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06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没有别的祖国
凭借写在七个餐巾银环上面的名字；凭借四个圣地亚哥的名字；凭借我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名字，奥兰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我不会是痛苦的人，不会是爱哭的人，我还会挺直腰杆走路，虽然我谦卑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自然的主人，因为自然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她要求我们不当她的主人，而是她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把历史、时间以及时间的痛苦留在身后，不要再幻想我们是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的主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爱，劳拉·迪亚斯只是我们的艺术的主人，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能给予他人的一切的主人，劳拉·迪亚斯的身体，短暂易逝而有限的身体……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年》
1972年，卡特马哥，连同劳拉·迪亚斯的身体，都是固定的，都是短暂的，它们甚至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被标签化的时空和生命中，走出来仿佛是一个传说，走进去也仿佛是一种童话，但是在那怀旧的地方，在记忆的内部，所有的一切都回来了，虽然房子的主人是堂丹东的，虽然72岁的身体要经受癌症的折磨，但是劳拉还是看见了被牵着手的圣地亚哥，看到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看到了写在餐巾银杯上的名字，看到了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影子，它们不再逝去，意味着生命并不仅仅是走回去的轮回，而是在不被遗忘的时间里重新做回自己。
1972之卡特马哥，和1905之于卡特马哥，仿佛是生命中的两个端点，它们构筑了从出发到回归的时间历程，构筑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阶段，但却不是闭合，因为在七十二岁的时候，劳拉·迪亚斯学会了转身，转身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改变，甚至是一种信仰，转身而看到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1920年的哈拉帕，1922年的墨西哥城，1932年的底特律，1939年的巴黎咖啡馆，1949年的兰萨罗特，1965年的里约热内卢广场，转身而看到墨西哥、美国、非洲、欧洲和巴西，转身而看到革命、战争、政治和爱情，以及转身而看到各地，看到家族，看到男人，以及最后看到自己，那在两个端点之间行走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是永远都在别人的手中写成？
一个女人，一个从德国移民到墨西哥的女人，一个家族历史上有着太多伤害和逃避的女人，她所看见的历史总是和男人有关，总是和男人身边的女人有关，总是和外省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有关，它们都是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劳拉如何成为自己的主人，如何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何在历史中找到真相？其实在那一幕幕发生在时间的历程中，一个女人最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背景，甚至在劳拉未出生之前的1870年，科西玛·克尔森祖母被劫持故事里完全让一个女人阉割了身体的自然状态，那被砍断的四根手指不仅失去了戒指，也从此让身体带上了痛苦的印记。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军队的军官，这个自称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对于外省家族来说，永远意味着一种侵害，即使丈夫堂费利佩在祖母缺少四根手指的右手上戴上了塞满棉花的手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历史就已经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揭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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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57·2160516·1296 |
家族的女人，家族的男人，家族的过去，家族的未来，维系在一种彻底忘记过去的努力中，但是当欧洲的画报和小说被运来，当祖母从德国进口的银质大咖啡壶主宰日常生活，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对于12岁的劳拉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宿命的地方，“不管这个港口城市是多么的喧闹，多么的荒淫，太阳总是在同一时间升起，不论是在湖畔还是在海边。”像一种循环，从开始到结束，从来不会改变。但是改变其实只需要一次转身，背对历史意味着面向未来，背对欧洲意味着面对墨西哥，以及，背对死亡意味着面对新生。费尔南多·迪亚斯成为劳拉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背对而开始的改变，在丧妻之后这个陌生男人开始成为劳拉的父亲，而这也让她离开乡村生活，离开堂费利佩·克尔森家长一般的统治，离开残疾的外祖母和三个任劳任怨的姨妈——不管是祖父还是姨妈，他们身上可以显露的“非外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入了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他们不转身，他们只在自己的历史中书写遗忘的符号，而遗忘从来都是记忆的一部分。
