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6《尼采》：我永恒地是你的肯定
上帝看尽一切、甚至人，它非死不可。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击者活着。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说》
它非死不可，因为它的眼“看尽一切”；它非死不可，是因为它“看透人类”；它非死不可，是因为“它的怜悯不知节制”，“它慢慢深入最污秽的角落，好奇心重、不知保留、怜悯成狂；它非死不可。”终于，那人杀死了上帝，终于那人对查拉特斯图拉这么说。看透人类所隐藏的羞愧和丑陋的上帝死了，慢慢深入最污秽的角落、怜悯不知节制的上帝死了，作为人类的目击者的上帝死了，当那人杀死了上帝，当查拉图斯特拉听说上帝死了，“非死不可”的上帝真的不在了？
喊出上帝死了的到底是谁：那人？查拉特斯图拉？还是尼采？可是在那人杀死非死不可的上帝之前，上帝已经死过了一次。那是在一个监狱里，狱卒不在，有一个囚犯对大家说，“每一个相信我的人，我将放他自由。这点我向你们保证，就像我保证我父亲还活着一样。”有人不信，有人相信，说这句话的囚犯又告诉了一个秘密：其实狱卒刚才突然死了，但是得到这个说法之后，有人认为他就是“狱警之子”，最后，“囚犯收起笑容，但耸耸肩，走开，徒留他在此。”这是尼采在《浪迹者及其影子》中的一个寓言，这是“上帝之死”的最早一个版本，当狱卒死了，就是看尽了一切、怜悯毫无节制的上帝死了，而且他“非死不可”。
上帝死了，是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概念的终结，但是这个终结是不是意味着人将站立起来？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是将“最腐败的神性概念”埋葬，它所针对的是虚无主义，在《敌基督》中，尼采认为，上帝以及病人的上帝、蜘蛛的上帝、精神的上帝是“世界上所曾经有过最为腐败的神性概念之一”，这种概念位于神类乡下发展的最低水平上，这种概念使“神退化到与生命相矛盾的地步”，所以要向神宣战，而这种宣战是“以神之名”，向生命、自然、生活的意志宣战，是向所有对于“此岸”加以污蔑的说词、所有关于“彼岸”加以欺骗的说词宣战，而最根本的则是向“被神化为神的虚无、被神圣化的虚无之意志”宣战。但是即使那人杀死了上帝，即使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喊出了“上帝之死”，但是上帝死后，虚无主义还在——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我们看到从中浮现出虚无主义最后的形式，它涉及对形而上世界的否定，禁止相信一个真实的世界。”
虚无主义是被神化为神的虚无，是被神圣化的虚无之意志，是承认生成的实在就是唯一的实在，是“人们禁止所有导引人们信仰被的世界即信仰伪神的歧路”，但是当上帝死了，虚无主义却并没有彻底消除，因为人们也无法忍受这个“连否定之意志都已经不存在的世界”。所以要等待，所以要蜕变，所以要权力意志，所以要回归——而且是“永恒回归”。尼采的这条从杀死上帝到杀死虚无主义的批判之路，在吉尔·德勒兹那里变成了一切价值的蜕变定义：“力量的主动生成、在权力意志当中肯定的胜利。”但是如何在力量的生成中，在权力意志中取得肯定的胜利？或者说，如何在杀死上帝之后真正杀死虚无主义？这是人类价值体系重建和重估的难题，而尼采的真正意义在德勒兹看来，就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杀死神不足以促成价值蜕变的人。”
从“尼采的生平”到“尼采的哲学”，德勒兹阐述了尼采杀死上帝完成价值蜕变的过程和目的，整个过程可以从尼采的《查拉特斯图拉》第一卷的三个变形得到启示：“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到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孩子。”骆驼是驼重的动物，那些重物便是教育、道德、文化等既定价值；当骆驼背负着这些重物行走在沙漠中，转变开始了，它成为了打破雕像、践踏重担、批判一切既定价值的狮子；在批判之后，则是价值的重估和重建，在这个过程中狮子变成了孩子，变成了新价值和新评价原则的创造者。尼采为价值的批判和重建构筑了三个变形，而自己的一生似乎也在这三个变形中成为了新价值和新评价原则的创造者。
