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神学

编号:B55·1970301·0353
作者:(法)保尔·霍尔巴赫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2年4月第一版
定价:1.00元
页数:130页

其实,在霍尔巴赫的著作中很容易找到无神论的痕迹,尽管他是一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但他所作的一切都在净化宗教,还宗教最本质地理解,甚至在最大程度上努力把神学划归于真理。霍尔巴赫的这本“简明基督教辞典”就是向人们表达自己的宗教观以及宗教理想。所释条目中深含霍尔巴赫最直接的目的与丰富的文学性,比如“僧侣–是每个文明国家里的第一等级。”、“基督教—要是反对它,就得成为罪人,要是怀疑它的真实性,就得成为疯子。”


《袖珍神学》:上帝不能创造自身

【信仰】这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道德:人们称之为神学道德,因为他对圣仆有利。没有信仰就没有宗教,因而也就不能获救。它具有使人们浸沉于神圣的愚钝之中的力量,与这种愚钝同时产生的是信神的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

词条“信仰”,便是解释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一种基督教道德,也被称为神学道德,在信仰的作用下产生了宗教,宗教的意义在于获得拯救。无论是神学还是道德,无论是宗教还是拯救,似乎都在阐释信仰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句号结束,信仰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是“使人们浸沉于神圣的愚钝之中的力量”,并且和愚钝同时产生的还有一种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

一个条目,似乎就是用句号分开了两部分,而且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个是神学道德,一个是愚钝的力量,一种是产生了用以获救的宗教,而另一种则是对理性的深恶痛绝–一种对立就在同一词条下产生了,这是悖理还是同一?或者说,信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保尔·霍尔巴赫这两句看似矛盾和对立的阐述,指向的却是同一个概念,或者是同一种信仰:把信仰说成是一种神学道德,一种至高无上的基督教道德,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圣仆有利”,这是条件,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也正是在此条件下,信仰才会变成使人获救的宗教,而另一方面来说,因为对圣仆有利,信仰也便成为了人化的信仰,它在让人浸沉于神圣之中的时候,就可能成为一种愚钝的力量–既是神圣的又是愚钝的,最后就会既产生一种信神的顽固性,又变成对于不信神理性的深恶痛绝。

不管是顽固性还是深恶痛绝,关键取决于圣仆这个条件,也就是说,神圣和愚钝相结合的信仰,就会趋向于“信神的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的结果。从对立和矛盾趋向于一致和同一,霍尔巴赫建立条目就是为了阐述他的神学思想,而其实,当霍尔巴赫以“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这一作者的名义,以“袖珍神学”的书名编辑有关的条目,她本身就成为对立统一的象征物。作者和文本构筑了神学意义的世界,在“原序”中,这位化身神学硕士的作者对于这本辞典的定位是:“用了我们这本小辞典,都有可能就许多一直为大雾所笼罩的问题勇敢发言。”因为神学问题被“大雾”所笼罩,所以需要勇敢者来击破笼罩其上的大雾,而真正的目的是为神学正名,但是这个神学却又像“信仰”的条目一样是有条件的:“神学的真理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每个人都会看到:神学的真理的来龙去脉都是以僧侣为中心的。”神学的真理是以僧侣为中心的,也就是信仰里所说的“对圣仆有利”,所以当宗教的各部分相互支持,最后一系列的宗教真理结合在一起,最后宗教就是一种人化的宗教:“宗教为神学家们所创造,它仅仅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宗教是一个具有真正神圣性的体系,其巩固性是世界上什么东西也不能加以动摇的。”

而做出这样的“原序”,写出这本辞典的作者并不是所谓的“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而只是霍尔巴赫假借的一个名字,作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人物,霍尔巴赫的真正身份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的,不是自然界以外的造物主所创造的,所以上帝创造世界,只是一种神话;正是因为人和自然一样是客观存在,所以人都会死去,而神学所倡导的人死后灵魂还继续活着,在他看来则是一种极端荒谬的说法。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阐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在他看来,宗教是道德堕落的根源,教会只是为了麻痹在痛苦中呻吟的人民,才编造了许多谎言。《自然的体系》的作者或者才是霍尔巴赫的真实身份,而当他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假借“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来编辑这一本“神学辞典”,很明显就是用一种讽刺的手法,揭露宗教的虚伪性,而这种虚伪性的真正主体便是教会。

如果回到“信仰”这个条目,从那句阐释的话里找出其中的关键词,霍尔巴赫这种冒名式的讽刺和攻击风格更为具体和丰富。为什么信仰必须对圣仆有利?在《绪论》中,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说:“圣仆享有崇高的地位,普遍的崇拜,和不受惩罚的权利。他们常常以神的意志来为自己的个体行为辩解,神的意志似乎是从属于他们的。”因为圣仆具有崇高的地位,具有普遍的崇拜,具有不受惩罚的权利,所以他们常常代替神的意志,或者说就是神的意志;和圣仆一样的是僧侣,《绪论》中说,“没有宗教和僧侣,人民将会怎样呢?毫无疑问,他们会注定灭亡–他们会失去献祭、寺院、赎罪、忏悔、圣餐、所有重要的仪式和有意义的礼节。”所以只要拥有信仰的头巾,只要戴上爱的斗篷,一般的基督徒就“不会发现圣仆有什么可指责的行为”,因为信仰的头巾可以看不见僧侣的恶心,爱的斗篷可以掩盖他们的行为。和圣仆和僧侣一样,和教会相关的神职人员和具有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教父是什么?教父是神圣的幻想家,是给信徒做了许多伟大推论、奇异教条和渊博解释的人;教士则是:“在在世上所有宗教里,这就是上帝的选民。”由此,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妻子”,用比喻的说法是:“她把年轻老实的丈夫管得服服贴贴。丈夫只求家庭和睦,什么也不过问,而且百依百顺。实际上,妻子不是一个温柔妇人。她有时对自己的孩子极端严厉,如果爸爸敢开口,那他是决不同意这样严厉的。”

当霍尔巴赫把虚伪性指向教会,实际上在教会名义下的宗教、信仰和神学都具有了虚伪性。什么是上帝?上帝“是僧侣的同义语”,是“神学事务的经理”,是“僧侣的老管家”,是“供应圣罩的全权代办”,所以上帝的话就是教士的话,上帝的意志就是圣仆的意志,“一旦用教士一词来代替上帝,神学就会变成最简单的一门科学了。由此可见,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不信神者;因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否定僧侣的存在吗?僧侣们给人的感觉太好了。”正是这种等同化,宗教便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而基督教道德便是“做一个信神的人”,每天就是祷告、信仰和买年聚会,它和世俗道德形成了差别,世俗道德要求“正直,积极,与人为善和善良的人”,所以基督教之外,任何道德在世界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这样的宗教和上帝基础上,这个世界的真正意义便是人化的世界,“创造世界”的条目如此阐述:“是万能的上帝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既然上帝的话就是教士的话,上帝的意志便是圣仆的意志,那么“教会像最高主宰一样具有创造能力”–是人创造了神,而这样的人不是普通的人,不是普通的教徒,而是圣仆、僧侣、教士在内的神学家,神学家创造了神,“因此,我们坚信,神的理性变成了人,以便把知识之光带给人们,主要的是,告诉他们:神的理性把他们制成非理性的生物;他们的僧侣永远是正确的。”

因为神学家就是上帝,所以神学家才是真正的造物主,他们的创造一方面的目标是神,所以神学家的神圣力量就成为了神的理性,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人,而在神的理性中,人的理性被取消了,因为他们会导致愚钝,会产生不信神的理性,所以在神学家“神的理性”中,人就变成非理性的生物。正是这种将神学等同于神学家神学的逻辑,所以辞典里的宗教就成为和“欺骗性的伪宗教”进行斗争的真宗教,“欺骗性的伪宗教与来自上帝的宗教,分享着生动深刻地感化人们头脑的权利。”当人们在敬畏和希望之间踌躇,信教的人需要的就是圣仆的精神救助,也就是用圣仆的神圣力量化为的宗教去救赎他们,于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僧侣便成为了“国家中的第一等级”,“获得了支配其他人的权利,博得了最大的荣誉,取得了巨大的财富,使自己的权力甚至凌驾于国王的权力之上。”

这是一个相互转化的关系,其根源在于上帝的僧侣化,在于信仰的圣仆化,在于宗教的教会化,而“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为整个世界建立了一个体系,在“万能”条目中,他说,上帝具有独有的、不管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的本领,但是上帝的万能性也能制造恶魔,制造恶魔的意义是希望恶魔扰乱他的意愿,“因为担心他那时将无事可做,而主要是害伯那时僧侣将成为世上所不需要的。”上帝制造了一个对立面,是因为“上帝不能创造自身”,是因为“天主教教士们比上帝更有能力”,由此成为一个万能者,它在为僧侣保留一个位置的时候制造了魔鬼,从而在僧侣创造世界的时候将那些伪宗教排除在外,使人们不至于产生愚钝,不至于被魔鬼所劫持。

保尔·霍尔巴赫:建构便是解构

所以在这个逻辑里,上帝对面的魔鬼是为了证明其愚钝,是为了产生信教的顽固性,当然是为了对不信教的理性“深恶痛绝”。所以在这样一种宗教体系里,就不会有人的理性,就不会有科学,就不会有情欲,就不会有感觉,甚至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科学是什么?按照辞典的条目解释便是:“这个有害的东西最好从每个基督教国家中除掉。被科学充满的人爬不进天堂的窄门。只有关于救度的科学是必要的;它很容易掌握,只要听僧侣摆布就行了。”理性是什么?条目的解释是:“理性 在世界上对于理性的生物来说没有比理性再有害的东西了。上帝注定谁要受来世惩罚,就给他理性;上帝要想拯救谁或使之有利于教会,就仁慈地剥夺他的理性。打倒理性!这是宗教的基础。如果宗教合乎理性,如果它有说服力,那末,信仰将会怎样呢?此外,理性的呼声也是应该倾听的,如果它偶尔与教会的利益没有分歧的话。”什么是自然界?自然界的条目说:“是贤明的、全能的、完美的上帝的绝妙创造物。但是它败坏了。上帝容许它败坏以便借以解闷和发泄怒气,因为他需要消遣。况且,如果在这个建筑里不需要经常整顿整顿,那末,神学家和他本人就无事可做了。”什么是人?人的条目是这样解释的:“按通常的定义,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用两足行走,能感觉、思想和判断。但是,在福昔书和让,雅克·卢梭看来,人不应该感觉、思想和判断;甚至应该匍伏而行,好让教士轻快地骑在他身上。”

科学、理性、人,这些都在这样一种神学体系里,变成了神圣、道德的对立面,所以当霍尔巴赫用“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的名义阐释这些词条的时候,就是用讽刺的方式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揭露了信仰的欺骗性,揭露了教会的丑陋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学、上帝、宗教和信仰都变成了一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则是霍尔巴赫对于哲学的全面批判。他在“绪论”中指出了编辑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只要使你们的思想如此地明确和简化一下,你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宗教体系是什么。”这个体系是什么?从部分此条里可以看到它的面目:“基督教”里,他说,这是一个宗教体系,它是由“柏拉图和圣保罗发明的”,后来经过神甫、宗教会议、注释者使之不断完善的,也就是说,柏拉图和圣保罗发明的,圣保罗指向的是教会,而柏拉图则指向哲学,但他的哲学是教会意义的哲学:“柏拉图是雅典的哲学家和基督教会之父。”因为教会一句话没有说,就把他列入自己的教历,所以教会的许多教条、信条,不算伟大的圣礼,都应归功于他,比如“三位一体”,它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奥秘,“这是基督徒从柏拉图那里弄来的,并且成了我们神圣宗教的信条。”而“创造世界”就是柏拉图的逻各斯,“也是我们的神学家用以制造神,如果愿意的话,制造人的东西。”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忠于智慧和健全理智的人”,但是正因为柏拉图制造了这个体系,所以哲学家变成了坏蛋、贼和骗子–在“不信神的理性”中被上帝唾弃。

上帝不能创造自身,所以神学家创造了上帝创造了宗教创造了神的理性,所以与之相对的科学、理性、情欲、人和哲学家,都变成了堕落的根源,都变成了需要拯救的东西,而拯救唯有一条路,那就是拥有信教的顽固性,就是要相信教会,相信僧侣、圣仆、教士,因为,“他们是天国的主人,他们有开天门的钥匙,只有他们认识通往天国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嬉笑怒骂之中,建构便是解构,神圣便是愚钝,信教便是怀疑和否定,“我们唯一所需要的,这就是获救。”

爱  从它蒙上不洁之时起,就成了一种在天性支配下一性对另一性的万恶欲念。基督教的上帝是严以律己的,他不容许在爱的问题上开玩笑。如果不发生原罪,人们也许会没有爱而生殖,妇女也许会用耳朵生产。

安息日 是献给主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应当聆听教士们的明哲说教,参加他们主持的仪式,同他们一道歌唱圣诗,从而使他们心满意足,然后再到酒馆里畅饮。

暴君 用普通人的语言来说,这是压迫社会而不是治理社会的国王。用宗教的语言来说,这是不按照僧侣的指示思考,不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大胆抗拒与国家福利相矛盾的神圣意志的国王。僧侣的神圣权利高于国家的利益。

鞭挞 是最完美的基督徒为了禁绝自己的肉欲,为了使自己的精神愉快,使仁慈的上帝开心而采取的神圣的救度手段。每当把鞭痕纵横的背脊或者屁股给上帝看时,他总是莞尔而笑的。

不变性 上帝是不变的,尽管我们在他留下的公文中发现他不止一次改变自己的意图,背叛朋友,甚至宗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破坏他的不变性,就象一切不能破坏他的教土们的不变性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自己愚弄俗人的坚决意图。

不谬性  是神赐给教会的唯一特权。

不死 是我们的灵魂的固有特性。

不朽性  上帝亲自向教会许下诺言:将使教会永葆魅力,永不衰老,不颠三倒四,地狱的大门不能制服它。

大洪水  是上帝对人类的慈父般的感化。上帝当时没有预见到人的凶残,后悔造出的人如此之坏,并且为了使他们改邪归正,决定把他们淹死。大家知道,这有了很好的后果。

大脑  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完全没有大脑,不然就是有个发育不良的大脑。

道成肉身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相信:充满整个宇宙的神,会经缩成一团,装进一个犹太人的躯壳里。然而这种变化使他不很愉快;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再回到这个容器里去了。如果谁愿意弄清楚这个说不出的奥秘,那么请看—一看我们在下面所引的圣歌。

犯罪 宗教认为有害社会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有害僧侣的行为是犯罪。最大的罪是缺乏信仰,即不信僧侣,力求穷根究底。

风 是神圣的巫师为了让基督徒有机会来坐圣彼得的船,而以高价卖给他们的珍贵货物。僧侣出售的风常常引起风暴,这是为了验证《圣经》上的一句话:种风者必得风暴。

感官 好基督徒不应该信赖自己的感官,因为它们会使他误入迷途。他只应该信任僧侣的感官,因为僧侣的感官比凡人的感官细致得多,特别是当谈到俗人丝毫不懂的宗教秩序问题时。

公墓 是一块圣洁的土地。那里,直到死人复活为止,教会准许自己刚死的孩子在露天之下腐烂,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买得在庙堂里腐烂和传染活人的权利。由于富人进不了天国,所以在等待最后审判时,他们花钱买一块好的安葬之地,是公平合理的。

故事 世上一切宗教所讲的东西不外是儿童故事。只有《圣经》的故事从头到尾真实不虚。谁不想永远陷入火坑,就让他对此深信不疑吧!

