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2117年的非典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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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得扭曲?先前是平缓的,是正规的,甚至是沉寂的,之后是猝然的,是爆发的,是令人恐慌的,先前和之后,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当时间突然之间变形,它甚至在自我迷失中变成了对于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讽刺。

这个变形而扭曲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1月20日。这一天,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这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这一天,武汉开始实行管控,市长呼吁:原则上,我们建议外面的人不要到武汉,武汉的市民没有特殊情况也不要出武汉;这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国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91例,累计报告疑似病例54例,死亡5例;这一天,钟南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型冠状病毒已明确人传人,医务人员和病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已出现相互传染……

而这一天,距离全体国人期盼的春节只有三天,不少人已经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他们或者就站在车站大厅的大屏幕前,在巴士客车的电视机下,在信息无处不在的手机里,得到关于疫情的最新消息,或者不安,或者恐慌,或者质疑。一方面是疫情的不断扩散,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春运人员流动,当1月20日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时间仿佛一下子改变了它最原始的状态,甚至变成了一种灰色的象征——而在1月20日之前,一切都是平静,甚至沉寂的,为什么时间会突然变形,会一下子扭曲?按照官方的解释,“检测手段加强是重要原因之一。”

时间的变形和扭曲,并非是关于疫情的消息开始铺天盖地,并非是关于检测的手段得到了加强,也并非是在坎坷的春运路上又多了一些惶恐,而是时间本身变成了一种虚构,它偏离了自己该有的轨道,它在非典型流转中制造了不安,甚至,它在消除了固有的属性之后完全变成了一种倒退。如果把1月20日看成是真正灰色的日子,那么在此前的时间完全藏匿在真相之后。在一〇年代结束的2019年12月30日,“武汉肺炎”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但是它并没有成为正式的消息,而是从坊间流出的一个“紧急通知”,这份通知显示,吴晗市部分医疗机构里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直到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才发布正式通报,据称当时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在这份通报中,官方用了“病情稳定可控”的措辞,之后武汉组织专家进行会诊,得出结论是病毒性肺炎,这是首次对于“武汉肺炎”的认知,“病毒性肺炎”的定性以及之后专家认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似乎让民众放下心来。

2020年1月3日、1月5日、1月11日,武汉是卫健委发布了三则通报,除了病例增加、出现死亡病例、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逐步开展之外,官方的口径依然是: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1月14日的第七则通报,出现了“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口径,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而此时,武汉肺炎已经走出了国门。此后通报的一个变化是少了那一句:“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虽然疫情还在扩散还在蔓延,但是直到1月19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依然局限在武汉。

此时,泰国、新加坡、日本都有确诊病例,而且这些病例都有去武汉的过往史,但是在国内只通报武汉疫情,无疑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些来过武汉而被感染的病例,在国外被检测出来,为什么在国内的其他地方没有纳入到检测中?一种扭曲而变形的时间便产生了:不是武汉之外没有相关病例,而是没有真正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或者是客观上没有加强相应的检测手段,或者是主观上想把疫情控制在理想范围,甚至里面还有一种阴谋论:把可能引起恐慌的信息藏着——这和“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的口径有着异曲同工的目的,但是,当1月20日再无法遮掩的时候,爆炸性信息便在变形而扭曲的时间里,成为另一波疫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自然会让人想起2003年的“非典”,网上一篇《非典十三年祭》似乎又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这篇副标题为“不说,并不代表遗忘”的文章写于2015年11月16日,为什么在非典爆发十三年后写这篇祭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遗忘的回顾中,我们该反思什么?2015年11月16日,作为一个时间点,刚好是中国出现第一例SARS病人的十三年纪念日,当出现第一例病人时,广州市和广东省一直没有发布员相关信息,其目的是不引起民众的恐慌,甚至在2003年2月之前,中国政府也没有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广东地区的疫情,2月10日之后,中国政府才将疫情通报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最初提供的数据之列出了广东省的发病状况,当时正值中国春运,这种“低调”的信息发布似乎是为了不让疫情引起恐慌,甚至在2月12日,中国足球队还和巴西足球队举行了友谊赛,双方战成0:0,现场有超过5万球迷观看了比赛。两天后的2月14日,媒体依然报道说疫情影响不大,甚至原定于2月18日在天河体育场举行的“2003年罗大佑广州演唱会”也并没有推迟。

低调发布信息,以免疫情引起恐慌,正是在这一思维的主导下,“非典”在之后便出现了爆发,而正是这种信息不透明的工作机制,使得2003年的非典疫情不断蔓延,中国政府和民众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教训,从2002年11月16日出现第一例,到2003年5月21日最后一名病人治愈出院,前后半年大陆感染数突破5000,其中349人死亡,到7月13日,由于全球非典患者、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本次非典过程才基本结束。“不说,并不代表遗忘”,而现在,当17年过去,对于信息的公开透明,似乎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初期的低调,甚至否定人传人,专家发表观点认为“可控可防”,完全是2003年的那种语调,甚至在初期网上出现了相反论调,也被冠以“谣言”。

17年前的那波疫情似乎还历历在目,甚至隔壁就出现了被纳入医学观察的案例,当时可谓人心惶惶。当几百人的生命被非典夺去,当相似的疫情再次爆发,回首而回到现实,似乎那种不确定的恐慌依然存在,而在这变形而扭曲的时间里,更大的恐慌不是对疾病本身,而是一种公开透明机制的缺失,就像“SARS”被在初期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一样,17年前和17年后,其对于公众信息的传播也在“非典型”状态下,从最初不会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再到确定人传人,以及1月20日开始的疫情检测加强而出现一种井喷状态,都意味着在这过程中,无论是防范水平还是信息公开机制,都是缺失的,而这种缺失带来的一个悖论:想要不引起恐慌,却必然引起更大的恐慌——据说之前强调可控可防的北大医生王广发也确认感染。

也许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被真正控制,也许死亡病例会小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许中国政府通过这一事件会积累更多的经验,但是在事关人命的疫情面前,千万不要再采取非典型传播方式,千万不要试图用掩盖的方式避免民众恐慌,也千万不要在遗忘中把惨痛的教训埋葬,否则祭奠的不止是对于生命的漠视,也是对整个体制权威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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