第一个变形出现在1870年尼采担任普法战争的医护兵时，在战争中他发现自己无法赞同文化价值，不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对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当然他开始对俾斯麦与普鲁士政权失去了好感，这个过程中尼采终于甩去了民族主义的“重担”，一只背负着重物的骆驼成为了狮子。但是在德勒兹看来，造成危机不是因为放弃旧信仰，而是新观念的启发和展现，那时来自牧师家庭的尼采成为无神论者，但是在这个自然而然的、本能的信仰中，尼采却感到越来越孤独，他是在瓦格纳和叔本华那里看到了新观念，“真正的尼采就从瓦格纳与叔本华的面具底下透显出来。”由此开始了他的“狮子时期”。“狮子时期”的尼采就是将面具背后的力量激发出来，而成为真正关乎生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尼采来说，面具无处不在，他的健康是他的第一道面具，他的病痛是第二道面具，面具背后的力量是如何发现并激发的？“经由疾病，他所看到的毋宁是关于健康的一种观点；而透过健康，则看到关于疾病的一种观点。”在德勒兹看来，对思想主体而言，疾病既非一种动机，也不是思想的对象，疾病涉及的是“同一个个体自身当中的一种隐蔽的交互主体性”，也就是说，疾病意味着对健康进行评价，而健康也是对疾病的评价，这便是尼采所说的“整体健康”，它是一个个不同的“小我”之间微妙的权力和评价关系，当这些不同的我隐藏在面具后面，它必然表现出另一种性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生命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不相信有一个大我统一体的尼采便在“隐蔽的交互主体性”中完成了“翻转”，完成了“视角的位移”，而这种翻转、视角位移的方法论也成为他价值蜕变的最根本之处。由此，从大我的统一体到小我的交互主体，尼采建立了永恒回归的法则：“回归正是生成中的存有、多中的一、偶然当中的必然。”《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就是价值蜕变的武器，它们以否定来服务于一种更高的肯定，也因此，尼采完成了第三个变形：从狮子生成了一个孩子。
| 编号：B83·2201215·1723 |
尼采的生平构筑了三个变形的轨迹，这是关于批判、重建和价值蜕变的一种维度，而尼采的哲学是更为革命的“变形记”：当他将大我变成隐蔽的交互主体，当他在面具之后看见“整体健康”，当他发现并激活了生命和思想的力量，永恒回归作为蜕变价值的法则，尼采到底在批判什么？他杀死的上帝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其实就需要回到问题的起点：哲学是什么？哲学家是什么？尼采的文本里涉及到不同的哲学家，他们是《论道德的谱系》中“戴上面具的哲学家”：“哲学精神永远都是开始于对自身的乔装及掩饰，借用早先形成的沉思者类型，无论是祭司、预言家，还是普通的宗教人士，也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这么做只是为了成为可能的；长期以来，哲学家利用禁欲的理念作为其外表及存在的条件，为了做哲学家，他被迫表现出这样的理念；为了表现这样的理念，他被迫相信它。”是《瞧！这个人》中的批判哲学家，“我不树立新的偶像；旧偶像因此知道立足在黏土的双脚上的代价为何！”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中“不合时宜的哲学家”：“……不合时宜地行动，也就是说反抗时代，并如此在时代之上，以利于（我如此希望）一个将要到来的时代。”是《权力意志》中的生理学家及医生：“在整个精神的发展当中，所涉及的或许只是身体而已：精神的发展在于使我们有感于一个更高等身体的形成。”是《善恶的彼岸》中的“立法者哲学家”：“对他们而言，‘知识’是创造，他们的作品涉及立法，他们的真理意志就是权力意志。”
“哲学家是什么”，尼采在不同的文本中寻找答案，他的寻找在德勒兹看来，就是因为哲学家和哲学在尼采看来已经在历史中退化了，已经转身对抗自身，已经“任其面具左右自己的方式发展”。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的秘密已经丧失了，他们躲在面具之后谈论的是德行、禁欲主义、对智慧的爱，哲学家不再是生理学家或医生而变成了形而上学家，哲学家不再是诗人而是“公立教授”，“他自称臣服于真实及理性的要求；不过在理性的要求之下，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力量，如国家、宗教、主流价值。”而在苏格拉底那里，生命变成了需要受到审判、度量以及限制的东西，包括真善美都成为一种度量、一种限制，一种高等价值的命名，“在苏格拉底身上，出现了一种自愿地及巧妙地臣服的哲学家类型。”而在后苏格拉底时代，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成为了一种骗术，“辩证法是促使我们重获被异化属性的技艺。”
哲学家已经和哲学一起在历史中退化了，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家是艺术家，是医生，是立法者，而哲学就是一种生命模式、思想模式，“生命激发思想，然后轮到思想肯定生命。”就是找到“躲藏在既有力量的面具之后”的力量，这种寻找在尼采那里就让哲学家成为不合时宜的人，“既非更加历史的、亦非更加永恒的：它应该是不合时宜的，永远不合时宜的。”但是，躲在既有力量的面具之后的力量，并不是在揭开面具时就会显露出来，历史已经证明了最奇特现象的发生：反动力量获得了胜利，否定取得了胜利——反动力量及否定意志的共同胜利，就是尼采称作“虚无主义”或者奴隶的胜利。在德勒兹看来，尼采心理学的重要发现就是指出了虚无主义获胜的几个阶段：它们是“反动成为某种感受的东西”的“怨恨，“它作用着以对抗任何主动的东西”；它们是“它们内化了过错，它们自称有罪，它们转身反对自己”的愧疚；它们是“弱者或反动生命所意欲的就是否定生命”的禁欲理想，“以颠倒的方式，虚无的意志只能容忍弱的、肢解的、反动的生命：与零相差无几的状态。”——怨恨、愧疚和禁欲，这些虚无主义对应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