好色 是一种大恶。上帝对此连听也是不愿的。教土和僧侣由于恃殊恩宠不受限制,在需要的时候,神恩降临于他们。淫荡的僧侣是自然界没有的、无法想象的生物。大家知道,教土过淫佚生活是不受禁止的。

基督徒 是上帝的羔羊,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心悦诚服地坚信僧侣提示给他们的那些不可置信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远不去思考它们。

教父 是神圣的幻想家,会给信徒作了许多伟大的推论,奇异的教条和渊博的解释。关于这些东西,是禁止诉诸健全理智的。

教会 是耶稣基督的妻子。她把年轻老实的丈夫管得服服贴贴。丈夫只求家庭和睦,什么也不过问,而且百依百顺。实际上,妻子不是一个温柔妇人。她有时对自己的孩子极端严厉,如果爸爸敢开口,那他是决不同意这样严厉的。、

教士 在世上所有宗教里,这就是上帝的选民。

结婚 是不完美的状态,但教会认为它是一种圣礼。结婚只有一个好的方面:它是僧侣的一个很肥的收入项目。因此,巧妙地想出各种办法为结婚设置障碍,直至捞到一笔钱,才加以撤除。

禁绝肉欲 达有一整套狡猾的办法。虔诚的基督徒用这套办法慢慢折磨自己,或使自己的生活难以忍受。显然,善良的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和健康,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慢慢毁灭它们。一下子杀死自己,是严格禁止的;否则,就剥夺了上帝饱看我们受难的乐趣。

科学 这个有害的东西最好从每个基督教国家中除掉。被科学充满的人爬不进天堂的窄门。只有关于救度的科学是必要的;它很容易掌握,只要听僧侣摆布就行了。

恐惧 是一切超智慧的开端。–当理智被恐惧所笼罩,它就永远不起作用了。懦夫对教会最为有用。如果人类变得勇敢坚强,僧侣就会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

理性 在世界上对于理性的生物来说没有比理性再有害的东西了。上帝注定谁要受来世惩罚,就给他理性;上帝要想拯救谁或使之有利于教会,就仁慈地剥夺他的理性。打倒理性!这是宗教的基础。

立誓 是一种隆重的礼节。在立誓时,十五岁的男孩或女孩向上帝许愿:终生做无益于社会的人;坚决执行折磨自己的决定,至死不移。

良心 是我们内心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普通人的良心是由理性支配的,基督徒的良心则是由信仰、热忱和对神甫的恭顺支配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虔信者的良心常常驱使他成为笨蛋,甚至使社会混乱不堪。

灵魂 是以神秘不解的方式来影响我们肉体的神秘不解的实体。我们对于它只有一个淡薄的概念。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这种实体是精神的。

盲目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总是盲目的;它与头脑简单的人的信仰是一致的。它要求:天主教徒蒙着眼睛跟神甫老爷走,新教徒跟新教牧师走,伊斯兰教徒则跟穆斯林走。

梦 基督教禁止我们相信梦,虽然《旧约》中赋予梦以很大意义。可是它允许我们相信幻想,如果我们不信教土的幻想,神圣的教会就要大发雷霆。

弥撒 是一套有魔力的仪式,用漂亮的拉丁语做的祷告和用高脚杯玩的把戏。只有教士才有权玩这些把戏。弥撒的任务就是使上帝回忆他儿子的死:就是景仰上帝的善良和他的神圣公义。

魔鬼 是天庭的首相,教会借以进行工作的杠杆。上帝一句话就能使他化为乌有,然而他禁忌这样做: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蠢事记在魔鬼的账上。

女人 基督敌对于漂亮女人们是非常厌恶的;必须是难看的和渐入老境的,才能博得它的青睐。凡不能诱惑社会的妇女都是上帝所喜爱的,也是合乎僧侣的心意的;虔诚的傻女人忠诚老实地以其神圣的谤语,神圣的倾轧,神圣的唠叨,而主要是以其对一点也不懂得的事情的愚忠,来为宗教,为接受忏悔的神甫,为低级教区教士服务。

譬喻 是不愿对听众过分明显说话的圣灵所采用的暗示方式。大概他是存心让神学家有机会显示其深谋远虑和聪明机智。

贫穷 在基督教中我们处处都可以遇到赤贫的现象。耶稣基督是一位穷神,甚至是一位赤贫的神;他的使徒是赤贫的一伙;主教们是赤贫的圣者;修道士们许下甘贫的宏愿;僧侣们用贫乏的谎书来维持会众;赤贫的小人们相信僧侣,给予丰富的捐献。

奇迹 是超自然的现象,也就是与不变之神加给自然界的英明规律相矛盾的现象。如果有信仰,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奇迹。

启蒙 教会不需要启蒙,因为它的神圣奠基者就是无知之徒。

启示 是神的意志的表示。全能的神亲自对那些不会向我们泄密的人作启示。

情欲 这个词也许在非礼勿听的耳朵里是个不十分体面的词,但由于它是一个神学术语,因而就十分体面了。这个词表达人类对于可以使它得到快乐的一切的爱好,这种爱好是在亚当陷于罪恶之后,为人类所获得的。

确实性 在宗教上,确实性建筑于这样的信念:受过登极涂油零的圣人自己既不可能犯错误,也不会使我们走入迷途。

人 按通常的定义,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用两足行走,能感觉、思想和判断。但是,在福昔书和让,雅克·卢梭看来,人不应该感觉、思想和判断;甚至应该匍伏而行,好让教士轻快地骑在他身上。

人道 是一种世俗美德。如果你希望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必须在自身中消灭它。

忍耐 是全人类和基督徒的美德。这就是忍受我们不能和不敢预先防止的灾难。上帝给了僧侣一个任务,即考验那些通常表现得专横和易于失去耐性的国王的耐性。

肉体 它永远是与精神相对的。禁绝肉欲,这是保持精神愉快的可靠办法。肉体的享乐就是淫佚。

三位一体 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奥秘。这是基督徒从柏拉图那里弄来的,并且成了我们神圣宗教的信条。

上帝 是僧侣的同义语,或者是神学事务的经理,僧侣的老管家,供应圣罩的全权代办(如果乐意这样称呼的话)。上帝的话就是教士的话;上帝的王国就是僧侣的停尸室;上帝的意志就是圣仆的意志。侮辱上帝就是侮辱僧侣。当人们说上帝震怒的时候,这意味着教士的肝脏出了毛病。一旦用教士一词来代替上帝,神学就会变成最简单的一门科学了。由此可见,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不信神者;因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否定僧侣的存在吗?僧侣们给人的感觉太好了。

蛇 过去蛇会说人话。蛇会经诱惑人类的老祖母。现在许多蛇勾引和诱惑她的小孙女,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能讲话了。上帝的仆役必须灵巧象蛇,而俗人对他们则必须驯良象鸽子,温驯象羔羊。

神学 是意义深奥和神圣的科学。它使我们习惯于议论我们不懂的东西,使我们失去关于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的明确观念。

圣餐 是教会的午饭,备有几块相当薄的肉片,达给基督徒吃正合适,但对于那些信仰薄弱的人来说,是难以消化的。

《圣经》 是一部天启圣书,其中包括全部基督教徒须知及其行为准则。禁止俗人阅读该书是非常合理的;上帝的话也许会损害他们,最好让教士念给他们听;只有僧侣生有健强的胃来消化该书的内容;而俗人应当满足经教土消化以后而得的产品。

圣母 是圣子的母亲,教会的婆婆。她在精神上受上帝—父亲的保祐。因为上帝是纯粹的灵魂,他不和她结婚。很清楚,结婚是需要肉体的。

十字架 是得救的信号和旗帜。达就是两根交叉着的棍儿,象一个绞架,上面悬着上帝。主的仆役,如让·德桑托缪尔,成功利用十字架屠杀了前来抢劫他们的葡萄园的流氓。背十字架意味着陷在圣忧之中,意味着使自己忍受苦难;在别人碰不到好运时,就建议他们忍受苦难,以便帮助他们进入天堂。

世界秩序 是世界上的完善制度。凡戴着信仰的眼镜去看大自然的人,都有幸见到它。这种眼镜掩盖了宇宙的所有缺点。

弑神 是犹太人所犯的罪。他们把上帝处死,并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个诱他们入围套、随后又责罚他们落入圈套的棕黄头发的犹太人。

说不出的东西 神的所有特性是说不出的,即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界限。既然教土只从事考究神的特性的工作,那末,善良的基督徒就该认为,教士的确知其所以然;对于教士来说是最简单的东西,对于凡人来说就是说不出的东西。

探究  对于善良的天主教徒来说,最大的罪就是想探究自称不犯错误的僧侣所说的话。新教徒是允许作这种探究的,因为他的僧侣不认为自己不犯错误,不过有个条件,即要他在探究之后得出结论:新教僧侣是永远不犯错误的。

天父 是圣家庭的家主。如果《圣书》的确是他口违的&–达可能是有问题的–,那末,他一定非常年老了。

天堂 是神的住所,有人说在南半球某处,有人说在九霄之上。

涂圣油 是一种圣礼,对于引起垂死者的恐怖极为有用。这种圣礼就是在准备出发到彼岸世界的人的脚跟上涂油。

完美 在基督教中这就是:诚心祈祷,持戒苦修,沉溺于无聊的幻想过神鹰的生活。完美的基督徒认定自己有义务成为这个世界上毫无用处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不过是到那个世界的过道而已。俗人生存,只是为了咬紧牙关眼看着僧侣靠他们吃得饱饱的。

无 一般认为,无就是我们无法确定的东西,它没有任何我们所能判断的性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精神存在物是什么?没有容量、颜色、形状的非物质实体是什么?天使是什么?魔鬼是什么?的确,我们的问题无法解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奥秘。

无限性 凡是没有止境的,或者不知其止境的事物都是无限的。上帝是无限的,即神学家并不确知他的特性的界限。僧侣跟上帝共同具有无限性;前者跟后者一样,无限英明,无限强大,受到无限纯朴的基督徒的无限崇拜。

无知 是信仰的第一个前提,因此教会非常重视。从俗人不显出无知时起,信仰就逐渐淡薄,对邻人的爱就逐渐失去热气,而僧侣的声价也就一落千丈了。

先见之明 是神的属性。这种属性使他能如愿地预知人所做的蠢事。但是,他不想也不可能防止这些蠢事。

显灵 是奇怪的幻象。凡获得上帝所恩赐的不健全头脑、多疑和说谎的本领的人,能看到显灵。

新教徒  在这一品种中花色很多。一般说来,这些人有好使的头脑,有勇气反对教皇和他的那些不为新教僧侣所赞同的意见。但是,归根到底,这些基督教的两栖动物是不会伤人的儿童。……对于罗马来说,新教徒是异教徒,应受火刑;但他们能够得到安慰的是:他们在家中是最正统的,甚至可以焚烧别人,只要他们的僧侣垂青的话。如果说,新教徒不合上帝的心意,毫无疑问,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向其僧侣慷慨捐这是与异端相似的罪恶。

信徒 这就是舍己忘身,忠于上帝(即僧侣)而敌视世上一切其他人的基督徒。只有在国王自己忠于教会,即国王绝对服从僧侣的情况下,才能要求他们对国王忠诚。

信仰 这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道德:人们称之为神学道德,因为他对圣仆有利。没有信仰就没有宗教,因而也就不能获救。它具有使人们浸沉于神圣的愚钝之中的力量,与这种愚钝同时产生的是信神的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

形而上学 是非常重要和崇高的科学。它可以使任何人详尽知道感官不能理解的所有奇异事物。所有基督徒都是高深的形而上学者。没有一个织袜女工,不确凿知道什么是圣洁的灵、非物质的灵魂、天使,没有一个不清楚了解需要冥想真实的神恩。

亚当  是第一个人。上帝造了他这个十足的流氓。他为讨好老婆而尝了果子。他的后裔至今还不能消化这种果子。

耶稣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此事有几个蒙启迪的使徒和几个神圣的长舌妇作证,–至于整个耶路撒冶就不谈了,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看见。基督徒坚决相信,有朝一日他们将复活,即他们的非物质的灵魂和他们的肉体结合起来;每个人将在乱七八糟的自然界中找到自己的腐尸的碎块。

耶稣基督 过去上帝化此名周游犹太,在那里因拒绝道出自己的真名而被当作间谍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发生这幸福的事,人类就永远堕落,就没有神学,没有僧侣,而且法国也永远听不到Unigenitus(唯一诏书)。

异教徒  是与正统教徒想法不同,或者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别人承认共信仰是正统的那些教徒。

犹太  是一个笃信宗教和不毛的国家,大小和伊弗托王国相仿。它以惊人的奇迹为自己的统治者提供进款,达笔款项除去利未族的生活费,还相当于全欧洲的收入。

犹太人  是一个愉快的民族。上帝由于重视其高贵品质,会经对共发生由衷的爱慕,因而使共说了不少蠢话,做了不少蠢事。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自从犹太人把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只渴求烧烤过的犹太人;而宗教裁判所经常注意以这种材料作的肴馔来供奉他。

灾难 一切上天降给人类的灾难都是助长僧侣的声势的。当人们感到恐怖或者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变得特别虔信。

