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行缺水

	编号：C25·1950512·0125
	作者：[清]曹雪芹 高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88年第一版
	定价：21.00元
	页数：1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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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等旧名，均不敌“梦回红楼”之艳与悲。曹氏题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亦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之意，虚华之末，只是空幻之境，一代盛衰，皆为梦尽之处。 红楼之中，有几个能安享太平，皆如烟飞。曹氏所著前80回本隐有悲悯，高鹗所续，尽显末落，然“悲”字有损，实为苦也。开篇以神话为缘，为古典传奇一固有模式，呼应结尾，结构严谨，有起有伏，暗里明中，皆不一般也。凡120回本，参阅脂评抄本或程伟元刊活字本，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三家评。

	编号：C54·1950506·0124
	作者：（美）托马斯·沃尔夫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9年12月
	定价：赠送
	页数：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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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沃尔夫短篇小说选》已失，存目。

	编号：C54·1950425·0117
	作者：（美）德莱塞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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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被舆论拒绝与抨击更多是政治目的，而非道德目的，这一反讽式的称呼正是基于德莱塞这一代艺术家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与偏见以激起的抱怨与发泄。德莱塞有一种自诩的快感，但却是失败的，主人公尤金在美好抱复下投入创作。但最后成为堕落与受迫害的“御用工具”。《天才》是另类的谴责小说，它与政治舆论的力量相比，只是一点微弱小光。在静处燃烧，最后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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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每个人内心隐藏着美丽的幻影

假如他的意识中可以说是有位上帝的的话，他也渐渐变成一种双重性格的人物或是善与恶的混合物——是最理想、最清高的“善”，同时又是最离奇、最卑贱的“恶”。他的上帝（至少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狂暴而恐怖的上帝，同时，又是一个恬静、完善的神明。
——《第三部 反抗》

混合着善与恶，混合着上帝与魔鬼，对于尤金来说，最理想、最清高的善是不是对美的极致追求，而最离奇、最卑贱的恶是对道德的背叛？肉体带来的青春力量也一定会带来迷失，带来病痛，带来邪恶，而当这种被追逐的美以欲望的方式展现的时候，对于尤金来说，只能以婚姻的背叛为代价。而当最后这种混合着狂暴、恐怖的上帝和恬静、完善的神明出现在尤金矛盾的的人生世界时，尤金反而以一种悔悟的方式重新回到了美的范畴和道德高地，这是救赎，广义的宗教救赎，形而上学的灵魂救赎，也是自我世界里那个美丽幻影的救赎。

却开始于一种死亡的悲悯。当安琪拉痛苦地挣扎在生产的病床上的时候，尤金似乎看见了人生的恶，“哦，天啊，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那并不漫长、却经历坎坷的人生在他面前，最后变成了死亡，变成了开刀，变成了失去知觉，变成了疼痛，变成了“她能活下去”的疑问，对于尤金来说，似乎一切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在回答大夫的时候，说出的那句话是：“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救她的性命。我没有别的希望。”让安琪拉活下去，远离死亡，对于尤金来说，仿佛是生活的一种完整状态，因为孩子就要出生了，自己就要成为父亲，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是伴随着另一个人的死，如果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死亡之上，那么那么美，那么道德，那么艺术，还有什么作用？这种对安琪拉面临死亡的悲悯恰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悲悯，”由于他的欺骗，他的不可靠，他的游移不定的性情，她才落到这步田地的。“这是死亡之因，尤金内心受到的是自我的谴责，但是这样的谴责依然以安琪拉生命的终结作为背景的，当他说出“我真对不住你”这句话，当他发誓“我会照护她的”，他其实完成了一种从恶到善的救赎，完成了自我的命名，完成了人生的界定——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叫“安琪拉”就是让死去的妻子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死亡是为了重生，重生是为了告别罪恶，在尤金的救赎里，这是一种轮回。

似乎一切都向着善的方向前进，甚至在艺术道路上，尤金也凭着自己的创造力，在矛盾的幻想中创作了一张充满鲜明有力生活的画，一万八千块的价格刷新了他从事绘画创作以来的最高价，也预示着生活的回归，而在尤金的心里，似乎这样一种对于美的追求始终没有泯灭过，而当和苏珊暂时分开一年的等待变成了分开五年后的相遇，那种欲望，那种青春，那种至死相守的疯狂都变成了留在心里的一道美丽幻影。纽约第五大街，是重逢，却是陌生的重逢，“他竟然不认识我了，再不然他现在痛恨我了。哦！五年就变成了这样！”苏珊的世界里，尤金仿佛已经走远，而在尤金的内心，却有着一种报复的想法：“虽然我不能确定，嗯，即使是她，也去他妈的！我要使她得到她应得的创伤。”匆匆相遇，却又各奔东西，于苏珊来说，是一种隐隐的忏悔，而对于尤金来说，却是“决不让她知道我还喜欢她”的放弃，其实，在两个人形同陌路的相遇中，内心都依存着那一种既渴望又藐视的“美丽幻影”，像过去的影子，像未来的梦境，却始终不敢走近现实。

美丽的幻影，却终究没能完全逃脱恶的引诱，而对于尤金和苏珊那种反抗无果的生活里，救赎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幻影，约翰斯夫人在给尤金精神治疗的时候，引用的是以赛亚的话：“你们的罪虽象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朱红而变雪白，丹颜而成羊毛，都是对于罪恶世界的救赎，但是在尤金那里，上帝似乎一直都不存在，他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一种当代、形而上学探讨的概略既精神调合”，甚至就像一种暂时的安慰剂，让灵魂感受到某种震动，让自己从现实的遭遇中逃避，“逃避他的疑惑与失望的避难所”，这种用来保护被环境弄得血淋淋的心灵的绷带，从不可逃避的渺茫不定中包起来的套子，却不是永恒的，“宗教显然给了生活一个安身之处和一个名义——虽然那只是一个幻想。所以我们给带回到时间、空间和无涯的心灵那儿去——可是我们给当作什么呢？我们总是站在它们面前，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都归之于它们。”

德莱塞：内心的青春力量有时候是一种恶

只是一个安身之处，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对于尤金来说，那美丽的幻影隐藏着，却随时可能变成另一个魔鬼，在这个意义上，尤金的自我救赎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一种妥协，就像他面对苏珊母亲提出的威胁时，开始慢慢退步，慢慢接受，科尔法克斯搬出来的那些地位、权益、名誉，对于尤金来说，代表着现实，代表着生存，“他失去了这个一年两万五千块的真正优厚的职位。他上哪儿去找一个象这样的职位呢？还有谁——还有什么公司能出这么大的薪俸？除非跟苏珊结婚，否则他现在怎么能够维持河滨大道上的公寓？他怎么能保有他的汽车和他的贴身仆人？”一场和苏珊可能的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的爱恋，最后却要以这样一种身无分文的现实方式作为代价，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来说，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而这种疑问解构的正是尤金内心那个属于自己的上帝，如果一切的幻影变成现实，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他的理想就会全部破灭，“不久，他就会没有汽车，没有河滨大道上的住所，没有职业，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结局，对于尤金来说，无疑是一个自己都无法预见的人生的开始，而当苏珊接受母亲分开一年的建议时，尤金虽然把这样的建议叫做陷阱，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解除心中那个已经被撕碎的欲望，就像那个星象家的预言，第二次失败将会成为不可逃避的命运。同居，不是结婚，那种冲动对于尤金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加掩饰，是天性使然。不管是事业上从亚特兰大到芝加哥再到纽约，也不管是和丝泰拉、璐碧、芬奇、钱宁以及佛黎妲，对于尤金来说，都是在追逐着那个美丽的幻影，也不管是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还是对女性肉体的迷恋，在尤金看来，都是一种人生之美的写照，所以他一直生活在自我构筑的世界里，被幻影照耀，也终被幻影所淹没和吞噬。

“这个艺术家是个感情细腻而复杂的人物，他的感情是无法加以分析的。那时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尤金性格上的各个方面。他最重视的是美。随便哪一个姑娘，只要年轻、有着适度的情感和同情心，并且美貌，就会吸引住他一个时期。”这其实就是对尤金“艺术人生”的概括，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总是会以不同女性出现的方式映照出那道幻影，也总是会以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转折出这样的美丽，在世俗意义上，这就叫成功。亚历山大是年轻的，是有劲的，而芝加哥是真切的，是动人的，也是突出的，而在纽约，则是富裕的、冷酷的、苛刻的，不同的城市，活在不同的形容词里，对于尤金来说，也是不同的人生世界。而在这些不同的世界里，每一个出现在他面前具有无限诱惑的女性成为主宰他生活的主要因素。