离开家族的外省印记，对于劳拉来说，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一个大自己九岁的哥哥，一个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什么叫革命的男人，“最厌恶的就是庸庸碌碌。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请原谅我这样讲他，他只是羊群里的一只好羊。而仅仅成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在文学……这些领域里混上一个位置，那样绝对不行。我会受不了的，劳拉，我宁愿一无是处也不愿做个庸人。”圣地亚哥这样解释革命，而这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背叛，不愿成为庸人的意义就在于能以自己的方式转身，就在于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者。革命者的路从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在父亲那里是“伟大的旅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人生意义上的，而在圣地亚哥那里，则变成了背叛，变成了新生，“革命者，那天和之后的夜晚，这个词开始在劳拉的脑子里里轰响。”
革命者，对于劳拉来说，是一种新的生命注解，意味着自己可以像圣地亚哥一样逃离这一切，意味着不再受到某种历史的纠缠，意味着所有的背景都可以被推翻，所以圣地亚哥在劳拉的世界里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它开启了这个十二岁少女另一扇时间之门，在那里有着不说出的秘密，有着不被安排的生活，有着改写人生的机会。但是革命的历史却并不能轻易抽离出来，圣地亚哥胳膊上结痂的伤口，似乎是对于另一段非个人历史的注解，而当革命成为一种集体的运动，一样会取消个体的背离意义——圣地亚哥的尸体出现在劳拉的面前，身体之死，革命之死，以及时间之死：“没有过多的沉浮，圣地亚哥在海中慢慢地消失起，仿佛消失于一面镜子之中，这面镜子，没有使他面目全非，而是一点一点地、神秘地将他送往远处，这面空气的镜子镌刻着他在人世的时刻。”
被枪杀的命运，是把个体的生命又放回到宏大的历史中，而只剩下的劳拉，如何寻找自己的时间，如何继续自己的革命，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这个女孩心底的一个寂寞角落里，她相信自己要以圣地亚哥的名义去完成劳拉的一生，也许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继续着名义上是劳拉的人生。”即使1915年的墨西哥重新迎来了和平，但是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暂时的胜利，它需要的是一种继承，奥兰多·希门内斯的出现，就是把劳拉推向了另一种革命，“我想把我给圣地亚哥的一切都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他喜欢这样。”奥兰多会给她什么？对于劳拉来说，死亡是刻骨铭心的，她甚至在死亡的启蒙者身上看见了断裂的历史，所以在她看来，生命里太多没有实现的愿望，意味着所谓的未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时间，“随同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死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未来死了。”
未来死了，对于劳拉来说，是因为失去了革命的信仰，是因为丢失了启蒙的力量，当奥兰多介入她的生活，那也并非是对于圣地亚哥革命的继承，1920年爆发的全国混乱让劳拉重新回到了没有男人、没有未来的恐慌之中，而要摆脱恐慌，对于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女人来说，需要的是避风港，甚至是对于男人的某种依赖。看不到未来，或者只能看到现在，而现在，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只有舞会现场，只有战斗——当革命变成战斗，其实意味着回到了起点，回到了被砍掉四个手指的血腥记忆。
在劳拉·迪亚斯的生日那天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结婚，也是这样一种“回来”的象征，从身体的出生到婚姻的起点，对于劳拉来说，无非是适应一种现在时的生活，无非是把革命置换成了战斗，而这种战斗的现实甚至不能改写历史，胡安在工人运动中演讲，看起来是从事一种革命，而其实是把革命当成演说的一部分，甚至把劳拉也当成了演说的一部分，“不要在公众场合叫我‘亲爱的’。”这是胡安对于劳拉的规定，公众场合撇除了个人感情，实际上胡安只不过是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全人类的命运要高于个人，劳拉，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民，是劳动阶级。”个体命运被全体命运所遮掩，那么所谓的出生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劳拉希望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活在胡安的生命里，活在现时的生活里，“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用给一群人作演讲的口吻和我说话，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劳拉，你的妻子。”