葬礼 是一种仪式。圣仆用自己的号啕之声使仪式具有悲悼的情调,这种情调之浓淡决定于他们所得劳动报酬之多少。

哲学家  是忠于智慧和健全理智的,因而是坏蛋、贼、骗子。

真理  有两个真理,一个是人的,另一个是神学的或神的,前者对僧侣毫无用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后者对他们有利,因为它是唯一正确的。

主教 象某些昆虫一样,没有雌性的帮助,就能再生自己,井繁殖共族类的神职人员,称为主教。

自然界 是贤明的、全能的、完美的上帝的绝妙创造物。但是它败坏了。上帝容许它败坏以便借以解闷和发泄怒气,因为他需要消遣。况且,如果在这个建筑里不需要经常整顿整顿,那末,神学家和他本人就无事可做了。

自杀  基督徒是不许侵害自己的生命,不准一下子杀死自己的。可是,丝毫也不禁止他慢性自杀。相反地,这种行为能得到大大的夸奖,而且逝世时还能散发着圣洁的香气;如果再能同时创造一、二十个奇迹,那末,甚至在教历上也可得到位置。

宗教  是上帝为了自己的教士有福,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发明的世界观和行为的学说。世界上有许多宗教,但是唯一真正的宗教是我们神甫的宗教。我们的神甫聪明绝顶,从来没有错误。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荒唐的迷信,如果有力量的话,最好把它们消灭。

微雨

编号:S28·1970226·0352
作者:李金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6年4月第二版
定价:6.60元
页数:194页

显然,李金发并不喜欢别人用什么主义来概括他的诗歌,他只想以自己的笔来改变自中国文学革命后诗界的无序状态。但后人仍以“象征主义诗人” 来对他进行定义,这位留学法国的诗人最直接地学习了波德莱尔的诗风,如《弃妇》、《死者》、《街头之青年工人》等,但这部1920——1922 年创作的诗歌集中很大篇幅是赠诗,送给那些女性。李金发善于挖掘鲜为人知的意象,同时对白话到新诗的成熟过渡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前半集多“之”,后半集多“的”即是一证。

诗经辨义

编号:S95·1970215·0351
作者:苏东天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2年4月第二版
定价:9.00元
页数:246页

由于诗歌具有的高度抽象性以及语言的多义性,我们的阅读就是进行不断的创造,经典的或不经典地,都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解说。《诗经》也不例外。苏东天怀疑式的治学态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认同,他认为象征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发端之作的《 诗经》,后世释之有百分之八十的误读,一代一代,害人匪浅,比如,《诗经》的产生与巫术有关,《关雎》是吟咏农业生产的诗作,等等。虽然如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定论的作品才可能是最伟大的。

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

编号:B86·1970213·0350
作者:(美)拉·莫阿卡宁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7.80元
页数:164页

拉·莫阿卡宁煞费苦心地寻找“东西方精神的对话”,而他找到的对话物是荣格的心理学与西藏佛教,两种不论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极其遥远的哲学形式,而莫阿卡宁在痛苦地寻找中仍然保持着自信:“将当代西方心理学体系与古代东方的精神修炼融合在一起是可能的,且受益匪浅,意义重大。”比如“治疗灵魂”,与从痛苦中解脱,比如神祈与原型。而最终莫阿卡宁得出的是一个带有更大普遍性的结论:“智慧是普遍的。”

符号帝国

编号:B83·1970213·0349
作者:(法)罗兰·巴尔特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2月第一版
定价:8.20元
页数:164页

就像罗兰·巴尔特的死亡结局一样,他的哲学一直充满着争议与对立。1980年的那辆卡车突然撞倒了这位法兰西学院教授,这种象征性的意外其实就事巴尔特自己潜心研究的符号学说的一种偶然实践,他生长在强大的符号帝国之中,并试图解释破译诸多的符号。此书是罗兰·巴尔特对日本式的东方智慧进行解构,目的只是“运用一线思想之光去探索那种符号上的歧义,而不是探究其他符号。”。


《符号帝国》:它创造出一种无言之境

正如在男扮女装的演员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形容词,谓语也被取消,那不是由于死亡逼近的那种庄严性所致;恰恰相反,那是由于死的意义的空无、作为一种意义的死亡变得空无意义所致。
《写出来的面孔》

图片之呈现是具体的:一个站着的男人穿着军装戴着法国军帽,胸前佩戴着日俄战争在旅顺击败俄国人时获得的勋章,左手握着诶地面支撑着直立的军刀,右手拿着一双白手套;一个女人穿着日本传统服装,站立在台阶前,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具体的图片,原载于《日本画册》,现在分列在书的第136页和137页之间。当图片成为具体的物,它指向的是真实的事件:1912年9月,日本明治天皇去世,作为日本将军的乃木和妻子决定以自杀的方式为天皇殉葬,这是他们在自杀前一天在同一个地方的留影。

当图片是具体的存在,当具体的物指向真实的历史,甚至当《日本画册》和一本书的第136页和137页以必然的方式呈现这一切,它所面向的是一个对象:它被谁看见?被看见而看见,变成了两种叙事,也就是说,物呈现在那里的时候是不是必须有一个观察者?物主动呈现在那里,它可能会是记录历史的一部分,也可能会被历史湮没;当主动呈现而被人看见的时候,这种主动性却变成了被动性,一个观看的主体介入进来了,然后开始描述,开始思考,开始提出疑问,甚至最后形成了关于这两张照片可能具有的意义–主动和被动,主体和客体,看见和被看见,在何种层面上必须选择前者,在何种情况下又必然会成为后者?

实际上,图片在一本画册里,在一本书的夹页里,甚至被拍摄下来,本身就趋向于第二种可能,那就是物需要被看见。在被看见的层面上,又具有了两种含义:一个是看见了照片并将其写入《符号帝国》之《写出来的面孔》的罗兰·巴特,另一个则是购买了这本书并在一个还有些寒意的初春世界打开来看见图片和罗兰·巴特描述、思考的阅读者。这里就会产生另一个疑问:书写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阅读?如果是,那么这样的阅读是不是在寻找意义?如果不是,书写的目的又在何处?在是和否之间,物又如何返回自身而具有不受书写和阅读等被看见者所定义的呈现?

罗兰·巴特的描述和思考,似乎已经带入了人所定义的呈现中,第136页和137页之间,是罗兰·巴特对于图片所做的一句注解:“他们将要死了,这一点他们都知道,这里却看不出来。”他们将要死了,是自然的呈现,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被看见而会发生的事件,这里是取消了观者的位置,是将物呈现在自我状态中,是“这一点他们都知道”的现实。但是后面一句却指向了一种主体性的思考中,“这里却看不出来。”为什么自然呈现的物不被看出来?对于这一句话,罗兰·巴特其实在文章中有过具体的阐述,他认为,乃木将军被自己花白的胡子、法国军帽和那副打扮掩盖着,“几乎一点也看不出面容”;但是,他的妻子的那张脸却一览无余–一览无余是应该没有任何疑问地被看见,但是正是一览无余取消了被掩盖着的语义:她是冷漠使然?是愚蠢而已?是尊严的写照?还是一种农妇之态?在连续发问之后,他反而找到了一种答案,那就是她像男扮女装的演员一样,使用一种一览无余取消了应该有的意义,没有形容词,没有谓语,没有庄严感,没有死亡的逼近,而是死亡以死亡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以无意义的方式成为意义,或者说,男性/女性、死亡/未死、意义/无意义之间的对立被取消了,她就是历史之物本身,就是瞬间定格的图本身,就是死亡本身,“死亡就是意义;她将和死亡同时消失;因此,如果这表现在她的面容上,那就无需再’提到’它了。”–这种无需“提到”的意义就是巴特注解中的“这里却看不出来”。

正是在这一章节里,巴特谈到了日本的戏剧脸谱,谈到了舞台演员,在他看来,日本的戏剧脸谱不是一种绘制出来的化装,而是书写,而演员的面部也不是在扮演女人或模仿女人,而是指代女人,正如马拉美所说,书写由“观念的姿态”构成,男扮女装就是一种姿态的呈现,在姿态的呈现中进行的书写成为指代,“它们把身体上的一切表现力加以清除:人们会说,由于成为符号,因而减弱了意义。”符号已经符号本身,所以乃木将军妻子的那种状态就是死亡的姿态,就是死亡的书写&–没有欣喜和恐惧的表情,没有冷漠、愚蠢、尊严或被定义的农妇之态,它抵达了和死亡一同存在的意义本身。当这种意义靠自身姿态而被书写,在巴特那里,就是没有了意义。在这里,巴特的用意很明显,作为物呈现自身姿态的书写是独立的,它和被描述被阅读的状态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巴特本身作为一个看见的主体,也像符号一样需要从书写中被清除,让物进入一种不可转译的境地,要让它成为“偶然事件”,要让它扬弃意义,要让它不被逻辑外加,要让它在不描写、不定义中成为事件本身,或者说,是让语言进入未知状态,让语言休止,让语言终结。

“它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日本,人体存在着,行动着,显示自己,坦裎自己,毫无歇斯底里症,毫无自恋癖,而是遵照着一种纯粹的性爱机能,尽管这种性爱机能有着一种微妙的间断性。”在巴特看来,在日本这个符号帝国里,能指符号超出了言语的范畴,使得符号能表现出它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微妙性,“尽管这种语言晦涩难懂,这些迷人的性质有时甚至就象是那种晦涩的结果。”日本的食物体现着活鲜鲜的特性,“呵,以佳肴美馔,庆贺春天的到来……”在这样的吟咏中,菜肴本身就是在一种书写状态中:做熟的米饭既是聚合在一起的,又是可以分开的,它体现着自然固有的矛盾性;日本的汤像一脉清泉,令人想到具有深厚生命力的东西;日本人使用的筷子是用夹住食物的方式表现其工具性意义,一方面夹取本身是指明了选中的东西,它是“把一种随意性、把某种程度的散漫而不是一种秩序引入食物的摄取过程中来”,另一方面,筷子的质料是木头和竹子,它里面有一种母性的气质,“这种准确、细致、十分小心的动作正是用来抱孩子的那种细心劲儿”,在一方面,筷子不蹂躏食物,而是将其慢慢挑开,在这一过程中重现发现质料本身具有的天然缝隙,所以比刀子更接近手指的作用。

食物,是对于自然、母性、身体的书写,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书写形式就是展现了日本符号中的无意义,食物是通过仅有的视觉像我们呈现,“吃的物质没有一颗宝贵的心,没有一种隐藏着的力,没有一种重要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意义,所以它成为“没有中心的菜肴”,它是一种“空洞”的书写:当厨师将鳗鱼裹上一层油,然后弄成中空而且有孔的小块,食物便进入到了带有悖论意义的境界中:它是纯粹中空的东西,他的空隙是为了提供营养品,而这反而更激起了食欲–至在这个过程中,制作者的厨师就是在书写,他不是将其看成一种完成了的商品,而是作为一种创作来看的,“因为它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这种创作结束的时候,它就枯竭了:是你在吃,但是,是他做的,是他写的,是他创造出的。”正是因为日本菜肴是一种书写,“这种动作刻写在一种将人、桌子和宇宙等级化的深广的空间中。”

日本的市中心形成的是一种环形领地,它是一种空洞的中心,保持着“迫使车辆交通永远要绕道而行”的持续性;它的街道没有标注的地址,只能通过一种“人种学”的实践活动来解释:“必须确定自己的位置,位置是通过书本、地址确定的”,从第一次参观开始就是在书写,而且这种书写就是地址为了建立自己的书写;花束、物品、树木、脸孔、花园,以及本文,都是一种包装物,它是一种框子的存在,在里面是每一个物品、每一个姿态,是最自由、最活动的东西,而它的四周,空无一物,这个过程就是在包装艺术、捆扎艺术中将包装弄空了,“它抛弃这件物品或受指内容”;文具店里提供的服务是“具有表意符号性质的书写形式”,在书写的持续自然状态中,不需要涂抹或重复,所以没有橡皮或涂改用具,没有受指内容的象征;日本的房子没有围墙,家具具有移动的特性,身处其中的人在这样一种解构状态中柑橘到自己无拘无束,“不管是我们从这里经过,从这里穿过去,还是坐在地板上(如果你把这副景象颠倒一下,那就是坐在天花板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你抓住。”

日本文化的这种书写方式在木偶剧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个木偶由身边的三个看得见的人围着、扶着、陪着,在表演的情境中出现了三种书写,一种是木偶本身,它是姿态的表现,就像舞台上的戏剧,“那是一出为自己感到害羞的戏”,就像位于京都二条城的志木台画廊,“不会找到更多的东西,不会有别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另外则是操纵者和配音者,他们施控的是动作和声音,他们将动作和声音诉诸视觉,在没有即兴表演中成为一种引文。木偶、操纵者和配音者,完成的是受制的动作、施控的动作和声音的动作三种书写,这三种书写既是独立的,也是交织的,“这种交织增加了书写内容,这不是凭借某种形而上的力量,而是依靠一种结合体(combi-natoire)的交互作用,这种结合体朝向戏剧的整个空间敞开:一个开头,另一个紧接在后面,毫不中断。”从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书写,而这种整体性的书写是一种解构了生命/无生命的背反,它是将崇拜物的身体转变为令人喜爱的身体,抛开对立,甚至建立了一种生命之物背后的概念:灵魂。

书写交织在一起,书写呈现整体性,它不隐藏什么,也不渲染表现手法,“它清除了演员表演中的一切神圣气味,并且摒弃了那种形而上的联系”,所以木偶没有操纵线,也没有隐喻,没有命运之神,“所以人也就不再是神灵手掌里的木偶,内心不再命令外表。”没有形而上学,没有隐喻,没有意义,在一种呈现自身的书写中,它就是回到了不描写、不定义、纯粹中空的自身之中,而这种符号学的运用充分体现在日本的俳句里。“春天的软风:/舟子嚼草梗。”“满月/在草席上/一棵松的树影。”“渔夫的屋里/干鱼的气味/和热。”几个词语,几个意象,一些情愫,像木偶戏的三种书写一样,既是独立的,也是交织的:独立中取消了描写和定义,“它是那个,它是如此,它是这样。说得更确切些,就是:这样!”它是词语的“偶然事件”,“我们从中认出一个没有来源的复制品,一个没有原因的事件,一个没有主体的回忆,一种没有凭借物的语言。”但是它们又是交织在那里,把事物迅速地、顽强地、成功地转变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表现出来,在反描写中具有对事物的醒悟。