在亚特兰大，他遇见的是丝泰拉，这是一种青春最初的懵懂，就像这个城镇一样，“差不多人人都对前途抱有希望。活着可真够劲儿。”十七岁的尤金在这里付出了自己对于女性的第一次爱抚，但是这种恋爱必定只是一个青春的起点，丝泰拉也无非是一个可远观的符号，而尤金也不会在这个城镇里度过一生，他的眼光在远处，在芝加哥。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主动追寻生活的意义，也第一次在这样的空间改变里看见内心里慢慢成长起来的自我上帝，“世界就是为了他的成功而创造的。他也就是为了要在世上成功而诞生的。这正是他应该做的事。这是“新世界的实体”，从刷炉工到房地产公司助理员，从洗衣店送衣服的员工到人人家具公司的收账汇报员，尤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在和女性的交往中，尤金第一次的性体验竟然是和在洗衣店工作的苏格兰小姑娘玛格兰·杜佛，这完全是肉体意义上的，没有任何灵魂的交往和共鸣，所以这个和女人风流韵事的先例“唤醒了他性格上的一种新癖好：“他爱女人，爱她们的曲线美。他爱容貌的美，往后更爱心灵的美。”这种美是模糊的，是冲动型的，不是理想，不是爱情，不是真正的美。

而在这个阶段，有两样东西改变了“新世界的实体”，一个是他第一次走进了展览会欣赏法国画家笔下的那些“色泽鲜艳的裸体画”，这肉体的写真却以艺术的方式进入到了尤金的欲望世界里，“这幅画向他表明了他这时理想中的女性——肉体的美。他一心一意地渴望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儿来对他钟情。”而模特作为写生画的裸体模特，一度打开了他这个欲望王国，但是那次聚会上，“从一群人人到另一群人，作为一种戏耍”的璐碧在他心里变成另一种欲望的代表，这是集体主义的游戏，而不是自我主义对美的欣赏，而住在黑森林的安琪拉的出现，似乎让他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找到了某种契合的美。她安静，她优雅，她美丽，她传统，这样的女人变成了尤金自我定义的婚姻的主角。从爱恋到婚姻，尤金似乎太早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框架，他甚至在事业并无发展的时候开始向安琪拉求婚。

如果尤金一直生活在芝加哥，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构筑他的婚姻，和安琪拉的生活或许是一种幸福，但是对于充满欲望的尤金来说，这远不是一个终点，他的下一站是纽约。“金钱，金钱，这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缺钱他不能娶安琪拉，因为他缺钱必须到更广阔的天地，但是也因为缺钱使他踏上了一条人生的曲折之路。纽约是巨大存在，“可是现在，他是孤独的，而这个大都市正在他四周喧哗，发出一片海洋般的大声音。他必须进去战斗。”不被湮没，就必须站立起来，像一个战士一样把城市当成敌人去征服。“人生是什么？”这是他在纽约的孤独和迷失中一直问自己的问题，而最后的答案是：热情，就像人体一样，必须要用一种热情来燃烧自己，“他起了一种热切的渴望，想把财富和名誉从世界的怀抱里夺过来。生活必须把他的一份给他。”燃烧的火焰里他念叨的一句话是：“假如我有财力……”尤金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又不断地创作，他的“天才”能力终于在纽约站稳了脚跟，而手里有了钱的尤金回到黑森林，和安琪拉举行了婚礼。

一切似乎都是顺利的，都在向着尤金内心越来越大的欲望前进，但是在这场表面上看起来坚贞而又幸福的的婚姻中，尤金的内心世界却越来越受到煎熬。其实在对于生活的理解上，安琪拉和尤金是截然不同的，尤金渴望的是自由的自我主义，而安琪拉却生活在被礼俗包围的生活里，这个比尤金大五岁的女人遵从着父母的教诲，坚守着保守的婚姻观，不能离婚，不能背叛，一生只能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是相异的两个人，那一次尤金从纽约返回黑森林，当拥抱安琪拉之后想要肉体的抚摸，却被安琪拉拒绝，这对尤金来说，变成了一种不安，甚至变成了一种逃避。而在尤金尚未走进和安琪拉婚姻殿堂之前，一个人在纽约的他就不断和女人来往，雕刻家芬奇和歌唱家钱宁，都给了尤金不一样的体验，这种体验中也有那种肉欲的放纵，两个性情、职业截然不同的女人，给尤金揭开了两种崭新的天地。这种欲望的满足对于尤金来说，却是一种伤痛，“你这么美、这么妙，而人生这么短促。”所以在这种悲观主义下，反而激起了尤金对于欲望更强烈的攫取本性，“生活必须把他的一份给他”，对于尤金来说，这是生活的新宣言，他必须把自己当成上帝，当成生活的神，不断地获得自己想要的。

而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在婚后生活中渐渐变成了一种恐慌，在尤金看来，把两个人扯到一块儿的，是欲念，而已经和自己结婚的安琪拉既不具备芬奇的品质、钱宁的才艺，也不具备那种肉体散发的欲望，结婚对于他来说成了一种义务，一种一旦取消可能将安琪拉推向崩溃甚至死亡的仪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和我结婚，我就只好自杀。我不能呆在家里。”所以尤金在痛苦中建立了家庭，更在不安中和安琪拉回到了纽约。但是重新回来的纽约生活却让尤金的生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尤金创作的作品在自己“需要的天国”巴黎展出，他“被内行的名批评家认为是个大艺术家”，这是艺术和人生的完美结合，但是也似乎到达了最高处，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他站在油画面前，握住画笔，疑讶不定，似乎再也创作不出画了，而他把这种身体的问题归结为纵欲，身体满足了欲望，但却不得不付出身体被损害的代价，这像是一种悖论，而尤金就是陷在这样的悖论中无法挣脱出来。

“恶毒的行为、尸居余生的生活、公然的强暴——这就是生活的特色。如果有谁失去了气力，如果生活不很厚道，不赋予才能，如果有谁生来不该受到命运宽容的照顾……其余的就都是苦难。”尤金在苦难中看到了死亡的深渊，在苦难中看到了永远的空虚，而安琪拉也发现了尤金曾经和其他女人暧昧的通信，她遭受了打击，“那帮下流、卑鄙、轻贱、自私、装模作样的家伙。她要她们瞧瞧。啊一啊！她多么痛恨她们。”而她对于尤金，也不再温柔，不再冷静，她吵闹，她大骂，在她看来，这种背叛是对于自己坚守的礼仪的挑战和摧毁，而在安琪拉的大吵大闹和自己身体的病态中，尤金陷入到恐惧里：“欲念、狡诈、自私、妒嫉、虚伪、毀谤、憎恨、盗窃、奸淫、谋杀、痴呆、癫狂、愚蠢……这一切和死亡腐朽占有着他的思想。四处都没有光明。只有邪恶和死亡大风暴。这些想头加上跟安琪拉的淘气、自己的不能工作、婚姻上犯了错误的感觉、以及怕自己死亡或是发疯的恐惧心理，使他过了一个可怕而痛苦的寒冬。”

