”用摄影说话，不是逃避，而是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见证更真实、更残酷的现实：1975年她和大卫来到了同性恋圣地普罗文斯镇，住在女同社区里，戈尔丁在这里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们的爱情最终在那一枚枚纽扣中成为被定格的美丽；她认识了导演约翰·沃特斯，作家库基，以及像她一样被驱逐也曾失语的边缘人，“这是一个充满自由和可能性的时代”；在这里戈尔丁拍摄了他们的生活，并制作了第一批幻灯片；1978年搬到了色厘街，后来认识了薇薇安，进入到了边缘人的艺术圈，认识了激进人士麦吉，那家叮砰酒吧就是他们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涂鸦、写作，与音乐、舞蹈为伴，“这里打破了阶级界限……”
这段时间是戈尔丁用影像记录生活、记录边缘人物的关键时期，她在摄影中说话，也感觉到了自由和可能性，但是，这样的生活像极了被驱逐之后所找寻到的乌托邦，暂时的庇护并没有真正让他们有话语权，权力制造的失语依然存在。为了生存，为了购买交胶卷，戈尔丁跳起了脱衣舞，还去了妓院上班，一方面她更多接触到这里的边缘人物，她们的故事和影像丰富了戈尔丁的创作，她的《性依赖叙事》就是从1979年开始创作，在她的镜头下，变装或同性恋的女人们或者横卧在昏暗的居室里，或者侧躺在男人的身边，或者睡眼惺忪，或者如死般静寂，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他们却在用肉身说话——每一张照片里的人物都被背后那个幽暗的世界控制着，“性依赖叙事”所揭示和见证的就是“依赖”背后的那个社会权力。而对于戈尔丁来说，自己也进入到了“性依赖叙事”之中，她后来认识了一个名叫布莱恩的男人，并且爱上了他，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渐渐争吵开始增多，之后便发展为暴力，戈尔丁的双眼被他打肿，肋骨被打断，笔记本也被烧毁，在这样一种男权之下，戈尔丁再一次失语，和那些在纽约下东区的边缘人物一样，性依赖叙事的背后也是“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但是戈尔丁在失语之后并没有选择妥协，她离开了布莱恩，她开始戒毒，她重新找回自己，她也重新开始“说话”。但是在她回来之后发现很多朋友已经死去了，也由此揭开了戈尔丁在艺术创作的“见证”之外的另一条见证之路，那就是抗议萨克勒家族用谎言建造的金钱帝国。戈尔丁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当初她只是因为手腕疼痛去治疗，医生便给他开了萨克勒家族旗下的普渡制药生产的奥施康定，从此她在成瘾剂量中被受折磨：医生规定一天3片，她却要服下18片才有效，从此她开始成瘾，一方面数以万计的患者成为药物成瘾者，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一位母亲在抗议时大喊自己是死去儿子的帮凶，而另一方面，普渡制药在明知药物有成瘾危险的情况下还在分销药品，在宣传上还厚颜无耻地说不会造成危害——更可怕的是，萨克勒还不断向那些博物馆、展览馆捐款，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掩人耳目。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电影海报
患者成瘾，患者身体被戕害，患者死去，在庞大的萨克勒家族帝国之下，这些人也都成为了失语者，于是在戈尔丁看来，反抗成为他们唯一的办法。戈尔丁成立了这些成瘾者组成的“苦痛组织”，编印散发资料，收集药瓶，在各个博物馆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喊“萨克勒撒谎——人们因此死去！”他们在散落的药品中躺倒而“死去”，这样的方式像是行为艺术，但是在艺术的表达中揭穿萨克勒家族的丑闻，让更多的人看见成瘾者被折磨的现实，也让全世界看见金钱帝国的虚伪。无疑这条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起初的抗议活动“苦痛组织”的人被监视被跟踪，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在博物馆举行的抗议活动，他们又被驱逐，博物馆也选择了沉默；在引起了相关部门重视后，一场药物滥用救助资金管理听证会举行，戈尔丁自己作为证人讲述了自己成瘾的经历，同时通过大量证人的控诉揭露了萨克勒的罪行，在重压之下普渡制药宣布破产，但是所谓的破产只是一种金蝉脱壳的计谋，实际上是在转移资金，戈尔丁更是提出了刑事诉讼……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中，“苦痛组织”的反抗终于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大都会博物馆的七个画廊抹去了萨克勒家族的名字，之后其他的一些博物馆也抹去了萨克勒家族的名字，“我们做到了……”戈尔丁和同伴们热情拥抱，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但是这仅仅是开始，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奥施康定在1996年上市，三年内就引发大面积药物滥用，1999至2018年间，近45万美国人因滥用阿片类药物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奥施康定——而在2022年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成瘾剂量危机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0.9万人的年度死亡记录，奥斯康定没有退出市场，萨克勒家族的金钱帝国也没有坍塌，但是对于戈尔丁以及那些经历了“苦痛”的人来说，他们的斗争就是在失语中的抗争，就是在反抗中找回属于自己的自由，路漫漫，但是每一步对于生命的阐述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成瘾剂量的危机在被看见中见证，才能不让未来变成“所有的美丽与血泪”组成的悲剧，正如死于艾滋病的库基曾写下的一段悼词：“将个人悲痛公开的第一步，就是举办一个纪念仪式……比起为逝者举办一场十全十美的葬礼，不如力所能及地发声。”
戈尔丁在发声，“苦痛组织”活着和死去的成员在发声，成瘾剂量危机的受害者在发声，而劳拉当然也在发声：她通过戈尔丁在艺术创作上的见证和对社会权贵反抗的见证，来揭示“所有的美丽与血泪”的残酷现实，并在血泪的书写中记录了女性争取自由的“美丽”影像，戈尔丁的艺术见证和社会见证，这两条线索并不是孤立存在，也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她们在“失语”的女性困境中品尝血泪，她们也在反抗的道路上书写美丽，而且正是戈尔丁在看见和被看见的双重见证中既是一个特殊个体，又成为集体的代言人，正如戈尔丁在暗房中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所说：“把过去变成故事很简单，困难的是保有真实的记忆。而真相和故事之间的差异是，真相是肮脏和令人不悦的。它不会简简单单结束，使人畏惧，它常以你不愿见到的形式，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涌现出来，即使你并未试图揭开过往，它的影响力也依然存在，并且成为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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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在拆词中“等待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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