一个是偶然事件的书写,一个是交织于其中的醒悟,而这正是符号帝国真正的符号能指:空。“词语之石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来:既没有波纹,也没有意义的流动。”它扬弃了意义,它架空了词语,它制止了语言,但是空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取消了主体,取消了神圣,取消了形而上学,它在语言被终止的时候抵达的是另一种状态:语言的前岸,即一种无言之境,这种无言之境不是不说,也不是说,而是取消了说与不说、支配事物本身的呈现,这便是禅宗里的“悟”。“当你走路时,要心满意足地走路。当你坐下来时,要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切记一句话:不要摆脱现状!”在走路即为走路、坐下即为坐下中,不摆脱现状,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发现荒谬,而是反对思考。于是,在这样一种空而悟的状态中,日本人自然的鞠躬,玩弹球戏的协调手势,喝可口可乐时随意打开的动作,都成为一种偶然事件,也都成为俳句的素材,成为“悟”的日常呈现。

空而悟,或者说空就是悟,是巴特所说的那种无需“提到”的意义,就是巴特注解于图片中的“这里却看不出来”,他认为,禅宗反对意义,俳句捕捉偶然,都是在解构逻辑,都是在破除执,都是在制止语言,“悟,不过是语言的一种没来由的中止,这种语言的空白推倒了符码对我们的统治,这是构成我们人格的那种内心吟诵的破毁”,在这里,对于禅宗和俳句的这种解读,其实是有一种西方式的背景存在,巴特认为,完美结构语言范式有四种,A、非A、既不是A也不是非A、A与非A,范式的一种制约就是需要建立一种意义,或者肯定,或者否定,而这些范式似乎都指向了真理,而禅宗破解了肯定和否定,就是制止语言的阐述意义,从而建立语言的无限性可能–俳句大师芭蕉写出了青蛙的鼓噪声,他不是希望我们从中沉浸于这样一种被描写的情境里,而是在语言终止中返身到一瞬间,从而无声的断裂处建立简洁和空灵,在流动中保持着永恒的书写。

很明显,在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的解读来说,巴特就是在寻找“书写与差异”,他对于日本这个符号帝国的解读完全是站在西方背景之下,“在思考东方的时候,能够讲出来的不是其他符号,不是另一种形而上学,也不是另一种智慧(尽管后者看起来会让人十分满意),而是符号系统的正常规范中可能出现的一种差异,一种变革,一种革命。”而差异性之呈现,却也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基础上的:东方的筷子体现着和谐,而西方的刀叉完全是对于食物的蹂躏;西方的城市体现着中心性,是一种呈现真理的场所;西方的戏剧用一种模仿构建了道德假象,它是将舞台变成神学场所中制造深度意义;西方诗歌中的隐喻和寓意成为一种语言的修辞学……真理、道德、神学、修辞、深度、意义,组成了具有中心和核心意义的西方语境,而这种语境在巴特看来就是一种语言的父权系统,它是自我迷恋的,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巴特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就我们自己的愚陋寡闻写一部历史,揭示出我们那种自我迷恋的愚昧性。”

而在日本这个符号帝国的启悟中,这个愚陋寡闻的历史似乎正被片段地书写,但是在东西方文化和符号的差异性关照中,巴特是不是在观者的身份中误读了符号帝国的书写?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符号帝国充满了巴特式的想象,他是在对于西方的“自我迷恋的愚昧性”批判中发现了那个遥远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成为“日本”的系统,“我不是恋恋不舍地把目光盯在东方的一种美质上,在我看来,东方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提供出一套特征,这套特征的操作活动–那种被创造出来的相互作用–我沉酣于一种前所未闻的符号系统的意念之中,这种符号系统与我们自己的符号系统截然不同。”所以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巴特是受到了保护,“免受愚蠢、粗鄙、虚荣、世俗、民族性、规范性等的骚扰”,他在这里得到了解脱。而且正如解构主义所说,差异性书写的意义是在于从一种裂隙中透过那道光,而且光就在那里,它呼唤着读者,呼唤着阅读者,日本这个遥远的国度,其存在的意义在巴特看来,就是这一种存在,“不管怎么说,作者从未拍摄过日本,情况相反:日本发出光华万道,耀目逼人;更甚的是,日本为他提供了一种写作的情境。”

巴特在遥远的国度里,摆脱了骚扰,得到了解脱,但是在语言终止的时候,他是不是创造了一种语言,在扬弃了意义的时候,他是不是阐述了意义?或者说,在让光华万道照进裂隙的时候,是不是他人为地安排了阅读者?回到乃木和妻子自杀的照片,回到“这里却看不出来”的疑问,其实巴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看见–自己的书写来看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某种悖论,一方面日本的书写过程是让符号出现,然后让符号撤退,在这个书写中,主体只是符号自身,但是一旦进入到阅读体系里,这个过程却呈现出相反的过程:符号撤退而被看见,于是符号出现而具有意义,而这个相反过程之形成,其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阅读者的人已经成为了书写者。

它不是还原,而是重新回到意义,回到中心,回到修辞,回到语言,回到意义,这一切都是因为巴特安排了另一个阅读者:如我的存在,只有阅读者存在,他的书写才有意义,所以他会在误读式的书写中说,日本人的身体与种类相联,体现着“从身体折射到身体”的秩序感,所以他认为日本人的眼神中没有道德层级属性,它不具有深层次的阅读体验,所以他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暴乱看成是一个个平淡无奇的句子,根除了推翻、根除、根除、拉曳、打桩等的句法组合,也就是说,它根本不具有暴力性意义,所以他认为日本人弹球戏中,从来不具有指向性明确的性意味……用语言来说出“无语言”,用隐喻的书写来书写无隐喻的符号,用意义来解构无意义,在悖论的世界里,巴特不是在呈现自身的书写里,他是在为自己、为读者提供另一种父权体系。

遥远的国度,其实就是巴特书写的符号帝国,而巴特的符号帝国,又成为被阅读的文本,当书写和阅读重新制造了差异,巴特说:“在这种情境中,作者的心灵出现某种迷乱,从前读过的东西顷刻倾覆,意义遭到撕碎,渐渐导致一种不可替代的空虚,造成震动,而客观物依然是有意味的,依然悦人心意。”于是,为了让客观之物依然悦人心意,合上第136页和137页的图片,关闭1912年的历史和死亡,让一本书成为一本书,“那就无需再’提到’它了……”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编号:B82·1970213·0348
作者:(德) 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7月第一版
定价:8.20元
页数:173页

尼采,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他以完整的哲学体系和极端的哲学观念树立了其感性的哲辩风格,而这册对古希腊哲学的微观介绍却是尼采最富理性的贡献之一,他对这个民族以及那个时代的哲学的把握用了一个“健康”的词来概括,并且指出:“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必须怎样开始从事哲学。”尼采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定位:“他们后代正值桀骜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不被那巧工编织而成地网詈缠住。”而这些人中包括尼采本人。

玛卓的爱情

编号:C28·1970101·0347
作者:北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8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332页

北村不是最先锋的作家,但他对生存尴尬的深入是独一无二的,这位对存在有较大怀疑的作家从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刁难,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化、乌托邦成为我们最难以摆脱的困境,不管是玛卓,还是孔成,以及孙权,都在一种可能的迷失中误入歧途。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伤逝》、《孔成得生活》、《 劫持者说》、《玛卓的爱情》等6篇。

歌德传

编号:Z21·1970101·0346 
作者:[德]汉斯·尤尔根·格尔森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2年11月第一版
定价:8.60元
页数:231页

作为一名世界文豪,歌德最大的贡献时发现了德意志文学中最深的主题,并推动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自信心。歌德以伟大的《浮士德》奠定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使自己成为“文化上的浮士德”。汉斯·尤尔根·格尔森作为德意志民族共和国的传统作家,对歌德的评价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 在《歌德传》中,作者对歌德的创作活动与社会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本书出版于1977年。


《歌德传》:现在开始了一个大同时代

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天才地完成的作品必须是未完成的!我们看到,如此清晰的一个浮土德形象出现在歌德的视界之中并冲破了个别一次巨大诗歌努力的范围。
《遗产:<浮土德>》

从1768年开始创作,到1832年停笔,长达12111行的诗剧《浮士德》是一部完成的作品,这部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的诗剧几乎贯穿了歌德的一生,甚至在1832年3月15日患上感冒之前,他还以全力以赴的精神为《浮士德》做最后的修饰。但是,《浮士德》又是未完成的,当1832年的感冒使歌德一病不起,七天后他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在离开人世之前,他对儿媳欧蒂丽说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来,我的小女儿,把小手递给我……”他那只垂死的右手却依然停留在空中,做出了最后的动作,像是在书写着什么–仿佛歌德的思想还在活动,仿佛他还在书写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直到最后静静地死去。

完成而未完成,当汉斯·尤尔根·格尔茨做出这个评价的时候,他指的不仅是作为文本的《浮士德》,更是赞誉歌德这位人道主义者具有的遗产意义。创作了64年的《浮士德》是歌德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这不诗剧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分析了三千年的历史,是为了探索人类历史的真正走向,而历史的走向是为了看见未来,所以格尔茨说:“它用各种概括的形象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表达了一种孕育着未来的,带有预测性质的思想内容,而只有在今天,由于我们能以实现这一思想内容,这内容才完全展现了它的丰富内涵。”预测一种未来,站在现实的位置上,则一定是完成而未完成的,而这个“冲破了个别一次巨大诗歌努力的范围”的剧作,在格尔茨看来,却是歌德实现解放之梦的序曲和前奏。

这种解放之梦是对于知识和充实生活的追求,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解放,从单一的文本到整体的时代,歌德就是把浮士德带入了人类学的框架里,“他想考虑完全放弃一个永恒的历史循环的概念;相反的,在他的理想中,他表述了可能摆脱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的对立的出路。”寻找出路,当然要指向那个未来,实现梦想,也必须突破历史的循环论创造一个时代,但是当格尔茨如此定义作为遗产的《浮士德》和歌德,作为当时东德的传记作者,他必然要把这份遗产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单纯作为一个人,美菲斯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其实代表着一种否定进步的力量,在没有神启的时代里,任何魔鬼不可能有自己的地位,只有将浮士德和这段悲剧的历史、这片自由的土地结合起来,才能摆脱历史的循环论,才能指向人道主义的未来,所以将歌德置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下,格尔茨认为,他的著作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而存在的,当社会主义还在继续前行,这份遗产就必然通向未来,引用歌德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任何过去的东西人们会对之产生怀念之情,有的只是万古常新的东西,它在过去广泛的要素的基础上形成,而具正的幢憬必须永远是有生产作用的,必须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东西。”

而这正是格尔茨撰写歌德传略的目的所在,在他看来,海尔曼·格林和海因里希·顿策的作品注意了歌德的人道主义目标,贡道尔夫的作品则突出的是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E.路德维希在作品中推崇歌德的人格,E.施泰格和R.弗里登泰尔的作品则注重心理分析,这些关于歌德的传记和专论似乎都是资产阶级在这一领域里做出的成绩,所以明显带着他们的阶级属性,而只有将歌德的存在意义归结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传统,同时让作品体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学成就,才能真正继承这份遗产,才能如歌德所说具有生产作用。撇除了资产阶级的属性而贴上社会主义标签,无疑这也具有一种浓厚的阶级观点,在这本书中,格尔茨一直在强调歌德的人道主义意义,一直在阐释如何将作品放置在更广阔的民族和人民层面:当歌德在1731年出版了由历史人物葛兹的自传改编的戏剧《铁手戈特弗里登·冯·伯利欣根传》,格尔茨认为,葛兹是一个不幸的骑士,他与王室联盟的魏斯林根斗争中,成为了反对君主制度的斗士,从而完成了在野蛮乱世中的自救,但是这个粗野而善良的自救者,他所书写的历史依然是一部悲剧,因为歌德没有将他的斗争和农民结合起来,没有形成真正的社会动力,他只是一个自救者,这部戏剧也一定是悲剧;在撰写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格尔茨认为歌德继承了莱辛把浮士德看成是一个为追求知识卖身魔鬼的反抗者形象,并加以深化为一个探索者,而这种探索便是将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和甘泪卿所代表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在格尔茨看来,歌德是真正的“天才”,他是一个为了实现才华而充分展开自己的社会和艺术活动的人,是一个反对陈腐的唯理主义观点的人,是一个反对把现实美化得神乎其神的人,是一个走到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去的爱国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歌德才是名符其实的天才,因为格尔茨认为,天才具有的自我解放意义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平民的联合,要在克服个别人物的“特殊天才”主观主义,和民族的、爱国的信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艺术实践高度。

《浮士德》是一部天才的作品,歌德是真正的天才,格尔茨的评价站在社会主义的文艺美学体系里,自然是有其阶级属性,但是对于歌德“天才”的定义,对于人道主义者的论述,当突破历史循环论,指向对于未来的预测和探索,指向自我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宏大视角,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而这也是“完成而未完成”的真正使命所在,而从歌德一生的经历和追求来说,他似乎都是在一种完成而未完成的“天才”实践中挣扎、探索和解放,从作为自救者开始,从而最终走上他救之路。天才的挣扎、探索和解放,一定是要寻找到那个天才的范本,歌德似乎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天才范本,一生都走在天才实践的道路上。

“1749年8月28日中午,时钟敲了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降生了。”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中写下了自己生命诞生的那一刻,作为官员阶层和手工业者的后代,歌德在这个特权家族里过着体面的大资产阶级生活,但是在法兰克福这个出生地,一方面是商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对于歌德来说,他身上有着一种“道德病”,那就是把祖父虚构为贵族,而自己则表现为自命不凡,但是目睹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后,少年歌德心中滋生了寻找“德意志英雄”的想法,这种英雄主义几乎伴随了歌德的一生:从葛兹到浮士德。出现在歌德面前的第一个英雄形象是1759年的皇家少尉多兰,那时的德国和法国结盟,少尉多兰身上具有的那种气质正符合九岁歌德自命不凡的性格。但是这种英雄主义也是脆弱的,结盟的背后其实是战争,包括面对自然灾害,法兰克福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惶恐,而这种情绪也影响了歌德,“德意志英雄”是模糊的,歌德的英雄主义是脆弱的,所以当他不断接触知识,不断在启蒙和理性思想影响下面对现实,他开始了独立而批判性地探索,从现实进入神话,诗歌的英雄主义的一个转变轨迹,“当传说和历史的混合物,神话学和宗教的混合物使我有陷入迷惘的危险时,我总是乐于躲到东方的国家去,我沉浸在摩西最早的经书里,在那儿我置身于散居在广大地区之上的游牧民族中,置身于最伟大的孤独和最伟大的社会之中。”

