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1《资治通鉴（六）》：力争武功，非所当作

《资治通鉴》第六册记载了《晋纪十二》至《晋纪二十四》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317年丁丑，尽于公元370年庚午。

【斩缞居庐】

洛阳被攻破，晋愍帝被赐死，西晋灭亡的确是一件耻辱性事件，而西晋之后南渡的东晋王朝，亦处于乱世，它是不是会重蹈干宝所总结“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这一西晋灭亡的覆辙？

《晋纪十二》为东晋的开篇，当时的太守宋哲到达健康，称说奉晋愍帝的诏书，令丞相、琅琊王司马睿统摄万机，三月，司马睿患上素服避居于别室，举哀三天。这时候西阳王司马羕和官员、部属共同进上皇帝尊号，但是司马睿不肯即位；司马羕等人坚持请求，司马睿流着眼泪说：“孤，罪人也。诸贤见逼不已，当归琅邪耳！”之后传呼私人奴仆，准备让他们驾车返回封国；司马羕请求司马睿按照魏晋旧例，称晋王，司马睿才答应。辛卯，司马睿即晋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武，“备百官，立宗庙，建社稷”。到一年之后的三月癸丑，晋愍帝的死讯传到了健康，司马睿“斩缞居庐”，这时的他在百官奏请让他使用皇帝尊号，还是不同意，直到丙辰，司马睿才正式即帝位，从晋王变成了晋元帝。

为什么司马睿数次拒绝即帝位？一方面，司马睿对大臣们说“孤，罪人也”，这是他回顾自己的政治生命，认为的确在西晋灭亡中但有责任。司马睿十五岁时就袭封琅琊王，在八王之乱后期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在永嘉之乱爆发后，司马睿采纳王导的计谋，求取南下之机，并于永嘉元年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职移镇建康，在建康，司马睿在王导和王敦的辅佐下，优礼南北士族，消灭反抗势力，安置流亡，终得在江南立足，为东晋的延续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汉赵军重围长安的时候，在西晋军队兵疲粮竭之际，司马睿安于东南，始终拒绝派兵赴援，使得山穷水尽的愍帝被迫出降，所以他在西晋灭亡后慨然流涕，称自己是罪人。

另一方面，司马睿也预感到了自己作为东晋开国皇帝治理的艰难。而自己称帝开创东晋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也上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东晋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在建立过程中，以王导、王敦为首的琅邪王氏家族贡献最大，出现了“主弱臣强”的局面，司马睿其实被迫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军事上依靠王敦，时人也称为“王与马，共天下”。但是司马睿又不甘心受人摆布，他重用了刘隗、刁协、戴渊等人，推行以法御下、调整中枢、搜括户口、加强军权举措，企图排斥削弱王氏兄弟，振兴皇权。但是司马睿的这一想法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永昌元年，素有野心的王敦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攻入建康，杀死戴渊，司马睿最终被软禁。

面对王敦的控制与羞辱，司马睿感到极度痛苦，心力交瘁，最终在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己丑日“帝忧愤成疾”，最终病死在宫中。司马睿在高门大族的支持下登上帝位，又与这些大族矛盾重重，始终受制于大族，他在遗诏中还是无奈让王导辅政，《资治通鉴》对晋元帝的叙述是：“帝恭俭有馀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可以说，“君弱臣强”的格局影响了整个东晋乃至南朝的历史发展。

【晋室无政】

晋元帝忧愤成疾而死，之后是晋明帝司马绍，司马绍“帝明敏有机断，故能以弱制强，诛翦逆臣，克复大业”；晋明帝之后是晋成帝司马衍，司马衍五岁即位，由庾太后临朝称制，王导、庾亮辅政，事决于亮，后来苏峻、祖约以讨亮为名起兵反，第二年，峻攻陷建康，逼帝迁于石头城，之后由陶侃、温峤联军讨平苏峻，因国库空竭，无所兴革，对晋明帝的评价是：“帝幼冲嗣位，不亲庶政，及长，颇有勤俭之德。”晋成帝之后是晋康帝司马岳，司马岳在位只有短短三年；晋康帝之后是穆帝司马聃，“时穆帝方二岁，太后临朝称制。”晋穆帝在位期间东晋朝廷先后令褚裒、殷浩北伐，均未成功，永和十年，太尉、征西将军桓温北伐关中，大败前秦，桓温还消灭了在四川立国的成汉，并且于永和十二年夺回洛阳，虽然不久就因为粮运不继而撤退，东晋的版图仍然有所扩大，但是受制于恒温，也加速了东晋的覆灭。

