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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4·1951030·0184 |
| 作者：（英）伯特兰·罗素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59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元 | |
| 页数：150页 |
柏兰特·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政治参与者，他的政治抱负有一个转变过程，《社会改造原理》便是他在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后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写的哲学论著，他希望实现一种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这种颇有“乌托邦”思想却有其积极性，正如他所提出的“男女们应该牺牲占有性来促进创造性”。本书为“西方学术译丛”之一。
最好的生活是造性的冲动占最大的地位而占有性的冲动占最小的地位。最好的制度是能够产生最大可能的创造性和最少的适合于保全自己的占有性的那些制度。
—-《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
无论是最好的生活，还是最好的制度，都是面向未来构建一种社会性体系，而这种面向未来的构建都是因为站在现时这个起点上。柏特兰·罗素写作这些讲稿的时间是1916年9月，当时世界正陷入在战争的漩涡中，谁会赢得战争谁会输掉战争都不明朗，但是罗素却从当时的这一迷茫情境中，分析了战争的本质，从而望见了“我们能够做的”未来任务，他在序言中就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建议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基础在于一种信仰，即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
基于信仰的政治哲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这也是罗素试图回答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当主体是“我们”，罗素无疑站在社会的整体性意义上来探究这种政治哲学的框架，在他看来，“我们”的最重要任务，也是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这个世界里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所认为好的和什么样的变革是我们所愿望的。”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和“最好的制度”，当战争爆发几乎让人们看不到希望，当死亡成为生命随时面临的困境，罗素认为，要想创造最好的生活，建立最好的制度，必须要让着社会体现两个“永远适用的总的原则”，一是：“个人和社会的生长和生活力要尽可能地加以促进。”这是彰显一种创造力；二是：“一个个人或一个社会的生长要尽可能地少侵害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社会。”所以需要尊敬或自由的原则。而要让这两个原则得到满足，他认为，必须要结合成一个整体，“纯粹是一国的运动，由于恐惧外来的危险，必然会遭到失败。”而这也是目前战争带来的现状：当每个国家各自为政想获得属于自己的权力，无疑会把社会变成一种割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个人的成长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无法具有创造力，都无法实现尊敬和自由的可能，只有成为一种整体，才能“涉及社会和世界的生活而并不牺牲我们的个性”。
要将国家和社会结合成一个整体，这种政治哲学是不是又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式，甚至是不是又是一种乌托邦？基于战争已经带来了灾难，罗素想要的是将这个文明世界从腐化中挽救出来，就需要根本的变革——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人生哲学，都需要在放弃各自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推进变革，才能影响未来。当他将这种变革构建在社会整体性意义之上的时候，却并没有忽视个体的存在意义，甚至他所构建的政治哲学就是基于个体的“生长原理”。他认为，从生长原理出发，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来源：冲动与愿望，但是愿望只是控制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有人在比较理性的情况下，在有思想的可能中，成为“比较自觉、明显和文明的部分”。但是真正控制大部分活动的则是冲动。
冲动，就是人类本性中偏于本能的那部分，就像孩子的奔跑和叫嚷，完全就是一种“直接冲动”，所以罗素认为，“冲动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它的范围大大超过于愿望。”冲动的范围超过了愿望，它的创造力也超过愿望，但是冲动在本是上是盲目的，甚至它就是战争来源。而提出冲动是行动的主要来源，罗素实际上是为了提出导致战争的盲目冲动的另一种冲动，那就是“反侵略冲动”，当侵略和反侵略成为一种对立关系，罗素的冲动创造力理论也随之被提了出来：冲动可以分为创造生命和创造死亡两类，战争的冲动导致的是死亡，所以它是创造死亡的冲动，而在其反面，则是造成生命的冲动，“如果它足够坚强，将会引导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战争。”
所以摆在面前的任务，不是抹杀冲动这一本能，也不是在战争的现实中削弱冲动，而是善于引导，将其变成生命和发展上去，而不是引向死亡和腐朽。所以放置战争并不仅仅靠所谓的理性，而是要有积极的、富有冲动和热情的生活，这才是人类的生长原理，而在这样的生长原理下，人类具有三种力量，只有在更好的社会制度下，爱、建设性的本能和生活的快乐才能成为一件普通的事，才能带来一种和谐的政治生活，才能建立更好的制度。运用生长原理，体现本能冲动，构建政治生活，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就是体现了一种冲动说，而他为了这个目的，划分为两种冲动：占有的和创造的，这是基于它们的目的不同而区分开来，而实际上目的本身就体现了冲动的本质：是不是为了一种私有财产？在这个标准之下，罗素认为，政治制度就能产生最好的生活和最坏的生活，“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数是建筑在创造的冲动上面，而最坏的生活大多数是由爱好占有所激发出来的。”爱好占有所激发的最坏的生活体现在国家、战争和财产上，而创造的冲动则体现在教育、婚姻和宗教上。