父亲安排他去莱比锡学习法律,年少的歌德开始向外探索另一个世界,“城市是迷人的:我心爱的莱比锡,一它是小巴黎,它造就了它自己的人。”在莱比锡,歌德看到了这个时代新的东西,一方面是贸易活动带来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遇到了莱辛之后开启了他关于民族文学的启蒙,虽然含着孤芳自赏的骄矜性格,虽然他依然自命不凡,但是莱辛、莫里哀的戏剧,让他开始了新的寻找–包括遇到了令他狂热追求的女孩小安尼。那时的歌德是狂放不羁的,“他急不可耐地利用每个机会表明他的举止自然而别致,这样对正派作风的挑战就是明显的了。”一种挑战,是因为在格尔茨看来,歌德感觉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每个人都过着刻板的生活。装饰和举止上的反叛是明显的,而当歌德不断接触文献和经书,对宗教和上帝也产生了怀疑,在苏珊·冯·克菜顿贝格的影响下,结合自己多病的体质,歌德认识到了宗教中被忽视的那一个叛逆者:魔鬼。在他看来,魔鬼一定是第一个反对上帝的人,如果追随魔鬼而诞生生命,那一定是和万物本原想对立,生命也必定被分离,而矛盾不可避免产生–魔鬼的出现,其实是歌德想出了新的创世说,他认为,魔鬼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人是物质,所以人也是他所创造的,“因此虽然人和上帝相似,同时人也象魔鬼一样用他的分离来背叛上帝,如同魔鬼和天使所做的那样。”

魔鬼的叛逆是消极的,而且在分离中变成了背叛,歌德在斯宾诺莎的影响下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寻找到了另一个叛逆者,却是积极的,那就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代替了背弃上帝的魔鬼,是因为歌德认为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是人类,他在和上帝之间的冲突中创立了有火的人类,普罗米修斯身上带有人的意识,或者说,人和叛逆者是同一的,这种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在格尔茨看来,就是歌德人文主义的萌芽,“创世说首先对歌德美学观点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后来第一次认真地推动他去掌握那些伟大的人类形象,而这形象的能动本质结果也就决定了他诗歌的人道主义的古典的基本内容。”这是歌德思想的一次转折,当他从严重的抑郁症中恢复,当他度过了“医生中最暗淡、最不幸的一年”,终于在斯特拉斯堡喊出了“我心目中的大自然是多么绚丽多彩”。

他面对的是一个生气勃勃而自由自在的社交环境,他卷起了美丽的头发并戴上了假发,他兴致勃勃练习跳舞并且爱上了舞蹈老师的女儿,他餐馆了炼铁厂、玻璃厂,目睹了刚刚兴起的手工业,渐渐的,歌德身上的贵族气逐渐消失,他更多的走向民间,并且在“手工业者、农民及雇佣工人和以他的朋友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人的思想和诗歌之间”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哲学家和平民之间的联合,受到了赫尔德的影响,歌德开始转向了狂飙突进运动,格尔茨认为,这一阶段是歌德真正向外的开始,是歌德人文主义逐渐成熟的标志,“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不但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附属于它,而且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主人:在他看来,积极的创造活动体现在这样—些个人身上,他们挣脱了教会信仰的僵死教条,挣脱了臣民精神,挣脱了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道德。”

从目睹“德意志苦难”开始,歌德寻找“德意志英雄”,一方面,歌德心中的英雄主义需要一种范本,从九岁时的多兰少尉,到对宗教怀疑而看见的魔鬼,再到人和叛逆者同一的普罗米修斯,歌德一直在丰富自己的英雄主义,而《铁手戈特弗里登·冯·伯利欣根传》里的葛兹是歌德自我塑造的一个英雄,当葛兹反对君主制度成为自救者,自然也引起了争议,而歌德处在这种争议的漩涡中,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普罗米修斯,在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下,天才时代的英雄们住在和奥林帕斯山对立的“小屋”里,这所小屋是由劳动者自己建造的,“人的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由他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歌德的信念。”

而对于歌德来说,“德意志英雄”在另一个层面上成长起来,那就是歌德自己,反对陈腐唯理主义,反对对现实的美化,走向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去,格尔茨认为,歌德突破了“特殊天才”的个人主义,在和平民的联合中具有了民族的爱国的倾向,所以格尔茨认为歌德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力图根据经验,透过感觉来把握本质,并通过综观和比较各种现象而概括一切。”离开,隐姓埋名,歌德在自由的解放之路上成为了一个“游客”也正是这种自我定义的身份,使得歌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786-1788年的意大利之行,歌德找到了“精神复活”的意义,他研究解剖学,绘制人体图,制作模型,也把精力投身于芭蕾舞、音乐和歌剧的研究中,他认为罗马风格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而艺术的真正追求就是发现这种本质,而此期间写作的《塔索》、《伊菲格尼》揭示了典型的人道主义,他更在研究荷兰十六世纪的斗争史中,发现哀格蒙特身上具有“同人民有联系的英雄的可能性”。

回到魏玛,进入公爵的宫廷里,歌德担任了剧院、魏玛美术院和耶拿大学的总监,在这一阶段,歌德研究了色彩学、光学、骨学、矿物学、植物学,甚至电学,他从思想转向实践,目的也是为了发现事物的本质。1789年的法国革命爆发,震撼了欧洲,对于歌德来说,一个新时代也到来了,“出类拔苹的民族作家,人们只能求之于本民族。”那时他遇到了之后成为“堪称无与伦比的精神伴侣和战友”的席勒,他们具有年龄上的差异,出身和经历也差距巨大,甚至美学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繁荣民族文化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和席勒不同,歌德更注重塑造“日益突出对抗性的封建社会中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的普遍形像”,《威廉·迈斯特》和《赫尔曼与罗特亚》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而当1808年发表的《浮士德》,更是将目光投向那个伟大的探索者和反抗者。

席勒的逝世,身体的疾病,以及拿破仑兵临魏玛,这些都构成了歌德之后的生活危机,而他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反对浪漫派,并在《亲和力》中提出了“精灵”概念,“精灵的事物是有双方参加的一种较量,在它的冲突当中,令人喜爱的一方垮掉,而受憎恨的一方却取得胜利,跟着又出现这样的前景,即从中将有符合于全人类愿望的第三者出现……”与其说精灵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毋宁说是歌德克服危机的努力,而在这种克服中,歌德的“天才”实践也成为了其人格的一部分,“要认识自己,需要他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变;要认识时代,需要它带动,确定和培养一切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以致人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只有他早生或晚生十年,在涉及他自己的教养和对外的影响时,才能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格尔茨把这一时期的歌德生活看成是“海吉拉”式的转变,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伊斯兰教徒把这一年定为回历的纪元,称为海吉拉,而对于歌德来说,他自觉地通过一次“海吉拉”,就是在文学和思想的国土上完成一次旅行,而这样的旅行是完全人道主义的,甚至是世界主义的–从西方到东方,从普罗米修斯到哈菲兹,歌德需要为德国古典戏剧树立一个典型,“正如歌德所说,现在开始了一个大同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便促进全人类的福利。”

他对欧洲的现实做出判断,他了解东方文化,他对中国诗歌发生兴趣,不仅如此,他还做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笔记,研究他的叶子理论–东方和西方的结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歌德注重了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将其变成了文本–《浮士德》第二部中吸收了欧洲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的遗产,“它自身最深刻地并且极为多样化地把各民族的遗产同观代的文学动力结合到一起。”而在晚年,他把时间都倾注在《浮士德》第二部的写作中,“歌德直到他一生最后一刻,都在积极地观察自然过程,整理他搜集的材料,进行研究。”直到1832年3月的那一次感冒,直到五天后最终病倒,直到七天后走向生命终点–歌德寻找英雄,寻找天才,寻找叛逆者,寻找探索者,实际上,在不断书写和实践中,歌德自己就是这一英雄的化身,他是葛兹,他是普罗米修斯,他是浮士德–自救而他救,解放而自由,永无止境的创造力,便是歌德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一种完成未完成的状态,“具正的幢憬必须永远是有生产作用的,必须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东西。”

黄泥街

编号:C28·1961211·0345
作者:残雪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6年3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367页

高小毕业,当过工人、医生、裁缝,这是残雪的“断代史”,我们无法将一个有着这些经历的人与残雪的文字相对应,这与其说是一个例外,勿宁说是残雪天生有着超人的悟性,她的小说就像一次事故,将我们构筑的认知世界撞得支离破碎。《双脚像一团鱼网的女人》、《两个身世不明的人》,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她的文字有着天然的杀伤力与恐惧感,让我们无从近身。这个蔑视一切传统的女作家仔自己的世界里审视暴力、死亡、畸形、压抑,并且自得其乐。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痕》、《黄泥街》等7部小说。

野草

编号:E28·1961207·0344
作者:鲁迅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6年4月第一版
定价:5.10元
页数:138页

这是鲁迅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走得最近的一部作品。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的鲁迅“自己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这是一株彷徨、探索的野草,从身旁经过的过客、战士、赤裸的老女人,无不透露出鲁迅心中的世纪末情绪。象征、隐喻等手法第一次在鲁迅的创作中得以全方位的展示。“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的乐观主义战斗风格,使鲁迅的《野草》成为他光辉战斗一生中寂寞的插曲。本书共24章,另有《新诗》6首及《而已集》题辞。

西方哲学史(上、下)

编号:B62·1961207·0343
作者:(英)罗素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6年6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1081页

罗素把哲学简单定义为“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某种神秘的思考以理性的思考都成为哲学的一部分,这种简单处理是罗素对哲学所提出的一个矛盾性的观点,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哲学的本质。在这里,罗素把“西方哲学史”认定为唯一成系统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中心说加上了一个更大的砝码,当然,作为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研究,罗素的这部著作是无人比肩的,它的系统性与集中性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研究最权威的教科书。


《西方哲学史》: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

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绪论》

哲学是知识还是教条?或者说哲学更趋向于科学一面而接近“确切的知识”,还是更趋向于神学的一边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学科?当然,罗素将其列入到科学和神学杂夹的中间状态,甚至是双方攻击的“无人领域”,既不是确切的知识,也不是超乎之外的教条,但却带有知识和神学的某种特点,而这种科学、哲学和神学的模糊性,使得哲学无论在界定,还是在主题的探究上,都具有某种多元性,模糊性和多元性,实际上取决于那个认识哲学的人,而当罗素站在近代哲学的终点,回望从古希腊开始的哲学发展史的时候,他的历史系统论更是在科学和神学的摇摆中建立起来的多元社会发展的产物。

正如副标题所言,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联系”两个字标注在时间内部,就是构建起古代到现代的一种历史脉络,它是连接的,它是发展的,它是交叉的,甚至它是“相互攻击”的–这种攻击不仅仅是哲学和科学、神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排斥,其实也是在其中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神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矛盾,而某一个哲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只是个人在那个时代的功过,它指向的是更远的历史。

在《英国版序言》中罗素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他的意思很明确,哲学家不是孤立的人,包括他的学说,他的观点,都不只是自我时代的产物和见证者,而是贯穿在整个政治、社会发展史中,也就是他,无法逃出环境的影响和约束,甚至他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一个“笼统而广泛的形式”,是具体的,却也是整体的,是“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代表,在《美国版序言》中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这是罗素的哲学史观,哲学家地位的高低,并不是仅仅取决于他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的高低,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历史的人,他在个体上的哲学意义并不是割裂的,而且他在学派之间,学者之间争论的问题,也并不是属于纯粹的自我学说的一部分,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认为,斯宾诺莎在哲学的成就上比洛克更伟大,但是因为影响要小得多,所以叙述比较简略,卢梭和拜伦,并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但是因为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所以他们是重要的,甚至亚力山大大帝、查理曼或者拿破仑,在行动上影响了之后社会的发展,罗素也给了他们相当的篇幅。

这样的哲学史结构,当然和罗素对于哲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和所起到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回到“哲学”的界定,罗素说,哲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则是“科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哲学是介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产物–“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科学、神学和哲学,是三种相互影响的学科,也相互渗透到历史细节中,罗素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似乎也在寻找这三种相互渗透学科的时间分野,寻找他们之间若即若离的观点交汇。

罗素:哲学就是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

古代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到毕达哥拉斯,从赫拉克利特到巴门尼德,从德谟克里特到普罗泰戈拉,乃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身上,就体现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则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前一种具有宗教情怀,更像是神学的起源,而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的探寻,更具有科学的理念,而这两种倾向都对以后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产生这样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罗素在叙述古希腊文明的兴起时用了一个词:“突然”,他认为,当时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但是无论是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终缺少了“某些因素”,而希腊人的真正意义就是把“某些因素”提供出来,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写出了纯粹年表的历史书,他们自由思考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他们构建了神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继而有了法典的雏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在神话意义上创造了一个从天上带来了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是光明的使者,却也是苦难的象征,所以从原始典型上来看,真正的神并不是宙斯,而是普罗米修斯,这是一种带有原始力量、宗教苦难、神秘意义的典型,他和狄奥尼索斯的原始崇拜、巴库斯的酒神文化,组成了古希腊文明在知识之外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发展成了神秘主义,继而在本能的、热烈的生活方式中鄙视道德和理性,甚至在感情上引向一种反动,这是一种矛盾的精神体验,“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会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是危险的。”而哲学在科学之外变成了更多的想象,想象一方面在理性和知识的追求中变成实证式的科学,而另一方面则发展成了宗教,“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并且通过他而适用于后来终于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

当泰勒斯说出“水是最好的”,这个被称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到底是把哲学建立在科学之前的想象上,还是站在宗教之前的灵魂意义上?他认为水是原质,大地漂浮在水之上,却又认为磁石体内具有灵魂,万物都充满了神,而在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万物都出于一种无限而永恒的元质,“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而阿那克西美尼更具体地说到了气,他认为灵魂是气,火是稀薄化了的气,当凝聚的时候,气就变成了水,在凝聚的时候变成了土,最后变成了石头。可以看出,米利都学派所认为的水、元质和气,都在思考宇宙的本质起源,他们是某种科学的假说,而且在罗素看来,“很少表现出来夹杂有任何不恰当的神人同体的愿望和道德的观念。”

