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是略萨于1973-1974年在巴塞罗那的萨利亚写完的，他同时完成了电影脚本。故事基于一个真实事件：为了解决亚马孙地区驻军士兵的性饥渴问题，秘鲁陆军总部组织了一支由劳军女郎组成的服务队，这项服务被大大地夸张、歪曲，以致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闹剧。“我一开始曾打算写成一个严肃的故事，但是我发现难以做到，因为这故事要求的是嘲讽和笑声。也就是在那时, 一种得到了解放般的感觉向我显示：在文学里也存在着游戏和幽默的可能。 ”略萨通过满足军方的性需求这样一个不严肃的故事，对军事当局腐败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严肃批判，表面上一本正经地引用大量文献（包括请示报告、来往公文、通知、电台评论、新闻报道等）严肃地汇报工作，实际上不动声色地对不良现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嘲讽。本书出版后，一度被秘鲁官方列为禁书，却在公众中获得了广泛关注。
1954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危地马拉发生军事政变，颠覆了正在推行土地改革、努力成为美国式民主国家的阿本斯政府，政变背后是一则引发政治危机的谎言，也是一则改变拉丁美洲未来的谎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声称，阿本斯政府以推行改革为名，意图充当苏联共产主义渗透美洲大陆的桥t堡。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艰辛时刻》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谋及参与各方的利益纠葛，其影响延续至今，多个国家卷入其中。“阿本斯想做的是和平改革，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让危地马拉变成民主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拉丁美洲人早就希望出现的东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这部长篇新作中阐释了重构现实的两种虚构方式：叙事者通过自由地重塑人物和事件来进行虚构；企图扼住这片大陆的政治与经济命脉的人则通过操控历史来进行虚构，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美丽而令人不安的小说”。
《洛特雷阿蒙与萨德》首次出版于1949年，是布朗肖战后出版的第二部文学批评著作。布朗肖以洛特雷阿蒙和萨德这两位文学和思想史上的独特人物为对象，通过深入一种巴塔耶式的“极限体验”，将其文学批评与当时主要的思想潮流——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区别开来，重新定位法国文学史上这两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本书的第一部分为《萨德的理性》，这是对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的《萨德，我的邻人》的评论，布朗肖提出萨德的理性，一种面对残酷激情的冷漠，来回应萨特的介入政治。第二部分是《洛特雷阿蒙的体验》，这是布朗肖最长的一篇评论，它通过主题的引力、意象的研磨、语言的重复和变形，探究了《马尔多罗之歌》的黑暗逻辑。1963年，布朗肖重新出版了这部作品，并增添了一篇序言《批评何为？》，在这篇文章中，布朗肖借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明确提出了批评家的职责问题。
本书是布朗肖的长篇小说，本书描述了男主人公托马与女主人公露西在一个房间里对黑暗、爱情、死亡的幽微曲折的思索。亚米拿达是犹太人名，布朗肖的好友列维纳斯的弟弟就是名叫亚米拿达，他在布朗肖的这部《亚米拿达》出版前不久在立陶宛被德国纳粹杀害。除此之外，也有叫这个名字的圣经人物。亚米拿达这个名字的含混性将布朗肖的小说人物保持在一种本质的无名状态之中：亚米拿达没有名字。在《亚米拿达》中，托马斯在快到大楼顶层的时候以为自己是被召唤上来的，但露西告诉他，这是一个误会，夜的降临将带来真理的揭示。小说具有卡夫卡式的叙事模式，布朗肖的这种写作被视为“纯叙事”，但是小说出版后，让-保罗·萨特于1943年发表评论《亚米拿达，或作为一种语言的幻想》，将《亚米拿达》讽刺为“幻想小说”，并指出其与卡夫卡的作品有超乎寻常的相似之处。
《至高者》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创作的小说，是其生平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原版《Le Très-Haut》于1948年出版。《至高者》是一部向自身叙说并且转向小说自身的小说，题目“至高者”源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对古希腊诗人品达诗歌进行评论的散文残篇。小说采用了一种与古希腊俄瑞斯忒斯悲剧同构的神话叙事模式，旨在动摇当时主流的、经科耶夫阐释的黑格尔现代国家理论和法哲学基础，这种叙事模式可被称为“神话现实主义”，它不断地否定自身，重构自身。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的首要需求和焦虑验证了一种自我的追寻，他试图抹掉自己的犯罪证据，他的话语主要是存在，一种归属于大众的感觉，一种对世界和律法的惊异和崇拜。他经常有一种介于梦幻和现实之间的生病的印象，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垂死的感觉，在他遥不可及的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这种垂死的感觉会一直陪伴（折磨）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