可怕而痛苦的寒冬到来，尤金似乎想着自我的解救，这种解救激发的是欲望，十八岁的佛黎妲是“处女时期的妩媚”，是青春的美，“青春的美；十八岁的美！在他看来，没有它，生活就是一场笑话，一场卑鄙的争夺，一件牛马于的活儿，只有些愚蠢的物质上的琐碎东西，象家具、房屋、车辆和商店，全牵涉的一场为什么的斗争里？给更多的卑鄙的人造成一个住所吗？绝对不是！给美造成一个住所吗？当然！什么美？老年的美吗？……多么糊涂！中年的美吗？胡说八道！壮年的美吗？不！青春的美吗？是呀。十八岁的美。一点儿不差。这就是标准，世界历史证明了它。”在这种美的激励下，尤金从头开始，做散工，搬木段，就像他当初从亚达兰大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到纽约，重新从底层的生存中开始，一步步叩开财富和成功之门，当然这样的成功也包括对欲望的满足，已婚女人威尔逊仅仅以一条胳膊的诱惑就将尤金带向了“在春日的风光里去谈情说爱”的境地，可是他的面前永远有安琪拉，永远有婚姻的约束，永远有争吵和猜疑。在事业上，也在单纯追求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不断地跳槽，从《世界日报》馆到卡尔文出版公司，再到联合杂志公司，尤金的职位和收入不断增加，他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奢华，拥有了安乐和舒适，他结识当代的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觉得仿佛他的一生自然而然是属于这个完美境界的，在这个境界里，乡村别墅、都市华厦、都市和乡村俱乐部、华贵的饭店和旅馆、汽车娱乐胜地、美丽的姑娘、矫揉造作的态度、精妙的赞赏和完美的装置，一般总是分不开的附属品。”

这是真正的天堂，物质和精神完美结合的天堂，但是对于尤金来说，独守着妻子安琪拉似乎将他又推向了另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之中，那种青春的美在哪里，那种“处女时期的妩媚”在哪里，那种艺术的冲动又在哪？当他遇见“青春及美丽的奇迹”的苏珊的时候，似乎一切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看到灵魂与肉体都十全十美的苏珊·戴尔，他疯狂了——不是为了色情，而是为了爱。他要跟她一块儿，握住她的手，吻她的嘴唇，看着她笑，没有别的。”十全十美或者也是尤金的一种幻觉，是对于痛苦人生的一种疯狂补偿，婚姻的吵闹、艺术的失败，对于尤金来说，是青春力量的一种覆灭，所以他要在和苏珊的爱恋中找到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帝。但是他面对不仅是安琪拉，还有苏珊的母亲，在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和苏珊在一起的疯狂中，他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婚姻，而这种否定也是对于道德、世俗的否定。而苏珊选择尤金，只是为她的那种自由主义寻找到了一种寄托，她已经长大，已经可以去爱一个人，可以承担责任，所以她只想和尤金在一起，不需要结婚只要同居。

这当然无法被社会所接受，而这种疯狂也无非是两个人内心的幻影，在现实面前，这样的幻影是易碎的，从等待到妥协，再到放弃，这青春的美注定要被破灭，就像陷于权利的尤金一样，再也画不出一幅画，他被自己异化了，在失去理智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那个上帝还在。所以安琪拉最后以死亡的方式唤醒尤金心中的道德归宿感，也只是一种宗教性的玄想，是对于自己的逃避，而那个属于艺术世界的大门或者暂时关闭了，但是在尤金这样“彻头彻尾不敬神的艺术家”看来，暂时的安身之所也只是因为听从了内心那个恬静、完善的神明，眼前代表生命意义的小安琪拉就是“花一般的小姑娘”，就是“可爱的小娃娃”，就是美的最原初符号，这个符号里其实也没有世俗的那种约束，完全是尤金自己心中的美丽幻影：“她不太早结婚，那末他就可以拿她作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她的丈夫不会反对跟他住在一块儿。”

	编号：C54·1950311·0107
	作者：（美）福克纳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10元
	页数：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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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引用莎士比亚《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疾人如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书名，是其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悲剧阐述。作品中的“福克纳式诅咒”是对现代主义的一大贡献。实利主义者杰生、白痴班吉，以及悲观主义者昆丁，都像是与世隔绝者，天生充满恐惧与不安。大段的心理描写，不同人物的事视角使福克纳的小说艰涩难懂，让我们在阅读中同样充满“喧哗与骚动”。内收《喧哗与骚动》、《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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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纯洁是一种否定状态

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了什么，罪人们啊？我看见了复活和光明；看见温顺的耶稣说：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弟兄们啊，弟兄们！我见到了末日的霹雳，也听见了金色的号角欢响了天国至福的音调，那些铭记羔羊鲜血的事迹的死者纷纷复活。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受难才能复活，死去才能重生，当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的复活声音在教堂里响起的时候，谁能看见罪恶与救赎，谁能看见复活和光明，谁能看见沉重的负担，谁有能看见那羔羊的鲜血？对于“康普生旧家”来说，一切似乎只剩下仪式，只剩下在牧师口中的“上帝的羔羊”，只剩下疾病、阉割和“黑鬼”，以及那燃烧的火光。“受罪的并不是你。”当康普生太太对黑人仆人迪尔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全世界的苦难都变成了一种历史和家族的重，变成了一个信仰意义上的罪，都变成了无法救赎而被阉割和失去童真的错，变成了“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妄。

鲜血和羔羊，在手捧着的那本《圣经》里，在牧师祷念的句子里，可是这被“现在”记叙的一九二八年四月八四，又剩下了什么？耶稣复活的那天，坟墓里“只见细麻布在那里”，而遗体已经不见了，而在小昆丁的卧室里，除了匆忙逃留下的一些乱衣物外，也是空无一物，这并非是一种象征，“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但是对于康普生一家来说，最后剩下的却只是一个残缺的肉体：“到如今只有那副百折不挠的骨架剩了下来，象一座废墟，也象一个里程碑，耸立在半死不活、麻木不仁的内脏之上，稍高处的那张脸让人感到仿佛骨头都翻到皮肉外面来了。”家族没有人在牧师面前“把羔羊鲜血的事迹铭记在心”，只有迪尔西，静默而虔诚地记住了复活的故事，看见了末日的霹雳，听见了金色的号角，而所有一切的复活都是因为“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

死者是另一个时间里的罪恶，而这样的时间里是不是都充满着喧哗与骚动？1898年大姆娣病了，1910年昆丁投河了，1912年康普生逝世了，而对于所看见一切的迪尔西来说，仿佛就是背负着这死去的沉重罪恶。“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在时间的长河中，并非是如此自始至终地展现死亡，但又如何去消除罪恶？而在时间之外，那些道德又如何变成新的罪恶，在复活之前“杀死了我”？

复活之前却到处是歌声，死亡的歌声，“迪尔西在唱歌。”三十三岁的班吉似乎总是活在另一个时间里，另一个时间里他三岁，另一个时间里他叫毛莱，另一个时间里他有自己的“坟地”，另一个时间里他闻到了树的香味。那一声“开弟”仿佛唤醒了另一个的时间，他听到了“凯蒂”的声音，“她有一股树的香味。”这一股香味永远停留在三岁的时间里，甚至是在1900年圣诞节前两天送一封情书的罪恶故事里，那味道也一直没有散去，所以当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当猫着腰钻过去，时间总是以真实的幻觉回到一个被阉割的孩子身上，但是这三十三岁的时间和三岁的时间里，总是隔着那一道栅栏：“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被阻隔的栅栏，就仿佛是两种时间的隔离物，当前和过去，死去和复活，即使看见，也必须透过，必须穿过，必须改名，必须冲洗，必须逃离。

“现在他的名字是班吉了。”从毛莱到班吉，似乎是将一个带有出生和母系属性的名字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他生下来的时候名字还没有用坏，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要把他带向一个“创世纪”的神话中？白痴班吉的改名无非是一种仪式，一种复活的仪式，甚至是一种死去的仪式，没有用坏的名字其实早就没有了家族的意义，就像他作为男人的器官没有了意义，“它们早不在了。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再不给你做生日了。”当班吉看到了自己被阉割的下身，就像永远听不到自己原初叫“毛莱”的名字一样，已经从自我历史中被抹去了。

福克纳：透过栅栏看见“家族的没落”