而毕达哥拉斯,这个被罗素称为“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哲学家,他一方面提出了“万物都是数”的论断,启示了数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他所说的数并不具有逻辑上的意义,它是一种自明的东西,完全带有神秘主义的特点,“毕达哥拉斯代表着我们所认为与科学倾向相对立的那种神秘传统的主潮。”而这种神秘主义和他建立的宗教有着某种相关性,房里不许有燕子、东西落下了不要拣起来、不要去碰白公鸡、不要吃心……所有这些诫命其实都属于原始的禁忌观念,而当毕达哥拉斯将“万物都是数”的观念和神秘主义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罗素认为,他开启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时代,“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这是一种宗教与推理的密切交织,是道德追求和“对于不具时间性的事物之逻辑的崇拜”的密切交织。

古希腊对于宇宙、本体、神的探寻,本身就闪烁着想象的光彩,而这种想象一方面趋向与毕达哥拉斯一样的某种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火是万物的根本,巴门尼德提出不可分割的“一”,而另一方面则像米利都学派一样,在想象中趋向于对于知识体系的最原始构建,赫拉克利特的“万物都在流变着”的观点,恩培多克勒提出空气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德谟克里特提出的万物由原子构成,都具有某种唯物主义特点。所以罗素认为,“一切支配着近代哲学的各种假说,差不多最初都是希腊人想到的;我们对于希腊人在抽象事物方面的想象创造力,几乎是无法称赞过分的。”虽然幼稚,虽然片面,但是却“创造了种种具有独立生命与发展的理论“,而这也正是在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哲学丰富性的一个表现。

而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古希腊哲学在渐渐成型中,对以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苏格拉底的德行和知识、对于死亡的淡然、内心的纯洁,更像是一个和基督教里的殉道者一样,是为了更高标准的伦理,但是这种伦理是用知识来构建的;而在柏拉图那里,他构建的理想国,他提出的理念论,他主张的灵魂不朽以及宇宙起源论,都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哲学理论和体系:他的理想国是最早的乌托邦,把哲学家作为统治者其实提出了智慧的统治里;关于理念的学说是“强调共相这一问题的最早的理论”,从此之后共相问题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灵魂不朽最后发展成了基督教的学说,“如果忽略了柏拉图,他们的神学就差不多是不能理解的了。”而到了亚里士多德,他是第一个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人,他的形而上学解放了柏拉图的理念陷阱,确定了理念的实体化,他在逻辑学说中创立的“三段论”影响了之后的逻辑学,而他在物理学提出的“第五种本质”、“月球以下”这些概念,“一直统治着科学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为止”。所以罗素说:“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柏拉图,在中世纪教会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人们开始重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转向普鲁塔克。”

哲学家是因,也是国,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之后,普罗提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更具有这样的因果互相渗透的作用,罗素说他是“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他提出的永恒理念世界,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实际上塑造了中世纪基督教以及天主教学说的重要影响,他提出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太一、精神与灵魂,灵魂不朽是因为理念不朽,灵魂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某种物体的形式,而是“本质”。所以在古代哲学和天主教哲学的分界点上,罗素说:“普罗提诺既是一个终结又是一个开端,–就希腊人而言是一个终结,就基督教世界而言则是一个开端。”

而这种开端,实际上让哲学更多具有了神学的特点,从犹太教的发展,到基督教的革新,从教父时代到经院哲学家,在中世纪期间,其实没有真正的哲学,哲学就是一种神学,无论是关于上帝还是公义,无论是关于律法还是天国,都在探讨灵魂的归宿问题,甚至在罗素的《天主教哲学》部分,也并没有专注于哲学的演变和理论的发展这些历史,几乎只是一部基督教在中世纪的进程历史。而在这个哲学等同与神学的历史阶段,最大的贡献倒是圣奥古斯丁的主观主义,“你这求知的人!你知道你存在吗?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还是复合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移动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惟吗?我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不知道自己是单一还是复合,不知道是静止还是移动,但是只要思维,我就知道了,所以他实际上具有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学的影子,甚至在罗素看来是“笛卡尔的“我思想”(cogito)的先驱”。

而从对于上帝和灵魂的探讨到“我知道”的确立,实际上哲学已经走到了近代的发展阶段,而近代的“我”这一主体从笛卡尔得到了确认,“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怀疑论者的所有最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它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疑地承认它是我所探求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虽然具有形而上学的影子,我甚至也只是一个上帝的人化,但是“笛卡尔式的怀疑”让人类的理性开始登上了舞台,而实际上,理性和知识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在时代背景上就是科学世界的到来,罗素认为,近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两点便是教会的威信衰落,而科学的威信上升。科学虽然在一种意义上会变成实用主义,甚至是技术主义,割裂了理论的构建,但是毫无疑问,科学威信上升之后,理性主义下的我取代了神学中的上帝,继而在思考,存在中变成近代哲学的一个关键词。

但是这种“我”在近代哲学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多元甚至矛盾的发展历史,笛卡尔从主体的存在建立全部知识,莱布尼茨从“无窗单子”中明确了真理判断的标准,而洛克的经验主义强调的依然是一种客观主义,而到了休谟那里,当经验主义哲学登峰造极的时候,一种谁也无法反驳、谁也无法相信的怀疑主义成了主流,而康德和费希特论学说是主观的,黑格尔又借斯宾诺莎的影响拯救自己,而卢梭的浪漫主义运动则将主观主义从认识论扩张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里面,最后必然的结局就是巴枯宁式的彻底无政府主义。“我”这一主体最后导致的是一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这个极端是一种病狂。”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理性的发展,培根提出哲学应当只依靠理性,他的哲学的基础是实用性的,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使人类驾驭自然;而在洛克那里,“众人遵循理性一起生活,在人世间无有共同的长上秉威权在他们之间裁决,这真正是自然状态。”他的分权学说在政治意义上也开启了新的时代,而到了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天主教哲学时代对于灵魂、上帝的探寻,使哲学更具有神学的面貌,到了到近代哲学阶段,科学威信的上升,又使得哲学在理性和唯物上不断发展,而从古希腊文化去寻找哲学的源头,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气质,所以这种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的“联系”也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脉络,而对于罗素来说,真正的哲学所具有的的意义也许并不是方法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对于时代对于自我的改造:“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古代汉语(1-4册)

编号:W26·1961207·0342
作者:王力 主编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1981年3月第二版
定价:47.10元
页数:1794页

1962年编写完成的《古代汉语》成为解放后学习古汉语的典范而列入高校文科教材。所以此书选择的文选都是经典性的,比如左传、战国策、,比如李白杜甫的事。教材包括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三部分,进行循序渐进,由易及难的传授方式,这也正体现了教材的特色。本书共四册,分十四单元。

岛与半岛

编号:C44·1961122·0341
作者:(香港)刘以鬯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158页

“岛”指香港,“半岛”指九龙,这两个地名表示刘以鬯仍将以整个香港社会做为自己写作的题材,“我试图用小说的形式展现1973-1975年香港社会的生活,刘以鬯是以历史的见证者,对香港社会进行注解,而刘以鬯在对小说结构进行大胆尝试的背后,却抱着传统的写作手法不忍放弃,这是刘以鬯最大的不足,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尝试随时有可能走向失败,“走入一条不通的小巷。”


《岛与半岛》:她装饰一切的美

“是的,香港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

矛盾总是显现它必要的张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张力,急剧地拉伸,又迅速地弹回,当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是不是矛盾会变成最后的失望?拉伸的时候,我以一种知识储存的方式一起念出了“鬯:【唐韵】【集韵】【韵会】丑亮切,音怅”;又一次拉伸的时候,我把编号C44·1961122·0341的书当成“我的图书馆千册百部阅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度拉伸的时候,我在封面“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的命名下充满崇敬的心情开始翻阅……

其实,一种力的拉伸完全是给一本书加入人为的注释,就如刘以鬯在《后记》中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我试图用小说形式展现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的香港社会生活,将实际存在的现象转为艺术真实。”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纪实小说,也不像是新闻小说,但是在小说的框架里加入了香港的现实,加入了香港的实际,就是对于历史的一次注释,而在一九七三年冬天开始的连载,所注释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真实的现实。所以对于《岛与半岛》来说,它是正在发生的时间,是正在改变的现实,是正在拉伸的故事。

一九七三年的股市,一九七三年的经济,一九七三年的物价,一九七三年的生活,以及一九七三年的矛盾,正在发生,当站在矛盾迭生的时间里的时候,所看到的一切,所听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当然是真实的。一个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一个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地方,一个在传说中的富庶之地,是不是也是一种注释?从泰国回来的朋友,为什么选择香港,就是因为在一个听说了各种传奇的旁观者加入了自己的注释,把手中的股票拿去银行按揭,为什么再去买股票?就是因为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香港人对这片土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当物价上涨,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囤货?就是因为一个遭受了各种打击的盲从者对于不确定的现实加入了自己的猜测。

那么,香港不仅是矛盾的,而且还是虚构的,虚构成一个充满商机的天堂,虚构成一个表演人生喜剧的舞台,虚构成一个美丽富庶的社会,就如一九七三年的此时,有着热闹的“香港节”,有着快乐的圣诞节,有着喜庆的新年,而这不断闪现的节日气氛,其实就是虚构本身,“既然有圣诞节与新年,就庆祝圣诞节与新年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香港节?”面对这样的注释,回答的只有一句否定:不知道。

“不知道”其实是将虚构慢慢解构,“不知道”是将矛盾慢慢凸显,“不知道”甚至是那一种被拉伸的力会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弹回来,伤到手,伤到身,伤到心。沙凡是看到了这样一种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加速发生的矛盾,他觉得香港太过拥挤,是声音的集中营,是空气的污染地,是“一处巨大贪污翻腾的地方”;他认为香港治安太坏,是一座经常发生抢劫案的城市,就像那本在“香港节”发放的“无比的基督”传单上印着的字句一样:“她揭露隐密中布下的陷阱。她谴责黑暗里滋生的罪恶。她装饰一切的美……”

刘以鬯:我拼贴了浮光掠影的香港

可是,当一九七三年进入最后的冬天,这矛盾还只是一个开始,香港是天堂,它的矛盾对立面是“香港也是地狱”;香港是一出戏,矛盾的剧情是“分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香港的社会秩序像摔得粉碎的瓦瓶,矛盾的现实是“有人企图重组碎片”。地狱、悲剧和摔得粉碎的现实,在香港节的热闹中,在圣诞节的快乐中,在新年的期盼中,反而变成了拉伸到更远处的嘲讽。股市从千七点一直下跌,跌破千五点、千三点、一千点,然后继续到几百点,甚至到了四百多点,当初上涨的时候,香港人疯狂购买,几乎抱着一个发财梦染上了“股票病”,日有所思的是股票,夜有所梦的是股票,而最后股票的高飚指数只是变成了香港节花车上的那个灯饰。

朋友杭占雨因为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预计股市不会再跌,所以将手里的股票拿去银行做按揭,然后在用抵押的钱来买股票,不想股市直线下跌,对于他来说,面临的现实是:“不补仓,银行会将你押给他们的股票贱价抛售”,十万元可能只剩下三万,而在这残酷的现实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一个赌徒一样,继续押下最后一注。这是虚构的投资,实际上完全是投机,在股市再次下跌的时候,杭占雨终于因为无法承受而心脏病突发昏厥。

而在旧历新年期间,物价上涨超过了预期,大家都开始囤货,因为唯一提前购买那些东西才不至于被上涨的物价面前受损,沙太抢购厕纸到了疯狂的地步,那种七毫涨到一元四的厕纸,沙太买了一箱,一百卷就这样堆放在狭小的房间里,沙凡劝阻,她一意孤行,最终甚至把厕纸堆放成茶几的模样,让人啼笑皆非,而最后,沙太发现,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厕纸,纸质极好,可怕的事实是,他们在年初抢购回来的厕纸,全是冒牌货。“新春期间,涨价声代替了爆竹声!”这是矛盾的爆发,一种声音取代另一种声音,就像残酷的现实取代了虚构的繁荣。

可是,虚构没完没了,由于降水减少,香港这样一个资源依赖性的城市必须实施制水工程,也就是要进行限量供水,开始是第一级制水,如果水量还是太少,那么就会启动第二级制水,甚至是第三级制水,而一旦制水,就需要准备好盛水的工具,沙太为了度过制水期,大量购买了胶桶,而大量购买又导致胶桶价格上涨。起初的那场台风向香港袭来,气象局挂出了风球,从一号升级到三号,从三号升级到五号,正在大家期盼台风带来豪雨的时候,台风却开始转向了。

这也是一种矛盾,但是矛盾并没有停止,紧接着又有了新的台风,又挂起了风球,而这次台风果然带来了大雨,这是香港人最需要的雨–可以缓解供水压力,可以解除制水措施,但是大雨却带来了另外的灾害,一个少女被大水冲走,新界弄滴被大水淹没,许多低洼地区的居民被逼弃家走避,沙凡的朋友老C前几年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丽星楼”的一个单位,却不想这次大雨使得“丽星楼”因山泥倾泻被当局封闭;而另一方面,由于制水取消,那些买来的胶桶成了废物,回收店不要,沙太只能将这些胶桶当成垃圾扔掉。

“反常!反常!这是反常的现象!”反常的不是遭遇了缺水又遭遇雨灾,不是在大冬天还有台风侵袭,而是在被牵制的矛盾生活里再也找不到规律,再也找不到秩序,每一个人都在被虚构的故事里遭遇残酷的现实:上升的恒生指数只写在香港节花车的灯饰上;去看花车巡游却遭遇了抢劫;到处是高楼大厦政府却要实施灯光管制;儿子沙勇调查商品送洗衣粉,却被当成是入室抢劫的小偷……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报纸上写道:“股市又跌。恒生指数跌到四百点。”“游泳来港难民有不少冻死在海中。”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说:“今年物价狂涨。”“旺角洗衣街公园附近发生凶杀案。”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报道是:“五名匪徒在元朗抢劫游客。”“圣诞新年大减价。岁晚清货,不计成本。”