一个人在战斗者眼里，就是他人演讲的词语，就是他人历史的时间，所以这个生命的原点对于劳拉来说，是自我意义的取消，婚姻的意义被架空，甚至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从那时起，我就变小了，不是长大，而是越变越小，好像是因为他配不上我，好像因为他，我才变小的。”这是“和他相称”的生活，没有了革命，也没有了信仰，在胡安的世界里，甚至只有权力——那个晚上打在劳拉身上的痛，变得刻骨铭心，似乎又将她推回到一个外省女人的原初状态。
但是，她的自我安慰却在儿子圣地亚哥身上得到了弥补，“我是女人，我有两个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是和胡安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对于劳拉来说，大儿子命名为圣地亚哥就是对于曾经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也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继承，革命的意义返回到自身，劳拉找到了寄托，也慢慢走向了自我。小儿子丹东的意义却又像是一种解构，这个和革命者有关的名字其实在和母亲分离而人生中走向了另一面，在来到哈拉帕家里的成长中，在是个女人的溺爱中，他成为王子，成为苏丹，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而得到满足使得他成为统治者。而对于战斗来说，丹东是不是就是一个胜利的象征，拥有权力，拥有地位，拥有非分的要求，拥有肆意妄为的行为。
圣地亚哥和丹东的分化，革命和战斗的分野，对于劳拉来说，也面临着一种选择，爱情或者婚姻，理想以及现实，似乎都纠葛于一种男人的控制中，“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感女人，做个你以为的女流氓。”伊丽莎白的建议把劳拉带向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故事，1930年的“改革大街”就像开始自我的改革一样，其实对于劳拉来说充满了未知。在奥兰多的床上，她摘下了戒指，这是对于和胡安婚姻的一种隐喻，也是对于祖母被“帕潘德拉的美男子”那一刀的回应，摘下就是转身，但是却转向了无法把握命运的宿命中：“她走向奥兰多的床边时，让戒指顺手落在地毯上，就像小红帽在森林里为鸟儿们撒下面包屑一样。鸟儿们无一例外都是猛禽，这些美丽的食肉者，一面抢食着路上的碎屑，一面对这个迷了路的小女孩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在狼窝里了。’”
奥兰多就是美丽的食肉者，在这个转身的过程中，劳拉与其在寻找，不如说是一种逃避，这里已经没有了革命者，没有了战斗者，只有演讲，只有丹东，只有权力，只有欲望，甚至她不在乎奥兰多有多少女人。对于劳拉来说，这样的自由是一种身体的交换，在奥兰多的身边，她需要看见自己的肉体，需要支配自己的身体，甚至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外省的身份在劳拉身上形成了一种束缚，她所有的逃离和靠近，所有的背叛和选择，都没有遗忘身份的属性，都没有走出过去的历史，甚至都被铭刻在四个手指的血腥中。而当豪尔赫走进她生活的时候，她只不过复原了一种英雄主义：“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承认会破坏我们的信念的任何事物。我们多么希望能成为英雄，多么愿意保留我们的信念啊……”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豪尔赫拥抱着劳拉，使她看见了属于外省的传奇，这种传奇不是像祖父那样逃离历史，逃离祖国，而是另一种统治，另一种革命，广场上的胜利，让和豪尔赫这个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代表成为新历史的撰写者。
但是被撰写的历史，又有多少是一种自由？英雄，又有多少可以改写现实？“暴力，它的种子，它的萌芽，它的产物，它与善恶的关系。”豪尔赫似乎正走入一个消灭个体的宏大政治寓言里，1940年的“各地，个地”把他带向了无休止的变迁中，哈瓦那、华盛顿、纽约、圣多明哥，而所有的方向都让他变成了一个外省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外省”状态，意味着隔离，意味着孤立，就像他和劳拉之间被墨西哥电信公司和爱立信分割一样，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而这种状态对于他来说更是信仰的覆灭，“为什么我们明知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只不过是信仰要求我们出示的证明，不会有任何回报，我们还坚持信仰，以信仰的名义行事？上帝这些可怜的子民要去向何方？”终于，在看见了广场上皮拉尔·门德斯被枪毙之后，他选择了逃避，从事专制的政治又离开集权，在那一个兰萨罗特岛上，他成为了一个苦行者，“别以为我是个圣徒。我只是一个被毁了的自恋者，这是有区别的。这个岛是我的监狱也是我的避难所。”对于豪尔赫来说，他无非成为“他者”历史的牺牲者，“你躲在这个石头小岛上就能洗净20世纪的种种罪恶了吗？你正是与你所憎恶的一样的骄傲啊。”劳拉在岛上对他说，并把他成为“不知羞耻的豪尔赫”，实际上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历史才是不知羞耻的。