但是，班吉却还会哭泣，还会脱掉衣服看看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初”，而他似乎永远看不见自己的“终”——因为终已经被阉割了，三十三岁的终只被定义在三岁的臆想和梦境中，可是那种和家族有关的味道却被班吉敏感地闻到，“接着房间的样子显出来了，但我却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闻到了那种气味。”1912年康普生去世的那晚，他就在醒过来的时候闻到了“死”的气味。如此新鲜，如此陌生，却成为无法被抹去的“初”，那根吉姆草上也有味道，那一声“开弟”里也有味道，那撕破的衣服上也有味道，所有的味道在死亡之后都开始复活，“父亲把我抱了起来。他身上有一股雨的气味。”而被改名那天，班吉也闻到了昆丁身上的雨的味道，甚至威尔许，都有那种在时间里复活的味道，在当前和过去，在现实和梦境里，味道混杂在一起，就像时间混杂在一起，但是在这味道的集合里，却再也闻不到凯蒂身上树的香味。
那个没有味道的“始”其实早就写在了凯蒂的故事里，“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这是1898年的逃离，对于七岁的凯蒂来说，这仿佛是自我世界里的第一声抗议，而在班吉的世界里，这初的逃离就是对味道的背叛，“她打开她卧室的门，可是我拽住她的衣裙，于是我们走到洗澡间，她靠着门站着，盯着看我。接着她举起一只胳膊，掩住了脸，我一边哭一边推她。”凯蒂急急地从外面回来，急急地走进家里，那一个晚上再也没有树的香味了，第一次委身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对于班吉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开始，推进洗澡间，无非是要洗掉代替树的香味的香水味，洗掉身体上的罪。这是1909年的夏末，空气中已经没有了味道，对于已经在另一个时间里被定义、被阉割的人来说，班吉只不过象征着一种最初意义的罪，不是道德之罪，也不是信仰之罪，而是肉体之罪，看见的一切都是黑夜：“接着黑暗又跟每天晚上一样，象一团团滑溜、明亮的东西那样退了开去，这时候凯蒂说我已经睡着了。”

没有了香味，没有了月光，这沉睡的黑暗其实早就在昆丁的时间里出现过，“最后一下钟声也打响了。终于钟声不再震颤，黑暗中又是一片寂静了。”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的黑暗里，时间在逃离，那只从祖上传下来的手表是在复活着时间，还是在扼杀着时间？“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那嘀嗒嘀嗒的声音总是告诉昆丁时间活着，从祖父到父亲，时间一直没有死去，没有死去的时间是不是将改变复活的仪式，是不是会在上帝面前显出人类的愚蠢和失望？“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拉丁语，意为：归谬法）。”时间其实并非是荒谬的，而是钟表的荒谬，人类经验的荒谬，所以在这个“不间断地、永恒地、越来越有气无力地行进”的时间里，昆丁将钟表砸碎，玻璃碎屑布满了表壳，钟表碎了，但是时间活着，对于昆丁来说，无非是从一种荒谬走向另一种荒谬，那橱窗里还有在走动的十几只表，即使被砸坏了也可以再次被修复。当时间必须在谬误的人类经验中被证明的时候，昆丁的征服和逃离最后都只能以一种下沉的方式结局。

“只有铁熨斗才会浮起来”，这无非是昆丁荒谬的命题，当身体投向那水中的时候，那骨头一定会沉向河底，就像把钟表砸碎了之后，时间永远不会在那个夜晚死去。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耶稣也没有妹妹，所以在关于对凯蒂童真的救赎中，昆丁只能看见那一个溺死的黑影。父亲说，童真是男人想出来的，就跟死亡一样，仅仅是一种别人都有份的事儿，所以这便是世界上一切事情的可悲之处，“所有的事情，连改变它们一下都是不值得的。”凯蒂委身于一个男人，失去了贞操，但失去的似乎就是被男人定义的贞操，童真是达尔顿·艾密司口中的“都是骚货”，是赫伯特·海德口中的“什么道德原则去他娘的吧”，是“躺在桌子上每只角上都点着一支蜡烛两朵假花捆在一根玷污的粉红色吊袜带上”的那封结婚请柬。“凯蒂你可不能结婚，你有病啊。那个流氓。”当昆丁对凯蒂说出这一句忠告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总得嫁人呀。”嫁人、结婚，和童真有关吗？而那次委身的经历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女人从来就不是童贞的。纯洁是一种否定状态因而是违反自然的。伤害你的是自然而不是凯蒂，于是我说这都是空话罢了。”凯蒂从自然中被剥离出来，而“我总要嫁人”似乎又回归到了自然，而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对于昆丁来说，却是一种信仰的彻底覆灭，是一种爱的彻底沦落，纯洁永远在一种否定状态中，它带来的是背叛、是逃离，以及自灭的死亡。而在昆丁的世界里，纯洁的火焰燃烧起来，便是超越死亡的肉体之美，“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超越死亡。到那时你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到那时我们两人将处在纯洁的火焰之外的火舌与恐怖当中那支箭没有移动位置却在逐渐变粗，接着一条鳟鱼猛地一扑舐走了一只蜉蝣，动作幅度虽大却轻巧得有如一只大象从地面上卷走一颗花生。”

所以在那个孤独的夜晚，昆丁所看见的是浮出水面的荣耀之主，“再过片刻，那两只熨斗也会浮起来的。我把熨斗藏在一边的桥底下，然后回到桥上，靠着栏杆。”水面上的铁熨斗，仿佛是一种召唤，让他决意于从桥上跳跃下去，看见微光，看见波澜，看见沉睡中睁开的眼睛，看见火焰的燃烧，看见女人周期性排泄带来的微妙平衡，而那个意大利女孩，在昆丁的世界里成为了另一个“妹妹”，给她面包，带她回家，而即使被逮捕被审判，也在生活的“终”里看见纯洁的火焰在燃烧。凯蒂的离开，对于昆丁来说是爱的覆灭，但是却在另一种死亡方式中找到了自己，“我干过的一切也都成了影子，我感到的一切为之而受苦的一切也都具备了形象，滑稽而又邪恶莫名其妙地嘲弄我。它们继承着它们本应予以肯定的对意义的否定，我不断地想，我是我，不是谁，不是不是谁。”尽管像砸碎钟表阻止时间一样荒谬，但是在“Non fui.Sum．Fui．Non.sum．”中变成了一种救赎，过去不存在，现在存在，过去存在过，现在即将不存在。在于不在之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其实只是那一片归于寂静的黑暗，那不再震颤的钟声。

“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但是在昆丁看来，永远否定状态的纯洁在1989年凯蒂的离开宣言中就已经不存在了，投河寻找上浮的荣耀之主，对于昆丁来说，却像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可是当一切的肉体之爱都覆灭之后，谁还会在复活的路上听见时间的声音？而当时间又指向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的时候，当三十三岁的班吉在“初”，迪尔西的祈祷在“终”的时候，复活也变成了一个只有苦难的名词。“我早说过，天生是贱坯就永远是贱坯。”杰生对着凯蒂的私生女昆丁说着关于罪恶的话，一切似乎都和金钱有关，都和财富有关，“你的血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是现实里的鲜血，不是羊羔的鲜血，对于黑人，对于女人，似乎都在这一种冷冰冰的故事里成为罪恶的代名词。杰生说：“吃饭的时候一厨房都是黑鬼，都得让我养活。你们就光会跟着他满街溜达，等到我想换一只轮贻，就只好我自己动手了。”杰生说：“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绝对不保留女人给我的片纸只字，我也从不给她们写信。”对于杰生来说，家族的印记已经渐渐在他身上抹去，不像昆丁一样在哈佛求学，凯蒂的丈夫赫伯特也没有给他在银行做事，“我只求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把自己的钱赚回来。等我赚回来了，那就让整条比尔街和整个疯人院都搬到我家里来好了，让其中的两位到我的床上去睡，再让另一位坐到我餐桌的位于上去大吃大喝好了。”对公平的追寻在杰生那里，其实变成了疯狂的报复，凯蒂给他50块钱只能看小昆丁一眼，那些寄给小昆丁的信却早就被杰生拆开拿走了里面的钱，而在小昆丁翻墙出去的时候，他也跟踪她，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而那一笔不见了的钱其实无非是自己制造公平世界的一个报复的象征：“这笔给抢走的钱，是他用来补偿自己没到手的那份差事的损失的，是他花了好大心思；冒了很多风险才弄到手的，这笔钱象征着他丢失的那个差事，最最糟糕的是，使他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下贱的丫头片子。”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是基督受难和复活日，那些死亡和复活，那些道德和罪恶，那些童真和死亡，在被重新书写的时间中讲述着关于康普生家族的荣辱，从1699年至1945年，从一个被废黜的亚美利加王到一无所有的贱民，康普生家族的时间表上，有着荣耀和权势，也有着没落和颓废，从“康普生家”到“康普生旧家”，“康普生家的任何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这种荡然无存的痕迹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死亡，那朝不保夕的贞操，其实无非是一种家族的荣耀观念的失落，当昆丁用死亡来牺牲自己寻找归宿的时候，他爱的只是死亡，而对于杰生来说，荣耀观念就等同于财富和权力，“他完全不把上帝这样那样的教诲看在眼里，考虑的仅仅是警察会怎么说。”牧场、姐姐和火光都在那个世界里失去，却又重新“复活”，只是这样的复活已经没有了信仰的意义，“耶稣又不是您弄复活的，是不是？”康普生太太无非是一个另一个荒谬的利己主义者，上帝不在她心里，只在那敲响的钟声里。所在康普生家族的时间里，那消除罪恶的羔羊的鲜血，有时是失去童真流出的血，有时是女人自然生理周期性中的平衡之血，有时却是追逐财富头撞在铁轨上流出的血，而这些血和死亡一样，将康普生的家族历史，一层一层掩盖住。而唯一探出脑袋看见这仪式的，是活在自己三岁时间里的班吉，罪恶和死亡都过去了，苦难和疼痛都过去了，肉体和信仰都过去了，甚至白人和黑人的故事也都过去了，最后的“喧哗与骚动”里已经没有了栅栏：