基于是否为了占有私有财产来划分冲动的类别，罗素的冲动论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而在政治主张上，他认为民族主会引起压迫和征服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而社会主义似乎只是偏重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所以也是对于冲动创造力的扼杀，所以罗素的政治哲学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更多的创造性的出路，更多的生活愉快的机会，更多的自愿的合作”，也就是在“少些非出于自愿的为他人的目标而服务”中体现冲动的创造性意义。他分析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国民集体权力的汇总”，一种权力是对内的，体现的形式是法律和警察，另一种则是对外的，体现的从事战争，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对内只是为了恐惧叛变，对外只是为了恐惧战败。”所以在他看来，国家的权力运用都是自私的，但是为了体现“更多的创造性的出路，更多的生活愉快的机会，更多的自愿的合作”，罗素认为，国家应做的事必须体现两个原则，一是：“在有些事情里，整个社会的幸福取决于几乎普遍地达到某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这些事例中，国家有权坚持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二是要防止不公平，所以国家除了维持秩序之外，还需要有积极的目标，那就是：“应该把积极的政治创造力愈来愈多地下放到为特殊目标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团体里去，使国家的地位成为一个联合的权力机关或仲裁的法庭。”
国家成为联合的权力机关，成为仲裁的法庭，体现的就是一种整体性构想，而遥想避免作为占有冲动的战争的爆发，就必须消除一种占有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罗素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一个国家有受到威胁的可能，“产生战争的基本事实在于人类中有一大部分人有一种爱斗争而不爱和好的冲动，只有在抵抗或攻击一个共同的敌人时，才能使他们跟别人合作。”在这样一种力量的悬殊中，占有的冲动就会被激发起来，所以如果全世界变成联盟，战争就可能被消灭，“这意味着，单就国家的军事机能来说，将来只能有一个国家，它将和整个世界一样大。”虽然遥远，但是罗素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在朝着这条路迈进的过程中，人们要高贵，要充满信仰，不要仇恨。
无论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还是战争来源于占有欲望，罗素似乎都将其看成是占有的冲动取代了创造的冲动，都视为一种财产的不公平，所以从社会上财产制度来看，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冲动：“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最后的考验。”罗斯认为，金钱崇拜居于具有很大的危害，它体现在工业制度、非配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方方面面，它的坏处是将消费者、生产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隔开来，“这三者中间没有一个跟社会或跟其他二个中间的任何一个有着相同的利益。”所以经济制度需要得到检验，检验的标准是：“看它能否让人的本能的发展不受阻碍。”而它的目标是将大大家的利益结合起来，甚至指挥工业者的利益跟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
分析了国家、战争和财产制度的本质，提出了解决占有冲动带来的后果，罗素似乎只是简单讲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利益的割裂化状态，正是因为割裂，所以国家拥有权力，正是因为割裂，国与国之间产生了矛盾进而导致了战争，正是因为割裂，产生了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威胁了社会的稳定。所以在解析了这三种占有冲动的表现形式之后，罗素又从教育、婚姻和宗教等方面阐述了其相反的那条路：激发创造性冲动，让本能渴望行动，让行动产生信仰。他认为教育应当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包含在社会改造的体系里，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平和自由的原则下进行社会改造，才能在权力中得到尊重，才能在思想发展中消除恐惧，“人类事业的创造的原理是希望，不是恐惧。”同样，对于婚姻和人口问题，在政治制度层面，罗素认为不是要增加人口，而是不要降低人口中最优秀的成分，“如果要使欧洲的民族不退化，如果使男女的关系能有过去最好的婚姻中所有的高度的幸福和固有的严肃性，那么一个新的制度是必要的。”所以要建立公平的评价体系，要完善公共利益的供给制度；在宗教方面，要建立一种独创性的道德，而抛弃服从性，要在本能、思想和精神三个方面来建立一种宗教生活，使其在协调中达到和谐，“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要把它变成天堂或地狱都在于我们。”
占有性冲动下的国家、战争和财产，创造性冲动下的教育、婚姻和宗教，罗素区分了这两种冲动本能，他提出的完美政治哲学便是：“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数是建筑在创造的冲动上面，而最坏的生活大多数是由爱好占有所激发出来的。”仅仅从冲动出发分析战争，仅仅从创造出发构建社会整体，罗素无疑并没有真正触及深层次的原因，而这样简单的划分也难以建立真正文明世界，甚至这种改造在太多的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观念里，也只是变成一种幼稚的空想主义。“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1916年的罗素其实在某种实用主义的框架下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似乎也感觉到“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的政治哲学难以实施，所以“不一定在他们生前能够实现”看上去变成了一种自我安慰，最后的罗素便也只能喟叹：“想依靠思想来赢得世界的人，应该准备在目前失去世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