不知羞耻的历史，其实不光是隔离了豪尔赫，也隔离了和劳拉个人有关的一切，母亲雷特西亚死了，这是“一段被男性的常春藤紧紧缠绕的柱子”上的女人；姨妈玛丽亚·德·拉奥死了，她是“这个家族在外省的过去的唯一见证人”，以及丈夫胡安死了，母亲和姨妈是一个家族的最后死亡，胡安是关于婚姻和演讲的死亡，而儿子圣地亚哥在疾病和艺术中死去，对于劳拉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自我历史之死，一个和曾经的革命启蒙者一样的名字，劳拉的生命中已经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我心爱的儿子圣地亚哥的死对我而言是唯一真实的死亡。它包含了一切死亡，也赋予一切死亡以意义。”死亡的意义其实是复活，复活自己的历史，复活自己的信仰，复活自己的爱，并以艺术的形式变成最后的永恒。
圣地亚哥那一幅金发裸体女人的绘画上，是亚当和夏娃，却也是爱和痛苦的象征，“圣地亚哥崭新的夏娃，却在分担着抽搐的、年轻的、身受折磨的亚当的痛苦。”他们承担的并不是原罪，而是自由和爱，用身体来还原，用身体来书写，而这正是和历史背道相驰的壮举，“伊甸园里上演的一幕是人类反抗天威的解放。它不是戏剧，而是历史。”反对当权者的历史，就是回到自我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里只有两个字：真相。
艺术意味着永恒，爱意味着永恒，身体之痛也意味着永恒，而圣地亚哥的死，发生了两次，在劳拉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自由的解放，是一种真相的历史，“两个躯体回到像当初一般，每个人的种子在对方体内。她在他里面重生。”但是，这个世界的外部历史并没有被合上，小儿子丹东“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的人生里，充满了权力、欲望，内心里藏着的是凯旋，荣誉，他以梦的方式和叙利亚黎巴嫩商人的女儿结婚，而婚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种命令：“我要不惜代价来让人仰慕。”所以劳拉对他的评价是：“你是个商人。”
艺术家和商人，劳拉的两个儿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述和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对于她来说，一个的死亡是复活，而另一个人的成功却是死亡。也正是在圣地亚哥以艺术抵达真相的道路上，劳拉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史，那手中的相机开始对准世界，开始对准自己：
这是劳拉所作的第一篇图片记录；它总结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带来的一切——莫拉的西班牙世界，拉克尔在布痕瓦尔德所受的非人折磨，皮拉尔在帕伦西亚的圣塔·菲的城墙前被残酷地枪杀，麦卡锡主义对哈利的迫害，弗里达·卡罗的两次死亡，先是动弹不得地死去，后来在火焰中重生之后死去——这一切都被劳拉集中在一张图片上，它拍得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墨西哥城生长出来的一个无名城市。
像一条睡梦中巨大的蛇，缠绕着自己，她却终于醒来，醒来就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复活，就是爱的迷惘之中的解脱，就是覆盖在国家历史之后的个人历史，“我厌倦了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战。真希望除了心灵，没有别的祖国，没有其他的祖国……”曾经在巴黎咖啡馆劳拉这样说，其实就在她心里，那种外省的标签必须清除，那种他者的历史必须改写，没有别的祖国，处处都应该是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即使在动荡的国家政治中，她也见证了第三个圣地亚哥的婚姻和爱，所以即使在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再次制造的死亡里，她也为他书写了个人的历史，：那张卡片上写着：圣地亚哥第三，1944-1968，一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有待创建的世界是区别于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区别于这个覆盖真相的历史，区别于这个没有归宿的国家，七十二岁疾病缠身的劳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却走向了那条乡村道路，走向了和圣地亚哥牵着手走过的防波提，走向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
这是一种真正的转身，“所以，她的生命不会结束，劳拉·迪亚斯的生命不会结束，因为她的生命中并非只有她自己，它是许多条线，很多代人，真正的历史，它是活过的生命，但它更是想象出来的”，活过的生命在其中，活过的历史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劳拉死去，她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那一幅照片，存在于那一件绘画，存在于那一些真相，存在于永远称为圣地亚哥的继承者身上——第四个圣地亚哥，在2000年的洛杉矶，也一样看到了信仰，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爱情，看到了真相，“我就是在那里被我的父亲圣地亚哥第三和此刻还健在的我的母亲劳德斯·阿尔瓦罗孕育出来的……丛林中的一棵木棉树。”他进入到那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起死去，他们就能继续在我身上活着。”活着就是进入内心深处，就是没有别的国家，就是去除了历史的隔阂，就是“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这片土地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种族，所有语言，所有历史。这是它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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