那支折断的花耷拉在班的拳头上，建筑物的飞檐和门面再次从左到右平稳地滑到后面去，这时，班的蓝色的眼睛又是茫然与安详的了：电杆、树木、窗子、门廊和招牌，每样东西又都是井井有条的了。

	编号：C37·1941211·0085
	作者：（美）盖斯凯尔夫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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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简·奥斯丁、勃朗特一样，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也同样沾染上了19世纪英国宫廷式的陈酸气味，其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上仍透出“小家碧玉”式怨叹。背景的宏大与主题的世俗使其无法获得与《乱世佳人》相匹敌的影响力。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恋爱无疑在宫廷女子的宗教虔诚与心灵开放的矛盾中，正如第一章所引用的苏格兰民谣：“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下去。”

	编号：C38·1941112·0077
	作者：（法）阿拉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15元
	页数：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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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运动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的个人生活历经坎坷，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的抗争，《巴塞尔的钟声》中仍是这个表达主题：妇女问题，警察内幕和工人运动，是对整个法国社会至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写照。与他的超现实主义 歌相比，他的小说更有力量与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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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的钟声》：她摆脱寄生和卖淫的生活

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我们之所以奋起反对屠杀，这并能是因为我们自私懦，不能为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理想付出最大的牺牲。我们经受过资本主义苦难生活的磨练，经过这种磨练，我们都成了女战士……
——尾声 克拉拉

巴塞尔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这是危险的钟声，这是战争的钟声，这也是革命的钟声。在大教堂外的有群众，有叛徒，也有革命者，而当克拉拉·蔡特金的声音像钟声一样传播开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取代饶勒斯演讲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她更是一个女战士——“她是属于未来的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今天的女性。”反抗屠杀，投入战斗，甚至“能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并转化为一种行动，向着资本主义苦难生活表明了最后的态度。

但是一九一二年绝非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未来的起点，“新的浪漫曲从此开始。骑士小说已告结束。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阿拉贡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这样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是那个骑士小说的时代呢，那个有着男女尊卑等级的爱情呢？那个有着龌龊故事的时代呢？它们并不会立即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消失，当然也绝非随着蔡特金的那句宣言而埋没，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阿拉贡只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指出了巴黎女性的方向，只是用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取代另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有时候敲响的战争的号角，有时候敲响的徒劳的祈求，那一句“我向生者呼吁，我为死者哭泣，我要消灭灾祸！”有时候反倒成了一场新酝酿战争的前奏，当饶勒斯说出“大钟的响声总是向人的的良心发出呼吁”的时候，那种对于良心的召唤实际上成为人类另一种不幸，声音像子弹一样在呼啸，“生者——在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以此自诩呢？如今一切都已岌岌可危，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生者变成死者。”

是的，曾经有那么多生者，变成了死者，有那么多的呼吁变成了哭泣，当一九一二年成为未来的起点，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成为女战士，它们仍然是妻子，仍然是母亲，仍然在男尊女卑的爱情玷污下生活，仍然被金钱统治，仍然经受苦难生活的磨练，甚至，有时候甘愿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倒回去，如果从蔡特金理想主义的女性角色出发，在更大的天地里，在更久的时代里，她们依然是未醒的生者，依然是哭泣的死者。而阿拉贡为其他的女性贴上了两个名字的标签：迪安娜和卡特琳，或者在和蔡特金组成的女性三部曲中，她们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只有在女战士的宣言中，她们才可能被重新再造。

对于阿拉贡来说，“再造”绝非是简单抹去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固有的女性属性，当然，也不是一种终止生活的放弃。在女性三部曲里，阿拉贡试图用一种生活的还原来终结旧时代，用自我的指向表明无产者的革命方向，所以在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阿拉贡提供了巴黎社会的背景，而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看见她们的软弱、无知、迷惘和蜕变。在迪安娜身上，交易的符号贯穿着她的婚姻生活，十九岁离婚，对于她来说，是一笔丰厚的年金，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写在迪安娜身上的标签，而在此后几乎和所有男人有关的故事里，她都加深了这个标签。“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似乎成为迪安娜生活的一个写照，对于她来说，睡觉似乎是展示生活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睡觉生活里，她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男人必须拥有财富和权力。

路易·阿拉贡：听到了1912年巴塞尔的钟声

在和已经离婚的罗马内订婚之后，她又和制糖大亨吉尔松-凯内尔认识，而认识之后，也成为他的未婚妻，而对于罗马内，她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理解象我这样年龄的女人到底需要什么。除此之外，他对家庭没有感情。”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只是那种“适合登在画报头几页的理想人物”，而面对有妻室的吉尔松·凯内尔，她展示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自己对于金钱的依赖。而这种所谓的爱情也从来没有持久性，在一次谈生意的晚宴上，迪安娜又结识了乔治·布律内尔，而在三个月没有露面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在爱尔兰举行了婚礼。

“布律内尔一家人搬到奥菲蒙路，迪安娜的梳洗用具都是金质的，所以放在大厅里。有人猜想迪安娜在的的盥洗室里大概用瓷盆洗浴。”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而布律内尔绝非是简单的工业大亨，他利用自己家里的赌博场所揭结识了一大批要人，其中就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布律内尔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进入巴黎的政府部门，从而掌握权力，所以他需要成为议员，然后成为部长。而对于迪安娜来说，这也绝非是一个终点，她有一个对待自己像父亲般慈爱的道尔士上校，有拥有据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的梅赛德斯牌汽车的维斯纳尔，甚至和大使馆的塞尔维亚秘书勾勾搭搭，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并不是欲望的终结。

在布律内尔家里，当那一声枪响的时候，皮埃尔·德萨布朗成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萨布朗一家和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旧贵族都有联系。他们对这种沉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因为布律内尔家在政界有关系。多硬的关系啊！”而为了圆这个谎言，迪安娜主动出击，把皮埃尔·德萨布朗之死说成是对于自己觊觎而失败的羞辱之死，而完全掩盖了为维斯纳尔、克洛兹和白里安效劳的布律内尔的丑脸，和皮埃尔的哥哥德萨布朗上尉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她甚至以自己的色相诱惑，“罩在内衣外面的短披肩敞开了，仿佛可以看到她的胸脯在跳动。”而皮埃尔的故事完全被虚构成一个对迪安娜非分之想的道德恶作剧，“总之，皮埃尔一再地纠缠，他对我们私下里纯洁无邪的来往已经感到不满足了。”而最后迪安娜似乎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皮埃尔之死的惋惜：“就像你们整个的社会，你们的谎言，你们的陈规旧习一样，都是大大的错误。可怜的皮埃罗！为什么我没有干脆就做了他的情妇呢？”