司马光在评价晋明帝司马绍时就指出，当时的庾亮以外戚的身份辅佐朝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而卞敦位列方镇大元，兵粮充足，但是在朝廷倾覆之际，却坐观胜负，所以司马光认为这是罪大恶极的“人臣之罪”：“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录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晋国治国无方，在庾亮、卞敦和王导身上已经埋下了祸根。

【度德量力】

对于东晋王朝来说，偏安于一隅当然不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北伐便成为光复的使命，但是对于本身就摇摇欲坠的东晋来说，征兵讨伐当时已经具有根基的北方政权来说，是不是一种冒险？殷浩北伐已经小有功绩，当时朝野都认为中原指期可复，只有光禄大夫蔡谟提出反对意见，他对自己亲近的人就说过，胡人被消灭的确是应该庆贺的事，但是这将给朝廷带来更大的隐患，有人不解，蔡谟便解释说：“夫能顺天乘时济群生于艰难者，非上圣与英雄不能为也，自馀则莫若度德量力。”他强调了“度德量力”，而这在他看来就是顺应天意、掌握时机的表现，更是将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而反观当时的形势，“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财殚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忧及朝廷乎！”

为了北伐而财殚力竭，为了光复而智勇俱困，这绝非是“度德量力”的行为，而且是一种拖入深渊的冒险。在殷浩继续北伐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站出来予以阻止，他就是王羲之。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当初是殷浩慧眼识珠，他将名声不错的王羲之提升为护军将军，作为自己的辅佐，而在王羲之被擢升的时候，他就认为需“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所以他劝说殷浩不要和桓温制造隔阂，但是殷浩没有听从。这是王羲之对时局的一次正确判断，而在永和八年的时候，王羲之劝住殷浩北伐，殷浩还是不听，殷浩无功而返准备再次征讨，这时候王羲之便写信给殷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王羲之指出，“今以区区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争武功，非所当作。”他否定“力争武功”是当前最重要的事，而是提出这是忧患所在，“自顷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王羲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而且王羲之还进一步指出，“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所以对于东晋来说，需要的是官员引咎责躬，需要的是减免赋税徭役，需要的是与民更始。但是对于王羲之的这些建议，殷浩依然不听。

王羲之又写信给会稽王司马昱，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顾力有所不及，岂可不权轻重而处之也！”在他看来，“今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已，而所忧乃重于所喜。”所忧是什么？“功未可期，遗黎歼尽，劳役无时，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所以和蔡谟一样，他提出要度德量力，“愿殿下更垂三思，先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蹙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也。”他给出的建议就是先奠定不可战胜的根基，等到根基牢固、势力强大时再作图谋，也为时不完。但是司马昱没有采纳，而殷浩继续着自己的北伐，“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遯据仓垣。”当殷浩为了征集财物供军用为由而关闭了大学学生的学习，致使学校被废弃，这是不是蔡谟和王羲之所说“不度德量力”的一个例证？

【安独静退】

谢安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东山再起”的谢安历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吴兴太守，后入朝拜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晋简文帝逝后，谢安与王坦之挫败桓温篡位意图，桓温死后，他更与王彪之等共同辅政，并争取到镇守荆州的桓冲的合作。对于谢安来说，最著名的便是指挥“淝水之战”，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使晋室得以存续，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后来又乘胜派玄收复洛阳及徐、兖、青、司、豫、梁六州。谢安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他治国以儒、道互补，作为高门士族，能顾全大局，以谢氏家族利益服从于晋室利益，齐人王俭称其为“江左风流宰相。”后世多将他与王导并提，认为二人“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

在《资治通鉴》中，谢安出场于《晋纪二十三》，这是对他东山再起之前性情闲雅温和的描述，“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对他寄予三公和相辅的期望。但是谢安每次游览东山，总是让歌舞女伎跟随，当时的司徒司马昱听说后说：“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同乐必将和人同乐，只是时机未曾成熟，而当时谢安的妻子看到谢安“安独静退”，便对他说：“丈夫不如此也！”而谢安的回答是：“恐不免耳。”谢安的寓居山水，谢安的文籍自娱，谢安的东山之游，谢安的妓女自随，都是他“安独静退”的一种方式，就是不想重蹈兄弟们的覆辙。果然在他的弟弟谢万被废黜之后，谢安才有了仕进之志，那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从此在恒温手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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