当圣诞被注释成“这是黑色的圣诞”,当新年被注释成“涨价声代替了爆竹声”,矛盾并不仅仅是经济、物质上的,以赛亚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启示录后面其实是精神的解构,沙太在沙勇的教科书上发现了春宫图;沙勇学着时尚人士的样子竟然在家里赤裸着;电视里各种打斗片让年轻人开始模仿;而回力球的兴起,只是人们在赌博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刺激……而更残酷的是,当“跑马场出现计时炸弹”时,警察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当“大丸百货公司接到打单信”时,警察也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当“阿飞纠党抢劫的士司机”时,警察又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不管是抢劫,还是强奸,不管是爆炸还是暴力,警察似乎总是重复说着那句话:“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

看上去是肯定的,是没有矛盾的,但却是谎言,在民众人心惶惶的时候,政府却在制造着谎言,而所有的谎言无非也制造着一种虚构,在虚构之后,谎言之后,甚至在矛盾之后,却是最后的无情,最后的残酷,当沙凡因为胆结石住院,一个星期后出院他却看到了一封信,拆开信是一句解雇的决定。这是最后的结局?其实,那循环的残酷,那虚构的悲剧根本没有完,矛盾还在继续矛盾,残酷还会更加残酷,但是当一个那时的香港被真实的展现的时候,那种矛盾是不是只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的历史,是不是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为了使这部写得相当松散的小说能够凝聚、集中些,我删掉了五十几万字。”一部全本连载达六十五万的小说变成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是不是也是另一种矛盾?松散变得凝聚和集中,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构?以沙凡一家人为主线,其实依然没有集中和凝聚,生活中的股市大跌、物价上涨、遭遇打劫、灯光管制、启动制水,以及被解雇,被一一展现出来,但是看上去只不过对于那种现实的罗列,沙凡的朋友杭占雨住院之后怎么样?沙勇调查商品送洗衣粉仅仅是误解?香港是一个浮世绘,但是却不是浮光掠影的拼贴,所以十几万的文字不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不是艺术的真实,当然更称不上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

阅读一部书,也是强力拉伸,但最后在矛盾中被弹回的时候,受伤的当然不只是翻阅的那只手,“她装饰一切的美”,没有虚构,只有破败。

唐纳德·巴塞尔姆短篇小说集

编号:H73·1961102·0340
作者:(美)唐纳德·巴塞尔姆
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257页

巴塞尔姆,一个美国作家,以及彻底的形式主义大师。他的一系列小说在创作形式上大胆革新,漫画、图表、问答应有尽有,除此以外,他的小说对历史记忆的阉割达到了令人疯狂的地步,如《白雪公主》。混乱、邪恶以及有趣,是他的小说呈现的阅读图系。这本小说集是巴塞尔姆的最后短篇小说集,原名为《故事四十篇》,人物杂乱、构思独特,当然语言怪异而给翻译带来了许多不可能。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编号:B52·1961102·0339
作者:
出版: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版本:
定价:赠送
页数:229页

此经包括无量清静平等觉经、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德经、无量寿经、无量寿如来会、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等5部,由恽城夏莲居译注并分章为48章。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编号:B52·1961102·0338
作者:
出版:上海佛学书局
版本:1991年版
定价:赠送
页数:50页

金刚经,被称为“般若心要,大乘法宝,受持读诵,功德无量”。这部佛教“圣经”虽然只是关于佛的传说的一个版本,但却是佛经中最经典而又最简单的一个版本,并进入了汉语言世界的言说习惯。那种“如是我闻”的讲经句式以及“般若”式的智慧让教外人士的入定成为难懂的观望,就像佛所说的那样,只能使人越离越远。

南回归线

编号:C54·1961101·0337
作者:(美)亨利·米勒
出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版本:1994年6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326页

“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与五年前的《北回归线》一样,亨利·米勒的语言依然充满天籁般的磁性,大胆、灰色、富有哲理。“我”与女人无休止的情爱反而让自己内心的阴影越积越厚,布鲁克林大街一角的秘密约会像命运不可逃的劫,越软弱就越疯狂。德裔作家亨利·米勒那几乎独一无二的长句使作品沉重得使人难以喘息,而那光明式的最后憧憬就像南回归线一样,只是一种看不见得影子和标注,消失是它的必然。


《南回归线》: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

那几个月里,我坐在“太阳落山的地方”象一个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人们。它是一间屠宰房,它也帮助我成为上帝。

太阳落山的地方在哪里?时间的标注永远在一种到达和离开的对位中,我打开《南回归线》,冬至日已过,当太阳落山于另一个半球的回归线上的时候,我在遥远的地方感受不到直射的温度,这里是寒冷,寂静,夹杂着一些逃脱不了的窒息。我在Tropic of Cancer的某个地方,当拿起一本“Tropic of Capricorn”的书,是不是也像亨利·米勒一样,在1934和1939无法固定的摇摆中,看日升日落,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应该坐着的位置?

而其实,“Tropic of Capricorn”也是变动而易的,不是一本固定的书,被命名的《南回归线》其实有两种方式存放于我的书库里,编号为C54·1961101·0337和编号为C55·2021226·0657,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购买日期,即使书名一样,作者一样,当被包装成不同的书籍的时候,其实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是在讲述不同的故事。像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们在我的书库里相距六年时间,但六年就像是一种永恒的隔阂,彼此看不见,都在各自的文字和书页里保持沉默,而即使当我用浏览和搜索的方式发现它们的存在,当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必定要舍弃另一本书,所谓择优,就是要拥有一种唯一性,在无法探究当初购买的心态时,重复其实意味着遗忘–遗忘一册唯一的文本,遗忘一个唯一的作者,遗忘一种唯一的直射方式。

同为亨利·米勒,一个作者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原点,他是小说的父,他是小说的主,当遗忘作者而仅仅在读者层面做最后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背对着一个文本里的上帝,偶然事件又像是和小说一样的命运归宿,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上帝,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直射点,为什么必须有太阳落山的地方?当我像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那些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背弃唯一的上帝,背弃唯一的规则,背弃唯一的太阳?“我不需要上帝正如上帝不需要我一样,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上帝,我经常对自己说,那么我将平静地与他相见,并朝他的脸上吐唾沫。”

亵渎开始了,但是到底是我对上帝的亵渎,还是真正的信仰对我的背叛?那一间屠宰场,就是北美洲全球电讯公司,我在对犹太人没有好感的总经理那里应聘为一个招聘人员,实际上就成为了某种间谍,所谓的管理权,所谓的诱惑,都让我变成了规则的实施者,“如果它是用大量的马粪包裹起来的话,我也会说:是的。”所以我需要随意主宰别人的命运,一大群恶棍、麻痹症患者,残疾人、有前科的罪犯、妓女、疯子、性变态者、白痴,“以及任何一个只要能够两腿站着、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的他妈的混帐私生子”。他们在底层,而他们也制造着底层的污秽,所以他们是被上帝排除在外的人,而我随意主宰他们的命运,那么我就是另一个上帝,一个拥有权力的上帝,一个如恶魔一样的上帝。

不是悖反,其实是反讽,上帝不拯救他们,上帝只能惩处他们,而我作为上帝和恶魔的集合体,一种是压制,一种是讥讽,一种是慷慨、善良、耐心组成的善,另一种则是谩骂、发泄、恶搞组成的恶,善与恶,不是截然分开的,善不是恶的反面,恶也不是善的敌人,他们在一个“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体化人格的体现。而我无非在成为上帝的时候,把他们都当成了曾经被恶魔缠绕的自己,因为曾经,就在我被雇佣的时候,却被解雇了,被雇佣和被解雇,命运的两极,都在被动语态中,将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破碎的存在,所以于我来说,“我的精神与肉体从未达到过完全的统一。”也正是这种被控制而改变的生活,让我成为某种间谍的时候,成为了上帝和恶魔的结合体。

命运或者只是一个侧面,那种善与恶的矛盾性格其实早就根深蒂固了,童年开始,似乎就把我推向了那一间屠宰间,“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就是个哲学家了,我与生活中的陈规旧律对抗着。”哲学家思考着生与死,思考着现实和梦境,爷爷做针线时像在梦中一样看着窗外,似乎是目光伸向外面的欲望,但是一扇窗总是隔离着,只有梦能够带着他离开自己的躯体,躯体是不自由的,梦才是颠覆一切的东西。我看见过爷爷在窗前的影子,就像进入了他的梦境,而在梦境中,我也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向着另一个世界出发。而爷爷之后的父亲呢?为什么他会被疾病困扰,为什么他得不到解脱?因为他不相信宗教,因为他没有皈依,上帝在他的世界里是缺席的。从爷爷的躯体到父亲的疾病,似乎都被另一种东西所控制,而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完全被扼杀了,所以对于我来说,祖辈和父辈就像是一个隐喻,“我迅速地向后看,我看到另一个人,他正在他的家庭中平静地走向毁灭,他是我的父亲。”当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最后归宿,那就是死亡。

在异乡死亡,对于我来说,是双重的毁灭,一种家族中的父之死亡,一种信仰中的父之死亡,父亲之死,上帝之死,缺失的位置,从不带来救赎,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父亲的身份给了我一种反叛的力量,我看不见上帝的光芒,看不见善的希望,我在一种对抗中建造自己的王国,里面是仇恨,是毁灭,是破坏,是控制,是屠宰。“我从不竭力使任何人期望事情会变得更好一些,我帮助人们是因为我无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人们是谁?是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的瓦莱丝佳,是从来都瘸着一条腿却获得了自由的格雷弗,是没有父亲走上自我发展这条路的罗伊·哈米尔顿,是一丝不挂站在我面前而无地自容的虔诚爱尔兰基督教教徒阿格尼丝。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父亲,他们的上帝,都在那里远离他们,他们总是在问“谁是父亲”,就像我曾经问过的那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们”的集合里,我是善者,甚至我就是上帝。所以,当“人们”作为一个集合出现的时候,也包括了我,我所谓的帮助,其实看上去像是一种自救,一种寻找自己上帝的自救。

父亲缺失,上帝缺失,其实是一种纯真世界的缺失,是一种人性本真的缺失,童年想到的死,渴望的死,是因为一切都在异化,当乔纳的妹妹维茜掀起衣服露出自己身体的时候,那不是邪恶,那时一种纯粹的美,她喜欢我,我喜欢她,于是那个童年的夏天便完全是一种美好的存在,“她是一个完全的天真的孩子,那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善良从她身上传出,没有一点粉饰。”但是当身体在掀起的衣服下面逐渐成熟,逐渐被世俗化,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不存在了,于是长大之后,阿利夫·比切尔最终变成了完完全全的乞丐,约翰尼·杰哈德进了感化院,鲍勃·卡恩斯特变成了一头只会干活的傻驴子。

童年已经不再,纯真已经死亡,所以上帝至善只是一个可笑的童话,而在没有了纯真的上帝,没有了信仰之父的世界里,所谓的救赎只能靠自救,而自救在一个对抗者身上,的确会变成某种报复。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的周围人都是失败者,我不需要上帝,我与旧规律对抗,我是邪恶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邪恶人物,所以我是恶魔,我是屠宰人们的上帝–“我出生在圣诞节这一天的最后的半小时。命中注定我是12月25日出生。杜威和耶稣也出生在那天,也许还有格里斯那梅迪。”

出生本身就是一种讽喻,我接近上帝,是因为我被上帝抛弃,在旧的上帝缺失的时候,我就是自己的上帝,就是人们的上帝,而在上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亵渎,一切都是毁灭,一切都是背叛。在我最要好的朋友杰克死去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但是却在他的棺材旁放了一个响屁–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死去的人,双重身份在我面前既是我应该帮助的人,也是我应该成为上帝而蔑视的肉体。是的,那一种死亡只是肉体之死,灵魂在哪里?其实根本没有灵魂,所以在只有肉体的世界里,我只释放欲望,我只成为另一个肉体。

我和母亲是妓女的瓦莱丝佳喝酒,然后歇斯底里地大笑,然后和不喜欢自己是处女身的表姐一起疯狂抚摸;在瓦莱丝佳自杀后,我和“埃及娼妓”波琳热吻,一个喜欢巴尔扎克的女人最后口袋里只有35美分;我和狂热的少女劳拉跳舞,而旁边是一个叫宝拉的淫乱女人;而那个撩人的犹太姑娘,用他的性感,把我带向了一个房间,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我在和劳拉弹钢琴的时候总是难以控制地勃起;我偷窥女人的裸体,独自一人尾随着女人;在卡特斯奎尔我被“有着典型的苏格兰奶头”弗莱琳吸引;我和麦克乔治一起,“大吃大喝,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太阳的强光照着我们,我们抽烟,在海滩上打盹,研究着从我们身边过的每个女人”……对于一个有着妻子和孩子的我来说,生活没有束缚,没有伦理,没有道德,只有肉体,只有欲望,只有像上帝一样主宰别人的权力,发泄而满足,在肉体的世界里,制造着身体的狂欢。

在女人身上看见欲望,这不是一种弥补,这是一种反叛,甚至是一种毁灭,因为在父亲缺失这样一种生存模式里,世界就变成了“卵性世界”–“卵性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一个孩子一生不幸,这个世界不仅有生命节奏,也有死亡节奏。”卵性世界是生命的起点,却也是最后走向死亡,所以欲望的满足最后的终点却是死亡。在肉体横陈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闪电横劈过来的遭遇?为什么会有黑暗中的狂乱打斗?为什么会有镜子里恐怖情节?甚至为什么会有被埋着的惊魂一刻?