像兄长一样跟你谈谈，在雅克·德萨布朗面前，迪安娜完全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博得了他的同情，而雅克对于面前的这个女人，用了“圣洁”这个词形容，而同样说出这样评价的是维斯纳尔：“亲爱的，迪安娜是懂事的，迪安娜比你更懂得什么叫生意。”生意，对于布律内尔，对于维斯纳尔来说，就是永恒的主题，而对于迪安娜来说，她获取的是另一种感官和金钱的享受。而对于布律内尔来说，皮埃尔·德萨布朗案件只是成为他向上的一个砝码：“巴黎各界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迪安娜是受害者，乔治是与事件无关的，皮埃尔·德萨布朗也不再是悲剧的主角。”而作为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其实一直有着一种“寄生虫”哲学来支撑他的人生之路：“我们都是寄生虫。为什么不承认呢？我对这种看法的毫无反感。做一个身上有寄生虫的畜生，比牲口背上的寄生虫又好在哪里呢？”时代造就了社会的分工，造就了生意，造就了贵族，但是在这新的时代里，“寄生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级形式，而未来就是寄生生活的世界，问题在于要不断地创造寄生的新形式！”所以应该为寄生虫的生活干杯，而实际上，在道尔士的安排下，布律内尔渐渐失去了地位和权势，并且成为市井小人的代表，而这一切只为了让迪安娜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当迪安娜的阑尾手术折磨身体之后，布律内尔和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当维斯纳尔问失去了优势的布律内尔“用什么来补偿我”的时候，布律内尔还厚颜无耻地说出了“我的老皮”，而维斯纳尔的回答是：“你的胆量倒不小。首先，你的老婆，我已经占有了；其次，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也没有老婆了。”

维斯纳尔早就占有了迪安娜，“他并不想娶迪安娜。跟她还能再睡几年呢？并且这也会使入变老的。”所以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更是一个牺牲品，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她似乎永远有着变幻和勾引的手段，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爱情，得到真正的幸福，她沉溺在欲望和金钱世界里，成为男人的工具。而在迪安娜的对面，却站着一个处处独立，处处不委身于男人的女人，她就是阿拉贡贴上标签的第二个女人：卡特琳。

“所有的女人都是奴隶。”这是卡特琳反抗的一种信号，对于她来说，男人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压迫，就像沙皇，所以她极力赞扬巴尔干半岛以罢工来反对战争的工人，把向沙皇扔炸弹的农民当成是英雄，而在男女关系上，她也一直认为男人总是以主子的身份来指责女人，来控制女人，所以女人不能结婚不能成为男人的压迫者。尽管母亲周围是一片情欲的光晕，尽管漂亮性感的姐姐的身边总是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男人，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她一直不想踏入到男女之间的纠葛中。十岁是岁男人有火热的好奇心，十四岁时有个激进派向她求婚，但是对生育有模模糊糊恐惧感的卡特琳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不能爱雷吉斯。”对于她来说，尼采般的意志力控制着她：“不管是道德方面的或是其它方面的，使她不愿委身于人，而主要是有一种社会的因素的牵制住她：她不愿意做某个男人的妻子，她害怕一旦委身于人，就要由他来主宰。”她想要的是男女的平等，想要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革命：“卡特琳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革命，终于也有妇女参加了。将来头几项革命措施就是废除婚姻，堕胎合法化，给妇女以选举权。是的，甚至包括选举权，尽管那时也许不再选举了。”

但是不管是戎根，还是德委兹，不管是蒂埃博还是利贝尔塔，在他面前的男人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行动，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似乎都难以逃脱她心中那种固有的男女关系，“不，我亲爱的，我不能做你的妻子，因为你脸上的肌肉抽动。”她对德韦兹这样说，而当她和蒂埃博在一起，说着不信上帝的想法，说着自己的生活，甚至可以和他睡觉，但是在身体的欲望之下，卡特琳对于女性革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一九〇五年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让卡特琳感受到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巴黎的现实，依然让她无法看到憧憬已久的前景：“偷情寻欢的事有过三、四起，但这种私情后来全被她抛弃；因为她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享乐都无法掩盖生活、思想，社会奴役的烦恼。”

这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奴役，是自己被警察当成妓女，是怀孕的朱迪斯之死，是爱情中充满的欺骗，“可是，她马上就觉得爱情中充满欺骗。爱情，那等于突然听从一个男人的摆布。可能她也得跟其他的人一样，面临的是奴役，漫长的时日，坐在窗帘后面绣花。”所以在这样的奴役面前，卡特琳是消极的，她宁肯在不珍爱身体的生活里自我沉沦，自我麻醉，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像年过四十的母亲一样生活了。甚至卡特琳在等待一种死亡的降临，在她面前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当保罗和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卡特琳把这种自杀称作是一种有人情味的行为，“说实在的，他们和她是同一样的人。”因为这就是一种自由，“她心目中的自由，无非是能够不劳而获，游手好闲那种可怜的自由，而她却一直被人生这个伟大的字眼儿拖曳着。”所以为了不被那种伟大的字眼儿拖着，卡特琳站在了塞纳河边的米拉波桥上，准备用这样的方式制造生命的“人情味”。

但是汽车司机维克多救下了她。对于卡特琳来说，维克多的出现并非是生命的解救者，更是思想上的救赎者。作为社会党的中坚力量，他批判了拉法格这种人情味的自杀，“请你相信，拉法格的自杀，是他用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工人阶级。”在他看来，有产者才自杀，而对于那些无产者来说，唯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他带着卡特琳到劳工联合会，参加会议，并且高唱《国际歌》，“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劳动，而是要消灭游手好闲。我们希望不要劳动得送了命，但是我们不希望不劳动。”在维克多的革命斗争思想下，依靠着母亲每月从巴库寄来的支票生活的卡特琳，似乎在男女关系上依然寻求一种独立。“你知道，我说的结婚——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生个孩子吧。妇女人人都是如此，也没什么可争辩的。”维克多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于结婚似乎也是按照平等的思想构筑的，但是妻子让内特流产却让这种结婚思想受到了挑战，从那流出来的鲜血中，他仿佛看见了社会的痼疾。“社会就象一台血淋淋的机器，人如同被割断的手指一样，在这台机器上被绞得粉碎。”

这无非是一个譬喻，不管是对于维克多，还是卡特琳，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流血的社会，在不同的男人世界里，卡特琳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属性，“这一个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曾经使她亢奋得喊叫，却没有能使她内心动情。”而当她因俄国籍被驱逐出境两年不得居留的时候，实际上更把她推向了一种不公平，这超越了男女不公平的现实让卡特琳学会了反抗，当与迪安娜已经离婚的布律内尔强暴卡特琳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扬起了愤怒的拳头，当蒂埃博少校要求卡特琳做自己妻子的时候，卡特琳也断然拒绝了将自己释放的少校，最终，她被驱逐到比利时。

但是，没有看到维克多似乎成为她蜕变的一个遗憾，而当一九一二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来到了巴黎。在这个国际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混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这里有想要重新征服巴黎、改名为布鲁内利的布律内尔，有最终在十八个月后把欧洲无产者出卖给军阀的民主党领袖，有呼唤良心发现的饶勒斯，更有不明真相无数的群众，那本巨型的书上写着“放下武器”，实际上是对于革命的一种妥协，那些叛徒，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正在敲响的巴塞尔钟声里制造新的恐怖：“巴塞尔的钟鸣并不表明欢乐，而是自中世纪以来就多次响起的危险和战争的报警声。这声音和公共建筑物上的红色旗帜形成对照。”这警报声和饶勒斯的良心演讲，把革命带向绝望和惊慌，似乎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而德国老妇人蔡特金的出现，完全成为阿拉贡最理想的女性化身，她不像迪安娜一样成为金钱的附属，也不像卡特琳一样，“却只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地看到人类的影子。”而克拉拉·蔡特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完全成为一九一二年这个时代到来的标志，“我把克拉拉·蔡特金当做一个榜样，而且我时刻都会想起她。”

蔡特金被推上了革命的制高点，她的声音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响彻在这个时代的上空，响彻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而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在一种战斗的状态下创造生命的价值，创造时代的浪漫曲：“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

	编号：C54·1940913·0069
	作者：（美）玛格丽特·密切尔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4月
	定价：6.20元（原价32.00元）
	页数：1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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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佳人》已失，存目

	编号：C29·1940730·0061
	作者：崔京生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定价：12.70元
	页数：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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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项链”是一种诱惑，崔京生拿着这条纸项链作欢迎状，我们进入其中，才发现项链背后是我们无法表现的同情与软弱，谁为谁挣扎?谁为谁消灭，文章的至高标准在只言片语中瓦解，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信仰，城市把人贬到一个最低境界。浩浩荡荡的“布老虎”充其量也只是一些“纸老虎”，让我们的阅读没有任何的呻吟。