针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尼采杀死了上帝，但是这同样包含着虚无主义，因为人杀死了上帝是“人意欲的是上帝死之后顺理成章的结果”，那就是人取而代之变成上帝，虚无主义不仅在，而且连形式都没有发生改变，人在虚无主义的沙漠中，所拥抱的知识高等价值所遗留之物：“反动力量及虚无意志的残余。”只有等到“最后的人与寻死的人”出现，等到“虚无的意志”和“意志的虚无”一切皆空，才能完成蜕变，“轮到虚无的意志转身对抗反动的力量，变成否定反动的生命本身的意志，并且启发人类主动自我毁灭的渴望。”从虚无 的意志到反抗的意志，就是重建意志的谱系，而意志在尼采看来，就是一种权力，“如同权力意志，权力不是意志所意欲的东西，权力是在意志当中意欲着什么的这个东西。”肯定和否定是权力意志的意质，“肯定是意志最高的权力。”肯定关涉的是地球，是生命，是多自身，“永恒的肯定……我永恒地是你的肯定！”要让肯定战胜否定，要让主动战胜反动，就必须进行蜕变，而这蜕变的形象便是狄奥尼索斯-雅莉安这个一分为二、肯定的肯定的神圣组合。
作为酒神，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演绎了和解的悲剧，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悲剧是酒神的合唱，它扩散开来，向外投射出一种日神意象的世界。”狄奥尼索斯和苏格拉底形成了对立的辩证，《悲剧的诞生》中说：“武装着三段论的鞭子，乐观的辩证法驱逐了悲剧音乐，亦即摧毁了悲剧的本质，它只能是酒神状态的一种象征性展现、一种象征性再现，它只能是音乐的一种可见化身，从酒神之醉中散发出来的梦之世界。”狄奥尼索斯和基督是一组宗教的矛盾，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十字架上的神是生命的诅咒，是摆脱生命的警告；被分尸的狄奥尼索斯是对生命的许诺，他将永恒地再生，从分裂的深渊中返回。”但是当狄奥尼索斯对着未婚妻雅莉安唱到：“你有小耳朵，你有我的耳朵/对它说一句明智之言！”这是尼采的《酒神颂》，你的小耳朵和我的小耳朵，共同听到了“明智之言”，他们完成了一种互补性，“多不再受一审判、生成不再受存有审判。而是存有和一努力丢去其意义；它们采取了新的意义。因为现在一表示多本身（一些碎片或片断）；存有表示生成本身。”而狄奥尼索斯和查拉图斯特拉又在考验意义上存在同源关系，“哦，查拉图斯特拉，你化身为将至者的影子吧；如此你将发号施令，如主人般前行。”
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和解，和苏格拉底对立，和基督矛盾，但是和雅莉安成为互补，和查拉图斯特拉成为同源，狄奥尼索斯的蜕变就是哲学和哲学家的蜕变，于是查拉图斯特拉看到了狄奥尼索斯式的超人，“我是雷的宣告者，我是从乌云上落下的沉沉雨滴；但是这个雷，它就是超人。”于是查拉图斯特拉给与了否定之外更高的肯定，“在所有的深渊里头，我带着我的肯定，它祝福……”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完成了永恒回归，“我现在要讲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这个作品的基本概念是永恒回归的想法，肯定之至高表述方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永恒回归的游戏如是说，尼采如是说：“存有之永恒肯定，我永恒地是你的肯定：因为我爱你，永恒！（《酒神颂》）”在德勒兹看来，尼采的秘密就是永恒的回归是选择性的，而且是双重选择性的：“我‘应该’以一种我欲求它永恒回归的方式来欲求它。”
价值在蜕变中回归，哲学在蜕变中立法，力量在蜕变中成为权力意志，生命在蜕变中永恒地肯定，当骆驼变成狮子，狮子变成孩子，完成三种变形的尼采却走向了他的疯狂，这疯狂是狄奥尼索斯的疯狂，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疯狂，是哲学家的疯狂？“对这些不可避免地被推向打破伦理的桎梏、宣布新法则的高等的人而言，当他们不是真的疯子，那么只剩下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变成疯子或假装疯狂……”否定之否定，肯定之肯定，疯狂的尼采以“整体的健康”揭开了最后的面具，在上帝之死后也宣布了自己的永恒回归：“在耶路撒冷，有着几所收容精神失常者的大型机构，接纳这些没能过关的圣徒、这些已然奉献出他们最后一颗理性种子的人。（《朝霞》，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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