成为上帝,是一种对于自我世界的反讽,也是对于这个现实的报复。“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天–我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便是外部世界杂乱无章的缩影。”而这里是布鲁克林大街,这里是百老汇,这里是纽约,这里是美国,“我来的是美国,那片我有些权力的土地,在那里我曾经感到过自由自在,现在已经远远地跑到了身后,这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就像曾经是站在窗前爷爷的梦,而当真正走进美国,那又变成了另一个梦,这是腐烂的美国,这是战争的美国,这是精神污染的美国,“我想美国所有的街道迁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水池,在这个精神的污水池中,所有的一切都被吞噬了,并源源不断地排泄出臭狗屎。”它区分了梦境和现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勇敢的、充满肌肉的世界。事实上,它是一间女人经营的妓院,本国人拉皮条,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卖肉。”

犹太人,埃及人,非洲人,当他们都以肉体的方式被拉进那个屠宰场的时候,上帝早就准备好了一把美国式的刀子,“对我来说,没有再大的屈辱象对待蒙特祖玛人那样;没有一个民族象美国印第安人那样被残酷地赶了出去。没有一块土地象加利福尼亚那样被淘金者以肮脏的带血的方式抢占了。”它不是流浪者的父亲,不是失足者的母亲,它正在走向死亡,而在死亡的现实里,每一个人唯有死亡才能做最后的反抗,“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在美国,这种毁灭是彻底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美国梦境彻底破灭了,而我也不再是一个恶的上帝,因为对于我来说,地球上人类的故事已经厌倦了,“包括征服,甚至是恶魔的征服。”

不再成为一个上帝,不再寻求精神的救赎,我背过身去,就是把美国仅仅当成是生命流浪过的那片背景,然后走向世界的尽头,尽管寂寞,尽管恐怖,但是放弃一种梦想,放弃上帝的救赎,就是为了寻找新的生命归宿,就像到了墨西哥湾一样,我找到了最后自救的道路:“这是小说的小说,创造的创造。或者说是上帝的上帝。”小说中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父亲,有一个信仰,甚至有一种爱情,是她,一个女人,当离开了性感的美国,当离开了高尚的纽约,当离开了百老汇,一切都是重新上路,“一种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开始于那休息后的第一天。我躺在一片宽大的树叶上,看着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那声音真好,卡嗒卡嗒地,所有这一切很明显都是为我而进行的,什么?你真希望你身体里有一百万个太阳!真希望我永远躺在这儿,享受子宫里的爱声!”

重新回归到母体,重新回归到子宫,不是卵性生活,不是无父的出生,太阳照射在那里,是温暖,是复活,是生命中的真,“当太阳照着你的发源地,让我在太阳的光辉中腐烂。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你的谎言。我把你看作魔鬼的化身,灵魂的破坏者,夜的土邦主的妻。把你的发源地写在我的墙上,这样我就可以记住你。我们必须起程了,明天,明天……”明天就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Tropic of Capricorn”的神话里,即使有恶魔的追击,即使潘恩的下半身变成了一条鱼,可是在“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的生命里,一切都会被直射而清晰起来,“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都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

毛泽东选集(1-5卷)

编号:H77·1961101·0336
作者:毛泽东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
定价:赠送
页数:1906页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说:“毛能成为卓越人物的秘密在于他曾经有两个不同的经历:一个是反叛领袖的经历,另一个是现代’皇帝’的经历。”毛泽东打乱了一种秩序,然后又创造了一种新的秩序,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中,毛泽东几乎成为象征词:革命、战争、解放、权力以及灾难。本套选集纪录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第一篇文章是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而第五卷文集在文化大革命后基本上不能看到,其实,这些文章才可以记录他创造的那个时代的最上层声音。如果要全面反映毛泽东的思想的话,还应有第六卷,1957年以后的文论更是中国领袖的一部分。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编号:C44·1961019·0335
作者:(台)林耀德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198页

山地民族泰雅族的家族覆灭史。第二代瓦涛·拜杨威风之后,败于西班牙传教士;儿子拜杨·古威成为洋教士的附庸;父亲拿布·瓦涛被日本巡警击毙。一个充满野性与原始生活的部落,就是一种弱势,在巨大的外界侵入下走向灭亡。这种颇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结构的小说,却又闪烁着东方传统的史诗特点,青年作家林耀德以充满激情与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使这部部族覆灭史成为一部沉重的悲剧,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终止在另一种激情中。

知性改进论

编号:B34·1961005·0334
作者:(荷兰)斯宾诺莎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60年2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60页

作为对培根《新工具》和笛卡尔《方法论》进行批评的论著,斯宾诺莎带着理性主义的光环,重新提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像题目所言,“知性”一词在斯宾诺莎眼里成为“制造理智的工具”,从而“获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本书共五章110节。


《知性改进论》:人能够达到最高的完善

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导言:论哲学的目的》

当讨论了哲学的目的,当言说了知识的种类,当定义了知性的本质,当区别了虚构的危害,当分析了界说的条件,第60页,却是“余缺”。放在括号里的“余缺”,是注释的词语,是最后的终点,两个字,却似乎制造了关于文本的最后事件,余缺是没有完成的论述,是再无继续的断裂,是悬置在那里的阙失,在“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它是不是在走向一条路径的断裂处,留下了关于知识的最后命运?

《论界说》的部分,在明晰了知性的性质之后,似乎已经看到了斯宾诺莎摊开更大的一张纸,思考了更为明确的观念、本质,甚至天赋的力量,准备走向一种更为宽阔的哲学大道,却戛然而止于一个悬念众生的“余缺”,那么在这个断裂和阙失之后,知识会去往哪里?知性会在哪里被认识?真理会在哪里显现?甚至,是不是这一个“余缺”的事件会将所有关于真知识的论述都变成无功而返的遗憾?被写在括号的“余缺”之前,斯宾诺莎说出的那句话是:“我们已经充分说明,错误的与虚构的观念并不是由于具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因而被称为错误或虚构。其所以被认为错误与虚构,完全由于知识的缺陷。”知识的缺陷,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原因,就如这论述的缺陷,在最后余缺的结果面前,是不是也一定有一个“错误与虚构”的原因?当面对第60页的余缺,我们的错误与虚构又从而何产生?

错误或者是对于文本戛然而止而导致论述最终走向终结的错误,虚构或者是对于知性被悬置而有一种否定式存在的虚构,那么这最后一句的“知识的缺陷”当成为文本的一部分的时候,斯宾诺莎似乎设置了一个隐喻:就是因为对于知识的缺陷,才使得我们产生了对于知性的“错误和虚构”,才使得我们认为“余缺”断裂了以前的一切论述,才使得我们在通往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茫然无措。这是一种感官的体验,这是一种表象的存在,这是一种可疑的观念,而在《论想象》里,斯宾诺莎早就以预言的方式说过:“我们可以看出,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的。”因为余缺是一种可能,所以我们从虚构的观念出发,所以我们内心有了某种想象,而其实,不管是放在括号里的“余缺”,还是第60页的断裂,都无关于真知识、真观念,无关于知性,甚至无关于天赋的力量,1661年冬天到1662年春天所写的《知性改进论》已经指明了那一条通向事物真知识的途径。

因为知性是必然性,是永恒性,是确定性,是无限性,是本质性,“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斯宾诺莎已经在否定的“余缺”之前,形成了一个肯定的观念,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知性是自然之光,本身没有带有被否定、可能性的病症,只要被真正的认识,那就一直通向真理的终点。所以不如从“余缺”的现象返回,重新回到从“导言”开始的肯定状态:“论哲学的目的”。

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斯宾诺莎说是善,是一种单独支配心灵的善,它是唯一的,它是肯定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但是,在斯宾诺莎看来,日常生活中被当做幸福的东西,却并不都是善,人们把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当成终极目标,这些东西的确能够让拥有者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可以享用的美好,但是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却容易让人产生贪欲,而在贪欲支配下,所谓的快乐就会变成痛苦,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恶。

斯宾诺莎:“余缺”不影响知性的确定性

这是一种俗世中的目的论,而如果避开这些恶,或者将恶转化成善,是不是就是一种幸福,是不是可以支配心灵?斯宾诺莎却说,恶转化成善,即使是一种善,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善,善同样可以变成恶,同样可以被否定,所以真正的善是持久的善,是没有可能性的善,也就是说,是必然的善,是唯一的善,是肯定的善,是永恒的善,而这种善,斯宾诺莎把它命名为“真善”、“至善”,“它是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

善是知识,是唯一的知识,是永恒的知识,是“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的知识。斯宾诺莎认为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途径造成了不同的知识,一种是由传闻而得来的知识,一种是由“泛泛的经验”获得的知识,一种是从并不必然正确的推论推出的知识,在他看来,这三种知识因为不确定、偶然性和非本质性,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而他所设想的真正的知识是“纯从认识到一件事物的本质,或者纯从认识到它的最近因而得来的知识。”只有它“才可直接认识一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于错误”,所以要获得这种知识,斯宾诺莎认为要从否定和肯定两方面去行动,否定就是要去除不正确的方法,所谓“医治知性”就是要区别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虚构和错误的知识,然后才能用肯定的方式“纯化知性”,从而“可以成功地、无误地、并尽可能完善地认识事物”。

这种认识事物本性的能力就是“知性”,知性是为哲学的目的论而准备的,在他看来,这种追求哲学目的地过程是这样的:人由于自己“天赋的力量”,可以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当工具被制造出来之后,可以获得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用来制造更新、更全、更完善的理智作品,而新的理智作品又获得新的工具,新的工具又产生新的力量,“如此一步一步地进展,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为止。”在这个过程链条里,其起点是人的天赋力量,终点则是智慧,天赋力量是“指非由外因所支配的力量”,也就是说,人的天赋力量是自我本性的一部分,也就是有这种来自本性的力量,才会有产生“真观念”的知性,才会在工具的制造、力量的产生中一步步前行,最终走向“我爱智慧”的哲学终点。

所以很明确,要确定一种真正的知性,就必须界定真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在真观念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对象的东西,这两种观念指向两种本质,一种是形式本质,一种是客观本质,观念可以拥有他的本质,但是也可以拥有它的对象,而真观念只是真理的确定性符号,也就是说,它就是一种指向本质的观念,“要达到真理的确定性,除了我们具有真观念外,更无须别的标记。”只有在这个真观念之下,才能找到抵达心灵的方法,才能在“最完善的方法”中达到至善。

这是一种肯定式的认识,“所以真的方法不在于寻求真理的标记于真观念既已获得之后,而真的方法乃是教人依适当次序去寻求真理本身、事物的客观本质或事物的真观念的一种途径。”而在肯定的过程中,一定要相辅相成一种否定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在于认识什么是真观念,将真观念从其余的表象中区别出来,又在于研究真观念的性质使人知道自己的知性的力量,从而指导心灵,使依一定的规范来认识一切必须认识的东西,并且在于建立一些规则以作求知的补助,以免枉费心思于无益的东西。”不管是否定和肯定,在论述完哲学的目的这个目的论之后,斯宾诺莎就站在了方法论的上面,他指出要达到目的,必须用正确的手段来认识,要确切地认识“事物的本性”;要正确推究出事物相异、相同和相反的地方;要正确地认识到“什么是事物做得到的,什么是事物做不到的。”要将对事物本性的知识和人的本性与能力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从事物到人,才能达到最高的完善。

否定就是去除表象的迷惑,就是医治,就是纯化,“真观念与别的表象加以区别或分开,保持心灵使不致将错误的、虚构的、和可疑的观念与真观念混淆起来。”在斯宾诺莎看来,心灵不受真观念控制,就是因为我们虚构了一些事物,“虚构”当然是远离本质,远离真理,他给虚构的定义是:“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于事物还有不知道的原因,我们才会使它成为可能的事物,才会用一种虚构的方式认识他,所以从本质上说,虚构不涉及永恒的真理,它只是在头脑中或想象中把记忆中的东西回想起来,然后当成是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所以虚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就会产生错误的知识。

“凡涉及存在的错误观念,可用与改正虚构观念相同的方法去加以改正。”对错误观念的否定,就是对虚构的否定,而这种否定的意义不仅仅是远离错误,而是要确定一物的存在并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要在本质意义上成为一个“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真理需要真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真观念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简单的或由简单的观念构成的;它能表示一物怎样和为什么存在或产生;它的客观效果在心灵中,与其对象的形式本身相符合。

那么,如何获得寻求纯粹出于心灵的真观念,如何单纯从事物的本质去认识它?斯宾诺莎提出了“界说论”:“所以研究的正当途径即在于依一定的界说而形成思想。对于一物的界说愈好,则思想的进展愈容易有成果。”界说的方式和步骤当然也是方法论的,它的建立基础则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则是必然性,“一个界说要可以称为完善,必须解释一物的最内在的本质(essentia),而且必须注意,不要拿一物的某种特质(propria)去代替那物的本身。”内在的本质不是某种特质,他举例说,圆形的界说可以说成是“一个由中心到周边所作的一切直线都是等长的图形”,但是他认为这只是圆形的一个特质,而非本质,本质的圆形应该是“任何一根一端固定的另一端转动的直线所作成的图形”。圆形是被创造之物,他认为被创造之物的界说必须包含的是“最近因”,最近因就是只有唯一原因而产生的特定结果,也就是说,后一个事实的发生,必须要基于前一个事实,若无前事实,则无后事实,则没有最近因果关系。

最近因具有的是创造的唯一性,而对于非创造之物,斯宾诺莎认为它的界说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它是排除任何原因的,也就是说,非创造之物是独立存在的;它既然已经存在,就不会再有不存在的疑问;而对于心灵来说,“界说必不可包含可以转变成虚字的实字”,也就是说,不可用抽象的概念来解释;所有的特质都能够“从它的界说推出”。如果心灵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去考察产生的思想,并能够依照次序推出结论,那么由于它是确定的、唯一的、本质的,所以自然而然不会有错误的思想。

否定是为了肯定,肯定是为了至善,在这样一种正反方法论之后,斯宾诺莎就指出了知性的特质:

一、知性自身具有确定性,换言之,它知道事物形式地存在于实在界中,正如事物客观地包含在知性中。
二、知性认识许多东西或绝对地构成某些观念,而又从别的观念以形成另外一些观念,譬如,知性无需别的观念即绝对地形成量的观念;反之,知性形成运动的观念时,必须先思考到量的观念。
三、知性绝对地形成的观念表示无限性;而有限的观念则是知性从别的东西推论出来的。
四、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
五、知性观察事物并不怎样从时间的观点,而是在某种限度内从永恒的和无限数量的观点。
六、我们所形成的明晰清楚的观念,好象只是从我们本性的必然性里推出来似的,所以这些观念,似乎只是绝对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混淆的观念,则恰好与此相反;混淆的观念的形成,每每违反我们的意志。
七、知性从别的观念所形成的事物的观念,可以在许多方式下为心灵所规定。
八、那些愈能表示一物的完善性的观念就愈为完善。

知性具有确定性、绝对性、无限性、永恒性、本质性和完善性,去除了传闻、泛泛的经验、感觉来推断出的知识,去除了错误和虚构的观念,在“知性改进”中,凭借着求知的天赋工具,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达到至善的哲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