	编号：C26·1930721·0058
	作者：[清]李汝珍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4年1月
	定价：？
	页数：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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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已失，存目。

	编号：C25·1940719·0057
	作者：[明] 如莲居士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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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长篇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说唐》，后与《说唐演义后传》、《说唐三传》合刻，改名《说唐全传》。《说唐》以瓦岗寨群雄风云际会为中心，铺叙自秦彝托孤、随文帝平陈，到唐李渊削平群雄、李世民登极称帝为止的故事，着力描绘了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尉迟恭等传奇人物，以主要笔墨描叙瓦岗寨聚义英雄劫王杠，劫囚牢，反山东,起马取金堤,三斧取瓦岗，建立起义政权的故事。本书为曲艺理论家陈汝衡改写的六十六回本。

	编号：C37·1940626·0054
	作者：（英）狄更斯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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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带有19世纪英国绅士风度的小说家，狄更斯将富于惊心动魄的题材描写得干枯无聊 ，巴士底风云而掀起的法国革命掩饰了这位传统作家应有的天才创造性，尤其是语言上的拖沓，浪费了对18世纪这场大革命的批判。狄更斯的失败是太追求纪实，而忽视了悲剧性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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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

这酒是红葡萄酒，它染红了巴黎圣安东区那条狭窄的街道上它倒出的地方。它也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
——《第一部·第五章 酒店》

不同的时代写着不同的词语，纪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时代写着“罪恶”两个字，而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旗帜上写着“革命”两个字，但是不管是罪恶还是革命，时代的土地上总是流下红色的东西，那是伤痛，那是鲜血，那是葡萄酒，那也是爱心，而对于红色的救赎，有时候需要力量和权力，有时候只需要自我牺牲，而当那么多的“雅克”用红色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的时候，那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上却永远有无法更改的死亡印记，在圣安东，在巴士底，在巴黎，以及在欧洲的时代中，成为再也清洗不净的污点。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狂热和革命是新的时代，而在旧的时代里，却写满了苦难和罪恶，那是一把剑对身体的伤害，端庄、贞洁的姐姐被可耻的特权玷污，而用正义复仇的弟弟却被刺倒，站在姐弟农奴眼前的是贵族老爷，在他们眼里，姐姐或者弟弟只像一条普通的小狗，只有在鲜血流进的时候走向死亡。痛苦和绝望，是被马内特医生看见，在那个夜晚，在巴黎的街头，他便成为罪恶的见证人，但是在这样的痛苦和绝望中，医生已经无法拯救，甚至他会成为另一种罪恶的牺牲品，未经审判被关进巴士底狱，这便是那个时代对于拯救的惩罚。

“马车却把我送到这儿，把我送进我的坟墓。”巴士底狱的监狱是“北塔楼，一百零五号”，是折磨，是压抑，是另一种痛苦和绝望，是被埋的十八年，而在这从来没有申诉，没有自由的地方，那生锈的铁尖，那蘸着血的烟灰，那木炭调制的灰浆，写下的是对于那个时代那种苦难的控诉，唯有用笔才能写下真相，写下罪恶，写下控告：“我，亚力山大·马内特，不幸的囚犯，谨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夜，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向这些罪恶都要抵罪的那个时代，控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直至最后一个子孙。我向上天，向人间控告他们。”

这是被监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这不是终点，对于马内特来说，世界只剩下一个“北塔楼，一百零五号”的狭小空间，而外面的一切都离他远去，妻子的死亡，女儿的降生，都在自己之外发生，而对于他来说，十八年留下的是活着的力量，留下的是文字的文稿，留下的是被救出的命运。这个写着“起死回生”暗语的夜晚，他离开了监狱，离开了苦难和绝望，也离开了曾经仆人德法日酒店的那间锁着的阁楼：“为什么！因为他锁着门过了这么多年，要是让他的门开着，他会吓得，说疯话，把自己撕碎，死去……我不知道会得到什么不幸。”为了不把自己撕碎，他整天修补着鞋子，不闻窗外的一切，长期生活在淫威下，“他还是那样驯服地吃喝他们给他吃喝的东西，穿上他们给他穿的斗篷和其他披的围的东西。”而当“起死回生”的时代降临的时候，对于马内特来说，只有那活着的微弱回声：“它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发出的声音的最后的微弱回声。它完全丧失了人声的活力和共鸣，使人觉得它像一块原来很美的色彩，后来黯淡失色，成了一抹污迹。”甚至在女儿马内特小姐看来，也只是一个“幽灵父亲”。

但毕竟走出了监狱，走出了阁楼，走出了巴黎，对于仆人，对于女儿，对于一切的人来说，马内特代表着一个苦难的过去，一个幽灵的生活，所以对于他来说，世界就是一个秘密：“每个人，对别人来说，生来就是个秘密，那么深奥，不可思议。”那里只有夜的阴影，而这样的阴影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所有背景，“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治安和人身保障，可以证明国家那样自吹自擂有多大道理。”而在法国，“总的来说，虽然在降神通灵上不如她的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姊妹那样受惠，却一边造纸币一边挥霍，极为顺利地走着下坡路。”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神权已经幻灭，而基本的人权却又无法保障，所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一切呈现的是“最高比较级”：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

狄更斯：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

最好和最坏，智慧和愚蠢，信仰和怀疑，光明和黑暗，以及希望和绝望，在矛盾中呈现出苦难，在矛盾中保守着秘密，对于拥有神权的大下巴来说，只有高压手段进行的镇压，而伐木工人、农民都成为小人物，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历史中，“沿着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条条道路前进。”而对于马内特医生来说，即使离开巴士底离开巴黎，也并非是按照前面的道路前进，那修鞋的箱子似乎是他生活的写照，但是在女儿马内特的爱中，他似乎渐渐从十八年坟墓般的生活中醒了过来，只是秘密依旧在内心深处，甚至在达奈对马内特小姐表达爱意要娶她为妻的时候，马内特医生也以保守秘密为条件，对于他来说，那一切都已经埋入了内心的坟墓。而只有当女儿的爱，别人的照顾渐渐汇成一种力量的时候，马内特才慢慢从患病的生活中走出来，“我沉浸于幻想时，我是一个人，而且我想象这些脚步，是要进入我的生活和我父亲的生活的那些人的脚步。”这是马内特小姐对于父亲的关爱，只有隔绝那段苦难，才是拯救的唯一办法，而和达奈结婚对于马内特小姐来说，是最伟大的爱的降临，“今晚上我感到很幸福，亲爱的父亲。我为上天如此祝福的爱：我对查尔斯的爱，查尔斯对我的爱，感到深深的幸福。”而她把这样的幸福献给了遭受苦难和不公的父亲：“她怯生生地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上，作祷告，她要像她的爱所渴望的那样，永远孝顺他，这也是他所受的痛苦应得的报偿。”

但是这个时代根本没有远去，像鲜血一样的红色呈现的是酒的颜色，但是却染红了更多人的手和脸，更多人的脚和鞋。那城里的爵爷是朝廷掌权的显贵，“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我。”虽然经过几代人的穷奢极侈，大量挥霍，已渐渐坐吃山空。而他依旧把妹妹从修道院接出来，像一个奖品一样嫁给出身贫寒但很富有的税收承包人，在爵爷的生活中只有金钱，只有财富，只有权力，而当那飞驰的马车把穷人的孩子撞到在地的时候，他却反而咒骂孩子的父亲：“你们这些人，照顾不了自己，也照顾不了你们的孩子，真让我惊奇。你们总有人挡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怎么知道你们把我的马伤得多重？喂！把这给他。”随手扔出的钱像是对于穷人的施舍。而乡下的爵爷却也像穷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老爷，请听我说！老爷，请听听我的要求！我的男人死于穷苦；许多人都死于穷苦；还有许多人会死于穷苦。”农民的唯一希望是在死去的男人坟头立一块写着名字的石头或木块，而这小小的要求竟也不能满足。

“饥饿无处不在。饥饿被赶出高楼大厦，呆在晾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烂衣服上；饥饿、和干草，破布，木屑，纸片一起，补缀在那些衣服上。”这便是时代的图景，而在这形形色色的看客里，“即使各显自欺欺人的本事，对他们的兴趣无论怎样粉饰，究其根源，那仍然是吃人恶魔的兴趣。”正是这“吃人恶魔”的兴趣，总是游戏般地把“耶稣纪元”说成是安娜·多米诺的克伦彻以钓鱼为名进行盗尸的勾当，而那个被称为爱国者的巴萨，却是一个受雇佣的暗探和卖国贼，“一个厚颜无耻的赚血腥钱的家伙，一个继可恨的犹大之后天下最大的恶棍”，他的生活就是偷听，就是获取情报，就是拿到报酬：“他渡过海峡，在法国接受了一份差事：先混在同胞当中，引别人上钩，偷听别人的话：又渐渐混到本地人当中，引别上钩，偷听别人的话。”而辩护律师斯特赖弗先生却把自己叫做“相当富裕的男人，地位迅速高升的男人，有点名气的男人”，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慕就是为了过一种“舒心的日子”。而在这时代图景里，有两个人，却在追求着一种自由的生活。

一个是达奈，侯爵老爷的侄子，“对上等人的痛恨，是下等人不自觉地表示的敬意。”这是侯爵对他灌输的思想，而达奈却不想拥有这种家族的显赫赞美，他反对叔父对于穷人的“鞭子哲学”，反对被庇护的屋顶哲学，所以他从法国来到英国伦敦，教授法语，“家族的荣誉不会受到损害，在别的国家，我们的姓不会因为我受玷污，因为我在别的国家不用这个姓。”而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情，也完全是从内心出发，他遵守着马内特给他提出保守秘密的两个承诺。而律师助理的卡顿，却是一个沉默寡言，郁郁不得志的人，“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怪人拿起蜡烛，走到挂在上的一面镜子前面，照着镜子仔细地察看自己。”而这个和达内很相像的男人也爱上了马内特小姐，他向她表露心迹，向她敞开心扉，无非是从她的眼神中获得一点安慰，而充满爱心的马内特小姐对于卡顿也是充满了同情：“想到他荒废一生，日益沉沦，落头到不能自拔的地步，露西小姐在他回过头看她时，不禁为他失声痛哭。”

在马内特小姐身边的两个男人，达奈和卡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爱，而马内特小姐对于这两个男人，也都给了他们不同的爱，一种是追求幸福的婚姻坚守，一种是更多体谅和尊重的人格之爱，而这两种爱在这个时代的可贵也变成了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阐释。但是结了婚的马内特小姐还是听到了可怕的回声：“大约在小露西过第六个生日的时候，这回声才开始发出可怕的响声，好像法国遭到狂风暴雨，大浪滔天。”这是一起七百八十九年七月的一个晚上，目标是爵爷的城堡和全家的德法日、不停织着裹尸布的德法日太太，终于在红葡萄酒般的红色夜晚，向着巴黎无数贫穷、饥饿的“雅克们”发出了宏亮的声音：“爱国者们，朋友们，我们准备好啦！到巴士底狱！”警钟、战鼓和呐喊，开始了一场进攻，”干哪！雅克一号，雅雅两号，雅克一千号，雅克两千号，雅克两万五千号；以一切天使和魔鬼的名义：你们爱用什么就用什么，干哪！”以爱国的名义攻占巴士底狱，火烧爵爷的城堡，也发现“北塔楼，一百零五号”，发现一个医生的印记，这是革命，那七个获释的囚犯，那挑在长矛上的七颗血淋淋的头，那八座坚固楼的那该诅咒的要塞的钥匙，那些被发现的信件和早已因忧伤而死的从前的囚犯的其他纪念物，“圣安东发出响亮回声的脚步护送着诸如此类的东西经过破巴黎街道”，报仇、暴行、鲜血，巴黎的街道上都是那不易洗净的红色，“因为圣安东边叫喊边舞蹈，那愤怒时的血已经激得往上冒，在天快黑时，听到被处死那个人的女婿，又一个人民的敌人和侮辱者，由五百多名清一色的骑兵押送到巴黎来了，那血液又沸腾起来。”

这是疯狂的革命，这是危险的革命，而在这场风暴中，侯爵的老仆人加贝尔被关进了阿贝义监狱，“我分辨说，在查封移民财产以前，我就免除了他们已停缴的税；根本没有收租；我也没有诉诸法办，说也无用。”而在这阴森恐怖的监狱里，仆人其实不应该是被革命者，他们也是底层的那些“雅克”。为了拯救仆人，达奈告别了马内特小姐，只身返回法国，但是返回法国，他变成了移民，变成了爱国者眼中的被革命对象，“驱逐一切移民出境，回国者一律处死。”这便是法国新时代的法律，当达奈移交给福斯监狱时，他发出的那一声“根据哪一条法律，犯了什么罪？”显得那么苍白。而为了拯救入狱的女婿，马内特医生和女儿一起也回到了巴黎，在审判达奈的法庭上作为证人寻求解救之路。

而其实医生关于十八年监禁的证词揭开了巴士底的黑暗，虽然使得达奈免除了监禁，但是在他刚被释放的第二天，又被抓了进去，因为德法日的告发，他又成为共和国的囚犯，而马内特医生在监禁中写下的那封控诉信却也无力回天，“投票一致同意。彻头彻尾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恶名昭著的迫害人民的家伙。押回法庭监狱，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这便是在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中的审判，医生的力量和权力在新的苦难面前被击溃。

是的，这是新的时代：“国王受审，判处死刑，被砍了头；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宣布抗击武装的世界，争取胜利，或死亡；巴黎圣母院的几个巨大塔楼上日日夜夜飘扬着黑旗；有三十万人响应号召，从法国各种各样的土地上纷纷起来反抗世上的暴君，仿佛撒播了龙牙，无论在山丘，平原，岩石，砂砾，淤泥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下，在北方的阴云下，在沼泽地，在森林里，在葡萄园，在橄榄林里，在割了草，割了庄稼的地里，在大江大河丰饶的沿岸，在海岸的沙滩上，都同样结了果。谁的个人忧虑能抵挡自由元年的洪水：这洪水，发自地下，而非天降，天堂的窗户都关着，没有打开！”在这个自有怨念，这个天堂房子都关着的时代，砍掉了那么多的头，他们的身上，这块土地上，都是令人厌恶的红色，“一个国家陷入狂热，就跟病人发高烧时一样，不顾时间了。时而，刽子手提着国王的头示众，打破了那时全城不自然的沉默：时而，似乎就在同时，提着他美貌的妻子的头示众，那头，由于她在监狱里守寡，悲惨地苦熬了八个月，金发已经灰白了。”

到处是断头台，到处是流下的红色，到处是死亡，“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而在这个最高比较级的时代，红色成为最刺眼的颜色，而这一切或者已经远离了当初革命的目的，当马内特的那封手稿变成新的证据的时候，那种苦难和绝望又在新的时代成为难以逃脱的梦魇。“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所以狄更斯借用吉伦特派成员的妻子罗兰夫人的名言来指出这场革命的实质，实际上，在这场充满流血的暴力中，狄更斯倾向的是一种非革命的改良，“所以对于这一场革命，如果一切法律、规矩、仪式，先前没有被穷凶极恶地滥用，导致革命的自杀性的报复，把这一切完全废弃，那么，本来不会发生这种革命。”也就是说，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遵守而不是滥用法律、规矩和仪式，应该保持法庭在诉讼审理程序基础上的公正审判。而对于已经发生的红色革命，狄更斯提出的救赎方式，便是自我牺牲的精神。达奈入狱即将被处以极刑，在这样的悲剧面前，卡顿挺身而出，他掉包了即将送上断头台的达奈，对于这疯狂的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字：爱。因为卡顿从来都爱着马内特小姐，她曾给他人格的尊重，给他无比的关爱，所以对于卡顿来说，这是最好的报道机会——帮助马内特小姐所爱的丈夫达奈，就是帮助马内特小姐本人，因为他从来相信耶稣说的那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种爱是自我牺牲，也是最大的救赎，不管是曾经的罪恶时代，还是现在的革命年代，唯有着爱才能解救苦难，才能争取自由，才能从地狱中出现一个美丽的城市，才能使时代的邪恶真正消亡，而那最终的地方必是充满着幸福：“我做了一件比我所做过的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我就要去比我所知道的好得多，好得多的安息处。”